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秧歌的非政治化解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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秧歌的非政治化解读

《当代作家评论杂志》2015年第四期

一、亦神亦妖的月香

月香很漂亮。在正式出场之前,她最先出现在丈夫金根的回忆里,正是因为她太漂亮,所以金根回忆起在闹洞房的时候格外凶。月香在上海给富人家里做帮佣,村子上的人也对金根说放着漂亮老婆在外面不安全,此为月香漂亮的旁证。文中第三章,月香从上海回到村子里,透过金根的眼睛,作者为我们正面描绘了月香的容貌:“灯光照着,她的脸色近于银白色,方圆脸盘,额角略有点低蹙,红红的嘴唇,浓秀的眉毛眼睛仿佛是黑墨笔画出来的。她使他想起一个破败的小庙里供着的一个不知名的娘娘。他记得看见过这样一个塑像,粉白脂红,低着头坐在那灰暗的破成一条条的杏黄神幔里。她这样美丽,他简直不大相信她是他的妻,而且有时候他喝醉了酒或是赌输了钱,还打过她的。”③月香像是小庙里供着的娘娘,金根倾慕于月香的美丽,但对这位“娘娘”的“信仰”却并不虔诚,他曾对月香动过暴力。单以神像作比,给予女性人物以某种“神性”,在张爱玲不论是早期还是晚期的小说创作中都有显露,还不能说明月香这一人物的特别。比如在《怨女》中,银娣的形象描述里就有:“她向空中望着,金色的脸漠然,眉心一点红,像个神像。”④写银娣新娘子回门,同新郎坐在一处,“里面另摆桌子,一对新人坐在上首,新郎坐不直,直塌下去。相形之下,新娘子在旁边高坐堂皇,像一尊神像,上身特别长。”⑤顾岗住在金根家里,晚上月香来送取暖的炭火,顾岗看见月香在灯光里,更显得艳丽:“他觉得她像是在梦中出现,像那些故事里说的,一个荒山野庙里的美丽的神像,使一个士子看见了非常颠倒,当天晚上就梦见了她。”还会幻想“她在夏天不穿棉袄裤的时候,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样子“荒山野庙的神像”,这是从顾岗的角度再次印证金根感受的客观性。在中英文两个版本的对比中,可以发现月香与《聊斋志异》小说中常常夜半在书生面前现形的花妖狐仙等异曲同工,而在英文版中张爱玲明确地指出月香像蒲松龄故事里,为书生从书里走出来的艳丽女子。以聊斋式的女子描绘女性人物,相似的写法在小说《郁金香》中也有出现过,“宝馀那里顾得到那些,只看见她手臂上勒着根发丝一般细的暗紫赛璐珞镯子,雪白滚圆的胳膊仿佛截掉一段又安上去了,有一种魅丽的感觉,仿佛《聊斋》里的。”

①其实神像也好,娘娘也好,仙妖也好,在中国民间传说中的界限并不那么明晰。《聊斋》里的花妖狐仙不乏良善者,乐于帮助弱小,也有一些妖精借由男子采阳补阴,目的是为了可以修炼成人。对于“玉皇大帝”、“王母娘娘”等天庭统治阶级的神仙,民间历来亦有很多传闻轶事的编排。在民间看来,不管是花妖狐仙还是天上的神,仍旧是按照人间的人情社会生活着。在《中国人的宗教》中,张爱玲提到宗教在中国没有那么严肃,因此不应该因为是类似聊斋里的女子,就认为花妖狐仙是低人一等的生物,反倒将月香这个角色贬低了一层。月香虽然被作者神化,但并不意味着她是一个道德上完美无缺的人。除了在分析金花的部分提到月香有些钱却并未周济给金花一家,导致其与丈夫金根的矛盾外,还可以将时间轴向后推进。顾岗对于月香有模糊的好感,月香对自己的吸引力是有把握的,文中有月香心理的描述:“也许打算在(顾岗)那里略微逗留一会,谈谈天。事实是,她并不讨厌这个城里人,甚至于他要是和她打牙磕嘴的,略微调调情,也并非绝对不可能的事———虽然她绝不会向自己承认她有这样的心。”②月香和金根之间的爱情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这个时候,月香和顾岗的心里都产生这种似有若无的两性之间可以说是正常的吸引,这种笔触的拿捏恰好很自然。在英文版中谭大娘提及月香打骂女儿阿招像一个继母一样:③“你怎么不死呀,瘪三?你怎么不死呀?”④之后她和谭大娘起冲突打架的时候,嘴里骂着:“你怎么不死呀,死老太婆!”⑤这些描述看得出金香性格的泼辣和缺乏耐心。

