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博物馆发展的再思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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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文化杂志》2014年第三期

如今，民族学博物馆成为充满张力与批评的空间，同时也成为富有争议和有趣的议题。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意识史系教授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Clifford）以《你可能生活在有趣的时代吗：当今的民族学博物馆》（MayYouLiveinInter⁃estingTimes：TheEthnographicMuseumToday）为题的发言揭开了“民族学博物馆未来之路”讨论的序幕。在去殖民化和全球化的情境下，民族学博物馆不得不调整其自身定位。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社会运动的兴起，一度为社会边缘的原住民、女性群体等正积极地发挥着能动性，并逐渐介入博物馆项目中。数字技术的应用则通过搭建博物馆与公众、地方社区之间的通道而改变原有的公众结构。“民族学”以及作为收藏“原始文化”场所的民族学博物馆的含义早已无法适应当今形势，甚至造成误解。如今的民族学博物馆不在于收藏他者文化，而是跨文化和彼此互通。所谓与社区之间的关系意味着开放与包容，民族学博物馆需要思考公众如何参与到博物馆实践中，观众应体验到什么，以及如何在资金压力和时代转变中探索合作与研究的创新形式。

（一）民族、国家与博物馆：欧洲民族学博物馆的再讨论

约克大学社会学系文化人类学教授麦夏兰和阿姆斯特丹热带博物馆保管部主管韦恩•莫代斯特（WayneModest）的发言探讨了在欧洲民族国家话语下民族学博物馆正在遭遇的困境。麦夏兰的《在民族学博物馆内部制造差异与公民身份》（MakingDifferencesandCitizensinEthnographicMuseums）选取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的民族学博物馆案例揭示当今欧洲民族学博物馆的困境。她在研究中发现，许多欧洲国家的民族学博物馆尝试新的和实验性展示方式以面对当今为人所关注的一系列议题。将自身界定为“跨文化理解”和全球性的“空间对话”的“社会相关”媒介的民族学博物馆日益增多。但同时在欧洲也出现抵制“多元文化主义”的暗流，例如较高层面的政治宣称“多元文化主义已死”，并且认为应当推进新的国家凝聚力与联系。在一些国家，这导致一些民族学博物馆不得不讲述更多有关国家的叙事。通过对比分析民族学博物馆的运营和展览，她强调民族学博物馆存在多种阐述文化多样性和公民身份的方式，民族学博物馆在实现文化多样性和公民权力方面并不存在唯一的方式，并且它们潜在地挑战了更大范围内的公民概念和差异性。韦恩•莫代斯特在《在自我憎恨与自我热爱之间：民族学博物馆与民族国家主义政治学》（Cu⁃ratingBetweenSelfHateandSelfLove：Ethnograph⁃icMuseumsandEthno-nationalistPolitics）中讨论了目前荷兰博物馆内部普遍存在的焦虑，其中民族学博物馆表现得尤为明显。首先，预算的削减直接威胁到个体博物馆的运营，荷兰的马鲁古博物馆（MuseumMaluku）、努山塔拉博物馆（Muse⁃umNusantara）以及荷兰奴隶制及其遗产国家研究所（NationaalInstituutNederlandsSlaverni⁃jverledenEnErfenis，简称NINSEE）三座后殖民主义文化历史博物馆于2012年被迫关闭。与此同时，政府却斥资3.75亿欧元重新开放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Rijksmuseum，Amsterdam）。他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荷兰博物馆发生的变动，认为正是民族国家主义政治学造成了对民族学博物馆负面的冲击。一方面，民族学博物馆过于关注荷兰的殖民主义历史；另一方面，大多数民族学博物馆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多元文化群体中，这也是民族学博物馆受到排斥的原因。尽管面对如此困境，韦恩仍然坚信，作为公众生活一部分的民族学博物馆应当保持对殖民历史的讨论，为多元文化的当今做出贡献，并通过推行更大规模的项目来重新构成文化差异性话语以克服政治话语。

