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侯孝贤电影的悲剧情怀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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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侯孝贤依据对人生的深刻关怀和认知，结合自身的人生感知和经历，摄制了多部富有悲剧性色彩的电影，成为台湾新电影运动的主力，被人们称为电影悲剧艺术大师。他的电影以悲剧居多，其独特的悲剧意识和悲剧情怀主要源于他特殊的人生际遇和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侯孝贤主要通过其富有个性的意境营造、场景设计和镜像语言等表现手法，将生命、亲情、乡情和历史文化等悲剧主题呈现给世人，同时深刻地折射出侯孝贤电影中社会意识和人文关怀深沉的悲剧情怀。

关键词：悲剧情怀;人文关怀;意境

侯孝贤，台湾电影导演。1973年踏入电影界，1975年起从事编剧工作，因1980年首次执导第一部电影作品《就是溜溜的她》而成名，引领“台湾新电影”浪潮，并以“悲情三部曲”确立了台湾电影泰斗级大师的地位。侯孝贤的每部电影作品都有较高的水准，为台湾的民众与历史记录下生动的篇章，其中尤以悲剧最为众人熟知，他电影中惯用的长镜头等拍摄方式也成为侯孝贤电影抒发悲剧情怀、关注人生关怀和体验大众悲情的特色与标志，独特的悲剧情怀使得侯孝贤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电影风格。

1.悲剧情怀的形成原因

1.1悲惨人生际遇在侯孝贤导演的电影作品中，绝大多数都是悲剧，悲剧情怀的形成成为其所有作品中的美学意识形态的支撑。侯孝贤的悲剧情怀主要来自与生俱来的悲观情绪，即侯孝贤本身对人世痛苦的主体性宣泄。他的人生际遇一开始就为他的电影风格奠定了基调，浸满了他的大部分电影素材，而他的电影主题，也映刻到了他的个人质地里。侯孝贤1947年4月出生于广东省梅县，不到一岁时便跟随父亲从大陆迁居台湾，后由于政治原因无法回归故乡，长期定居于台湾高雄。回想起侯孝贤的童年，更多的是不堪回首的惨痛记忆，他12岁时父亲便去世，17岁时母亲去世，随后祖母也相继过世，亲人接二连三的离去使他的童年破碎不堪，他甚至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家乡，连维持生计都很艰难，转眼间变成了一个举目无亲的孤儿。1985年，侯孝贤筹划拍摄了半自传体电影《童年往事》，在影片中阿孝这个角色便是侯孝贤本人童年经历的缩影。正因为这种悲惨的人生经历，让侯孝贤在他电影的创作中形成了深刻的悲剧情怀，这种人生的悲凉感在侯氏电影中潜移默化地揭示出来，创造性地阐释了侯氏电影悲剧艺术观，让他能够冷静客观的观察身边的人和事，让他用平静的眼光去看待真实，探索人生的本质。由此可见，侯孝贤导演的电影，与他本人的成长经历和生活历练密切相关，他的“成长四部曲”：《童年往事》、《风柜来的人》、《冬冬的假期》、《恋恋风尘》，可以说是对他青少年成长经历的完整诠释。

1.2传统文化熏陶当代的台湾电影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台湾的新电影运动中尤为突出。作为台湾“新电影”运动的领军人物，侯孝贤在20世纪80年代台湾艺术电影的盛况中是不可忽视的，他创作了许多体现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热爱与反思的影片，尤其是早期作品,深深地镌刻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侯孝贤艺专毕业之后当了编剧，第一个本子就是从元曲改编的。侯孝贤说“我们要把电影拍好不是在于影像处理本身，而是我们对文学、对造型艺术，要有很深的熏陶和熏染。我自己的例子就是从小喜欢看自己喜欢的东西，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1]从小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侯孝贤，在他独特的电影风格中，通过小人物悲惨遭遇的刻画，来唤起人们的同情，唤醒社会的良知，这是他创作的出发点，同时也符合中国文人悲天悯人的一贯情怀，流露出浓郁的传统文化倾向。电影《刺客聂隐娘》就是侯孝贤根据唐传奇故事改编，在这部影片里，他保持了自己长久以来的一贯风格，仍是长镜头和固定机位，几乎没使用电脑特效，片中演员对白均采用古汉语，正是为了增强历史感，古文对白成了影片拍摄过程中最大的亮点，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侯孝贤的影响。出于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和人生的深刻关怀，逐渐形成了侯孝贤式独特的观察人生和体会生活的角度和个人见解，在无限时间和空间的流变中，产生了对人生命流动的苍凉之感，体现电影角色对成长和人生的感慨。也正是侯孝贤悲剧电影中对社会的深刻剖析，显示了无形的艺术力量。

