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青少年的语言情感与文化认同范文

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华裔青少年的语言情感与文化认同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东南学术杂志》2015年第四期

一、语言情感与语言情感研究

“认同”属于心理学概念，最早由弗洛伊德提出。他认为:认同是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对象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在现代汉语词典里，“认同”(identity)指“承认、认可或认为跟自己有共同之处而感到亲切”，具有“归属感”的涵义。现代意义上的认同研究一般包括个人认同和群体认同两个维度。而群体认同则包括社会认同、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等。语言认同是一种文化心理的趋同现象，也是一种文化认同，是指个人或群体对某一语言承认、认可的过程或趋同的结果，包含很多因素，比如情感、认知、行为倾向等，因此语言认同包含语言认知认同、语言情感认同和语言行为倾向认同。我们认为，语言是文化的核心，是族群认同的一个重要指标。它不仅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族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族群寻求认同、确立自身合法地位的重要手段，并在某种意义上关乎着族群的生存，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所在。

社会学研究表明，个体融入群体及群体的协调维系，都与语言认同有密切的关系。或者说，不同个体构成群体、群体的和谐达成，都有着语言认同的促动。语言情感是使用者内心对语言的稳定、深刻而持久的评价，包括正面评价(如喜欢)和反面评价(如害怕、困难、不喜欢)。正面评价反映了语言使用者对语言的接受和喜爱，是非消极性的情感，反面评价反映出语言使用者对语言的排斥、害怕和恐惧，是消极性的情感。语言情感是一种语言在使用者内心的体验，是某个群体接受或学习一种语言的动力之一。因此，我们认为对语言情感认同的研究，可以了解语言使用者的语言态度，了解某种语言在学习者心目中的地位和价值，进而透析语言使用者产生该情感的认知因素。对语言情感的研究学术界一直很关注，也有不少成果，但在研究的内容和方式上存在一些盲点。有些研究者将语言情感与语言态度混淆使用，在研究中忽视情感产生的根源，也就是说忽视了情感与认知的关系。我们认为，语言情感是一个过程，要以认知为基础，认知产生情感，对事物的感知影响着情感。同时我们也认为，情感还受行为的影响。以往对语言情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从人类学及人口学的角度探讨华裔的融入程度和华人的属性认同;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调查不同方言区民众对普通话、方言的情感认同、少数民族对民族语言的情感认同、不同族群的文化认同的研究;但是，在语言情感的研究中还鲜有将母国语言和居住地语言、他国语言的情感认同放在同一层面探讨的。众所周知，菲律宾与中国往来甚早、历史上贸易往来频繁，根据菲律宾移民局2012年的统计，在菲律宾国家中，华人血统约占百分之二十;以菲律宾现有的人口来说﹐有华人血统的可能超过一千万人。由于历史和地理上的关系，在菲华人百分之八、九十以上属于闽南人。华侨到达异国，为了生活上的需要他们积极主动地融入居住国的文化，进行自身的本土化过程。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与东南亚其他国家一样，在菲华人经历了受排挤、菲化的过程，之后日渐融入菲主流社会，在形式上成了菲律宾人。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在东南亚的华侨已经是第二代甚至是第三代、第四代了，并已经在社会和文化上分别融入了各自所处的社区和民族群体，虽然他们有一部分还会说方言或普通话，但他们所讲的方言可能已经被当地语言涵化了。方言一向被认为是民族语言的组成部分，因此，认同方言也就是认同民族语言。对于菲律宾华裔来说，汉语就是菲律宾华裔的母语，闽南话是他们的母言，对闽南话的认同其实也就是对民族认同的一个标志。根据我们调查得知，闽南话是菲律宾华人社会的通用语言，也是菲律宾主要的商业语言。菲华后裔在语言学习中大多先学会说闽南话，菲律宾的华裔文化和风俗习惯也大多靠闽南话来保持。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东南亚华裔对母国语言包括汉语和闽南话的情感认同意义重大:了解华裔对祖籍地语言情感的认同，可以揭示华裔对祖籍国认同与祖籍地认同的联系和差异;研究华裔的语言情感认同，可以了解这个群体对自己族群归属的认知和对某种语言的情感特征，探究这个群体对民族传统和族群认同度;了解东南亚华裔的语言情感认同，可以有效地针对华裔的语言情感，有的放矢地开展汉语传播，促进汉语的国际推广。菲律宾的华裔结构和华裔融入居住国的过程在东南亚具有代表性，青少年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风向标，菲律宾华裔青少年的语言情感认同是研究华裔语言情感认同的一个很重要的参数，因此我们选择菲律宾华裔青少年作为研究对象。基于菲律宾特殊的语言环境，大多数的菲律宾华裔青少年从小都接触闽南话、汉语、英语和菲律宾语言;因此，为了有所比较，我们将以上四种语言的情感放在同一平面做比较研究。在研究方式上，过去对语言情感认同的研究，大多运用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方法，如最典型的做法是问卷调查和变语配对研究。问卷调查一般采用由被调查者自己填答问卷的方式，这种研究方式在与被调查者的接触中调查的目的已经有所暗示，调查结果缺乏客观性，结果的深度不够。而变语配对法则受到测试样板语言能力差异的干扰。我们认为，当下更应该在语言现实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身的思维优势，用更合适的研究方法展开研究阐释。

