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公共档案馆的早期发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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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学通讯杂志》2015年第四期

2004年，加拿大国家档案馆与国家图书馆合并为“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LibraryandArchivesCanada,简称LAC），其所代表的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发展理念及数字资源整合服务模式，成为学术界探讨的重要议题。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合并的初衷，在于整合国家档案馆与国家图书馆的资源、馆藏、技术、服务等，以完整地保存数字时代加拿大的国家文化遗产[1]。这一合并行为是在加拿大文化遗产部直接推动下开展的，但在保存文化遗产方面的相近传统及机制[2]，却是其最后实现实质性融合的基础。加拿大档案馆保存文化遗产的传统，可以追溯至加拿大前联邦时期。本文运用相关史料，结合加拿大公共档案馆的起源及早期发展过程，从文化层面深入剖析加拿大公共档案馆早期发展的时代背景、运行模式、管理制度等基本内容，为我国当前的公共档案馆建设提供参考。

1前联邦时期加拿大省级档案工作的思想文化源头

1867年加拿大联邦成立之前，加拿大省（ProvinceofCanada）和新斯科舍省（NovaScotia）的档案工作颇具影响。在加拿大省，1824年成立的魁北克文学与历史学会将“关于加拿大史的历史研究及文献的恢复与出版”作为唯一的目标。1832年起，魁北克省议会给予该协会系列资助，以支持其开展积极的研究与出版活动。[3]历史学家埃金斯（ThomasBeamishAkins）在新斯科舍省开展的档案工作更加引人注目。1841年，他曾“建议成立一个保存（新斯科舍省）殖民地档案的基金会”。1857年5月，埃金斯被任命为“新斯科特舍省公共文书局局长”，除了收集本省档案文献之外，还从英国伦敦、法国巴黎、美国马萨诸塞州等地抄录了大批历史文献。与此同时，在公共财政允许的条件下，埃金斯开始对他从各个政府机关收集来的文献进行整理编目。他整理编制的档案文献汇编、目录索引等检索工具，一直被沿用到1976年。埃金斯对加拿大乃至整个北美地区公共档案事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他被誉为北美档案工作者的先驱。[4]加拿大省、新斯科特舍省开展的档案收集与整理活动，基本是独自进行的，不过这些早期的探索性活动，都深受历史协会或历史学家的影响，因此相应的档案机构不仅收集官方的政府文件，还搜集反映当地历史的私人材料。这与英、法等国的档案保管策略迥异。关键的因素在于，从16世纪就沦为英、法殖民地的加拿大，本国所保存的档案文献非常少，因此早期的加拿大历史学家和档案学家渴望能全面收集反映加拿大历史的所有资料。加拿大省和新斯科舍省所开创的全面收集公共文件和私人材料的做法，为后来联邦层面的加拿大档案分部所承袭，成为加拿大档案工作的一大特色。

