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明前期台阁文人杜诗接受探析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杜甫研究学刊杂志》2016年第3期
摘要：
明前期台阁文人推崇杜诗，其对杜诗的阐释集中在忠君忧国之愤慨、不为世用之悲苦以及诗歌中的激烈感情等方面，但这与台阁诗学中发为治世之音、感情平淡闲雅等要求冲突。台阁诗人对此矛盾避而不谈，仍以“性情之正”为标签推崇杜诗，究其原因，是限于台阁诗学思想中对性情的约束，不敢直面重视杜诗中的真情。
关键词：
台阁诗学；杜诗接受；性情之正；性情之真；明前期
明永乐至成化间台阁体逐渐占据主流文坛，内容歌功颂德、风格肤廓啴缓的台阁体盛行一时。在尊唐尤其是尊盛唐的背景下，作为“正宗”“大家”的李白、杜甫之诗，尤其受到台阁文人的重视。胡俨曾作诗寄曾棨云:“李杜诗篇今古豪，只缘体裁具风骚。昆仑万折归沧海，到底方知出处高。”①而李、杜相比，杜甫更受推崇，《读杜诗愚得》《杜律虞注》《杜律演义》等杜诗注本先后刊刻，台阁文人多将杜诗直接置于《诗经》之后的崇高位置，如杨士奇称:“李、杜，正宗、大家也。太白天才绝出，而少陵卓然，上继三百十一篇之后。”②刘球则曰:“盖先生之文辞冠于唐，超越于六朝两汉，卓然成一家于《三百篇》之后。凡习为诗者，皆知其然。”③萧仪亦称:“诗自《三百篇》之后，老杜一人而已。”④可见对杜诗推崇之甚。然台阁文人对杜诗的阐释，多言其忠君忧国与不为世用，而非其在文学意义上的成就。已有学者指出:“相较于明初诗坛相对多元的杜诗解读路径及其体现的审美趣尚，尤从永乐以来，伴随功用主义的显突与台阁文风的泛起，杜诗受到不少台阁文士的青睐，而他们偏向其中‘时政’意识及‘性情之正’内藴的揭橥，重在标举与正统意识更相符合的实用典范。”⑤台阁文人出于功用目的推崇杜诗的“时政”意识，又强调其“性情之正”，但杜诗里忠君忧国之愤慨、不为世用之悲苦以及由此产生的激烈情感，与台阁诗学思想中发为治世之音、感情平淡闲雅等“性情之正”相矛盾。台阁文人忽略矛盾仍以“性情之正”为标签而推崇杜诗，是不敢承认杜诗中的真性情。
一、杜诗阐释:忠君忧国与不为世用
台阁文人关于杜诗内容的阐释，首推其忠君忧国之旨。黄淮为单复《读杜诗愚得》作序指出:“其铺叙时政，发人之所难言，使当时风俗世故，了然如指诸掌，忠君忧国之意，常拳拳于声嗟气叹之中。”⑥又云:“杜子美走川峡，而恳乎忠爱之情，屡见诗篇。”⑦胡俨《阅杜诗漫述》曰:“仓皇侍从时，流落艰虞际。百年朋友交，万世君臣义。”⑧杜甫忠君忧国之意屡发于诗，且能在危难之际侍奉君主，君臣之义在诗中万世长存。景泰元年(1450)薛瑄与友人游杜甫草堂时指出:“夷考子美平日所作诸诗，虽当兵戈骚扰流离之际、道路颠顿冻饿之余，其忠君一念，烱然不忘，故其发而为诗也，多伤时悼乱、痛切危苦之词，忧国爱民、至诚恻怆之意。千载之下，读之者尚能使之愤懑而流涕，感慕而兴起。”⑨指出千载之后读者尚能对杜诗产生共鸣，是因杜甫困顿危难中不忘君王，仍是强调杜诗“忧国爱民”之意。杜诗号称“诗史”，唐人孟棨曰:“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瑏瑠“诗史”主要指反映了社会转折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强烈写实性的长篇叙事诗，可以以安史之乱前夕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兵车行》《丽人行》，安史之乱后的《北征》“三吏”“三别”等为代表。这些诗歌不仅详细记载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历史事实，更重要的是藴含了作者强烈的感情，又因它在创作手法上以叙述为主，带起抒情、议论的长篇巨制，在艺术上具有独特的成就瑏瑡。但台阁文人亦将“诗史”简单地理解为忠君忧国，成化五年(1469)刘焊序《玉笥集》云:“汉魏而唐，作者不一，独杜子美之诗谓之‘诗史’，以其忠君爱国之诚恳也。”瑏瑢何乔新甚至说:“如元微之之雄深，韦应物之雅澹，徐陵、庾信之靡丽华藻，白乐天、柳宗元之放荡嘲怨，其诗非不美也，然夸耀烟云，无关政体。求其爱君忧国者，唐之杜甫而已。观其《杜鹃》之诗，忠爱之心见于言外;《北征》之诗，忧国之意见于终篇。又岂可与浮靡者例论耶?”瑏瑣以内容是否“忠君忧国”为评判标准，而其他诗人雄浑雅澹、靡丽华藻之风格虽佳，但因“无关政体”被否定，由此将杜甫视作唐代最优秀的诗人。
