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的体验书写范文

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当代文学的体验书写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长江学术杂志》2015年第七期

一、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想象和边疆风情：1949—1976年间的新疆体验书写

闻捷的这种革命历史叙事在其他作家那里也比比皆是。碧野的散文《在香妃墓周围》对照叙述了建国前维吾尔族人民的受压迫和建国后的翻身得解放，尤其是维吾尔族妇女的翻身更受到热烈歌颂。严辰的诗歌《织地毯歌》通过南疆和田维吾尔族织地毯工人在建国前和建国后的生活对比，歌颂了中国共产党给边疆人民带来的翻天覆地的新变化。此外，还有严辰的诗歌《烙印——一个奴隶的倾诉》，张志民的诗歌《戈壁老汉》和《一条残断的锁链》等都是写新疆少数民族的奴隶翻身的，最终都要落实到：“谁撑起了奴隶们的腰杆？/亲爱的共产党和。”此类革命历史叙述中，新疆少数民族无疑处于被解放、被拯救的弱者地位，他们能够奉献的只是超越民族、超越文化的赞美和忠诚。建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文学策略之二就是高调宣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新人新事，新风新貌，展示新政权领导下的美好新生活，从而赢得各族人民的想象性认同。当革命炮火的硝烟散去后，社会主义建设大潮风起云涌，党和政府乃至内地的汉族人成为现代文明的推行者，成为现代性的传播者，文明的火种传播到新疆边地。《复仇的火焰》中，沙尔拜就这样对女友叶尔纳描绘共产主义美妙远景：“啊！那时候多么好啊！/我们这儿建立起帐篷的市镇，/山沟里涡轮机隆隆地旋转，/每座帐篷都亮起电灯……//啊！那世界多么好啊！/共产主义就是人间的仙境；/哈萨克永远摆脱贫困和落后，/终日歌唱生命的青春！”当然，必须明确的是，这美妙远景的提供者和实现者只能是党和政府，因此真正需要认同的是新的民族国家共同体。

还有艾青、碧野、郭小川等人也倾情于讴歌新疆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的冲天豪情，召唤着对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想象性认同。诗人艾青的新疆体验书写最主要的就是歌颂新疆的军垦战士崇高的奉献精神。他的诗歌《年轻的城》咏赞了农垦城市石河子，诗人“透过这个城市/看见了新中国的成长”。碧野的长篇小说《阳光灿烂照天山》则展示了新疆兵团屯垦边疆、保卫边疆的昂扬斗志。碧野的散文《雪路云程》、郭小川的诗歌《雪满天山路》等都集中歌颂了天山公路的建设者。严辰的诗歌《金泉》歌颂了伊犁察布查尔草原的各族劳动者的辛勤奉献和丰收喜悦；张志民的诗歌《哈萨克少女》、《垦区的夜》、《草原放映队》等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颂歌。这些颂歌营构出一幅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各族人民团结奋进、齐心协力、共同为美好新世界挥汗如雨、充满欢歌笑语的动人图景，似乎边疆已经脱胎换骨，再次中心化了。与革命历史的新疆本土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疆式推进相比，当代作家的新疆体验书写对绚丽多姿的边疆风情的描绘也是不遗余力。1963年上映的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之所以能够在全国获得极大的反响，那冰清玉洁的崇高雪山、明媚动人的高山草原、塔吉克族的民风民情等就是重要因素。闻捷诗歌在1950年代能够魅力四射，也与此有关，用洪子诚先生的话说，“汉族叙述者对奇丽风情和异族习俗的欣喜惊羡的视角，用柔和的牧歌笔调来处理颂歌的主题，对聚居于和硕草原、吐鲁番盆地、博斯腾湖畔的少数民族劳动者的情感特征、表达方式的捕捉，是对读者具有吸引力的因素。”像《天山牧歌》中那些优美的抒情诗，无不呈现浓郁的新疆风情，而长诗《复仇的火焰》对哈萨克族的游牧狩猎、婚俗民风以及草原高山的奇丽风景的展示也极具边疆特色。当然，更多的是像郭小川、严辰、李瑛、张志民等诗人，短期到访新疆，被当地浓郁的边疆风情迷醉。不过，对于这个时代的作家而言，边疆风情的体验书写也必须返归到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想象性认同上来。

