老啃族回乡盖房意愿的影响探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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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

摘要：

基于对福建省龙岩、漳州、厦门三个城市的“老啃族”回乡盖房意愿实证调研，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老啃族”回乡盖房意愿的总体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男性比女性回乡盖房的意愿更强烈；年龄、家庭经济条件对于“老啃族”回乡盖房意愿有正向影响，但在代际责任观和身份认同因素的影响下，家庭经济条件的约束力弱化，代际责任观和身份认同正向驱使“老啃族”回乡盖房的意愿。为此，需要引导社会公众转变代际责任与住房捆绑的观念，盘活农村住房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以改变人与住房关系异化的状况，从而改善“老啃族”的生存际遇。

关键词：

老啃族；回乡盖房意愿；代际责任；身份认同

盖房是农村村民及农村家庭生命历程中的重大事件，是一项家庭集体消费决策。在子女处于接受教育或未就业的阶段，家庭消费决策更倾向于将资金投入到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上，延迟家庭盖房计划的实施，但这一项“人生任务”在父辈那里从未被遗忘过。当子女学业有成或参加工作后，盖房成为一项重大议题被提上了生活日程，“拼子女”心态、面子需求等共同影响并作用于家庭中的所有成员。此阶段的子女正处于成家立业阶段，有的在城市立足的根基还未稳固，但这一群体是父母眼中的佼佼者，他们徘徊于乡村社会关系与都市社会关系之间，肩负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的双重压力。［1］综观现有文献，对这一群体生存问题的报道始于《南风窗》。2014年，李淳风在《重压下的城市“老啃族”》一文中指出：“老啃族，准确描述着如今众多出身农村的80后年轻人的生活状态，背负着历史对父母的亏欠、农村泛家族关系带来的沉重人情负担，犹如生活在一个漩涡当中”［2］。与农民工相似，“老啃族”出身于农村，主要亲属关系也在农村；不同的是，“老啃族”群体的职业性质及在城市中的社会地位比农民工高。但与城市本地居民相比，这一群体需背负双重的社会关系及人情负担，他们既没有“啃老族”优越的原生家庭条件，也没有像农民工一样得到社会各界和政策的关注。本文所探讨的“老啃族”是指出生于农村，通过上学、工作并定居在城市，但其主要家庭关系仍在农村，不仅要负担自己的生活，还要担负着农村父母及其重要亲属的人情责任与义务的群体。“老啃族”的生存际遇与心态对社会的和谐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但学术界和社会政策较少关注这一群体，为此，本文将对“老啃族”回乡盖房意愿进行研究，以期为处理代际关系和农村住房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代际责任

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本位的文化，伦理关系始于家庭，而又不止于家庭，个人之间互以对方为重。［3］代际伦理是从纵向维度体现和反映代与代之间伦理关系的伦理形态，是处理人类社会代际关系的道德规范。代际伦理结构既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社会结构相关联，也与个体因素有关。“父慈子孝”的双向义务结构是传统家庭代际伦理关系的轴心，“孝”是中国传统家庭代际伦理的典型表现形式。道义与功利相统一、和谐与整体相一致、生存与发展相协调是代际伦理的三大基本原则。［4］在传统社会，“反馈模式”［5］一直存在于中国乡村社会，并维系着代际间的和谐。在现代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变迁引发了价值观念的代际分化。一方面，利益（或功利）因素和对利益的考量已经渗入家庭领域、家庭代际关系双方平等意识增强［6］共同影响并作用于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这种代际伦理责任观在城乡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与城市相比，生活在郊县的“80后”更加传统，更认同媳妇要侍奉婆婆、子女要光宗耀祖等观念。［7］另一方面，宗法型家庭结构瓦解，传统家庭结构的小型化———由主干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变，引起纵向伦理关系的移位，家庭中心由父子关系转向夫妻关系，“出现了‘代际’关系的危机———亲子关系的疏远和‘孝亲’观念的淡化”［8］。这种代际失衡主要表现为，亲代与子代双方在付出与回报方面并不对等，在双方互动中亲代对子代的付出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有强化的趋势，而子代对亲代的付出则呈现减少与弱化之势。［9］家庭代际关系的内在平衡性，是维系家庭关系的重要维度。与“啃老族”相异，“老啃族”在成家立业前，用尽了父辈的积蓄，成家立业后，“回报”的心态及责任意识占主导，既要担负着自己的生活，也要负担在农村父母的生活。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第一个假设：H1：代际责任观对于“老啃族”回乡盖房意愿有正向性影响。