（二）去殖民化的民族学博物馆

剑桥大学历史人类学教授尼古拉斯•托马斯（NicholasThomas）在《成为过时的重要性》（TheImportanceofBeingAnachronistic）中指出博物馆在新时代下应当“向外翻转”（turninsideout）。博物馆的确“创造了地方感”并且“植根于塑造它们的社区之间”，但是其中也存在悖论。他以批判性的眼光审视欧洲民族学博物馆的成就，即大多数大型博物馆中的藏品并没有很好地呈现地方社区，相反，它们追求展示世界文化。这些机构所关注的也并非是通常意义下的社区，而是由复杂、深远的网络——由市民、专家、爱好者、旅行者和殖民者构成，并在博物馆的建立中发挥作用，通过赠与、购买等方式从非欧洲人的手中获得的收藏品流入不同的欧洲机构。他尖锐地指出，所谓的“地方感”事实上是由一系列过剩的手工品、遗物或是自然标本从社区流入地方或都市博物馆催生而成。如今，曾塑造藏品和机构的社区和历史理解如今又在表达些什么？加拿大渥太华卡尔顿大学艺术史教授露丝•菲利普斯（RuthB.Phillips）的研究《以退为进：去殖民化的民族学博物馆和21世纪政治学、金钱与科技矩阵》（PushBack：DecolonizingEthnographyMuseumsandthe21stCenturyMatrixofPolitics，MoneyandTechnology）同样探讨去殖民化语境下的民族学与政治学等要素之间的关系。她聚焦21世纪初的民族学博物馆——它们中的一些正致力于通过展览和研究恢复原住民威信与自我表述的权利，而另一些却呈现向现代主义范式倒退的趋势。露丝通过加拿大战争博物馆（CanadianWarMuseum）“1812之战”（Warof1812）的展览，以及北美五大湖原住民文化研究联盟数据库（TheGreatLakesResearchAlliancefortheStudyofAboriginalCulturesdatabase，简称GRASACdata⁃base）探究政治学、经费和科技几种相交织的力量是如何塑造博物馆学和去殖民化项目的。她认为民族学博物馆的推进事实上激发出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与再殖民化（recolonization）的两种动力。同时，仅仅审视国家博物馆也极容易造成误解，因为无论是欧洲还是北美，反动的意识形态、财政限制及新科技的交织不仅使民族学博物馆在国家层面，也在更小的区域层面和大学博物馆内发生转型。21世纪早期，新媒体的介入在其中积极地发挥了正面及负面作用。社会媒体既被用以推动民主化，瓦解文化与权威的界限，为观点表达及民族志藏品的接触提供渠道，同时也被用作掩饰合作与多重声音的缺失。