心理学的“自由联想”被称为“联想实验的基本方法之一”①，是通过调查潜意识对外在刺激的反应来获取个体头脑中的认知信息。将联想到的词联系起来，就可能完成对一个人心理情结的了解，也证明了人们所无法直接接触的潜意识的存在。②这种方法是一个人在某个节点上对词汇的激发与激动，表面上看反映了一个人的词汇储备量，实际上是从潜意识里激发出来的对人的心理现状及生活现状的写照。这种测试方式可以摆脱传统的“问卷调查”方式的缺点，摆脱已定的概念形式，更深刻地挖掘受试者未被人发觉的内心深处的认知反映，推测思维主体由此得出的选择性行动。因此，本文将通过心理学的词语自由联想方式获得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对“闽南话”、“汉语”乃至“英语”、“菲律宾语”四种语言的情感特征，有效地了解菲律宾华裔青少年这一群体对这四种语言的情感认知，分析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对自己族群归属的认知和对某种语言的情感特征，探究这个群体对民族传统和族群的认同度。

二、调查过程与数据分析

我们把初到福建的菲律宾华裔青少年作为调查对象，包括厦门海外教育学院14人、福建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29人、华侨大学华文学院43人。分别以“闽南话”“汉语”“英语”“菲律宾语”作为目标刺激词语，并设置“运动”“美食”“海洋”“报纸”等非目标词语作为干扰词，要求被试在刺激词呈现后立即把他想到的任何词记录下来，数量不限，每个刺激词间隔20秒。为了尊重联想的规律，保证在有限的时间内被试者的书写速度，我们允许被试者用最熟悉的语言(可以是英语、汉语或者菲律宾语等)书写。本次实验共回收样本86份，借助excel统计方式进行统计分析。

1.刺激词“闽南话”的联想分析(1)数量分析扣除字迹不清或语义相近替代，(如“非常难”“很难”取一个代替，“奶奶”“我的祖母”取一个代替)。这样对“闽南话”的刺激联想实验共获得209个数据，其中包含80个词语。我们首先对第一个被联想到的词语进行统计。因为我们认为，并不是所有被联想到的词都能够反映一个群体的认知情况。同样是联想，“第一个被联想到的”和“第二个被联想到的”、“第三个被联想到的”对于认知的关联性是不一样的，“第一个被联想到的”显然更有价值，在联想者的心理结构的重要性更高些。在86份样本中，第一个被联想到的词语有40个。其中“第一次被联想到的”包括:家庭成员“爸爸”“妈妈”等7人次，“家”的概念包括“家”“家人”“家乡”等9人次，与“中国”概念有关的2人次，与“华人”概念有关的4人次。我们将被联想到的词分成两类:消极意义和非消极意义，所谓消极意义就是削弱对某个主体的认同感，非消极意义包含积极意义和中性意义，就是增强或保持对某个主体的认同。对“闽南话”的联想具有消极意义的词语有四个，非消极意义和消极意义的词数量比是36:4。(2)“加权”分析为了更加全面准确地揭示被试者整体的认知情况，我们认为仅仅考虑“第一个被联想到的”显然还是过于片面，因此，我们试图用“加权”统计法进行统计，将受试者的认知情况全面地反映出来。具体做法是:设定“第一个被联想到的”词语权重为2，“第二个被联想到的”词语权重1.9，这样依次类推，第三个为1.8，第四个为1.7。例如，“家人”这个词“第一个被联想到”4次，得4×2分，“第二个被联想到”2次，得2×1.9，“第三个被联想到”1次，得1×1.8分，“第四个被联想到”0次，得0×1.7分，“第五个被联想到”1次，得1×1.6分，那么“家人”的权重得分就是15.2。我们对在刺激词“闽南话”的刺激下被联想到两次或两次以上的词语进行加权统计。我们发现:在对“闽南话”的联想中，包含特殊积极情感的“家”的概念词“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家里”“家乡”“家人”“家乡话”“父母”等，其数值总数是83.9。通过刺激词联想到的地名有“晋江”“厦门”“中国”“泉州”;蕴含语言态度和语言能力的有“(很)想学”“我会说一点”“我会说”“(很)有趣”“(很)难”。其中，“听不懂”“(很)难”具有消极意义，非消极意义的加权数值和消极意义的加权数值比是334:19.4。