如所周知，此阶段的文学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严密规训和有效控制，呈现出高度一体化、标准化的特征，因此当时作家的新疆体验书写也难逃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天罗地网，只能出现高度模式化、雷同化的弊病。但纵然如此，新疆这块大地的特色毕竟是难以轻抹的，那大漠戈壁、雪山草原毕竟不同于中原地区的千里沃野、村庄如织，那众多马背上的游牧民族毕竟迥异于几千年来沉湎于农耕文明的汉族，自由放纵、轻灵豪迈、潇洒飘逸的精神气质还是给许多作家的新疆体验书写带来更为独特的东西。像闻捷的《天山牧歌》对爱情的吟诵在1950年代几乎就是新疆式的最后绝唱。而郭小川、张志民、严辰、李瑛等人在新疆大地上行走吟唱时，似乎多了一份大漠般的浩荡、绿洲般的惊喜、雪山般的超然。而碧野的《天山景物记》这样的散文只有新疆才能孕育出来，那高山雪莲、蘑菇圈、果子沟等还只是外在表象，难得的是流淌全篇的那种新疆式的明丽、新鲜和自由。当然，此阶段的新疆体验书写也存在着鲜明的局限。当汉族作家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动员下，以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想象性认同为独一宗旨书写新疆体验时，他们就在无意中遮蔽了新疆各民族的主体性，从而使得更为丰富复杂、具有生命景深的精神文化因素无法凸显。而且无论在革命历史的新疆本土化、还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疆式推进中，当代作家都只是把新疆各民族人民视为被拯救、被解放、被启蒙、被灌输的对象。例如闻捷在诗歌《货郎送来春天》中讲述货郎给维吾尔人民送来画像，于是“每个家庭都升起不落的太阳，/含笑注视维吾尔人，/维吾尔人遵循他手指的方向，/去迎接金光灿烂的早晨。”此种抒情无疑遮蔽了民族和人的主体性。此外，为了建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想象性认同，当代作家几乎有意忽视新疆多民族的现实，先入为主地把民族意识、宗教意识视为负面因素，急于破之而后快。像在长诗《复仇的火焰》中，闻捷把利用民族身份、宗教认同来煽动叛乱的头人忽斯满、阿尔布满金塑造为十恶不赦的反面形象，而巴哈尔最终幡然悔悟，让阶级身份认同超越于民族身份、宗教文化，才寻找到了出路。此种新疆体验书写，自然有不得已而为之的理由，但其中潜藏的问题也昭然若揭，值得警惕。而且，对边疆风情的描绘中，当代作家更是有可能抽空新疆各民族的主体性，把边地生活风景化，从而阻碍了个体生命和不同民族文化间的真实交流。

二、民间温情的追寻和精神高地的构筑：1980年代的新疆体验书写

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热潮无远弗届，新疆虽地处偏远，亦被裹挟其中。王蒙、张贤亮、高建群、杨牧、周涛、章德益、唐栋、李斌奎、张承志等人的新疆体验书写，构筑了迥然相异于此前当代作家的新疆风景。他们已经不再汲汲于营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想象性认同了，那种走马观花式、颂歌式、外在化、风景化也被超越了。他们有的长期在新疆底层社会生活过、磨炼过，对新疆多民族的民间生活已经别有领悟，因此能够写出既富有生活底蕴又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佳作来，如王蒙；有的短期在新疆游走，但内在天性和新疆的独特灵魂构成一种隐秘的和谐震荡，从而能够把新疆体验提升到诗意、神性的高度，如张承志；有的曾经长久定居成长于新疆，已经把新疆当作故乡一样对待，因而立志发掘出新疆内在的精神资源，如杨牧、周涛、章德益等。执著地沉入广袤的民间社会，发掘支撑生命的温情，构造出温暖朴实的新疆形象，是王蒙、张贤亮、高建群等人的新疆体验书写的根本追求。王蒙因受政治运动的逼迫不得不避居新疆，从1963年到1979年长达16年，新疆已然成为他的第二故乡。他曾反复以铭感于心的语气谈及新疆，并从马鞍形起伏的个人命运中来审视新疆体验，把这种个人体验和民族国家的宏大命运奇妙地缝合在一起。对于王蒙而言，新疆多民族的底层生活给他最重要的体验就是积蓄在民间的生命温情，就是被主流意识形态摧毁不了的绵绵不绝的生命力量。

