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的文学创作及灾难讲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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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村上春树的第14部长篇小说《刺杀骑士团长》于2017年2月在日本问世，被出版界誉为“村上阔别7年的、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新作中村上一如既往地持续着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记载了关于战争的思考，再现了苦难，并呈现出了反省的姿态和为历史作证的价值。《刺杀骑士团长》清晰地显示出了“村上要素”，仿佛是一部村上春树小说的“二次创作”。

［关键词］村上春树；《刺杀骑士团长》；文学创作；战争认识

一

2017年2月，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第14部长篇小说《刺杀骑士团长》问世，由新潮社出版发行。小说超过千页，由64个章节构成，分为一、二两卷，第一卷题为“显现的理念篇”，第二卷题为“变化的隐喻篇”。这部小说的初版印数便达到了138万册，被出版界誉为“村上阔别7年的、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1］50。该书自上架以来，抢购之势席卷日本图书市场，“村上神话”依然在日本当代文坛延续。从小说问世的第4天开始，媒体和评论界便迅速做出了反应，各种书评、鼎谈便相继刊登于日本各大报刊的头版头条：“这是来自村上本人的最优秀的村上春树论”［2］；“《刺杀骑士团长》堪称是一部灵魂的经历谈”［3］；“正是我所期待的小说”［4］。学术杂志《文学界》紧跟其后，该刊5月号设置了《关于〈刺杀骑士团长〉》的特辑，内中收录了小山铁郎的《与“理念”抗争的“我”》、佐佐木敦的《不平庸的肖像画家的肖像》、铃村和成的《下意识的自作引用》、山崎直可乐的《何谓“自己的孩子”》等4篇文章。《群像》和《新潮》则分别刊登了清水良典、椹木野衣和上田岳弘的评论［5］［6］［7］。“这是一部像镜子一样的小说，当我们睁大双眼去面对文本时，看到的并不是名为《刺杀骑士团长》的故事，而是隐藏在镜子深处我们自己的模样。”［8］12尽管褒贬毁誉之声充斥着日本批评界，但可以认为，《刺杀骑士团长》是社会和读者们无不翘首期待的产物。读者在阅读《刺杀骑士团长》时，或许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受。因为村上春树原本便是一个将相同的思想、相同的人物加以设定反复使用的作家，在这部小说中，从故事情节的展开到登场人物性格的特征，再到每段插曲的细节描写，都极为清晰地显示出了“村上要素”，仿佛是一部村上春树小说的“二次创作”［9］93：主人公和妻子分离、与“异世界”相通的地下“穴”、梦中的性交、十几岁的少女、对亡灵的思慕、患老年痴呆的老人；以及小说中奔跑的汽车、飘荡的古典音乐和漫不经心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引用等等，人们品味着村上世界“满汉全席”般的味觉盛宴［10］107，也感受着“村上精选集”带来的视觉冲击［5］40。重复别人、包括重复自己，都是小说创作的大忌，对于像村上这样的后现代小说家而言，这个规律同样没有丝毫的改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刺杀骑士团长》问世以后，日本评论界有声音认为，这是作家写作实践的一次败笔，然而这样的意见是很难被大多数人接受的。理由在于这不仅小视了村上春树的文学创作能力，而且对于村上的艺术处理方式也并没有完全领会。