二、英文版对“月香之死”的补缀

虽然中文版中几次以庙里神像作比,英文版《秧歌》中的月香却不只是尊泥塑像,结尾对月香尸体的描述来看,她完全是一位神祗。英文版最后一章中多出的关于“月香之死”的情节部分摘录如下,并附上笔者的翻译。火灾过后的那天,当村民们被派去清理废墟时,在两面坍塌的墙壁形成的洞穴之间发现了一具尸体。尸体呈坐姿,周身是均匀明亮的粉红色。那色彩在焦黑的废墟里犹为显得闪耀炫目。谭大娘———事实上在场的所有人———都觉得那坐着的身形像是庙里供着的两排光头瘦削的罗汉。谭大娘被深深的震惊了,由此亦生出敬畏心来。她还记得僧人临死之际在大缸里坐化。这实在太怪异了,像是为了说明金根媳妇前世该是神祗———因为这是一具女尸,而谭大娘认定这该是月香。这个月香前世一定至少是位得道高僧。神佛在男女性别问题上并无大碍,在此处谭大娘认为月香前世至少是一位天赋异禀的僧人,并不能认定是女性对于宗法制度的男权模拟,而应看做是对于月香这一女性角色彻底神化的标志。月香焚身以火,尸体呈现坐姿,涅槃而升华为神祗。在这里,我们需要先探讨一下火与涅槃的关系。涅槃为古印度语音译,是佛教术语,被看作是佛教修习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意思是为灭、灭度、寂灭、安乐、无为、不生、解脱、圆寂。佛教教义认为涅槃是将世间所有一切法都灭尽,而仅有一本住法圆满而寂静的状态,所以涅槃中永远没有生命中的种种烦恼,达到不生不灭、永久平和、快乐宁静的境界,从此不必再走入下一世六道轮回。

谭大娘曾交待出月香打骂女儿、在城里可能做了不正当的勾当之类的控诉之后(其实也可以看作是谭大娘违心为求自保,摆脱因为亲属关系而产生的麻烦),回家发现孙子发烧不退,在心里向月香求情“活着的时候你是人,死去之后你为神”②希望月香的亡灵不要来折磨孩子,因此才引出谭大娘雪天冒险给月香上香求宽恕这一幕,这一幕可与金花许诺为哥哥金根做法事一幕相对照。月香死后没有被棺椁收敛,而是用席子卷着埋葬,这就引出“野狗撕咬月香尸体”这段情节:。张爱玲在《中国人的宗教》中提到因为中国人一向认为灵魂和肉体是分开的,因此中国人不像埃及人那么在意死后肉身的状况,我们也就可以据此理解在英文版中出现的“野狗撕咬月香尸体”这一幕。野狗的撕咬亦可以看做是为了达到重生的一种苦难和考验,藉由肉身最终的毁灭而达到“无我”。这让我们联想起佛祖“割肉喂鹰”和“以身饲虎”的故事,肉身的毁灭是人脱去肉体凡胎而必须经历的过程。这个情节的插入并非是对于月香“反神格化”的描述,谭大娘的自我救赎感其实是在想象中看见野狗对于月香尸体的撕咬而带来的,她认为月香的魂魄不能再危害到自己,否定了之前对于月香前世为高僧的揣测,目的在于给内心找到某种安慰的依据,让自己的罪恶感抵消。中国人对一切都抱有怀疑的态度,适时的信教却又适时的成为无神论者,目的都是为了追求内心的平和。在中文版中,这些情节都没有加进去,作者为了达到“平淡而近自然”的效果,避免让这个故事落于一般的乡野奇闻。

三、宗教与救赎:金根之死与金花救赎

金根的结局在中文版中并未明说,字里行间给读者的感觉是他为了不连累月香,留下棉衣之后投水自尽了,但终究因为没有落到文字上,所以留给读者的仍旧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但是英文版第十七章的开篇就是金根的妹妹金花去派出所辨认金根的尸体,通过提到的河水冲洗过的伤口等句,坐实了金根投水而亡的最终结局。在中文版中,金花最后一次在文中出现是月香在树林里向金花求救,但是金花想起之前去金根那里借钱无果,想起小时候兄妹相依为命的艰难,便将怒怨转嫁到月香身上,她认为自己的哥哥不至于那么狠心,错都在月香的自私。事实上,在《秧歌》前部分的文本中,对于月香返乡,乡亲们认定她在上海赚了钱,纷纷来借钱。月香一来并没有大收入,二来也是担心一旦借出去一次,下面的就不好拒绝,所以即便是金花前来借钱,月香还是没有同意,甚至于金根想让月香做一顿硬饭给妹妹临走前吃,月香却依然只是煮了清得见底的粥来,这也引发了金根同月香之间的冲突。胡适曾在给张爱玲的信件中提及《秧歌》的主题是“饥饿”,台湾版纪念张爱玲去世十五周年的扉页上也节录了胡适关于此主题的叙述———“此书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书名大可以作‘饿’字”。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金花前来借钱买米,月香手头多少也有所结余,但是看着金花那一大家子人而并未帮忙,在当时艰难的处境下,可以理解其动机,对于她的做法也可以仁者见仁。但相对于在金根月香夫妇生死之际,金花的游移不定比照月香未借钱的事情,从感性上更不易让读者接受和原谅。这里面不难看出人性在特定情境之下的自私、懦弱、不可探底性和不明确性。金花返回家中的情况文本中没有透露,不管金花未能如约前来是否有迫不得已的苦衷,却可以从金花的婆婆带一点口粮上山并同月香带有威胁性的对话中不难窥见张爱玲字里行间对于人性描述的把控。