（二）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是个人或者集体界定自身处于某一特定语境中自我身份的标志”［10］，包括国家认同、集体认同、自我认同。自我认同指“行为体的自我认识或自我意识，它超越于身份，是行为体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多种身份的综合产物”［11］。身份是由一种环境激发的认识和被认识所促动而表达在一定环境中的互动过程。［12］因此，身份认同为个体的行为提供了一种框架和视界，决定了在各种情境中自我支持或反对的立场。“老啃族”拥有双重的身份标签，在农村人看来，已成为“城里人”，而在城里人看来，则是新城市人口中的“农村人”。“老啃族”成长、发展的环境是相异的，在家庭、工作情境、社会群体等多种外部环境的作用下，其身份在时空中不断变化和游移，既可能断裂，也可能交叉。“老啃族”对于自己身份的认同呈模糊化和多样性，在双重空间结构身份认同的纠葛中，缺乏归属感的迷茫往往产生身份认同的焦虑，并激励着这一群体去思考、寻找并重建身份。基于“老啃族”身份的多重性，检验这一群体是否为“成功人物”的身份认同也是双重的：一是城市社会的认同，二是农村社会的认同。“在城里买得起房、在老家盖得起房”是“老啃族”原生家庭、父母自豪感的来源，也是其获得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因而，本研究将“老啃族”家庭的经济条件及其对农村生活认同感作为衡量其身份认同的两个重要维度，并提出以下假设：H2：家庭经济条件对于“老啃族”回乡盖房意愿有正向性影响；H3：农村生活认同感对于“老啃族”回乡盖房意愿有正向性影响。

二、数据来源与测量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福建省社科联“代际理论视角下福建省农村住房消费问题研究”课题组对福建省龙岩、漳州、厦门三个城市的调研。首先，住房是一项家庭集体消费决策，在没有原生家庭做后盾支持的“老啃族”中，仅凭个人力量是很难实现的。其次，随着接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参与工作的时间也相应推迟，进而影响个体及其家庭所拥有经济基础的情况。基于以上两点考虑，本研究选取出生于农村，通过读大学、参加工作，在城市定居的28～40周岁的已婚群体作为被调查对象。该年龄段的群体刚从学校毕业或毕业不久，正处于成家立业谋求发展的阶段。为更好地选择有针对性的调查样本，本研究采用滚雪球抽样法抽取样本，灵活运用问卷调查与半结构访谈相结合的方法收集资料。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20份，回收有效问卷108份，有效回收率90％，其中男女比例为1∶1。

（二）变量与测量

1．因变量。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回乡盖房的意愿，是一种主观态度，主要通过询问被调查对象“你是否有回农村盖房的计划”进行测量。为了研究方便，将该变量设为虚拟变量，回答“有”的编码为1，回答“没有”的编码为0，在回归模型中，以“没有”为参照组。

2．自变量。盖房是一个家庭消费的决策，在研究农村盖房选择时，性别、年龄、家庭经济收入是常用的变量。本研究认为“老啃族”回乡盖房意愿既涉及经济因素也涉及情感因素，因而，本研究将“老啃族”回乡盖房意愿的影响因素分为个体因素、家庭经济条件、农村生活认同感和代际责任。

（1）个体因素。本文将性别、年龄两个因素作为考察“老啃族”回乡盖房意愿的个体因素。具体操作方式如下：性别为类别变量，1＝男，0＝女。年龄为连续变量，最大年龄40周岁，最小年龄28周岁。

（2）家庭经济条件。为使家庭的经济条件更好地解释对回乡盖房的影响，本文选择两个比较重要的且操作性强的指标：一是调查对象的家庭月收入（采用连续变量）；二是调查对象是否拥有城市住房（采用类别变量）。“老啃族”在城市工作、生活、定居，是否拥有城市住房将对其资金的运用方向有较大的影响，因而，本研究将是否拥有城市住房纳入其中进行考量，并设计了三个选项：未拥有城市住房；拥有城市住房但未付清房贷；拥有城市住房且已付清房贷。

（3）农村生活认同感。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个体对于居住地的物质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关注日益强烈，并将成为其以后置业计划考量的重要因素。因而，在分析“老啃族”回乡盖房意愿的影响因素时，应将被访者的农村生活认同感这一因素考虑在内。本研究主要从文化传承与开发、交通条件便利性、法治环境、生态环境、人际情感、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满意度对被调查对象的农村生活认同感进行测量，并采用李克特量表对被调查对象的态度加以细分，分为“非常不满意”“比较不满意”“一般”“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五个级别，分别赋值1～5分。这六个项目的Cronbach’salpha系数为0．921，表明其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可靠性，且KMO值为0．884，Bartlett球度检验卡方值为479．256，显著性系数Sig．为0．000（见表1），说明该量表内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为更好地建立数据模型，有效地解释“老啃族”回乡盖房意愿，在巴特利特球度检验基础上，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提取因子并提取特征根值大于1的特征根。从表2可知，所有的变量共同度均较高，各个变量的信息丢失较少，因子提取的效果较理想。此外，各个变量在“农村生活认同感”因子的载荷都很高，最低0．790，最高达0．936，说明各变量与因子之间的相关程度很高。