杜甫表现“忠君忧国”意旨的诗歌主要集中在“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亦由此转盛入衰。而台阁诗学思想最重视“治世之音”与“乱世之音”的区别，周启评李杜之诗云:
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是孰使之然哉?情发于声故也。诗之为音，《三百篇》不可尚矣。汉魏而降，由唐为盛。李翰林当开元之盛，故其辞多供奉;杜少陵属天宝之乱，故其辞多羁旅。然二公爱君忧国之心，温柔敦厚之旨，殆所谓圣于诗者欤?
李白在开元、天宝之际曾诏入长安，获赐“翰林供奉”，后改为翰林供奉学士，其职责即作为文学侍从创作“雅乐大章”瑏瑥，周启虽统称李白、杜甫“爱君忧国”，但李白在开元盛世的“供奉”之辞当之无愧地称为“治世之音”，而杜甫在安史之乱的“羁旅”之语，反映出当时政治混乱、朝廷衰败，则显然是“乱世之音”。台阁文人认为诗歌能体现政治盛衰，韩雍云:“惟诗成文之音，可以观世而知政者也。《诗》序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而其风俗之美恶，教化之隆替，功德之盛衰，皆可考焉。”瑏瑦韩阳曰:“文章关气运盛衰，歌谣知俗尚美恶……盖有唐、虞三代盛时之政治，则唐、虞三代盛时之遗响可以复焉。”瑏瑧诗歌反映世道升降、政治盛衰，有盛世之政治，才能有盛世之诗歌。对于杜甫“忠君忧国”之诗而形成的“乱世之音”，台阁文人或以“变风变雅”为之辩解，如杨士奇云:“少陵卓然上继三百十一篇之后，盖其所存者，唐、虞三代大臣君子之心。而爱君忧国、伤时闵物之意，往往出于变风、变雅者，所遭之时然也。”瑏瑨童轩亦曰:“杜诗《北征》《咏怀》《苦战》《冬狩》等作，要之得于变雅之体居多。”瑏瑩但“变风变雅”实际仍是“先王之泽”浸润的结果，如梁潜《雅南集序》称:“诗以道性情，而得夫性情之正者尝少也。《三百篇》风雅之盛，足以见王者之泽。及其变也，王泽微矣。然其忧悲欢娱，哀怨之发，咏歌之际，尤能使人动荡感激，岂非其泽入人之深者，久犹未泯耶?”瑐瑠变风变雅之所以能感动读者，其主要原因是“王泽”深入人心，久犹未泯。若以为安史之乱背景下杜诗出于变风变雅，是“王泽”深入人心而未衰的表现，显然过于牵强。概言之，台阁文人强调杜诗之“忠君忧国”与其推崇的“治世之音”自相矛盾。
杜诗中不仅有爱君忧国之意旨，更有对自身遭遇不幸的哀叹。台阁文人亦注意到这一点，胡俨《阅杜诗漫述》曰:“殷勤稷契心，漂泊生涯寄。”瑐瑡指出杜甫诗中不仅有稷、契之贤臣忠心，亦或寄托生活飘零困顿之感慨。李贤曾和杜律两卷并自序曰:“吾非诗人也，特怜子美之才不为世用，而坎坷终身，郁郁不遂之怀，往往发泄于诗。”瑐瑢杜甫在开元盛世时科举不利，长安干谒十年却未能谋得满意的一官半职，安史之乱中又被叛军掳走，后四处漂泊，一生在饥困流离中挣扎。生平遭际如此坎坷，故诗歌中发泄“郁郁不遂之怀”实属人之常情。台阁文人多言杜诗中不平之气与感情强烈，如金实在《赠邓先生宗经归潜山诗叙》中称:“诗所以言志也，《风》《雅》以降，莫盛于唐，而少陵又唐之集大成者。然遭时丧乱，流离困苦，故其声率多痛心疾首。”瑐瑣杜甫一生流离困苦，发为诗歌，自然是哀痛之音。莫士安《陶情稿序》亦云:
诗不古若者，时使之然也。……至唐而作者相继，理气渐平，而意趣有余，不惟关气运之盛衰，抑其因性情之发而见之言者，未有不自鸣其幸不幸者也。杜子美兼有众长，一时之执，孰与并驰?而平生得失之机，独于《郑虔醉时歌》吐出肺腑，有云:“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当时此言不思而得，实神之先启欤!
