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归属之争及成因范文

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方言归属之争及成因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2015年第八期

一、永兴方言归属争论的原因分析

关于永兴方言归属的不同意见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持续到21世纪，较其他方言而言，永兴方言的归属之所以会有如此多的争议，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语言研究者们各自使用的分区标准与方法存在差异;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则是与永兴方言自身的复杂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分区标准与方法存在差异导致永兴方言归属存在分歧杨时逢先生的分区方法可以概括为重要特点派，即“把某一处方言特点归纳起来，取它最重要的不同特点，声调的类别、音韵特点、开合口及调类等区别来作为分区的条件”。《湖南省汉语方言普查总结报告(初稿)》所使用的分区方法可以概括为印象派，凭借分区者的语言印象将湖南方言分成几个土语群，并总结出明显特点来，然后把特点大致相近的土语群合并为一个方言。日本学者辻伸久《湖南方言的分类和分布》的分区法就是比较纯粹的单一特征法，以古全浊声母的演变情况作为唯一标准来进行分区。周振鹤、游汝杰《湖南方言区画及其历史背景》的分区法则是数学与人文地理的结合派，首先通过数学方法比较湖南75个县方言特征的接近程度，然后再结合语言、历史、人文地理等因素进行分区的调整和补充［6］59。鲍厚星与颜森的《湖南方言的分区》采用的分区标准颇为灵活多变，可以概括为语音词汇结合派，即不但考虑语音特点，还兼顾到了词语的异同来进行方言分区。李蓝《湖南方言分区述评及再分区》采用的是声韵调三重投影法，先从选择出来的几个代表点的语音系统中抽取出声母、韵母、声调系统的区别性特征，然后以区别特征来分析各点的方言相近程度，最后归并相近方言点。可见，各家在分区时所使用的标准和方法是存在差异的，分区标准与方法的不同难免导致永兴方言的归属存在分歧。

(二)永兴方言自身的复杂情况给方言的归属带来了多种可能

1．永兴方言内部存在较大的差异早在《湖南方言调查报告》中，赵元任、董同和在记录永兴县方言的语音面貌时，就曾指出“永兴城乡方言据发音人说，江右、江左有二种方言”;在《永兴县县志•方言》中指出“根据地理环境和语音语调的差异，县内方言以便江为界，分为江左方言和江右方言。江左受郴州话的影响较深，江右又深受赣语的影响”。同时县志还指出根据当地人的语感，多数人认为便江东西的方言差异非常大。然而，《湖南方言调查报告》调查的具体语音点仅有永兴县东北角的白泥塘镇(今柏林镇)，也就是便江以东(江右)方言的语音情况，后来不少专家对永兴方言的归类就是以这份报告提供的语音材料作为基础，如日本学者辻伸久的分区，周振鹤、游汝杰的分区，李蓝的分区。后来的有些专家对永兴方言进行了重新调查，如李冬香的《湖南赣语的分片》等，但仍然没有给永兴方言的东西内部差异予以足够的重视。这样看来，对永兴县便江东西方言差异的忽略必然会影响到对永兴方言归属的全面客观认识。永兴县全县25个乡镇，为了解便江东西方言的差异，笔者曾选取永兴县东、中、西3镇———柏林镇、城关镇、马田镇作为永兴方言的3个代表点开展了深入的田野语音调查。柏林镇作为永兴县东部的大镇，白银治炼业相当发达，故永兴县也因此有“中国银都”之称，该镇的经济一直较周边地区发达，是周边乡镇赶场云集之地;城关镇作为永兴县县政府驻所之地，是全县的政治、经济、教育中心，在地理上居于永兴县的中心地带，便江正好穿过城关镇，分永兴县为两片;马田镇素有“湘南第一镇”的美名，是永兴县人口最多、人口密度最大的一个镇，也是周边乡镇(悦来乡、高亭乡、油麻乡、耒阳市小水铺等地)赶场的重要地点。可见，不论从地理位置上，还是从方言的影响力上，这3个镇都是能够代表便江东、中、西的方言实际的。为呈现便江东西的方言差异，以古全浊声母的演变情况为例，我们将以上3点的语音情况作一个对比。以上所举例字均是日常生活中常说常用之字，因此更能保留语言中相对底层的语音面貌。