（4）代际责任观。代际责任涉及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本文将代际责任观具体操作化为“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经常寄钱给父母”“在日常生活中尊重父母的意愿”“在置业计划中尊重父母的意愿”等指标，由被调查对象判断这些陈述与自身状况的符合程度，答案包括“完全不符合”“比较不符合”“一般”“比较符合”“完全符合”，运用李克特量五级表法分别赋值1～5分，并对该量表进行Cronbach信度及KMO和Bartlett效度检验，Cronbach’salpha系数为0．863，KMO值为0．824（见表3），说明该量表内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Bartlett球度给出的相伴概率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说明该量表适合于因子分析。通过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可以看出所有变量的共同度均较高，各个变量的信息丢失都较少，因子提取的总体效果较理想。各个变量的因子载荷都很高，分别为0．816、0．856、0．828和0．872（见表4），意味着它们与代际责任观的相关程度很高。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71．161％，说明因子对于原有变量的解释信息丢失较少，因子分析的总体效果较理想。

三、研究结果分析

（一）变量基本特征的描述统计

1．“老啃族”回乡盖房意愿的总体情况。“老啃族”回乡盖房的意愿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被调查对象中，有回乡盖房意愿的48位，占总体44．4％；没有回乡盖房意愿的60位，占总体55．6％。且在各个年龄段中存在差异性，有回乡盖房计划的被访者中79％是处于36～40岁之间（见表5）。2．“老啃族”代际责任观的总体情况。为便于从总体上描述“老啃族”履行代际责任观的情况，将“完全符合”“比较符合”“一般”统一量化为“有承担代际责任”。调查显示，在基本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上，被访者能较好地尽到应有的责任。85．5％的被访者能够经常寄钱给父母，满足父母的基本物质需求。在“经常回家看望父母”这项指标上，比例也是比较高的，达到80．6％，这与访谈中收集到的“节假日基本都会抽时间回去看看爸妈”信息是一致的。而在尊重父辈权威上，则存在一定的差异性，82．5％的被访者表示在日常生活中会尊重父母的意愿，而在置业计划上则只有72．8％的被访者尊重父母的意愿（见表6）。3．“老啃族”农村生活认同感的总体情况。被调查对象对农村的生态环境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分别占4．6％、30．6％，在各个评价项目满意度中的比例较高；而对文化传承与开发的满意度则较低，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分别占1．9％、9．3％，42．6％的被调查对象对农村文化的传承与开发则表示比较不满意（见表7）。