莫氏认为唐诗兴盛最重要的原因是能“性情之发而见之言”，在诗中抒发自己幸与不幸的遭遇。杜甫赠郑虔《醉时歌》中感慨其怀才不遇，生活困苦，实则抒发自己“杜陵野客人更嗤”的悲苦遭遇，可谓感情激烈。莫士安尤推崇“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一句，认为是抒发诗人不幸的神来之作。质言之，台阁文人并未否定杜诗中不为世用的“郁郁不遂之怀”、痛心疾首的哀痛之音，相反却多持赞扬态度，认为这才是杜诗与众不同并流传千古的原因。
永乐后经济恢复，政治稳定，在台阁馆臣眼中是“海内宴安，民物康阜”瑐瑥的“洪宣盛世”景象。远离丧乱流离之苦，加之自身又多是志得意满、平步青云的馆阁重臣，在鸣盛颂世诗学理念下自然对“不遂之怀发泄于诗”加以否定。台阁文人强调“治世之音安以乐”，对诗歌中有悖治世的“怨怒之情”多持批评态度，如王英《李绍白决别诗序》曰:“后世作者虽多，乐则放，哀则伤惨，贫贱则怨怒，至死则呼号怨愤，其言非出于正，辞虽工丽，其何足以感动于人哉!”瑐瑦指出哀乐贫贱时所作伤惨怨怒之诗，即使言正辞工亦不能感动人。他在《涂先生遗诗序》中又说:“诗本于性情，发为声音，而形于咨嗟叹咏焉。有美恶邪正，以示劝戒，敦彝伦、兴孝敬、厚风俗，莫先乎诗。……后世不然，亡风雅之音，失性情之正，肆靡丽之辞。忧思之至，则噍杀愤怨;喜乐之至，则放逸滛辟，于风何助焉?”瑐瑧对于感情上的忧思、喜乐均持否定态度，一以“性情之正”为诗歌准则。柯潜在《春闱倡和诗序》中亦指出:“然诗者，心之声也，必其心无愧怍，则形于诗皆敦厚和平、悠扬广大之音。而传之于后，足以见君子群居，有从容道谊之乐为可慕也。否，则为委靡、为哀怨，甚而流于肆以哇，皆适为讥笑之资，虽传无益，而况未必传耶?”瑐瑨委靡、哀怨之作不仅不能流传后世，反而成为他人讥笑之资。概言之，王英等人所言，均指诗人要心态平和温厚。再如景泰中周瑛入试春官，馆于周璋之所，曾与之论诗云:
盖诗所以歌咏乎性情者也，性情理则诗无不理矣。昔成周盛时，上而公卿大夫，下而士庶女妇，皆沐浴文武清化，而一时肺腑洗涤殆净，故其见于诗者，或温厚和平，或端庄严肃，蔼乎治世之音也。三代以还，不足以语此矣。……主人(周璋)朗诵其作十数章，皆飘然如孤鹤横空，不可扪摸。瑛叹曰:“兄诗之豪，一至此耶?”主人曰:“诗不患其不能豪，患其不能驯耳。盖高抗矫激之音，不若夷平和厚之为得也。”问其所自入，曰:“自理性情始，要使胸中如碧潭浸秋月，无一毫烟火气，而后诗可言也。”
诗之性情要用“理”约束，才能符合“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要求，周瑛甚至要求胸中“无一毫烟火气”然后才可言诗。而杜诗中无论是忠君忧国还是不为世用，均会产生激烈愤慨之情，显然与台阁文人所要求的感情平淡、意志闲雅相矛盾。莫士安所赞颂杜甫穷困潦倒、怀才不遇时所作《醉时歌》，不仅不符合“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更做不到“无一毫烟火气”，正是台阁文人所追求的和平温厚之反例。
二、杜诗推崇:从性情之正到性情之真