从古调查的三个点的读音来看，我们发现柏林点的这些字大多读送气音;到了城关，送气音明显减少;再往西到了马田，这些字就都不送气了。湘语与赣语最显著的区别特征是古全浊声母的演变规律:湘语古全浊声母舒声字今逢塞音、塞擦音时，无论清浊，一般念不送气音;赣语古全浊声母今逢塞音、塞擦音时与次清声母合流，无论平仄多读送气清音。可见，在全浊声母的演变上，柏林点的赣语色彩较明显，从东往西，赣语的这一特点在明显减弱直至消失。在地理位置上，柏林镇与江西省隔县相望，其受赣语的影响与冲击较大;越往西部，这一冲击的影响力也在逐渐的弱化。

2．永兴方言深受郴县西南官话影响永兴县与郴县关系密切，这不仅体现在地理位置上的永兴县南部与郴县北部(今郴州市的苏仙区、北湖区)接壤，还体现在永兴县的历代建置沿革上。现代方言的分区与历史上的二级行政区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历史上各郡(府)的治所所在地，常常是各郡(府)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交通中心，在语言上治所对其所属的辖区也存在较强的内聚力，辖区对治所的语言也较容易存在认同感。那么，永兴县的建置及历史沿革情况如何呢?表2是笔者根据《永兴县志》和《郴州市志》的相关资料整理所得。通过上述材料，我们发现永兴县与郴县在建置沿革上有着密切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永兴县历史上所属之郡、军、路、府、州、专区、市的治所长期设在郴县。由表2可见，从西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始置便县至今，二千多年来，永兴县所属之郡、府等之治所不在郴县的只有以下两个时期:新王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至东汉建武元年(公元25年)，所属之南平郡治所设在南平亭(今衡阳市耒阳市);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至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治所设在平阳县(今郴州桂阳县)。表2中元代治所设在郴阳县，是因为当时改郴县名为郴阳县;明朝1376年以后直至民国元年(1912年)这段时间治所设在郴州，是因为这一时期郴阳县并入郴州;1958年郴县城关镇改为郴县郴州市，至今治所设在郴州市。不难看出，永兴县所属之郡、府等之治所设在郴县有长达两千年的历史，自然而然，郴县的这一历代郡、府之治所的身份，必定使其自身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交通等方面形成一定的内聚力，对辖区内各县形成较大的影响力，处在辖区范围内的永兴县自然也不例外。第二个方面，永兴县与郴县的特殊关系还体现在永兴县在历史上曾2次并入郴县。“第一次是南朝宋永初元年(公元420年)便县并入郴县，陈永定三年(公元559年)复置便县;第二次是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便县再次并入郴县，唐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分郴县北置安陵县即今天的永兴县。”历史上的这两次永兴县并入郴县有近三百年的历史，这也使永兴县与郴县的关系显得尤为密切。地理位置的接壤、两千年的治所所在、几百年的并入历史，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郴县对永兴县的经济、文化、语言等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郴县(今郴州市苏仙区、北湖区)属北方话的西南官话片，永兴境内尤其是便江以西的乡镇，因在地理位置上多与郴县接壤或邻近，受官话的影响也就更为明显。