2.悲剧情怀的题材呈现

2.1彷徨迷失的苦涩青春自1983年开始，侯孝贤摄制了多部关于苦涩青春的电影，除了描写自己童年悲惨经历的《童年往事》外，还有讲述一群男孩子在高中毕业后的青春成长中遇到的迷茫与困惑的《风柜来的人》，也有林晓阳在经历青春迷茫后蜕变成熟的《尼罗河女儿》等等。这些影片都以苦涩迷茫的青春为出发点，来烘托整部影片的悲剧氛围。侯孝贤创作的电影《童年往事》，讲述了男孩阿孝在家庭与生活的变化中成长的故事。1946年，阿孝举家从广东梅县迁往台湾凤山，在这里，他度过了轻松快乐的的童年。直到久经病痛的父亲去世，阿孝的童年生活才落下帷幕。他开始了莽撞、叛逆、躁动不安的青春期，结伙打架、打撞球与老兵起冲突、追求同班的女生等一系列叛逆行为充斥了他的青春，但随着大姊的出嫁、母亲从发现喉癌到痛苦地离世、祖母的过世、高考失利无法读大学，阿孝经历了诸多家庭的不幸，以当兵告别了这段苦涩的青春。电影《童年往事》与其说是创作的故事，不如说是侯孝贤对自己童年的追忆在电影中的映射。影片描写了一个家族的悲欢喜乐，面临生老病死的态度以及对生命成长的关怀，迷茫和忧伤弥漫在侯孝贤的整个青春时光，也是他的切身感受，电影《童年往事》中关于青春成长的苦涩和苍凉，为侯孝贤的悲剧情怀奠定了基调。《千禧曼波之蔷薇的名字》是2001年由侯孝贤执导的一部有关青春成长的影片。故事讲述了一个年轻女孩虚幻颠簸的青春故事，折射出世纪初都市年轻人的青春情感迷失。侯孝贤往往对成长的岁月和青春的逝去流露出淡淡的感慨，青春期的成长总是与痛苦结伴而生的。

2.2哀而不伤的永恒乡愁作为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先锋，侯孝贤的许多电影里都少不了关于乡愁的描绘。他的早期的电影中充满了悲悯的人文意识，用诗意的乡土情怀，来抒发他的寻“根”情结。他擅长用意象来烘托思乡之情，例如火车。在《恋恋风尘》和《南国再见，南国》中的归途列车，便是侯导对故土的留恋。《南国再见，南国》中的主角们站在火车上，他们不知何去何从，无法回到大陆，更不知道会面临什么，“南国”就像是旧世界，是故乡，火车的路径便象征着对旧世界的背离，也揭示了他们终将离开故土，投入未知时代的洪流中。他们没有家，没有亲人，更没有未来，只有背井离乡的痛苦和抹不掉的淡淡乡愁，长长的列车连接的不是始发站和终点站，而是连接着新旧两个世界，也连接着欲望和乡愁。在《冬冬的假期》中，阿公教冬冬背书，冬冬勉强背出“胡马依北风，越鸟朝南枝”和“独在异乡为异客”，表现了台湾流离一代对于大陆的眷恋。《童年往事》中的阿婆，传统保守，有着根深蒂固的乡愁之情。她始终惦记着大陆，每天铰纸钱，盼望回大陆后拜祖先。她一次次拖着年迈的身体的试图能够走回大陆，却无奈最终客死他乡。阿孝的父亲听信老友的劝说，全家迁往台湾，他以为三五年内可返回大陆，因此甚至不愿意买贵重的家具，在他心里他们只是异乡人，并不属于这里。所以无论是侯孝贤本人，还是他电影里的角色，都代表了曾经背井离乡到台湾来的那辈人的真实写照。侯孝贤在这些电影中倾注了自己的悲剧情怀，暗含了“落叶归根”的强烈信念，使得乡愁的含义因而变得更加的浓厚。《诗经》云：“哀而不伤”，侯孝贤影片中的永恒乡愁，无论多么悲哀，最后都不会绝望。对于侯孝贤来说，电影是永远的乡愁，是他不断找寻解读世界的方式，更是他悲剧电影中必不可少的独特情怀。