（三）作为民族志的博物馆

本次会议的大多数研究者将注意力集中在欧洲及北美地区的民族学博物馆，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艺术史与媒体系教授安妮•库姆伯斯（An⁃nieCoombes）、埃默里大学人类学与非洲研究教授康妮•克拉兹（CornneA.Kratz）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艺术与美学学院副教授吉维塔•辛格（KavitaSingh）三位学者则将视线转向了非欧美地区的民族学博物馆。在他们看来，博物馆不仅是民族志的，其未来的发展趋势也应是民族志式的。安妮•库姆伯斯在《制造差异：后殖民地的民族志干预》（MakingADifference：EthnographicIn⁃terventionsfromthePostColony）中指出，目前大多数有关民族学博物馆所面临的棘手问题和当今潜在价值的争论，都是围绕着当今欧洲及北美而展开的。而她则试图延伸民族学博物馆和民族志藏品的界定范畴，并审视潜在地继承了殖民主义遗产的机构如何能够继续保持其信度。她以肯尼亚社区和平博物馆运动（CommunityPeaceMuse⁃umMovement）为研究对象，考察地方物质文化藏品（在特定语境下也可被归为“民族志物品”）的流动，并成为肯尼亚全国范围内的一种现象，这不仅使文化物品得以重新焕发生机，并且它们被作为解决冲突的方式。她提出民族志作为地方族性的再发明而正在被形成，同时作为共享的跨文化遗产为新的国家历史的书写提供了基础。康妮•克拉兹在《什么使展览成为民族志的？》（WhatMakesExhibitionsEthnographic？）提出恰恰是展览类型界限的模糊使展览成为民族志的。虽然展览风格和类型通常与不同主题相关联，存在艺术展、历史展、科学展或民族志展览的不同类别。尽管这种分类沿用至今，但事实上展览类型已日渐模糊。如今的民族学博物馆早已经不再是一个世纪前的民族学博物馆，它们需要通过展览与观众交流其历史来再定位。但是，民族学博物馆所面临的困境正是因民族志、历史和艺术展览之间界线的模糊而造成，“民族志展览”该如何定位，以及通过展览设计与主题内容，民族志展览试图传达什么价值、认同和差异性。吉维塔•辛格的发言《博物馆之未来是民族志的》（TheFutureoftheMuseumisEthnographic）是针对民族志博物馆已然过时甚至濒临“死亡”这一论断而展开的。她利用中国、东南亚、南亚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案例，证明民族志博物馆不仅不是过去之物，而且所有博物馆的未来都将是民族志式的，这意味着民族志式的展览或多或少将成为所有展览形式的基础。她讨论了博物馆描述与铭刻的过程，以何种形式回应全球性文化经济和文化流通。吉维塔的发言从两个层面展开。首先，博物馆中的物品被割裂于其原生情境，那么博物馆需要在更大程度上传达并描述所展示物品的情境。其次，博物馆在全球范围内的延伸不仅呈现出文化面貌的新景观，也在由他者构建的意义之网中发现其自身。事实上，她认为我们在当下学习在新的场合消费旧形式的博物馆，在学习品味博物馆内容的同时，也将博物馆本身作为艺术品。

（四）民族学博物馆的数字化应用

近十年来，数字化技术已经开始被许多民族学博物馆广泛使用，如数据库、网站、在线展览、社会媒体，这似乎意味着民族学博物馆的未来也可以走向数字化。克莱尔•哈里斯在《数字化分布式博物馆及其缺陷》（TheDigitallyDistributedMu⁃seumanditsDiscontents）中提出博物馆的数字化趋势背后的动机是推进博物馆藏品及其他资源的共享，强化博物馆职能和与观众的合作。同时，互联网使博物馆的内容在全球范围内流通，建立博物馆与观众之间新的关系。但是，数字化分布式博物馆所面临的问题却是：谁能够被纳入这些项目？将博物馆物品从它们的档案语境中抽离出来而在互联网上流通，以及被网民消费时将会发生什么？她通过“西藏相册”（TheTibetAlbum）的案例试图回答以上问题。该研究考察了数字化分布式博物馆的使用者的预期回应，流入虚拟的数字化空间内的物品意义所存在的分歧。在“西藏相册”的个案研究中，数字化技术在皮特-里弗斯博物馆中的应用极大地满足了知识共享，观众与博物馆之间的互动与协作。但是，数字化技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对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民族学博物馆的基础性原则和组织性实践进行反思却值得商榷。民族学博物馆的再定位已成为当务之急，它直接决定了民族学博物馆未来的命运，而对这一议题的思考和关切则是植根于对民族学博物馆殖民主义过去的反思。博物馆作为连接过去与当下的媒介、不同群体互动与对话的接触区，在自身再定位上存在着悖论并陷入了两难的窘境。若完全抛弃殖民主义过去而拥抱当下，那么是否还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学博物馆？然而，承认其潜在的殖民主义遗产的身份，则必然受到来自后殖民主义的批评与指责。事实上，民族学博物馆更为重要的使命在于通过殖民主义过去更好地理解当下，并且其未来之路也并不是唯一的，对民族学博物馆未来之路的探索既漫长且艰难。正如詹姆斯•克利福德所言，民族学博物馆在城市中营造了跨文化空间，问题也许并不在于它究竟应该是什么，而在于如何彼此理解。作为研究者，如果我们不致力于思考和探索民族学博物馆的发展，那么该由谁来做呢？

作者：杜辉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