3．永兴方言与江西赣方言关系密切永兴县与江西省虽不接壤，但与江西省隔县相望，地理位置上的接近无疑成为语言之间相互影响的有利条件，然而江西赣方言与永兴方言的密切关系还体现在人口大迁移背后的语言影响。“移民运动是语言宏观演变的最重要的原因”，移民要对新居地的固有方言产生深刻影响，必须具备数量大以及迁徙时间集中两个条件。据谭其骧研究，自宋开始一直到清代，江西人大批迁入湖南。元代连年战祸，使得湖南省大部分地区田园荒废，居民百不存一。随后，外省人特别是江西人，大批涌进湖南，明初仅宝庆、靖州、湘阴等府州县就有474族。这种大规模迁徙的结果，使得明代的湖南居民人口中，外来移民(江西移民为主)远远多过湖南当地的土著人。那么，从宋代到清代，在江西人大量迁入湖南的大时代背景下，郴州及永兴的人口迁入情况又如何呢?(1)郴州人口迁入情况。表3是笔者根据郴州市志的有关资料所得，从表3可见，宋代是江西人口迁入郴州的鼎盛时期，多达69户;元代，外地迁入总户数虽然不多，但大多来自江西，共有22户;明代是本省外地人口迁入的高峰期，但此时江西人口的迁入仍有30户;清代是广东人口迁入的高峰期，江西人口的迁入为10户。宋代至清代，郴州的迁入人口以江西人最多，总计131户，占外地迁入人口的34%;本省外地迁入人口居第二位，共99户，占26%。在分析上述资料的过程中，除了江西人口的直接迁入，我们不能忽视江西人口经由湖南省其他地区辗转迁入郴州的现象。也就是在宋、元时期迁入湖南其他地区的江西人口，到明清时期又由湖南省其他地区再次迁入郴州地区，那么这一部分人口也可以认为是江西人口的迁入。因为缺少相关的数据资料，这种原籍江西经由本省他地辗转迁入郴州的人口户数，我们还暂时没有办法进行统计，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一现象在当时还是相当普遍的。有一郴州永兴县马田镇马田村刘氏家谱资料，可以作为上述情况的一个佐证，据家谱载:刘氏祖始，一世祖刘式，原名克几，字叔度，系籍江西临江府清江县荻斜村，仕宋太宗朝(公元976年～998年)，官工部尚书。三世祖(刘式之孙)，孟二郎，名政，字亨父，初举孝廉不就，游历于衡山之南遂家焉。七世祖，小三郎，名友荣，字应华，太学明经为士林望，由衡山迁耒阳城关。八世祖，小三郎长子正十一郎，住耒阳城关。十二世祖富远有五子，第五子为钟仁，钟仁三子:文绶、文维、文惠。文绶、文维徙居耒阳小水铺，文惠于明成化末叶(公元1485年)迁居永兴县马田，当时年仅三十岁。自此以后其子孙在此繁衍生息。可见家谱中所记载的一世祖刘式原籍江西，三世祖刘政于北宋中叶迁至湖南衡阳，七世祖约在南宋末年迁入湖南耒阳，明代中叶十三世祖刘文惠迁入永兴马田。(2)永兴人口迁入情况。宋代中原战乱，为避战乱，当时迁入永兴定居的有曾、刘、陈3姓人氏，其中曾氏(曾巩后裔)于绍兴年间(1131—1162年)从江西南丰迁入，刘姓(刘式后裔)在宋朝南渡以后从江西吉安迁入，陈姓世居永兴。元代，因当时政治动乱迁入永兴定居的有邓、彭、黄3姓人氏，其中邓姓由江西饶州府迁入，彭姓于至正十七年(1357年)由江西南昌迁入，黄姓来历不明。明代，有李、曹、马3姓人氏迁入永兴定居，其中李氏的一支由江西安福县迁入，其余两姓由本省外地迁入(如上文，不排除从江西辗转迁入的情况)。清代，因经商、出仕、自然灾害，外地人陆续迁入永兴，其中有江西人，亦有本省外地人。宋以后从外地迁入的姓氏中，宋、元时期三姓之中有两姓来自江西，明代三姓之中亦有一姓来自江西。总之，从宋代至明代，郴州和永兴接纳的江西移民比例都是相当大的，时至今日湖南人还常称江西人为“江西老表(表亲)”，可见这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宋至清代的这种时间相对集中式的大规模江西移民所带来的赣语，给永兴方言带来的巨大影响也是可想而知的，可以说外来方言赣语融合甚至取代当地永兴方言的可能性都是非常大的。

二、结语

关于湖南永兴方言的归属问题，近几十年来不同的研究者形成了不同的意见，这场归属的历史争论与永兴方言自身的内部差异有关，与永兴方言深受西南官话的影响有关，同时也与因移民运动带来的赣方言的影响有关。目前永兴方言的归属已形成了趋于一致性的意见，即认为永兴方言属于赣方言，与此同时永兴方言自身的复杂特点以及其兼有的西南官话及湘语特征的这一混合性也越来越受到研究者们的特别关注。

作者：尹喜艳 单位：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