2.刺激词“汉语”的联想分析对刺激词“汉语”的联想，我们共获得295个数据，共包含97个词，第一个被联想到的词语有29个。其中“(很)难(学)”被第一个联想到的次数最多，达到20次，其次是“中文”“中国”“中国人”。在以上词语中具有消极意义的有“(很)难(学)”“复杂”两个。非消极意义和消极意义的词数量比是18:2。以上词语具有消极意义的有“复杂”“(很)难学”，消极意义主要集中在学习的难易上;“丰富”“国际语言”“需要”“重要”等均具有非消极含义，含有对语言地位、学习重要性等的评价。被联想到两次或两次以上的非消极意义的词语数量与消极意义词语的数量比是20:2。刺激词“汉语”获得的加权总数值是364.5，其中含有消极语义的数值是64.2。非消极语义与消极语义之间的权重比值是300.3:64.2，二者接近5:1。

3.刺激词“英语”的联想分析对刺激词“英语”的联想共获得213个数据包含92个被联想词，我们同样做了同义归类，如“全世界通用的语言”“世界通用语言”所表达的意思一致，我们选择了“世界通用语言”，这样共获得第一次被联想到的词语40个:以上词语中“复杂”和“很难”具有消极的意义，主要是学习的难易上的情感，具有非消极意义的有“国际语言”“国际(化)”“(世界)第一语言”“不难”“不太难”“喜爱”“好”“世界通用语言”等。在加权统计中，具有消极意义的词语消失了。以上的词语我们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表示学习的感受，如“不太难”“(比较)简单”“容易(学)”“有趣”“喜爱”;第二类表示语言的地位，如“(世界)第一语言”“(世界)通用语言”“全球化的语言”“国际(化)”“(很)重要”等;第三类表示与语言有关的因素如“语法”“书”“美国”等。关于“英语”的联想共获得289.1，消极意义的加权数值为0。4.刺激词“菲律宾语”的联想分析华裔在菲律宾生活，主观上需要积极融入菲律宾社会，菲律宾语是生活中必须要使用的，因此我们还对“菲律宾语”做了测试，共获得180个数据包含74个被联想词，第一个被联想到的有。我们获得权重数值239.9，其中具有消极意义的4，占1.7%，具有非消极意义的权重值是235.9，占98.3%。