中国人认为最理想的死亡形式是“寿终正寝”,也就是无疾而终,因衰老而自然死亡。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不被看好的“横死”,即因为一些外因造成的死亡或者自杀,民间传闻横死的人死后不能入轮回,灵魂要在地狱受苦。对于地狱的构想,其实是人的世界的一种交叠和映照。在很多中国古典作品中,地狱里面的阎罗和狱卒仍是按照阳间的等级制度为官行事,民间故事里有很多人可以在梦里去阴间游历,见到往生的人,或者看见阳间里仍活着的人的魂魄在受苦,而醒来之后发现那个人正被某种病痛缠身。阴司的官员也会犯错,明清笔记小说里面就有很多传奇小故事,说的就是阎罗抓错了人,之后对了簿册就要放魂魄重回阳间,类似《牡丹亭》中杜丽娘被判还魂、再续前缘这样的故事。中国人心中的天堂和地狱实际上是现实生活中等级概念的扩大辅以想象力而构建的,张爱玲说中国人的宗教缺少严肃性也在于此。在第十六章中,张爱玲描写顾岗在关帝庙听见审讯声音时的心理活动,就提到了阳间的人通过做梦去了阴司里的情景,作为与现实情景的参差对照人在痛苦或者愧疚之中时往往救助于宗教,倒未必是真的信仰,更多是为了给自己寻求某种精神上的寄托。金花没有帮助哥哥金根,间接导致了金根的死亡,她心里有罪恶感是自然而然的。借助做法事与另一个世界的人沟通,帮助不能够顺利超度的亡灵走入轮回,金花认为体面的法事可以帮助到哥哥的灵魂,之后再给哥哥这一脉领养一个男孩,使之不至于断后,这些都是为了还清自己亏欠哥哥的。在人性的弱点与救赎之间,死者、生者乃至读者都会获得某种宽慰,比如金花认为补偿金根夫妇的做法一是为哥哥办法事超度,二是为哥哥续嗣。她已经计划在谭大娘的孙子里过继一个到哥哥金根这一脉。而在谭大娘的这一边,她在愧疚中也曾许愿要这个生病的孩子日后以金根夫妇亲生儿子的礼数来拜祭。这让读者感觉这种救赎在双方之间都是可行的,那种在中文版中的感伤情绪得以某种慰藉。“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明白前前后后的情由,张爱玲的叙述让人觉得在人性的苍凉与悲哀之外还有一点点欣慰。张爱玲曾在《谈看书》中谈到文艺创作与人性把控的关系:“反映在文艺上,往往道德观念太突出,一切情感顺理成章,沿着现成的沟渠流去,不触及人性深处不可测的地方。

现实生活里其实很少黑白分明,但也不一定是灰色,大都是椒盐式。好的文艺里,是非黑白不是没有,而是包含在整个的效果内,不可分的。读者的感受中就有判断。题材也有很普通的事,而能道人所未道,看了使人想着:‘是这样的。’再不然是很少见的事,而使人看过之后会悄然说:‘是有这样的。’我觉得文艺沟通心灵的作用不外这两种。二者都是在人类经验的边疆上开发探索,边疆上有它自己的法律。”①中国通行衡量人的标准并非来自信仰而是行为,对于生命来龙去脉并不感兴趣的中国人,注重的总是现实的、近在手边的、热闹明白的生活,这让我们想到在《小团圆》中,比比和九莉都说“身边的事比世界大事要紧,因为画图远近大小的比例,窗台上的瓶花比窗外的群众场面大”。②因此,从政治视角看《秧歌》,固然是很多研究者选择的角度,但是纵观张爱玲一生的创作脉络来看,人情总比社会背景重要得多,因为这是更近的。关注了人情,人性探索的活络度加大,最终回归到了“平淡而近自然”的效果,这使得她笔下的人和故事跳出了时间和空间的樊篱,她能够让读者觉得这样的人和事完全可能就在自己的周围存在,也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地点和任何一个时间.

作者:杨蓥莹 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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