“文学作品本身便是带有重复的性质，使用相同的素材打造出全新的作品，这种挑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11］119小说《刺杀骑士团长》中，村上久违地采取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早在1979年村上春树的处女作《且听风吟》中，讲述的便是主人公“我”带着经历学潮后的疲惫倦鸟归巢，从都市返回故乡的故事。“从一开始，我便使用第一人称写小说，然后慢慢过渡到使用第三人称，《1Q84》则完全使用第三人称了。现在又想回到使用第一人称写小说、回到原来的领域的感觉愈来愈烈。”［12］第一人称叙事中，“我”这个故事讲述者的身份，背负了现代小说的意识形态，游弋在作者与读者之间穿针引线，使读者的视线与“我”相碰撞，情感与“我”相融合，行动与“我”相统一，从而更加容易进入角色，感受故事的真实性。村上如今已经经历了30余年的写作实践，对文学创作的整体把握可谓游刃有余，对这种第一人称讲述方式也早已驾轻就熟，终于在《刺杀骑士团长》中，他再次决定由“我”来讲述各种扑朔迷离的故事。36岁的主人公“我”和妻子柚分手后，住进了“我”大学同学雨田政彦的父亲雨田具彦位于神奈川县小田原市郊外的家中，他家的棚顶上，意外地发现了一幅被隐藏多年、包装完好无损的名为“刺杀骑士团长”的画。这幅画出自雨田具彦之手。为了悼念自己留学时期逝去的同伴，他以刺杀纳粹高官未遂的事件为背景，借助西洋歌剧中的人物形象，将维也纳的痛彻心扉的经历，绘成了题为《刺杀骑士团长》的日本画。对于具彦来讲，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事情，在图画中得以实现；用语言无法讲述的内容，画一幅寓意深刻的画，这也是他唯一能做的事情。画面上流淌着真实的鲜血，具彦将多个个人的历史悲剧融入进了画中。因此也有评论家认为：“镇魂是这幅画的创作原点”［13］447。《刺杀骑士团长》这幅画从表面上看，是远离现实的，可是它的内部却潜藏着更为深刻的“现实”，为了表现这种“现实”的本质，村上恰到好处地运用了隐喻的色彩，意在展现出更加尖锐犀利的“现实”。因此，每个人在看这幅画的时候，都会看到不同的景色，得到不同的感受，而这便是隐喻的作用，它给予了文本不可思议的功能。隐喻拉开了表象与本质之间的距离，而二者之间所产生的这段沟壑，则需要由欣赏者凭借自己的人生阅历和读解能力来充填；有些人可以无限接近本质，有些人则会渐行渐远。所以即便是面对相同的文本，每位读者都会从中读出不同的内容。在村上小说的人物谱系中，首次由画家来担当主人公的角色。在大学期间，“我”本来是学习抽象画的，那是一种与自然物象极少或者完全没有相近之处，而又追求强烈的形式构成的绘画方式。“我”既被飘忽的形式美和摇曳的平衡感所深深吸引，又因其无法触及事物的灵魂而感到困惑。结婚后为生计所迫，“我”开始改行画肖像画。在画肖像画时，“我”并不只在意画出和本人一模一样的外在真实，而是努力洞察其形体表层深处所隐藏的内在本质。当看到雨田具彦放弃追求西洋画的虚无，而完成的灵魂之作《刺杀骑士团长》时，“我”的心为之一颤。单纯地依靠造型趣味而产生的视觉效果，是无法与世人产生共鸣的，优秀的绘画作品一定是具有它独特的艺术灵魂的。在这里，画家“我”对绘画内涵的思考，透露出作家村上春树对文学创作的求索；所谓小说，不只是现实主义的人生摹写，而灵魂驾驭才是它的中心要素。一部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没有灵魂的支撑，是无法流芳百世、震撼世代人的心灵的。事实上，村上春树一直都在追求文学作品的灵魂书写，这也正是村上小说的魅力所在。“表面上，村上小说貌似只是进行了一些都市生活的简单描写，当这层表皮被剥开的时候，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便是村上对现代人类生存的探求和思索。”［14］52

