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舒故地出土周代原始瓷范文

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群舒故地出土周代原始瓷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东南文化杂志》2014年第三期

一、原始瓷分型研究

群舒故地周代原始瓷的年代，除上述地层关系之外，还可做基本的器形比较分析。豆出土数量最多，共14件，其中10件较完整器，根据圈足的高矮可划分为两型。A型：敞口、矮圈足。根据腹部特征又进一步划分为两个亚型。Aa型：斜折腹、浅盘。标本汤家墩T4④：18（图四：1）。Ab型：微折腹、深腹。标本大城墩T3：4：7（图四：3）、吴大墩T3④：3（图四：4）。B型：喇叭形把、高圈足。根据豆柄的粗细、盘和腹部的特征又进一步划分为三个亚型。Ba型：粗豆柄、尖唇、浅盘。标本绣鞋墩T1③：76（图四：9）、汤家墩T6③：29（图四：10）和采：8（图四：11）。Bb型：细高豆柄、微敞口、浅盘、折腹。标本大城墩T1：2：6（图四：12）、T6：2：4（图四：13）。Bc型：细高豆柄、敞口、深盘、腹微鼓。标本大城墩T3：3：1（图四：14）、堰墩T707②：3（图四：17）。碗共4件，其中3件较完整器，根据口部不同可分为两型。A型：侈口、尖唇、矮圈足、凹底。根据腹部特征又可以划分为两个亚型。Aa型：折腹。标本汤家墩T7⑦：13（图五：1）。Ab型：腹部微鼓。标本堰台T0913②：3（图五：4）。B型：敞口、双唇、宽口沿外折、口面向内倾斜、束颈、圆肩、最大腹径在肩部、自肩而下渐收、圆饼实足。标本燕山原始瓷碗（图五：6）。盂共2件，器型差别较大，可划分为A、B两型。A型：侈口圆唇、束颈、折肩，标本汤家墩H2⑤：14（图五：9）。B型：外侈口、带盖、盖中央置绳索状半环钮、钮两端附S形堆塑、广肩、扁圆腹、腹两侧附对称半环耳、底微凹，标本舒城河口M1：9（图五：11）。盅共5件，形制相似、差别不大，均为外侈图三//江淮群舒故地出土原始瓷（二）1.瓷豆（T3④:3）2～5.瓷豆（T3:4:7、T3:3:1、T6:2:4、T1:2:6）6.瓷盅（T5:3:7）7.瓷豆（T0813③:7）8.瓷碗（T0913②:3）9.瓷豆（T1③:76）10.残豆把（T3④:12）11.瓷盂（M1:9）12.瓷碗(1.吴大墩；2～6.含山大城墩；7、8.霍邱堰台；9.绣鞋墩；10.张四墩；11.舒城河口墓；12.六安燕山墓）口、卷沿、尖唇、斜直壁、口大底小、平底、小圆饼圈足，典型标本为汤家墩T1⑤：1（图五：13）和大城墩T5：3：7（图五：15）。Aa型豆与浙江江山和睦出土的原始瓷豆江和（乌）1：1（图四：2）［14］相近，年代约为商代后期［15］。Ab型豆与安徽铜陵师姑墩T6④：9豆（图四：5）［16］和安徽屯溪土墩墓M2：70钵（图四：6）［17］相近，师姑墩豆的年代约为西周中晚期，屯溪M2的年代应不晚于西周晚期。因此，Ab型豆的年代约为西周中晚期。A型原始瓷豆的演变趋势为圈足变矮，腹部加深。