三、数据分析获得的启示

根据以上的测试和统计，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刺激词“闽南话”“汉语”“英语”“菲律宾语”被联想的权重值分别是351.4、364.5、289.1、239.9，对“闽南话”“汉语”的联想值远远超过对“菲律宾语”的联想，这是否可以说明，受试者对汉语和闽南话具有更开阔的想象空间?这种开阔的想像空间根源是什么?是对祖籍地或祖籍国的向往?是受长辈的影响?还是有更深刻的原因?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更深入的思考。在对刺激词“菲律宾语”的联想中出现了“印尼”“西班牙”“普通话”“汉语”等的字眼，这种现象也值得我们关注。第二，语言的情感是复杂的。假如我们将语言情感分成若干维度:亲切度、全球影响度、易懂度、个人喜好度，根据词义的情感内涵，我们把联想到“家”“父母”“故乡”等概念的视为语言的亲切度，把联想到“有用”“国际语言”“世界第一语言”“国际化”“全球化的语言”“需要”等概念的视为全球影响度，把联想到的“(很)容易”“好学”等概念的视为易懂度，把联想到“丰富”“有趣”“有意思”等概念的视为个人喜好度。那么四种不同语言的四个不同情感维度的权重值分别如下表:以上统计显示，英语属于全球影响度高的容易获得的语言，汉语属于亲切度高的有归属感的不容易获得但具有一定全球影响度的语言，菲律宾语属于亲切的容易获得的全球影响度低的语言。在四种语言中，闽南话的亲切度最高。在对“汉语”的联想中，“(很)难”是一个被高频联想到的词语，但是又联想到“必须学”“很重要”。在对“英语”的联想中，“容易”“好学”被高频率联想。即便被试者认为闽南话和汉语的易懂度低，但调查的结果显示被试者对这两种语言具有较高的喜好度。我们认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应该从根源上去寻找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寻找适合语言特征的教学方法，将“难”变“不难”甚至变“易”，减少学习者学习汉语和闽南话的主观障碍。全球影响度反应语言的全球声望和地位，我们注意到，在对“汉语”和“英语”的联想中，“重要”“世界语言”同时被联想到，说明汉语和英语都具有一定的全球影响度，但在对“英语”的联想中，“国际语言”“世界第一语言”“国际化”“全球化的语言”等词语被联想到的频次远远高于“汉语”，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在华裔青少年的心目中，汉语和英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但英语的全球影响力明显高于汉语?学习者普遍认为英语易懂、易学、有趣，这种心理认知是否会促进学习者对英语的接近?亲切是情感认同与归属感构成的重要因素，这就意味着，华裔与汉语、闽南话相关度最高的是他们的情感认同，语言的归属感是促进青少年学习该语言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统计显示，华裔青少年对汉语和闽南话的亲切度高，这可能也是他们学习汉语的内在动力之一。这是否可以认为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学习英语的工具性动机更强，而学习汉语的内在融入动机更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被试者对汉语的个人喜好度最高，我们认为这也是学习者接近汉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心理学家认为，人的心理结构包括三个系统: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其中认知是情感的源泉，以情感为导向;情感是行为活动的源泉，以行为活动为导向，这三个系统互相作用、互为前提、共同发展;认知改变情感，情感影响认知。同样，情感对人的行动可以起到积极地增力作用，也可以起到消极的减力作用。积极地情感能提高人的积极性，消极的情感会削弱人的活动能力。一般来说，正面认知产生积极情感，积极情感产生积极地行为，但是也有三者不和谐的情况。华裔在接触和使用汉语的过程中对汉语产生了一定的理解和积极情感，这些情感影响着华裔的行为倾向，在联想中，出现“喜欢”“必须学”“我想学会”，说明不管是从对汉语的情感还是从社会价值的角度或者是学习者的态度，华裔都对汉语的学习表现出积极的情感和正面的行为倾向。但是对汉语又有消极的认知，如汉语“很难”。显然，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对汉语和闽南话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三个系统中出现了不和谐、不平衡的情况。如果消极的知再加强，可能就会影响学习者的情感，甚至行为倾向。那么汉语国际教育中如何减少学习者的消极认知、增强积极认知，减少不平衡现象，这是当前应该考虑和解决的问题。第三，在关于刺激词“闽南话”的联想中，与“家”有关的概念如“家”“爸爸”“妈妈”“奶奶”“爷爷”以及“朋友”“亲戚”“华裔”“菲律宾华人”被多频次联想到;被调查者虽然生活在菲律宾，但是在对“菲律宾语”的联想中出现“家”的频次很少，由此我们认为:闽南话是菲律宾华裔青少年的主要家庭语言，在菲律宾华裔青少年的心目中，闽南话与故乡、亲人等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在语言上能找到家的情感归属，他们对闽南话的认同是主动的积极的情感认同;这种认同感是基于一种很深的“家”的概念。即便很多被试者“只会说一点”闽南话，但他们“很想学会”。我们是否可以这么认为: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具有较强的故乡情感认同，对祖籍国和祖籍地语言具有较强的忠诚度?方言是民系最重要的特征，也是民系自我认同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游汝杰，2009)我们认为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在对闽南话的联想中高频次地联想到家的概念，说明他们具有较强的闽南族群的自我认同意识。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对“菲律宾语”的联想中，也出现了“我们的母语”“家”等的概念，虽然权重值不高，但我们可以确定，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三甚至是第四代华裔，在语言的认同上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也是他们融入居住国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对“闽南话”刺激词的联想中，出现了“(菲律宾)华人”“泉州”“厦门”“唐人街”“石狮”“晋江”“中国”“福建”“闽南”“华人区”等词语，而且，“中国”和“福建”被高频次地联想。我们认为，在菲律宾，在唐人街，闽南话是常听到的语言，闽南话似乎是福建乃至中国的指称，甚至可以认为，闽南话不止代表闽南，甚至代表福建或者是整个中国。闽南话在海外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实验中“(很)想学”“我会一点”“我会说”“(很)难”“重要”也被多次联想，这反映出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具有学习和掌握闽南话的愿望。在对“闽南话”和“汉语”的联想中，与经济类有关的词语如“贸易”“生意”“商人”“国际语言”等被多频次同时联想。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除了特殊情感之外，华裔青少年想学习闽南话的目的是希望今后与中国与闽南有更多的合作与往来，他们学习闽南话在一定程度上也为今后的发展考虑。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除了特殊的情感之外，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学习汉语包含两个动机:汉语的国际地位很高，是今后世界通用的语言之一;学好汉语有助于今后更好地发展，更好地与祖籍国进行贸易往来。闽南话和汉语是东南亚华侨生活中的重要语言之一。因此，基于东南亚与闽南特殊的关系和华裔对闽南话的特殊情感，是否可以更大限度地发挥闽南话的作用，发挥闽南与东南亚特殊的优势，在对其进行汉语教学中是否应该充分发挥华裔青少年对闽南话的情感认同和对闽南话的忠诚度，把闽南话作为在东南亚进行汉语教学的一门重要的中介语，促进家乡情感的培养。汉语国际教育的根本意义不仅仅在于传播汉语知识，也不仅仅是传播中国文化，更重要的是构建新的情感共同体。利用语言的认同感促进在东南亚各国乃至世界各国的的汉语传播，促进各国华裔对母国的理解和支持，促进汉语的国际推广，推动母国在世界上各国的沟通与交流，在世界上树立良好的中国形象。