2.3悲天悯人的沉重历史侯孝贤认为，他拍摄《好男好女》、《戏梦人生》和《悲情城市》的主要原因，正是因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期间的这段历史并没有在台湾中学的课本里提及，他想要记录这段时期的历史，因为它从根本上塑造了人们现在所认识的台湾，他希望人们可以正确看待和了解它。电影《悲情城市》是关于那个时代台湾历史的无奈记忆与台湾文化身份的最后考证，是侯孝贤导演电影历程的高峰，也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作品。影片以台湾“二•二八”事件为背景，讲述了1945年日本投降到1949年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之前，林氏家族在台湾殖民化过程中所经历的世事与沧桑。在这部电影里，侯孝贤将主题、个人命运与时代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而使个人的经历与民族的历史合而为一，以一种更具本人个人特色的叙事方式展示了整个时代。台湾学者焦雄屏曾经评价《悲情城市》：“通过一个台湾‘本省人’家庭的毁灭和灾变，透过一大片黑暗和光明之间灰色地带的人世沧桑，直追台湾40年来政治神话的症结，家庭变迁实际是民族命运的缩影，是沉重的心灵在历史阴影中的挣扎。”[2]侯孝贤的多部电影里都蕴含了悲情历史的主题，正是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和悲天悯人的情怀，促使他将目光从小人物转向台湾的历史。这一时期的作品除了《悲情城市》外，还有《戏梦人生》和《好男好女》，合称“悲情三部曲”，较为真实地记录了很多人不敢直面或者不了解的悲惨历史。他始终持以包容的态度和对人文精神的关怀，真诚地关注个体成长和在历史变迁中的命运，以一个电影人特有的悲天悯人的情怀而不是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待历史。

3.悲剧情怀的表现手法

3.1悲情意境的营造“意境”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美学滋养出来的一个美学范畴。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指出：“艺术家以心灵映射万象，代山川而立言，他所表现的是主观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这灵境就是构成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意境。”[3]简而言之，意境就是一种情景交融的诗意空间。侯孝贤悲剧电影意境的营造，在其将电影的诗化过程中得以彰显。提到侯孝贤的电影诗化，自然会联想到柳永《蝶恋花》中“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佳句。他的悲剧电影非常重视影片的诗情和韵味，擅长将不尽的愁思借诗一般的画面和表现手法寄托于电影中，在侯孝贤看来，悲剧电影的创作手法并不是将故事叙述得多完整，故事情节多么跌宕起伏，而是像这柳永词一般，在情境中可以领悟到生命的真谛。这种主观化的美学倾向，使得侯孝贤被人们认为是个抒情诗人，而不是说故事的人。即所谓的“诗性大于故事性”，这和侯孝贤悲剧电影中所散发出的诗性气质再符合不过。“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在影片《刺客聂隐娘》中，依然可见这种诗化电影的悲剧创作手法，其画面优美，气韵悠长，宛如看一幅古典水墨画，以东方式传统的含蓄和文言文对白，赋予了侯孝贤电影独特的意境。影片中无论人物还是时间，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在侯孝贤看来，这种情感和意境的体现方式契合了沈从文“冷眼看生死”的人生态度，而不管有多少的苦楚与感慨，镜头一转，依旧是满目的绿水青山。在这样的诗意叙述下，聂隐娘的孤独感被放大，影片中每个角色的气质都沉静了下来，侯导将中国画中讲究的留白、意境，通过镜头语言承载着无数小人物角色的悲凉与凄苦，赋予了影片质朴的诗意气息，这种悲剧手法使他的悲剧电影暗含着清晰的人文意识。“心无诗意，不敢读侯孝贤”，侯孝贤的悲剧电影创作艺术是一种静水流深中透视着丝丝浓情的中国古典美学形态，他期望在入世的现实生活中遁世，儒学的生活态度和道家的思想浸透了侯孝贤电影艺术的视听表达。