Ba型豆与汤家墩T6③：29、绣鞋墩T1③：76、安徽南陵千峰山土墩墓D16M2：4豆（图四：7）相似，千峰山豆的年代约为西周末或更早一些［18］；又与浙江海宁夹山土墩墓D6M3：19豆（图四：8）相似，海宁夹山豆的年代约为西周中期［19］。因此，Ba型豆的年代可拟定在西周中期至西周晚期。Bb型豆，与江苏句容浮山果园M2：6、M3：1豆相似，年代约在西周中期，不晚于西周晚期［20］；又与江苏丹徒赵家窑团山T204（6）：7豆相似，年代约为西周早中期［21］。屯溪土墩墓M1：3、22、31豆亦与之相似，M1的年代，可定为西周前期［22］。因此，Bb型豆的年代不早于西周早期，同时不晚于西周晚期。Bc型豆，大城墩T3：3：1与句容浮山土墩墓VM1：1豆（图四：15）形制相似，年代约为西周中期［23］；又与屯溪土墩墓M5：35豆（图四：16）相似，M5的年代比M1稍晚，年代约在西周中期［24］。堰墩T707②：3与屯溪土墩墓M4：5、M7：10豆（图四：18）相似，年代约为西周中晚期［25］，因此Bc型豆的年代约为西周中晚期。Aa型碗与宁镇地区马迹山遗址T4②：14碗形制相似，以同期镇江丹徒断山墩第二期木炭作为标本得出的碳-14测年数据为公元前787±80年，树轮校正为公元前890±100年，约为西周中期［26］；与安徽宁国官山西周土墩墓T612③：9碗（图五：2）相似，年代约在西周中期偏晚至西周晚期［27］；又与师姑墩T7④：10碗（图五：3）形制相似，年代约为西周中晚期［28］。因此，Aa型碗的年代约为西周中期，最晚可延续到西周晚期。Ab型堰台T0913②：3碗出土于该遗址第四期文化层，根据碳-14测年数据，年代为距今2475±30年，约在春秋早中期［29］；又与浙江长兴便山土墩墓D403：4盅式碗（图五：5）近似，年代应不早于西周中晚期，不晚于春秋中晚期［30］。因此，Ab型碗的年代可拟定在春秋早中期。B型碗与江苏金坛鳖墩西周墓M1：2碗相近，金坛鳖墩M1木炭标本碳-14测年数据为距今2820±105年，树轮校正年代是2935士130年［31］，有的学者认为墓葬同出瓷器年代应较碳-14测年数据晚，大体处于春秋早期［32］。其它近似材料还有，安徽铜陵铜矿遗址出土原始瓷碗（图五：7），年代在春秋早期［33］；江苏丹阳凤凰山遗址出土原始瓷碗T502④：2（图五：8），年代在春秋前期［34］。因此，B型碗的年代可拟定为春秋早期。A型盂与宁国官山遗址T612③：12、T611②：15盂（图五：10）形态相似，年代约在西周中期偏晚至西周晚期［35］。B型盂出自墓葬，同出鼎、簋、盉、缶等铜器组合，器形和纹饰风格体现了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特点［36］。江苏丹徒横山馒儿墩DHM：45盂（图五：12）与之相似，时间约为两周之际［37］。因此，B型盂的年代约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盅的比较材料有：铜陵古铜矿遗址出土原始瓷盅（图五：14），年代为春秋早期［38］；浙江安吉三官土墩墓M1：3盅（图五：16）［39］，年代约为春秋晚期。因此，原始瓷盅的出现时间应不晚于春秋早期，延续使用可至春秋晚期。