（二）影响“老啃族”回乡盖房意愿的Logistic回归分析

为了检验本文所提出的假设，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以“回乡盖房意愿”为因变量，依次引入个体因素、家庭经济条件、农村生活认同感、代际责任观等自变量建构三个回归模型，从而分别讨论各种自变量对因变量———“老啃族”回乡盖房意愿的影响（见表8）。三个模型的NagelkerkeR2分别为0．697、0．726、0．767，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可以建模。模型1中引入了个体因素、家庭月收入及在城市拥有住房的情况等变量。从二元logistic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老啃族”回乡盖房的意愿存在个体差异：第一，以女性为参照组，性别变量呈正向显著，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男性回乡盖房意愿比女性更强烈。这与农村社会中家族、宗族观念较强，以及在以父系文化为主导的家庭制度中，男性承担着建立家业的责任是相吻合的；第二，年龄因素对于“老啃族”回乡盖房意愿有着正向影响作用。年龄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524（P＜0．01），表明年龄越大，回乡盖房的意愿越强烈。家庭经济条件对于“老啃族”回乡盖房意愿的作用而比较复杂，不仅要考虑家庭月收入总量，还应虑及资金运用的方向。盖房是一项涉及家庭集体成员利益的消费决策，家庭经济总量的增加，即家庭月收入状况的高低会对被调查对象回乡盖房意愿产生影响。从模型1分析的结果来看，家庭月收入对回乡盖房意愿有正向的影响作用，家庭收入越高的被调查对象越有可能回乡盖房。这一分析结果验证了家庭经济条件对“老啃族”回乡盖房意愿有正向影响的研究假设。然而，家庭资金的运用方向及被调查对象对自身置业计划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回乡盖房的意愿。“老啃族”这一群体通过自身的努力从农村走向城市，其在城市扎根及在城市中获得“城市市民”身份认同的意愿影响其家庭资金投入的方向。从三个模型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与“拥有城市住房且已付清房贷”的被调查对象相比，“未拥有城市住房”“拥有城市住房但未付清房贷”这两种情形对“老啃族”回乡盖房意愿有负向的影响；与此同时，“未拥有城市住房”的被访者与“拥有城市住房但未付清房贷”的被访者相比，回乡盖房的意愿更弱。“拥有城市住房且已付清房贷”的被调查对象的家庭经济条件比“未拥有城市住房”“拥有城市住房但未付清房贷”的被调查对象好，但三者在城市扎根并获得“城市市民”身份认同的意愿却同样存在。在有限的家庭经济收入总量的情况下，选择在城市购房以获得“城市人”的身份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未拥有城市住房”与“拥有城市住房但未付清房贷”的被调查对象回乡盖房的意愿，在三个模型中的回归系数均为负数（见表8）。在模型2中，引入农村生活认同感变量后，收入的影响作用不变，性别、年龄因素仍对回乡盖房意愿有正向的影响作用。通过考察被调查对象对农村文化环境、法制环境、生态环境、人际关系及交通条件等因素的评价来衡量其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村地区及农村出生的身份的自我认同情况，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对农村生活认同度越高，回乡盖房的意愿越强烈。这与原假设———农村生活认同感对“老啃族”回乡盖房意愿有正向影响相吻合。模型3将性别、年龄、家庭经济条件、农村生活认同感、代际责任观等因素纳入研究中，NagelkerkeR2为0．767，说明该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代际责任观对“老啃族”回乡盖房意愿有正向的影响作用，研究假设H1成立。通过对三个模型的比较分析可见，引入代际责观后，“未拥有城市住房”“拥有城市住房但未付清房贷”在模型3中的发生比小于模型1和模型2，表明“老啃族”受到泛家族观念和血缘关系的影响，即使在家庭经济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为了履行作为子女的责任，让父母在老家可以“有房住”，也为了回乡后获得家乡人的认可，“老啃族”有回乡盖房的意愿。代际责任观及其村里的“成功人士”的身份认同在一定程度上正向拉动了“老啃族”回乡盖房意愿。

四、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基于对福建省龙岩市、漳州市、厦门市三个地区的调查，利用小样本对“老啃族”回乡盖房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性别、年龄等个体因素对于“老啃族”回乡盖房意愿有正向的影响作用。在家族、宗族观念的影响下，男性较女性有较强的回乡盖房意愿。此外，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啃族”回乡盖房的意愿越强烈。这与中国人重视“根”的情结是相吻合的，年龄的增长，落叶归根想法愈发强烈。这既是“老啃族”从农村走向城市后反哺原生家庭、承担代际责任的一种典型体现，也是“老啃族”通过住房这一物质符号来获得家乡村民及亲属认同的体现。其次，“老啃族”回乡盖房意愿受到经济利益的约束。通过研究发现，家庭经济条件对于回乡盖房意愿有正向的拉动作用。与“在城市拥有住房且已还清房贷”的人群相比，受经济条件的约束和获得“城市市民”身份认同的趋使，“未拥有城市住房”及“在城市拥有住房但没有付清房贷”等因素影响其回乡盖房的积极性。再次，农村生活认同感和代际责任观对于“老啃族”回乡盖房有正向的影响效应。通过对三个模型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在农村生活认同感、代际责任观因素的影响下，是否拥有城市住房这一变量的发生比在减少，代际责任观正向驱使“老啃族”回乡盖房的意愿。

综上所述，受代际责任观和农村、城市双重空间身份认同的纠葛与影响，“老啃族”这一群体有着回乡盖房的意愿。然而，从农村现有的住房利用率情况来看，空置率高，而代际责任和身份认同共同促使“老啃族”及其原生家庭为了置办一个“体面”的家业，而使大家庭和小家庭处于生存压力的旋涡中，影响“老啃族”的生存际遇和社会心态。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第一，引导社会公众转变代际责任与住房捆绑的观念。代际责任是多维的，既有精神上的慰藉，也有日常生活上的照料，住房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作为子女在反哺原生家庭时，应该要从精神上和日常生活照料方面入手。此外，个体应结合自身的经济状况，不能一味地强调住房的符号价值和身份、地位象征，更应从实用性和长期效益考虑是否应该盖新房或者是旧居改造，抵制消费主义的不良影响。第二，政府应盘活农村住房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如完善农村的宅基地政策和房屋建造的长远规划，避免重复翻新、建房带来的相互攀比，以盘活农村住房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从而弱化由住房问题带来的身份认同危机和代际责任履行的纠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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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钱英超．自我、他者与身份焦虑———论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及其文化意义［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4）：4－12．

作者:卢宝蕊 单位:龙岩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