一种语言的失却，不仅是一种文化和民族特有的认知途径和思维结构的失落，而且是包括民族文化的认同在内的相对性的消失。这就是所谓“苹果人”和"香蕉人"现象的本质。很明显，语言承载文化，在对汉语的联想调查中，有关文化的内容很少被联想到，这是否是汉语国际教育目标的导向结果?长期以来，汉语的国际教育的目标是对汉语进行教学，让学习者具有一定的汉语沟通能力并以此进行中国文化的传播。我们认为，汉语国际教育应该有更高的站位和更广阔的视野，不仅仅是让学习者具备一定的汉语能力，而是能使学习者在语言习得的基础上更好地与中国沟通，包括理解中国、理解中国人民、理解与中国有关的事物，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和谐发展，构建中国与世界各国健康、积极的关系。全球的发展趋势是社会更加宽容和多元，各国间互相理解、沟通与融合。国家之间要相互理解，就意味着国家之间联系更密切，经济往来更紧密，人员交流更频繁。未来世界的发展方向可以说摒弃了武力和战争，未来权力与地位之争是话语权力之争。几个强国推广自己的语言给周边国家，形成几种语言和文化融合、共现是主要的一种竞争形式。汉语的对外推广就是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乃至世界各国融合理解的一种手段。而这种融合文化因素是关键。因此我们认为在对东南亚华裔青少年进行汉语推广的过程中，是否应该充分利用语言情感和心理文化因素，在语词教学中渗入更丰富的文化因子，提炼更浓厚的华人族裔情感，宣扬他们先辈遗传下来的故土情怀;通过把语言教学同中华文化的传承更紧密有机地结合起来，提高华裔青少年汉语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将“难”变为不难，甚至变“易”，让学习者在爱好、兴趣和需要中获取良好的学习效果。

四、结论

作为一门学科、一种科学，语言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对语言本身的关注，更应该是一个推动语言教学和语言生活发展的学科;要能主动突破现成的研究模式，与其他学科融合，主动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模式。本文就是基于以上的想法，将语言学、心理学和统计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第一次运用“词语自由联想”和“加权计算”的方法研究菲律宾华裔青少年的语言情感认同，以期了解该群体对自己族群归属的认知和对某种语言的情感特征，探究这个群体对民族传统和族群认同度。从而有效地针对华裔的语言情感，有的放矢地在东南亚开展汉语传播，促进汉语的国际推广。由于受到测试样本数量的限制，难以揭示整个菲律宾青少年的地域、年龄、家庭背景、与血缘距离等等差异。不过即使如此，我们相信本次的实验与分析能够为对汉语的国际推广乃至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交流沟通提供一定的参考。

作者：陈燕玲 单位：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