2文化功能与政府文件管理职能的失衡：档案分部与文书分部的竞争

1871年，加拿大国会批准农业部筹建“档案分部”（ArchivesBranchoftheDepartmentofAgri-culture）。1872年6月20日，道格拉斯•布里姆纳（DouglasBrymner）被任命为农业部“高级二等书记（SeniorSecondClassClerk）”，以创建全国范围内的档案馆系统。这就是加拿大国家档案馆的最早组织源头。[5]由于当时的农业部掌管“艺术及制造业”，因此档案分部继承了加拿大省和新斯科特舍省的档案工作传统，对具有历史研究价值的文献史料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这与当时加拿大联邦初创的特殊时代背景、文化传统也有密不可分的关联。18世纪中后期，早期的加拿大历史学家们在重构加拿大史的过程中，就认识到官方记录的宝贵价值。19世纪中叶开始，加拿大的国家主义思潮开始显现。1867年加拿大联邦的成立，在带来国家建设热潮的同时，也产生了如何整合各省间相对独立的历史传统的文化难题。由于缺乏系统的公共记录、手稿等档案资源的支撑，导致加拿大在构建完整准确的加拿大历史、推进文化及民族认同等方面困难重重。[6]1870年底，亨利•霍珀•迈尔斯（HenryHopperMiles）在魁北克文学及历史学会发表了著名的“论加拿大档案馆”（On‘CanadianArchives’）的演讲，对当时加拿大分散保存政府公共文书、档案的现状及其危害进行了……，并认为应当“……有一个便利的制度体系为这些档案记录提供安全的保管并为学术研究、未来参考等提供利用服务”。[7]档案分部的第一任馆长布里姆纳上任伊始延续了前联邦时期的海外档案文献收集计划，继续对英国、法国等地的有关加拿大的档案文献进行抄录，这些文献成为加拿大早期档案文献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布里姆纳（1872-1902年任馆长）时期的档案分部经常面临资金匮乏、库房不足等内部压力，而来自国务秘书处（DepartmentoftheSecretaryofState）文书分部（RecordsBranch）和国会图书馆（Libraryofparliamentary）的巨大外来压力，则更为深刻地影响了档案分部职能的演化与发展。文书分部代表的是另一种传统：即政府应当出于行政或法律目的而保存其重要的公共记录，而不论这些记录是否能够用于公共研究。[8]1867年加拿大联邦成立后，国务秘书处被赋予传统的“保存所有的国务文书和文件并保证其不被转移到其他部门”的总体责任。这个部门的首份报告（1869年）列出的职责之一就是“对档案进行安全的保管和分类”。与档案分部的做法不同，文书分部只关注政府部门形成的现行文件和非现行文件等官方记录，对于历史文件不予重视。而从后来文书分部的工作报告来看，它很少且几乎不涉及它的业务活动，只注重保存自己部门所产生的记录，未能履行公共文书局（PublicRecordOffice）[9]的职责。不过，文书分部的存在，使得档案分部无法收集到当时加拿大政府机关保存的各种官方文件，也无法完整地履行作为联邦层面档案管理机构的使命，从而严重影响着社会对档案分部的认同。因此，1882年5月，国会众议院建议将档案分部收集的所有文献永久地保存在国会图书馆。一旦该建议实施，无疑将会对刚刚起步的加拿大档案事业造成巨大的损失。文书分部的存在，是档案分部最大的竞争对手，而国会图书馆提出的议案则可能使档案分部的长期努力化为泡影。归根结底，在于档案分部成立之初没有得到联邦政府明确的授权，也没有形成自身的愿景和使命，从而使得它很难从一个部门档案机构（机关档案室）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档案馆。一旦档案分部的工作进展缓慢，就极易招致各方的非议而陷入困境。面对来自文书分部和国会图书馆的竞争性压力，布里姆纳融合英国和欧洲大陆诸国档案实践并结合自身对研究需求的观点，形成了一个加拿大特色的公共档案馆理念。[10]他在1882年的档案分部年度报告里将这一理念描述为一个“高贵的梦想”：加拿大档案馆是大英博物馆、英国公共文书局与历史手稿委员会三个机构组织与功能要素的集合，“它的特殊使命就在于获取所有的原始资料，包括私人与公共的，这些文献能够使加拿大的社会史、商业史、市政史以及纯粹的政治史变得更加清楚”，“……关于英属北美的历史，每一份与之相关、甚至第一眼看上去只是间接关系的文献，都应当能够在档案分部找到”。布里姆纳不仅成功化解了当时档案分部的生存危机，其公共档案馆理念更受到史学界的极大关注和支持，为此后加拿大档案事业在制度上解决发展瓶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档案分部、文书分部的合并及公共档案馆体系的萌芽

由于国务秘书处文书分部没有履行公共文书局的职责与权限，使不少政府机构的官方历史记录没有得到妥善保存。随着这些记录积累到一定阶段，就会造成各机构文件存储空间的紧张，从而为政府公共记录管理活动的萌芽提供了契机。1904年5月16日，阿瑟•乔治•道蒂（ArthurGeorgeDoughty，1904-1935年任馆长）被任命为“自治领档案馆馆长兼公共文书局局长”，并被授权将档案分部和文书分部合并为一个机构。1912年，公共档案馆法（PublicArchivesActin1912）通过后，档案分部脱离农业部成立一个独立的机构，并更名为加拿大公共档案馆，从而在法律上获得正式身份。公共档案馆馆长为副部级岗位，通过国务卿向国会提交工作报告。[12]这标志着加拿大公共档案馆解决了来自政府内部的制度生存危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道蒂在他近30年的任期内，继承并发扬了布里姆纳的档案理念，将档案分部逐步引入公共档案馆的发展轨道。他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实施更为积极主动的馆藏发展计划在海外档案收集方面，道蒂积极拓展海外档案收集工作的范围，从原来的英国伦敦和法国巴黎两地扩大到西班牙、意大利和美国等，并主动联系所有曾在加拿大任职过的前任总督及其后人，获得了大批重要的个人文书、家族文献和艺术品。在国内档案文献收集方面，道蒂将加拿大各省有关自治领的重要历史记录逐步集中到渥太华，使公共档案馆的馆藏数量和结构进一步优化，提升了公共档案馆在联邦层面的影响力。1904年档案分部仅有3155卷的馆藏资源，经过他30年的任期，已经拥有500000卷的手稿、文件与手抄本，30000幅地图，20000张照片，40000册图书和10000本小册子。[13]