二

众所周知，1989年11月9日，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东西冷战关系宣告结束。大多数的人们认为，他们期待和企盼已久的和平时代终于到来。然而事与愿违，人们等到的却是一个混乱的、善恶不分的世界。关于这一点，2008年村上在接受共同通信社记者小山铁郎的采访时，曾这样讲道：“从柏林墙倒塌开始，整个世界便陷入混乱之中。世界的本质在发生变化，南斯拉夫问题也好，伊拉克问题也罢，这些事件将人们置于一个很难分辨孰善孰恶的世界之中。”［15］244村上的这段阐述表明，柏林东西阵营相对立的冷战时期，是一个善恶分明的世界，自己所属的阵营就是“善”，对方阵营就是“恶”；而这种冷战结束以后，迎来的则是一个“善”与“恶”可以瞬间反转的时代。就像奥赛罗游戏一样，能够清晰地分辨出绝对善与恶的时代已然结束，特别是经历了“9·11事件”之后，人们生活在无法预测下一秒将会发生什么的恐怖世界之中，支撑人类生存的理论和体制被无视，失去保护的人们不得不独自面对风吹雨打。这对生存在21世纪的人们来讲，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认识，因为我们都生存在柏林墙倒塌后的年代之中。事实上，村上春树始终持续着对这种善与恶的关系以及道德伦理问题的思考。1992年出版的《国境以南，太阳以西》中，村上春树借助主人公之口，作过这样的表述：“事实上，我终究不是一个邪恶之人，不管对谁，我都没有想过要去做什么恶事，一次都没有。可是，动机也好，感受也罢，根据需要我也会变得任性，变得很残忍。”在《1Q84》（BOOK2）中，青豆在杀掉深田保前，谈到善与恶时，他们也曾经有过这样耐人寻味的对话：“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善，也没有绝对的恶。善与恶并不是被固定静止的东西，而是不断地交换所处的场所和立场。一种善在下一个瞬间，有可能会转变成恶，反之亦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左夫兄弟》中描写的就是这样一个世界。重要的是，一定要维持善与恶相互转换的平衡，不管偏向于哪一方，都会难以维持现实生活中的道德的。所以，平衡本身就是善。我必须赴死的意义，便在于要维持这种平衡。”《1Q84》中深田保的这段认识，在《刺杀骑士团长》中通过免色涉再现出来。免色涉始终纠结于秋川真理惠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孩子，“在这种可能性的平衡上，他建立了自己的人生。将这两种可能性置于天平之上，在无法停止的微妙振幅中，他看到自己的存在价值。”面对善与恶，深田保“为了得到这种平衡，不得不死”；而免色涉则“在可能性的平衡上，建立自己的人生”。村上关于人性善恶探索的执着，开始于《国境以南，太阳以西》，重新认识于《1Q84》，升华于《刺杀骑士团长》，“同一主题的反复使用，表明了村上对它们的持续思考”［16］306，其艺术价值亦是值得肯定的。小说《刺杀骑士团长》终章的开头这样写道：“‘我’在电话里将火灾的事情告诉了已经上高中二年级的真理惠”。从时间的推算来看，2011年5月份，真理惠上高中二年级，应该是17岁；而当年失踪的时候，她只有13岁。那么，开头部分所记述的“从那年的5月到第二年年初”的具体时间，就应该是2007年5月到2008年年初。这种独特的时间逆行计算的方法，在《神的孩子都跳舞》中也曾出现过。