3.2悲情场景的烘托侯孝贤的悲剧情怀还通过场景的烘托来体现电影中的人物关系，从而增加悲剧美的效果。特定的场景产生特定的情感。影片《刺客聂隐娘》中大部分在湖北省内取景，因为利川、随州、武当山、神农架的景色风光完全符合他对电影场景的想象。影片中聂隐娘在道观习武的这场戏，便是在武当山拍摄的，南岩立于崖壁之上，泰常观、飞升崖、雷神洞以及太子洞古朴的场景，与影片的整体的质朴风格非常符合，也意在烘托沉谧悲凉的气氛。电影《最好的时光》中有三个时代背景，截取了主人公在三个不同时代里截然不同的风情，诉说了一段“三生三世”，情缘未了的爱情。第一段“恋爱梦”和第二段“自由梦”的故事场景，皆是侯孝贤导演本人溜街串巷临时寻找的场地，而在第三段故事“青春梦”的场景中，主演舒淇迷茫地蹲在屋顶，她背后没有充满现代感的写字楼，也没有繁华时尚的商场，只有一条真实展现普通人市井生活的台北街道，这便是对当代台湾年轻人的真实写照，以这种自然普通的真实场景来将观众带入影片情境之中，仿佛影片中的悲剧就发生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让人对逝去时光产生淡淡的伤感。侯孝贤对悲剧场景的设计，呈现给观众独特而强烈的画面孤独感，每一处场景的选择都具有象征意义，不仅可以承载人物之间的悲伤情绪，还可以借此烘托理想与现实之间无情的碰撞，时间与空间二者间冗长的苍凉感以及人生的混沌与迷惘。

3.3悲情镜语的运用如果说电影是浓缩版的人生，在两个小时内讲述或短或长的故事，那么大多数电影都是采用快速的表演与拍摄手法，将生活的缩影快节奏地呈现给观众。然而，侯孝贤的电影却是用缓慢悠长的镜头，一点一滴真实地再现生活中的时间和节奏，以一种冷静客观的目光，注视着电影中的人和事，不紧不慢的娓娓道来，给观众带来前所未有的体验。长镜头是指的是对一个场景、一场戏进行连续地拍摄，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镜头段落。[4]对于许多导演来说，长镜头也许只是一种普通的镜头方式，在特定的情节中才会使用，然而对于侯孝贤来说，长镜头却是最熟悉不过的表达方式，固定长镜头、景深长镜头、运动长镜头，这一切都在他的影片中运用的挥洒自如，已成为他影片最鲜明的印记。在《刺客聂隐娘》中，为了还原中国文化中的仪式感，他用擅长的长镜头，描述仆人有条不紊的动作，用几十秒展现山川湖泊，给悲剧电影本身增添了几分静谧感。《童年往事》中父亲去世时，阿孝与家人从惊吓得不知所措，到悲恸再到慢慢接受的过程中，侯孝贤以一种旁观者态度，采用一系列的长镜头，冷静而深刻，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也没有矫揉造作的镜头，给观众以慢慢接受和体会的空间，阿孝也在这种生死离别的痛苦中慢慢成长。此时无声胜有声，平静客观的长镜头更加能够烘托悲剧的气氛。作为一位拥有冷静视角和独特艺术造诣的电影人，侯孝贤通过淡化主观情绪、空远悠长的长镜头运动方式以及舒缓的配乐，在电影中诗意化的诠释了故事情境和他所想要表达的悲剧性理念，描写生命中的吉光片羽，柔情与坚韧并蓄，表现对于人生的终极关怀。

4.结语

侯孝贤是一个擅于用悲剧来抒情的导演，他的电影揭示了当代社会的悲剧形态，他利用独特的悲剧性理念揭示人们最为孤独的一面，让我们去了解现实中人文关怀的真实情感，并窥视了社会底层小人物内心最为沉痛悲伤的一面，但在人生的苍凉中和心理的悲鸣中，又体现了人们面对苦难的求索和对命运的抗争。他习惯用这样的悲剧方式和悲剧情怀来表现出电影中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温暖与关怀。他充满悲剧意蕴的影片，倾诉个体成长与人世沧桑的喟叹，也是侯孝贤本人对无限时间与空间和生命的感慨。

参考文献

[1]何玉新.侯孝贤———用胶片与时代作最后的抗争[J].时代人物.2015（9）.

[2]闫彩蝶.剪不断的乡愁———试论侯孝贤影片的寻“根”情结[J].福建艺术.2005(11).

[3]宗白华.美学与意境[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10.

[4]赵天杰.纪录片拍摄的原则与手法[J].大众文艺.2018(8).

作者：李奕欣 单位：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