综上所述，可得出如下认识：1、原始瓷所出单元年代。绣鞋墩遗址：西周中期；堰墩遗址：西周中晚期；汤家墩遗址：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时期；吴大墩遗址：不晚于西周晚期；大城墩遗址：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时期；堰台遗址：春秋早中期；河口墓：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燕山墓：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2、群舒故地商代原始瓷出土数量有限，除Aa型豆以外，还有若干零星发现，如1974年安徽肥西馆驿大墩孜遗址商文化上层出土原始瓷豆残器3件，1983年安徽六安东古城商城遗址采集青釉瓷罐肩部残片等［40］。西周时期，群舒故地原始瓷数量开始明显增多，其中又以西周中晚期最为多见。

二、原始瓷纹饰、釉色、制作工艺及装饰特征

群舒故地周代原始瓷纹饰单一，素面器物所占比例较高。纹饰以弦纹为主，个别复杂的可见旋纹、席纹、波浪纹等。纹饰在器物的内外壁、盘内外、底内外以及盖内外各个部位均有出现（表一）。釉色以青釉为主，胎色多呈灰色或灰白色，釉层多不均匀，脱釉较多。原始瓷上釉方法可分为浸釉法和刷釉法。一般而言，浸釉法胎釉结合较好，而刷釉法釉层多有剥落，以枞阳汤家墩和六安堰墩遗址出土的瓷豆为例，表釉多见剥落，釉层浓淡不均，似有流釉痕迹，疑为刷釉法上釉。轮制工艺已较为普遍，如六安堰墩出土的原始瓷豆器表及豆盘内有多道轮制时留下的细密旋痕，霍邱绣鞋墩遗址出土的原始瓷豆外表有轮制痕，河口墓原始瓷盂底部亦有轮制留下的旋涡痕迹。贴塑是把预先捏制好的部件采用粘贴方法，使其和整体结为一体，起到装饰作用。河口墓原始瓷盂，盖中央立绳索状半环纽，形如两绳相交，方便提携，集装饰和实用为一体，纽的两端对称附有S形的贴塑。

三、原始瓷性质分析

西周时期，安徽江淮地区为淮夷文化所覆盖，在巢湖以西、大别山以东地区建立了众多的群舒方国。群舒故地所出周代遗存，如牺首鼎、折肩鬲、曲柄盉等为群舒文化或族群所创造，学界几成定论。春秋中期以后，楚国先后兼并了沿淮的一些小国，又征服了群舒。随着东南吴越的相继兴起，吴越与楚国在江淮地区交争不断，直到进入战国以后，楚威王灭越，尽取江东吴国故地，从江北到江东，包括整个江淮地区皆为楚有。由此可见，西周春秋时期，江淮群舒故地除了融合中原周文化的本土文化之外，还受到过楚文化和吴越文化的影响。那么，在江淮群舒故地与上述群舒遗物伴出的原始瓷，其文化属性又是如何呢？笔者认为，江淮群舒文化遗存中的原始瓷，是受吴越文化影响下的产物，甚至就是吴越文化的向北迁播，理由如下：首先，群舒故地出土的原始瓷豆、碗、盅和盂，与皖南、苏南、浙北土墩墓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具有明显的江南文化特点，如上文所述原始瓷豆与屯溪、南陵千峰山、海宁夹山、句容浮山等土墩墓所出相近，原始瓷碗与宁国官山土墩墓、铜陵师姑墩遗址、铜陵古铜矿遗址、江苏金坛鳖墩西周墓、江苏丹阳凤凰山遗址等所出相近，原始瓷盅与安吉三官土墩墓、铜陵古铜矿遗址所出相似等。其次，群舒故地出土的原始瓷以豆、碗、盅、盂等日常生活用品为主，不见北方地区常见的簋、罍、瓮、瓿等器形，使用身份没有严格的限制，这与皖南、苏南、浙北等吴越文化区平民和贵族墓葬皆出原始瓷的现象一致。而河南、陕西等北方省份出土的原始瓷，大多出自墓主身份偏高的大墓中，以晋侯墓地为例，出土原始瓷的墓葬只有晋侯及其夫人墓，陪葬墓中未见一件原始瓷，且原始瓷随葬时常和重型青铜器放置一处，可见在北方原始瓷的使用及随葬有身份上的区别［41］。