这种生命温情、生命力量不但使他个人获得救赎，而且必然会在民族国家重启现代性的浩大工程时发挥出惊天动地的力量。王蒙在“在伊犁”系列短篇小说最喜欢叙述的就是那一个个虽遭国家暴力的百般挑衅、个人命运的无端戏弄，但依然对生活不屈不挠、对生命尚存希望的维吾尔族底层人民。像《哦，穆罕默德•阿麦德》中的阿麦德虽然生活处境艰窘，屡受迫害和嘲弄，但依然娶妻生子，待人和善，妻子逃跑后还想着到内地去漫游。《淡灰色的眼珠》中，无论阿丽亚还是马尔克木匠，都是用情真挚，用心生活之人。至于《虚掩的土屋小院》中的穆敏老爹和阿依穆罕大娘之间的惺惺相惜更是温暖感人。还有短篇小说《歌神》、《温暖》、《最后的“陶”》等都是用心捕捉着新疆民间社会的丝丝缕缕的生命温情，彰显着新疆人民的人性亮色。中篇小说《杂色》中的曹千里就从维吾尔族人民那里领悟了一种幽默而积极地对待人生的超脱态度。王蒙有意淡化极左政治对新疆各族人民的暴虐和摧残，更有意淡化新疆各民族人民的民族、宗教和文化差异，也不愿意把新疆生活单纯地诗意化、风景化，而是从高度实用理性化的人性视野来审视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死哀乐、日常生活。这样的新疆体验书写的确展现出了一个落难的汉族知识分子眼中的真实新疆。至于张贤亮、高建群等人的新疆体验也与王蒙颇为同调。张贤亮新疆体验书写的小说代表作《肖尔布拉克》志在发掘缝合国家意识形态的罅隙的民间社会的生命温情。而高建群的中篇小说《遥远的白房子》和《伊犁马》无论是叙述遥远的新疆历史，还是关注当时新疆汉族戍边军人和哈萨克族少女的爱情波折，都笔调哀婉，风流蕴藉；不过，《遥远的白房子》更偏向于展示新疆游牧民族的浪漫血性，《伊犁马》则偏向于展示新疆人民的多情重义。

应和着改革开放大时代的要求，彰显新疆大地的生命雄风和开拓精神，建构新时代的精神高地，是此阶段新疆的新边塞诗歌和军旅小说的共同追求。1980年代新边塞诗歌的崛起是当时诗坛的一大热点，杨牧、周涛、章德益等人的诗歌颇为关注新疆的崇高雪山、苍茫戈壁、疾驰骏马、翱翔雄鹰等，从中提炼出粗犷彪悍、高旷超迈的精神姿态，倾向于崇高之美、力之美，是难得的带有新疆特征的黄钟大吕之声。杨牧在诗歌《我骄傲，我有辽远的地平线——写给我的第二故乡准噶尔》中写道：“荒野的路呵，曾经夺走我太多的年华，/我庆幸：也终于夺走了闭塞和浅见；/大漠的风呵，曾经吞噬太多的美好，/我自慰：也吞噬了我的怯懦和哀怨。/于是我爱上了开放和坦荡，/于是我爱上了通达和深远；/于是我更爱准噶尔人的发达的胸肌，/——每一团肌肉都是一座隆起的峰峦！”而周涛的诗歌《天山南北》则咏唱道：“她用暴雪，激励我登攀的勇气，/她用狂风，吹动我生命的帆桅。//戈壁红柳，告诉我坚韧而不卑微，/雪山劲松，教育我坚强而不献媚，/绿洲白杨，启示我团结而不孤傲，/冰峰雪莲，诱导我纯洁而不自美……”相对于闻捷、艾青、郭小川等人的新疆体验书写而言，新边塞诗派的新疆体验书写无疑更富有主体性，更富有新疆独有的地域特色。不过，他们的抒情主体还是被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规定好的集体本位的主体，因此其诗歌更多的是较为粗疏的理性叙说，缺乏更为细腻、关乎个人精神和灵魂的独到发现。当他们书写新疆多民族的生活时，他们往往也会把异民族加以外在化、风景化。与新边塞诗派一样，李斌奎、唐栋等人的新疆军旅小说也重在弘扬那种敢于挑战困难、富有开拓精神的新疆式的生命体验。李斌奎的长篇小说《啊，昆仑山》就反映了长期驻守新疆昆仑山的当代军人的生活、爱情、理想及追求，揭示了当代边防军人崇高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其中，戍边战士向西行、黄沙等人的献身举动筑起了新时代的精神高峰。至于唐栋的短篇小说《兵车行》更是讴歌了戍守喀喇昆仑山兵站的当代军人的牺牲精神和崇高形象。

