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刊在抗战宣传中的成效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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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发行研究杂志》2015年第九期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创办中央党刊16种，抗战期间存续或新办的有4种，分别是《党的工作》《解放》《群众》和《共产党人》。《党的工作》创刊于1936年6月10日，是党中央指导党的各方面工作的内部刊物，发行范围涉及党和军队相应级别的干部和机关，停刊于1937年12月10日，总计发行48期。《解放》是党中央于1937年4月24日在延安创办、面向全国公开发行、经过与国民党斗争后取得合法地位的“政治理论机关杂志”[1]，发行机构分布广泛，除延安外，在各根据地、全国一些大城市均设发行点，读者群涉及众多，不仅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而且还包括国民党上层人士。《解放》停刊于1941年8月31日，总计发行134期。《群众》创刊于1937年12月，与《新华日报》可谓两位一体，是党中央在国统区创办并公开发行的党刊，先后经历了武汉版、重庆版、上海版和香港版。香港版时期《群众》的海外影响很大，“主要销往香港、南洋和海外，也有一部分销往内地”[2]。《群众》停刊于1949年10月，总计发行405期。《共产党人》创刊于1939年10月，是党中央在延安创办的主要涉及党建的党内刊物，发行到延安、陕甘宁边区、敌后抗日根据地、国统区等区域的中共党组织。《共产党人》虽通过党内阅读传播，影响力却不可小觑。《共产党人》停刊于1941年8月，总计发行19期。由于特殊历史时期，抗战时期的四份中央党刊并不一定都能按原定日期出刊，虽然只有《群众》与中国人民一起迎来了抗战胜利，但它们都对党的相关方针政策和思想进行了宣传报道，对错误思想进行了及时批判。

一、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传播有利于团结抗战局面的形成

抗战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共最根本的一条政策。1940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论政策》强调：“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决不会变更的”。

1.抗战爆发前后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1937年2至6月，中共派代表与国民党进行了多次谈判。同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号召全党“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在目前新阶段内，我党工作中心的一环，应该是抗日的民主运动的发展”[4]。4月24日，《解放》刊登的《迎接对日直接抗战伟大时期的到来》，文章指出：抗战意味着开启了“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的”[5]新阶段，并在文中对中共的诚意和国民党政策转变的可能性等等涉及建立和巩固统一战线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解释和分析。5月1日，《解放》刊登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一文，他强调要建立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基本实现国内和平的基础上，目前的任务是争取民主；而且，他还从辩证唯物历史观层面，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5月2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苏区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关于政治问题的结论，即《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群众》于5月24日第4期全文刊载。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次日发表的谈话，标志着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10月2日，《解放》第18期对《宣言》全文特载。并且，本期还把9月29日发表的《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分别加上四个小标题予以全文刊载，文章强调：统一战线建立后，还需要注重民众、共同纲领、必要改革等以使统一战线得到充实和坚固。

2.对巩固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7月7日《解放》第七十五、七十六期（合刊）和7月16日《群众》第三卷第八•九期（合刊）不仅均予以全文刊载，而且这两期几乎成了七七纪念特辑。其中，两刊都刊发的文章有：《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抗战两年》、《反对妥协投降坚持抗战到底》、博古《抗战二周年纪念献词》、王稼祥《目前抗战的政略与战略的中心问题》、刘少奇《巩固团结粉碎敌人的阴谋》、邓发《坚持团结才能争取最后胜利》及《十八集团军彭副总司令谈坚持河北抗战与巩固团结》。《解放》刊载的有：《我们一定要胜利》。《群众》刊载的有：时评《今天只有抗战，只有胜利》、吴敏《国共两党声明团结抗战》、邓小平《八路军坚持华北抗战》。这些都是对《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的“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6]三大政治口号的支持与积极宣传。抗战期间中央党刊的七七纪念活动，尤以两周年为甚。

二、对《论持久战》等宣传扩大了中共抗战方针政策的影响

抗战时期，持久战、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和统一战线一样，都是中共重要的方针政策。中共中央党刊对此也进行了积极宣传。

1.对《论持久战》的宣传1937年8月，洛川会议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开辟敌后战场。1938年5月，分别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解放》第40期、《群众》第二卷第3期均全文刊载）与《论持久战》（《解放》第43－44期全文刊载）。《论持久战》把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更为明确地概括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7]，最终实现了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军事战略上，由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运动战向抗日战争时期的游击战的重大转变。《群众》第一卷第10期至12期专门以大号字加边框以示强调，大力宣传《论持久战》单行本。中共认为，抗日战争的作战形式中，主要的是运动战，其次是游击战。游击战同样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其战略作用具体表现在：现实角度它是辅助正规战，未来而言是使它也变成正规战。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包括：处理好战争中的几对辩证关系：防御与进攻、持久与速决、内线与外线，配合正规战，建立根据地，战略防御与战略进攻，向运动战发展，正确的指挥关系。