再次，吴越土墩墓中“硬陶和釉陶同出”的现象极为普遍，已成为吴越文化的一个典型特征，而群舒故地原始瓷和印纹硬陶同出的比例同样极高。在上述材料中，除霍邱绣鞋墩遗址未见印纹硬陶外，其余遗址均有出土记录，比如：汤家墩遗址出土印纹硬陶600余片，陶色有红褐和灰色两种，纹饰有回纹、席纹、方格纹、叶脉纹、复线回纹、三角填线纹、菱形填线纹、折线纹、水波纹、米筛纹、复线菱形纹、圆圈纹、三角纹、变体雷纹等10多种，可辨器形有罐和瓮；堰墩遗址出土印纹硬陶以瓮为主，多回纹、席纹、云雷纹等；吴大墩遗址与原始瓷同出的第五期文化层出土印纹硬陶；大城墩遗址印纹硬陶出土较多，纹饰主要有方格纹、席纹、叶脉纹、几何纹、波折纹、弦纹、菱形纹等；张四墩遗址出土了不少印纹硬陶残片，纹饰有回纹、席纹;堰台遗址出土少量印纹硬陶，纹饰有席纹、回纹、方格交叉纹等；河口墓出土印纹硬陶罐2件，形制大小相同，器表拍回形纹；燕山墓出土硬陶罐1件，无纹饰，另有一件回纹印纹硬陶器。第四，河口和燕山墓中出土的原始瓷器底部有清晰的刻划符号，这种做法广见于屯溪土墩墓、安徽广德赵联土墩墓［42］、千峰山土墩墓、江苏无锡璨山土墩墓［43］、浙江驿亭凤凰山土墩墓［44］、浙江衢州发现的原始瓷［45］等。有学者曾对屯溪土墩墓出土刻划符号进行了研究，认为屯溪原始瓷和几何印纹硬陶刻划的文字与符号，是由古越族创造并使用的［46］。第五，河口墓中出土的原始瓷盂的绳索状纽、“S”形贴塑，见于江浙两地，皖南也有一定数量出土，主要地点有江苏溧水宽广墩墓［47］、江苏金坛裕巷土墩墓群一号墩［48］、江苏丹徒横山和华山土墩墓［49］、浙江德清三合塔山土墩墓［50］、浙江德清独仓山和南王山土墩墓［51］、浙江绍兴洪家墩村墓葬［52］、浙江德清火烧山原始瓷窑址［53］等。

第六，从窑业技术来看，硬陶和原始瓷的成功烧造要求很高的温度（1200℃），像中原地区的商代升焰式竖穴窑，窑室最高温度不超过1000℃，只能烧造灰陶、红陶、白陶，而不能烧造硬陶和原始瓷，南方地区的龙窑则可以堪此重任。目前南方原始瓷窑址的考古发现集中于江西、浙江、福建地区，如，江西鹰潭角山商代中晚期原始瓷窑址，除了窑炉遗迹外还伴随出土有大量原始瓷残片［54］，吴城遗址发现的原始瓷窑址更是被认为是中国殷商时期南方地区原始瓷的烧造中心［55］；浙江地区主要有东苕溪中游商代原始瓷窑群［56］、德清火烧山、亭子桥原始瓷窑址［57］以及萧山前山春秋战国原始瓷窑址［58］；福建地区则有武夷山西周原始瓷窑址［59］。江淮地区近年来原始瓷出土的数量越来越多，但尚未发现生产原始瓷的窑址，因此，群舒地区的原始瓷很有可能来自陶瓷烧制技术发达的江、浙、闽，或即吴越地区。综上所述，江淮群舒故地的原始瓷和苏、浙、皖南等南方地区的共性较多，无论是从器物的形制、装饰艺术还是使用习俗都惊人地相似，而江淮之间的原始瓷无论是出土数量、器物的精美程度，都远不如吴越地区。因此，西周、春秋时期，群舒文化与吴越文化之间相互碰撞、相互影响，但在原始瓷方面，更多的应是吴越文化对江淮地区的北向影响。

作者：安静平单位：安徽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