不过，无论是王蒙、张贤亮等人寻找新疆民间底层社会的生命温情，还是新疆边塞诗派、军旅小说构筑改革开放时代的精神高地，他们对新疆体验的书写都还是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引导之下进行的，是对改革开放的现代性工程的呼应和回答。新疆多民族的民族身份认同、宗教文化认同等核心问题都没有进入其视野之内，因此真正富有主体性的新疆体验书写还是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由此可知，张承志的新疆体验书写的确是一个极具魅力的文学异数。张承志在新疆考察生活过一段时间，对新疆情有独钟，他的《辉煌的波马》、《夏台之恋》、《美丽瞬间》、《九座宫殿》、《晚潮》、《白泉》、《大坂》、《顶峰》等小说都与新疆体验有关。他写新疆的回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并不避讳其民族身份认同，也不刻意回避其宗教信仰。像《辉煌的波马》中，回族人碎爷逃避宗教迫害，带着儿子碎娃子和厄鲁特蒙古人巴僧阿爸及其儿子阿迪亚和谐共处于天山脚下的波马，他们的生命在天山的优美之中显得如此纯净、美丽。《九座宫殿》则把新疆回族人追寻宗教信仰的艰难苦旅写得那么感人肺腑。张承志在寻找自身的民族身份认同、宗教文化认同时，也激活了其他民族的身份认同、宗教文化认同，以其自身明晰的主体性激活了他人的主体性。

即使是写新疆的自然风景，张承志也迥异于其他当代作家。在《大坂》中，他这样描绘天山的冰川，“大坂上的那条冰川蓝得醉人。那千万年积成的冰层水平地叠砌着，一层微白，一层浅绿，一层蔚蓝。在强烈的紫外线照射下，冰川幻变出神奇的色彩，使这荒凉恐怖的莽苍大山陡添了一份难测的情感。”短篇小说《美丽瞬间》中，张承志这样描绘天山的草原：“从清晨起就一直高高逡巡的那支圣洁的乐曲，此时暴雨般倾泻下来。天山蓝郁的阴坡绷直了松枝，铮铮地摇曳着奏出节拍。迎着金黄的阳光，眩目的绿草地仍在流淌漫延，光彩照人地诱惑着激昂和英勇。海拉提的黄骠马卷着一连串黄黄的烟球，冬不拉曲子震耳欲聋。不可思议的疯狂节奏打着大地的胸膛，前方一字摆开愈逼愈近的迷蒙河谷。扶摇的雾霭颤抖着，终于模糊了更远的视野。那姑娘临别时的一声高喊像一个掷向天空的银铃，疾走涌落的音乐立即吞没了抢跑了她。”此外还有《凝固火焰》中对吐鲁番火焰山的神奇描绘。这种景物和碧野的《天山景物记》中那种被彻底驯服、宣示着优美与富足的风景大相径庭，即使和新边塞诗派笔下的粗犷彪悍的新疆风景也大不相同。这是张承志对新疆的内在诗意和神性的独到发现。如果把王蒙和张承志的新疆体验书写略加比较，就可以看出，王蒙是从汉族的实用理性传统来审视新疆多民族的世俗生活的，而张承志则倾向于从信仰的超越性角度来观照新疆各族人民的精神内核。在张承志的新疆体验书写中，新疆大地不再是简单的边疆风情的提供者，新疆各族人民也不再是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想象性认同的忠诚对象，现代性、现代文明也不再是不证自明的价值导向；他在新疆大地、新疆各民族的信仰里发现的诗意和神性拒绝着肤浅的风景化眼光，抗拒着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想象性认同，质疑着现代性的价值谱系。这无疑将为更多当代作家的新疆体验书写提供新的精神导向标。