2.对中共游击战经验的宣传《解放》和《群众》登载了许多用鲜活的实战经验换来的对游击战争及重要性深刻体会的文章，它们一方面反映了中央决策的预见性和正确性，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党刊对中央决策的积极宣传和支持。在《解放》第一卷《把山西成为北方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一文中指出：游击战能够消耗、疲惫、瓦解、打击直至驱除与消减日军。任弼时在第29期《山西抗战的回忆》中，结合敌我实情分析，指出参加山西抗战的八路军的作战方针是运动战和游击战，它们不仅具有我军历史上形成的优势，即机动果敢迅速秘密的特点，而且也证明：当敌军深入远方后方时，人民的游击斗争是抗战极其重要的一支力量。在《解放》第43－44期发表《八路军抗战的一周年》，文章分析了华北抗战的成绩，实际上是从实践层面佐证了中央提出的游击战战略纲领的正确性。在《论华北正规战的根本教训与游击战争发展的条件》中认为：抗战之初我军正规战的根本教训在于消极防御，分析了此战术不适合中国的原因，并说明游击战的意义及其施行的有利条件和困难，文章在正规战的失利与游击战的胜利的对比中彰显了游击战争的正确性。《群众》第一卷第10期刊发的《八路军半年来抗战的经验与教训》一文指出，我军今后的战斗主要应采用运动战、游击战并适当配合扼守要点的阵地战，但是，由于抗战的复杂性，不可能单凭一种战术取胜，因此要适时辩证运用战术；同时，要注重发动广大民众战争并意识到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

3.对中共游击战争理论的宣传就《解放》而言：第28期郭化若在《抗日游击战争战术上的基本方针》中认为，游击战争最基本的原则包括两个方面，在群众方面，要发动、组织、武装、相信、联络、依靠、帮助和爱护群众；在军事方面：要主动、灵活和积极。陈伯钧的《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指出，袭击是游击战争的基本作战形式，其要领包括袭击驻止之敌十二条和袭击行动之敌十八条。第31期水侠的《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术———破坏》，在阐明了游击战争中对敌人后方及交通破坏的作用及事前准备和注意事项的基础上，涉及了对敌电线电杆、桥梁、道路、飞机及机场、汽车、坦克车、火车、火车站、兵站、仓库等具体的破坏方法。就《群众》而言：创刊号发表的任淘的《开展游击战与武装民众》认为，武装民众是实行游击战的前提，应该从加大宣传力度、加强组织与领导、完善武器配备、民众自觉等方面实现武装民众。第一卷第9期《关于游击战争》一文，厘清了种种对于游击战的非议之声。在第一卷第20期和第21期《论游击战争》中指出，要依据政治、经济、人员、武器和交通等条件决定战略战术。在第一卷第23期《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中分析了开展河北平原游击战争的形势和具体方法。

三、对“亡国论”“速胜论”的批驳

提高了持久战思想的影响抗战时期错误的思想很多，社会上流行的有“亡国论”“速胜论”等。抗战前，国民党还纠结于是否开战，而抗战后，就从“打不打”的问题转变到了“如何取胜”的问题。而随着战事的展开，除了弥漫着的“速胜论”，抗战前“抗战必亡”论也转而变成了“再战必亡”论。抗战时期中央党刊在对持久抗战思想进行深入解读的过程中，实际上达到了批驳错误思想、提高正确思想影响的客观效果。早在“七七事变”前，就指出，“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9]，1936年7月，又对中日战争形势作了一般的估计，并提出了争取胜利的各种方针。“七七事变”后，、、等在南京国民政府军事会议上提出：战略上应实行持久防御，战术上应采取攻势。中共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强调：“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10]1938年5月，在《论持久战》中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实际，对中共抗日持久战方针进行了客观正确、全面系统的分析和阐发。随后，党刊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宣传和支持中共中央的持久战方针。

以《解放》为例，在第一卷第17期《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持久性》中，从政府与人民结合、军队与人民结合、人民的行动纲领等方面对“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进行了解读。在第一卷第25期《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先决问题》中，指出了持久抗战已经由事实证明是不争的公论，为争取抗战胜利需要坚定信心，并注意战术、指挥与民众动员。以《群众》为例，在第一卷第3期《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一文中，提出了坚持长期抗战的三个基本条件，即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国防政府、巩固和扩大现有军队。在第一卷第5期《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解放》第30期也刊载此文）一文中，总结出了八条经验教训，以及由此推导出的决定持久抗战的八条具体办法。[11]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党刊成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喉舌、耳目和号角。党刊通过大力宣传中共抗战方针政策，使民众加强了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对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坚守在抗日阵营制造了强大的舆论声势；通过对持久战、游击战战略地位的宣传以及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等错误思想的批判，帮助全国人民树立了持久抗战的坚定信心。

作者：罗艳梅 单位：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