台阁文人对杜诗“忠君忧国”等意旨的阐释，虽与“性情之正”诗学思想矛盾，但仍将杜诗冠以“性情之正”的标签并大加推崇。如前引黄淮《读杜诗愚得后序》云:“其铺叙时政，发人之所难言，使当时风俗世故，了然如指诸掌，忠君忧国之意，常拳拳于声嗟气叹之中，而所以得夫性情之正者，盖有合乎《三百篇》之遗意也。”瑑瑠认为因忠君忧国之意屡发于诗，故能合乎《诗经》遗意，而得“性情之正”。杨士奇则直接忽略安史之乱下的“乱世之音”，其《玉雪斋诗集序》曰:“若天下无事，生民乂安，以其和平易直之心，发而为治世之音，则未有加于唐贞观、开元之际也。杜少陵浑涵博厚，追踪风雅，卓乎不可尚矣。”瑑瑡只讲贞观、开元之太平盛世，不言天宝后安史之乱中杜甫所作之诗，所以杜诗是“治世之音”。王直更直接将“感愤激烈”也归作“性情之正”的表现，其《虞邵庵注杜工部律诗序》云:
开元、天宝以来，作者日盛，其中有奥博之学、雄杰之才、忠君爱国之诚、闵时恤物之志者，莫如杜公子美。其出处劳佚，忧悲愉乐，感愤激烈，皆于诗见之，粹然出于性情之正，而足以继《风》《雅》之什。至其触事兴怀，率然有作，亦皆兴寄深远，曲尽物情，非他之所能及。
性情之正要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但王英言“忧悲愉乐，感愤激烈”亦是出于性情之正，其自相矛盾之处显而易见，但台阁文人却对此多予以回避，或断章取义，或模棱两可，推崇杜诗只言“性情之正”。
台阁文人多言杜诗之法律、矩度，亦将其归为“性情之正”。如陈敬宗指出:“杜子美之作如长江巨浸，浑涵，不可窥其涯涘。然其言皆时政所关，有忧国爱民之心。君子学之，无非防范于规矩尺度，而流连光景、淫哇靡丽之言，不得杂吾心胸之中。虽不能造其精微，然亦不失其为正也。”瑑瑣其中的“规矩尺度”，即指诗歌内容关乎时政，忧国爱民，而非留连光景、无病呻吟之作。黎近《杜律演义序》亦曰:“诗至于律，其法精矣。唐之工于律者万家，其浑噩深永，独推少陵。虽驰骋变化于绳尺之外，终从容微婉于矩度之中，盖得六艺之遗风，不失性情之正者也。”瑑瑤言杜诗之驰骋变化虽多，但终归于矩度之中，其“矩度”指感情中正平和，不偏激。陈敬宗、黎近所强调的杜诗之“矩度”，其实质仍是“性情之正”。对杜诗“性情之正”的阐释，杨士奇《杜律虞注序》最为明晰:
律诗非古也，而盛于后世。古诗《三百篇》，皆出乎情，而和平微婉，可歌可咏，以感发人心，何有所谓法律哉?自屈、宋下至汉、魏及郭景纯、陶渊明，尚有古诗人之意。颜、谢以后，稍尚新奇，古意虽衰，而诗未变也。至沈、宋而律诗出，号近体，于是诗法变矣。律诗始盛于开元、天宝之际，当时如王、孟、岑、韦诸作者，犹皆雍容萧散有余味，可讽咏也。若雄深浑厚，有行云流水之势，冠冕佩玉之风，流出胸次，从容自然，而皆由夫性情之正。不局于法律，亦不越乎法律之外，所谓“从心所欲不踰矩”，为诗之圣者，其杜少陵乎!厥后作者代出，雕锼锻炼，力愈勤而格愈卑，志愈笃而气愈弱，盖局于法律之累也。不然，则叫呼叱咤以为豪，皆无复性情之正矣。瑑瑥