三、诗意化和本土化的颉颃：1990年代到新世纪的新疆体验书写

1990年代，现代化大潮更为凶猛地席卷全国，世俗化、实用主义、消费文化等风气弥漫整个社会的各个角落，使得原本就务实的中华民族更为务实，精神的天空更为低矮，心魂的羽翼更为稀薄。到了新世纪，这种状况根本没有得到改善，现代性的幸福允诺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都落空了，我们在物质产品的相对丰裕中体验着理想与精神的双重失落，再加上整个社会阶层日益固化，贫富差距日益突出，制度性的贪污腐败污染着整个社会的空气，和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日益溃败的大自然，使得人心普遍极度喧嚣浮躁。在这种语境中，当代作家的新疆体验书写再次出现根本性的变异。无论是1990年代就在文坛上了产生极大影响的散文家周涛、刘亮程和诗人沈苇，还是到了新世纪获得极大关注的小说家红柯、温亚军、董立勃和散文家李娟，他们的新疆地域意识进一步加强，他们有意识地张扬新疆大地的诗意以对抗全国的世俗化浪潮，有意识到新疆大地去寻找新的生命精神去疗救内地汉族精神萎靡的沉疴宿疾，他们的新疆体验书写在诗意化和本土化的两个方向上都做出实质性的突破。作为80年代新边塞诗人之一的周涛虽然已经滋生出独特的生命意识，但整体看来还是更倾向于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媾和，更多的是对现代性的引颈翘望；因而在他的新疆体验书写中，新疆谋求的乃是内地、中心的首肯。但从80年代末转入散文创作开始，到了90年代，周涛的新疆体验书写开始出现了质的飞跃。他开始细致地描绘新疆大地上的自然万物、人情物事，并从中升腾出主动疏离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生命意识。《红嘴鸦及其结局》中，周涛描绘巩乃斯草原被捕捉到的红嘴鸦居然不甘心当俘虏和玩物活活气死的壮烈；《巩乃斯的马》渲染了巩乃斯草原马的俊美和自由天性；《猛禽》讴歌了鹰的强悍与悲壮。从这些新疆自然生命身上，周涛表达的乃是他那种崇尚自由、离世避俗、富有孤高之美的生命意识，承接了鲁迅对懦弱、缺乏血性的国民性的批判精神。在《二十四片犁铧》和《一个牧人的姿态和几种方式》中，周涛更是表达了对农耕文明的鄙视，对游牧文明的赞赏。在内地世俗化浪潮的倒逼下，周涛对新疆独特的文化精神越来越自觉、自信，他曾说：“新疆是亚洲中心的一半。新疆是古西域的核心。

新疆是蓝眼睛的伊兰人的故地，是浪漫华丽的突厥语的归宿。新疆是处处天险中的条条道路。新疆是语言隔膜中的无言神交。虚伪庸俗敬新疆而远之，豪爽真诚进新疆而复活。这就是新疆本质中的一部分。而它的全部，是无法概括的。”因此，当他面对所谓的中心、内地时，他已经不再甘居人下，不再害怕无理的嘲弄和否定了，他极自觉地为新疆辩护，在激烈的二元对立中把新疆诗意化，“当北京景山的一棵相传是崇祯自挂的歪脖子小树前游人如织时，和田硕大无朋的核桃树王正帝王般张开它苍迈郁绿的伞盖；当病入膏肓的一群招摇扭摆的所谓歌星在屏幕上展览丑态与病态时，喀什的泥墙瓦舍之间、月夜清白之地却飘荡着河流一样浑厚、柔和的真正歌声；当欺骗成为常识、敲诈成为公理、金钱成为准则、叛卖成为创造，一切的价值沉沦在汹涌的潮流之中时，真诚、朴素、人性这类事物的最后栖息地也只能在边陲的某些角落了。人性的理解和笑容，真诚朴素的礼貌和友谊，稀有金属一般在绿洲的田园里闪闪发光、震撼心灵。”至此，新疆作为边陲，已经不再因远离政治、经济中心而羞愧，而是意识到了自身的本质力量，并转而作为价值圭臬衡量着内地、中心的欠缺与失落。周涛说：“边陲是永恒的。它的土地，它的人，总是在时髦的漩涡之外提供某种不同的存在。那就是美。”周涛终于和张承志走上同一条道路，不过周涛是立足人文精神基础上的新疆审美，张承志则是立足于民族宗教基础上的信仰追寻。与周涛的诗意化新疆体验书写如出一辙，诗人沈苇从遥远的江南水乡来到新疆，无疑也在追寻新疆的诗意和神性。沈苇诗歌在90年代诗坛上曾产生较大反响，他扎根新疆大地，对存在、时间、死亡、爱、故乡等核心主题做出了较为深入的思考，又让这些主题染上浓郁的新疆气息。他的短诗《一个地区》曾广为称颂，“中亚的太阳。玫瑰。火/眺望北冰洋，那片白色的蓝/那人傍依着梦：一个深不可测的地区/鸟，一只，两只，三只，飞过午后的睡眠”。