3.2探索多元化的档案公共服务方式（1）推动建立了“历史手稿委员会”（HistoricalManuscriptsCommission，1907年）、“历史文献出版委员会（HistoricalDocumentsPublicationBoard，1917年）”，推进档案文献全文的编纂出版工作，提升档案文献服务层次。在这些机构的大力支持下，《加拿大宪法史（1759-1791）》、《加拿大及其行省》等重要历史文献出版物先后问世，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2）积极与高校的历史学者建立合作，为其开展学术研究提供馆藏和研究室。1922-1940年间，加拿大公共档案馆帮助女王大学建立了一个“加拿大历史研究学院”（SchoolofResearchinCanadianHistory），每年暑期都在档案馆开设一门研究生课程。此外，加拿大各地大学的史学研究者们来到渥太华公共档案馆利用档案，使其成为推进学术研究、思想交流、职业组织、学术出版的聚会场所。[14]这些工作提升了档案馆的知名度，为公共档案馆向加拿大各地区逐步推进奠定了基础。

3.3初步构建了加拿大的联邦、省、地区三级公共档案馆体系为了从各地收集具有国家意义的档案文献资料，道蒂在蒙特利尔、魁北克、三河市（Trois-Riv-ières）、圣约翰和哈利法克斯等地建立地区性的档案馆分支机构。在魁北克，档案馆分支机构的工作是抄录教会、公证及司法档案，而其他地方则是简单地采集或报告新发现的档案材料。然而，这些档案馆分支机构将各地档案文献送往渥太华集中保管的行为，却受到了源自地方主义的加拿大认同传统的有力挑战。为此，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圣约翰和哈利法克斯的档案分部机构通过建立自有馆藏和阅览室等举措，向当地民众提供更完整的档案服务，并逐步完成了机构转型。与此同时，在加拿大滨海诸省，创建分工明确的联邦、省级和地方三级公共档案馆体系的探索性活动也逐步展开起来。[15]不过，协调档案分部与文书分部的工作理念，并实现两者在功能上的实质性合并，却没能在道蒂任期内实现。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文书分部与档案分部的机构合并，未能解决政府机构的官方文件向公共档案馆定期移交的制度障碍。1912年的公共档案馆法虽然加强了公共档案馆的任务，并且赋予档案馆馆长管理政府文件的权力。然而，这种权力没有强制执行力，也缺乏有效的机制实现政府文件从政府机关向公共档案馆移交的程序化、常态化。在道蒂的最后一个十年任期（1925-1935年）内，只有加拿大邮政局（PostOffice）和总督办公室（GovernorGeneral'soffice）向公共档案馆移交了大量的文件。第二，在新成立的公共档案馆内部，强调档案馆文化功能的传统占据了主导地位，未能对政府文件管理给予足够重视，又缺乏政府文件管理的经验和准备。因此，任期长达30多年的道蒂没能利用曾经一度有利的环境发展其“公共文书局”的职能，使得公共档案馆保存政府文件的职能一直未能有效开展，而他的继任者古斯塔夫•兰科特（GustaveLanctt）由于处于长期战争和财政极度紧张的状况，基本继承了道蒂的档案馆政策，也未能实现这一转型。

4结论

加拿大公共档案馆在经过几十年的早期发展之后，实际上已经处于一个发展的十字路口。加拿大档案馆传统中的缺陷———过于重视历史文化资源而忽略政府公共文件保存的传统，深刻影响档案馆的长远发展。然而，历史地看，加拿大早期公共档案馆的发展模式也是当时加拿大档案界所能走的最佳路径。首先，加拿大联邦成立之初，加拿大本国保存的档案文献非常少，为了提升国家文化的认同度，亟须从英国、法国等地收集年代久远的档案材料，并且当时尚无复制设备和技术，只能依靠手工抄录等方式复制这些早期的档案，因此，在人力、物力非常有限的环境下，优先开展历史档案的收集而将政府机构保存的现行文件搁置一旁是不得已的选择。其次，无论是早期的魁北克文学与历史学会，还是掌管“艺术及制造业”的农业部，乃至自治领档案馆的前两任馆长，都有着浓厚的历史研究情结，因此无论是公共文件还是私人文件，只要涉及加拿大历史并具有学术研究价值，他们都会尽可能全面地加以收集。这也使得早期加拿大档案馆的公共服务工作主要还是局限于为历史学家们提供（档案资源方面的）研究指导和帮助。事实上，正如加拿大公共档案馆第五任馆长威尔弗莱德•艾•史密斯（WilfredI.Smith）所说：“既然联邦政府开始于1867年，那么在几年之内要把它的文件看成是档案是不现实的。”

这或许是早期大多数加拿大档案工作者的文化心态。最后，早期加拿大公共档案馆广泛收集历史文化资源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保存加拿大整体文化遗产的重任，而其花了近一个世纪积累起来的丰富文化收藏，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成为加拿大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和国家美术馆的重要组成部分。毫无疑问，加拿大公共档案馆早期发展模式，是有其内在的历史逻辑与文化背景，因而也使得加拿大档案事业在国际档案界具有鲜明的特色。

作者：谭必勇 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