杨士奇论杜律“性情之正”，着眼于“不局于法律，亦不越乎法律之外”、“从心所欲不踰矩”。“法律”即律诗与古诗之区别，古诗未有“法律”之束缚，而皆发乎真情且和平委婉，是“发乎情，止乎礼义”之表现，与陈敬宗等人所云“矩度”意思相近。但杨士奇涉及“性情之正”更重要一点乃“从容自然”，这不仅是指与“叫呼叱咤以为豪”相对的感情平和、风格自然，更有自然抒发感情之意，而非后世诗人刻意雕琢辞藻之作。
阐释杜诗突出“自然”，并非永乐后台阁文人首创，早在明初刘基论杜甫诗就曾云:“言生于心而发为声，诗则其声之成章者也。故世有治乱，而声有哀乐，相随以变，皆出乎自然。……予少时读杜少陵诗，颇怪其多忧愁怨抑之气，而说者谓其遭时之乱，而以其怨恨悲愁发为言辞，乌得而和且乐也!然而闻见异情，犹未能尽喻焉。比五六年来，兵戈迭起，民物凋耗，伤心满目，每一形言，则不自觉其凄怆愤惋，虽欲止而不可，然后知少陵之发于性情，真不得已，而予所怪者，不异夏虫之疑冰矣。”瑑瑦刘基亲历战乱后，方知杜诗中感情之真，其所强调的“出乎自然”，实质是指杜诗性情之自然、真实流露，比杨士奇所论更加清楚。罗伦在《萧冰厓诗集序》中进一步说:“诗非为传世作也，本乎情性，止乎礼义，诗不能以不传也。……若灵均之忧愤，杜陵之忠忾，陶彭泽之冲澹，皆本乎性情之真，庶乎礼义之正，关于民彝物则之大，视《风》《雅》不知何如，恶可以后世之诗例视之哉?”瑑瑧罗伦虽然仍在强调“本乎情性，止乎礼义”，最后还加以“庶乎礼义之正，关于民彝物则之大”的约束，但将“性情之正”变为“性情之真”，虽只有一字之差，已不自觉地将杜诗“本乎性情之真”的真实内容表达了出来，其对杜诗推崇的真实原因至此昭然若揭。台阁文人不断阐释与赞赏杜诗之忠君忧国与不为世用，不是因杜诗止乎礼义的“性情之正”，而是因其发乎真情的“性情之真”。台阁文人在杜诗评价中的各种矛盾，根源亦在于对杜诗中的真性情不敢直接承认，对“乱世之音怨以怒”的否定，无法解释杜诗之忠君忧国;对诗歌情感温厚和平的要求，又不能否定杜诗感情之愤慨强烈。“性情之正”是台阁文人核心诗学思想，一则要求“发为治世之音”，体现盛世政治，为颂世鸣盛服务;二则要求“发乎性情，止乎礼义”，约束作者自身性情，做到胸中无烟火气，从而约束诗歌中的激烈情感，形成温厚和平风格，“性情之正”诗学思想是颂世鸣盛、雍容典雅的台阁体产生兴盛之理论依据。永乐至成化间台阁文人无论诗歌接受还是诗歌创作，多以“性情之正”为标准，但“性情之真”说亦偶有论及，如王直云:“诗之所咏，本于父子、夫妇、兄弟者多矣。述伦谊之重，性情之真……”瑑瑨成化后台阁体退出主流文坛，
“性情之真”说更多为世人所接受，如弘治元年(1488)陈献章《送李世卿还嘉鱼序》云:“醉则赋诗……积凡百余篇，其言皆本于性情之真，非有意于世俗之赞毁。”瑑瑩弘治三年(1490)状元钱福《墨庄诗集序》曰:“昔人谓台阁之文丰润宏博，山林之文枯槁奇峻，迥不相入，而于诗尤甚。盖性情之真见也。”瑒瑠弘治十五年(1502)汪舜民《用拙斋存稿序》亦称:“古人之诗与文，根乎性情之真，发于义理之正，虽若拙而不工，简而不华，然玩之而味永，索之而意长。”瑒瑡虽亦多加“义理之正”来约束，但已敢于强调“性情之真”，注重诗文之真情，显示出成化以后诗学思想的变化。
作者:汤志波 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