该短诗写出了新疆的热烈、高洁、孤迥之美，堪称新疆灵魂的简洁素描。在沈苇的新疆体验书写中，那种供肤浅游客消费的边地风景、民族风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新疆大地的深及灵魂的孤独咏叹，是对新疆大地万般风物的神性的耐心搜集，就像他说的，“我突然厌倦了做地域性的二道贩子。”沈苇能够让生命和新疆大地融为一体，再从中升腾出最个体化、最具有新疆特色的精神姿态。刘亮程的新疆体验书写到了20世纪末期突然成就了一个传奇，他凭借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被誉为“20世纪最后一位散文家”、“乡村哲学家”。他在散文集里极具诗意地描绘了北疆戈壁滩边沿一个名叫黄沙梁的小村庄的外貌和灵魂。他众生平等地对待所有动物，充分体谅一头驴的生存境遇和脾性，和老鼠共享丰收的喜悦，与狗共同守护着村庄的静谧，分享墙脚下蚂蚁的智慧；他又能够听到野花的大笑，体验一株树的渴望，和野地上的麦子一起沉醉于秋天。他在《村东头的人和村西头的人》这样描写阳光：“住在村东头的人，被早晨的第一缕阳光照醒。这是一天的头一茬阳光，鲜嫩、洁净，充满生机。做早饭的女人，收拾农具的男人，沐浴在一片曙光中，这顿鲜美的‘阳光早餐’不是哪个地方的人都能随意享受。阳光对于人的喂养就像草对于牲畜。光线的质量直接决定着人的内心及前途的光亮程度。而当阳光漫过一个房顶又一个房顶到达村西头，光线中已沾染了太多的烟尘、人声和鸡鸣狗叫，变为世俗的东西。”这等朴实流丽又蕴含生命哲理的文字实在沁人心脾。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刘亮程没有停留在乡村琐事碎物的展示上，他能够上升到哲理高度来领悟诸多事物。新疆大地的辽阔深邃赋予了刘亮程散文一种内在的精神质感。紧随刘亮程而来的是李娟。李娟的书写阿勒泰的系列散文《九篇雪》、《我的阿勒泰》、《阿勒泰的角落》、《走夜路请放声歌唱》在近几年文坛上相继喷薄而出，夺人眼球，再次延续了刘亮程的散文路子，对新疆大地上的人与事做出纯净朴素的优雅展示。她的散文弥漫着新疆游牧民族式的乐天知命、天真好奇又豁达超然的气质。在90年代以来直至新世纪的新疆体验书写中，红柯无疑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10余年的新疆生活彻底解放了红柯的想象力，更换了他的生命意识，反过来脱胎换骨的红柯也成为新疆大地的一个抒情孔道，他以庞大瑰丽的小说世界把新疆精神提升到了纯粹诗意和神性的美好境界。红柯的新疆体验书写具有非常鲜明的文明批判和国民性批判意味。在散文《浪迹北疆》中，红柯曾说：“弥漫在戈壁沙漠上的绝不是荒凉，而是沉静！这是腑脏最健康的状态，浮躁和喧嚣这类杂音是摒除在外的。……我在黄土高原的渭河谷地生活了二十多年，当松散的黄土和狭窄的谷地让人感到窒息时，我来到一泻千里的砾石滩，我触摸到大地最坚硬的骨头。我用这些骨头做大梁，给生命构筑大地上最宽敞、最清静的家园。”他还说：“居于沙漠的草原人其心灵与躯体是一致的，灵魂是虔敬的。而居于沃野的汉人却那么浮躁狂妄散乱，心灵荒凉而干旱。”由此可见，红柯憧憬新疆、书写新疆，与他反思内地汉族的农耕文明的局限性有关；对于他而言，新疆才是生命的彼岸，代表着一种极其人性化、诗意的生活方式。红柯在文坛上首先产生极大反响的是长篇小说《西去的骑手》。他要到新疆寻找的就是马仲英所表现的那种血性刚烈的生命精神。他说：“我当时想写西北地区很血性的东西。明清以后，西北人向往汉唐雄风，而回民做得好。他们人少，但有一种壮烈的东西。我们这个民族近代以后几乎是退化了。我想把那种血性又恢复起来。……我在马仲英身上就是要写那种原始的、本身的东西。对生命瞬间辉煌的渴望。对死的平淡看待和对生的极端重视。新疆有中原文化没有的刚烈，有从古到今的知识分子文化漠视的东西。”因此，他笔下的马仲英年纪轻轻揭竿而起，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勇猛异常，信奉着“有滋有味活几天，比活一百年强”的生命哲学，最终骑马跃入黑海不知所终。此外，像中篇小说《复活的玛纳斯》中的解放军退伍团长、《金色的阿尔泰》中的解放军营长，长篇小说《大河》中的土匪托海等，都是像马仲英一样血性刚烈之人，支撑起新疆大地的雄性风景线，也映照着甚至批判着内地汉族人普遍存在的国民性的萎靡和怯弱。

从90年代以来到新世纪，周涛、沈苇、刘亮程、李娟、红柯、温亚军对新疆体验的书写无疑都是立足新疆本土的，重在发掘出新疆大地的主体性，但他们都和内地的汉文化、国家主流意识倡导的现代性有意识地建立起一种相互映照的关系。因此，他们重在发掘新疆体验中的异质性，如诗意、神性、血性、温情等。但董立勃在新世纪赢得较大反响的系列长篇小说，如《白麦》、《白豆》、《米香》等，在描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与生活时，却走上了另一条本土化之路。他笔下的那些人物都是建国后到新疆开辟新生活的汉族人，汉族文化已经把他们塑造成形了，到了新疆，新的地域风情、民族文化、精神信仰等似乎已经对他们起不到多大的作用了，他们的命运主要受政治体制、个人性情、自然欲望等的影响。像《米香》中的米香、宋兰、许明、老谢等人，都是地道的汉族人，没有信仰，崇拜权力，精明势利，凡事只考虑个人私利，但也富有生命韧性。他们把汉族文化较为完整地移植到了新疆，建构出了新的家园。因此董立勃的这些小说和毕飞宇的《玉米》、《玉秀》等小说在精神气质、叙事质地上都非常相似。其实，董立勃的这种新疆体验书写的倾向早在陆天明的新疆题材长篇小说《桑拿高地的太阳》、《泥日》中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像《桑那高地的太阳》中的上海知青谢平的拼搏和精神毁灭，老爷子的专制和冷酷，把极左时代的政治变态、汉族文化较为丑陋的一面展示得淋漓尽致。如果新疆的地域风情、民族文化等没有办法给汉族文化输入一种异质性的活力因素，那么新疆体验书写无疑就丧失了独立称谓的必要性。那样，也许是好事，也许是坏事。

四、结语

整体梳理了当代作家的新疆体验书写的历史后，我们可以发现其存在较为鲜明的内在逻辑脉络。首先是从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积极迎合到对其有限疏离。新中国刚建立之初，闻捷、碧野、郭小川、艾青、李季、张志民、李瑛等诗人、小说家到新疆工作、体验生活，几乎都是负有国家意识形态的崇高使命的，就是要通过文学想象既让内地民众把新疆视为民族国家共同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又要让新疆当地民众自觉获得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想象性认同。因此他们笔下的新疆人的少数民族身份会被中华民族、阶级解放等宏大语词遮蔽起来。到了1980年代，王蒙的新疆体验书写虽然没有那么急迫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宣教使命感，但他是要在新疆各族人民民间生活的脉脉温情中去寻找弥合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裂缝的强力胶水，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依然是稳定的。《杂色》中的曹千里不愿甘居边疆，渴望再次跃马奔腾，表达的无非就是作者试图获得国家权力承认的身份焦虑感而已。至于新边塞诗派、军旅小说都是渴望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首肯和揄扬的。但到了张承志之后，当代作家的新疆体验书写忽然出现质的变化，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有限疏离几乎成了他们不约而同的立场选择。张承志有意寻找新疆少数民族不同的民族身份认同，拒绝“中华民族”等宏大词语的粗疏空虚。“半个胡儿”的周涛、红柯等人都超越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民族限制和宗教管控，志在展示新疆大地的不羁灵魂。其次，从对现代性的无比憧憬到对其适度拒斥。就像闻捷的长诗《复仇的火焰》中的哈萨克族战士沙尔拜对草原上的现代机器文明的憧憬所表现的那样，闻捷、郭小川、碧野等人不言自明地把新疆视为被现代文明遗忘的角落，如今随着建国后现代化建设的高潮掀起，未来的幸福美满指日可待。王蒙等人为遭受极左政治运动干扰的新疆现代化建设而扼腕叹息，希望从民间社会中寻觅新的力量尽快重启现代性的宏大工程。新边塞诗派、军旅小说等都试图从新疆大地中寻觅刚烈的生命精神、开拓精神参与到现代化大潮中去。但张承志的新疆体验书写却质疑了这种唯现代文明马首是瞻的盲目趋势，他笔下的人物逆潮流而动，显示出了较明晰的反现代特质。周涛对边陲的发现、红柯对边疆精神的提倡，也是对张承志精神的延续。至于刘亮程、李娟等人那么专心致志地描绘被现代文明大潮遗忘的小村庄、阿尔泰边地，而不是向往都市的中心、市场的繁华，本身就具有浓郁的反现代意味。再次，从对新疆的风景化观照到对其内在主体性的发现。这是与前两个脉络构成呼应的。闻捷、郭小川、碧野、张志民等人对新疆体验的书写大都停留在风景化的粗浅层次上。他们被新疆大地奇异的自然美景、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所陶醉，但因被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裹挟，尚未能发现新疆内在的主体性。王蒙倒是一度能够和新疆少数民族打成一片，但受制于高度实用理性化的本民族文化，他也只能发现本民族文化可以接受的新疆特质，而发现不了超越于本民族文化的新疆更独特的生命精神。新边塞诗派是较早书写新疆内在的主体性的，但这种主体性还是被制约在主流意识形态许可的范围内。直到张承志，新疆大地独特的生命精神、多民族宗教文化的超越之维等等显示内在主体性的东西，才首次被当代作家以极具诗意、叛逆的方式张扬出来。张承志甚至认为新疆这个名称都暗示着中心对边疆的傲慢，从而有可能否定其主体性。周涛、红柯、沈苇、刘亮程等人都已经摆脱了对新疆的风景化观照建立了对新疆的内在主体性书写的不同模式。理解了当代作家的新疆体验书写这种内在历史与逻辑脉络，我们才可以清晰地勾勒出其文学史价值乃至对当前文化的建设意义。最关键的是，当代作家的新疆体验书写为当代文学乃至当代中国社会输送了迥异于内地以汉族文化为中心的异质文化经验。新疆体验书写的文化意义和内地不同的地域文学的文化意义迥然不同，因为像内地的荆楚文化、湖湘文化、江南士风、三秦文化乃至东北黑土地文化基本上都是汉族文化的地方性演绎。但新疆体验书写处理的乃是多民族聚居的、自然风物迥然相异、宗教信仰截然不同乃至生活方式都差距甚大的异质文化经验。而这种异质文化经验相对而言更具有自由品格，更多姿多彩，更富有血性和强悍的生命意志，因此恰恰能够弥补内地汉族文化的欠缺。正如红柯在《文学的边疆精神》所说的，“中国人最有血性最健康的时候总是弥漫着一种古朴的大地意识，亚洲那些大江大河，那些名贵的高原群山就是我们豪迈的肢体与血管，奔腾着卓越的想象与梦想。边疆一直是我们古老文明的摇篮。中国文学有一种伟大的边疆精神与传统。这是近百年来我们所忽略的。我们总是把目光盯着所谓发达国家，却忽略自己家园里的另一种高贵而美好的东西。”程光炜也曾指出：“历史时间的钟摆，也许终将在内地社会形态高度成熟化、同质化并日益丧失文学的新鲜性和持续发展动力后，而倒向新疆、西藏和内蒙古等少数族裔文化和文学的坐标上来。”的确，当代作家的新疆体验书写，尤其是张承志、周涛、红柯、沈苇、刘亮程等人的新疆体验书写，复活的就是红柯所说的大地意识，伟大的边疆精神传统，亦是程光炜所说的少数族裔异质文化。这种独特的边疆精神、异质文化经验对于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重建必将产生持续而重大的影响。

作者：汪树东 单位：武汉大学 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