1999年出版的这部短篇小说集中，主要讲述了1995年1月17日阪神大地震发生的1个月以后，日本不同地域发生的故事；而两个月以后3月20日，东京又遭受了“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堪称日本有史以来遭受的最为严重的恐怖袭击。“这六部作品中无论是哪一部描写的都是阪神大地震发生后，人们内心世界发生的变化。”［17］15－26在《刺杀骑士团长》中，村上再次使用这种特殊的时间逆行计算法，将东日本大地震与现代日本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阐述了这场天灾带给人们的生活重创，关注了劫后余生的人们的精神重建。“东日本大地震给日本人的精神留下了很大的创伤，描绘生存在当今这个时代的人们时，如果避开灾难不谈的话，小说将失去它的真实感。”［18］作家在面对现实中无法回避的痛苦经历时，时常会选择这种带有距离感的创作手法，既无法进行直白地描写，也不能去直接地讲述，却还必须让读者感受到他们希望表达的内容。雨田具彦的绘画《刺杀骑士团长》做到了，小说家村上春树的小说《刺杀骑士团长》也做到了。“作家所关注的焦点，集中在震灾的非直接受害者对该事件的接受方式上。总之，村上春树虽然以《地震之后》这一标题，明示了‘阪神淡路大地震’之后的事情这一表现范畴，但却并没有直面那些受灾者，对震灾进行正面描写，而是采取了挖掘那些既非居住在灾区、也非直接受灾人群的一般人心理的‘偏离’式的方法，来展现地震所带来的‘暴力’问题。”［19］232关于主人公“我”面对暴力的决断性，在村上以往的小说中，施暴者通常是主人公之外的他者，或者是为了帮助主人公的救助者。在《发条鸟年代记》中，仅仅是凭借电子游戏式的暴力打败了绵谷升的恶；《海边的卡夫卡》中，少年卡夫卡在非现实的梦境中，毫无知觉下实施的暴力，责任和后果却由远方的他者来承担；《1Q84》中，杀死先驱教主深田保的也是女主人公青豆，而并非男主人公天吾。而这一次，在《刺杀骑士团长》中，当失踪的秋川真理惠身陷险境，面临危机需要救助的时候，“我”则主动出击，就像题目所写的那样，“我”用刀刺杀了作为理念的骑士团长，以暴力的手段将她救了出来。为了正义而实施暴力，村上的主人公在经历了焦躁和迷惘后，终于决定作为有意识地施暴的主体而悍然起身，以暴制暴。近年来，村上春树一直关注着现代人的信仰和宗教的问题，而《刺杀骑士团长》便是以“相信自己的信仰”结局的。“不管身处多么狭窄黑暗的场所，或者是多么荒凉的旷野，引导‘我’走出困境的一定是‘我’的信仰。”与这个世界存在的恶和暴力相抗衡的力量，在《海边的卡夫卡》中靠的是想象力，在《1Q84》中靠的是真爱的力量，在《刺杀骑士团长》中靠的则是信仰。在这个后现代化的社会中，有些人已经无法辨别真伪善恶，甚至连自己的处境都说不清楚。我们所期待的真善到底是什么？今后村上春树也许会在他的小说中，更加专注于对信仰与宗教问题的探索，以他特有的方式，不再是理念，不再是隐喻，而是用信仰将人们导向真善的方向。骑士团长对在“我”身旁熟睡的女儿“室”说：“你应该相信，它真的存在”。村上以父亲赠言般的话语，结束了《刺杀骑士团长》的故事。一直以来，村上小说中的父亲形象塑造大都不尽人意。“青春三部曲”中，对父亲只字未提；《托尼瀑谷》中，托尼的父亲省三郎死后留下的上千张老唱片被付之一炬；《神的孩子都跳舞》中，一直在苦苦寻求自己生父的善也，到头来也只能跳着带有遗憾的舞姿；《海边的卡夫卡》中，卡夫卡的梦中弑父，可以理解为父子绝情的宣言。村上本人对与父亲的关系不睦之事也从不讳言，甚至表示过自己不要孩子的原因也在于此。而这种一贯的立场在《1Q84》中出现了明显的转化态势，与父亲的关系成为映照天吾灵魂的要素，父子关系由此变为一种中庸之道。在《刺杀骑士团长》中，父子关系不再决裂，四条父亲的线索两明两暗：画家雨田具彦是雨田政彦的父亲、画中的骑士团长为保护女儿而死；免色涉历经磨难，最终确信真理惠就是自己的“女儿”；而“我”也承认与妻子梦中性交所受胎的女儿“室”。可以看出，村上春树在有意缓和和拯救着父子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起了父亲的责任。

三

村上春树在以往的小说创作过程中，对于故事的框架和情节的构思，事先是没有周密计划的，想好一个开头的场面便信笔写下去。“如果事先想好怎样写的话，象征的自由空间将受到限制。”［20］271而在小说《刺杀骑士团长》中，第一章开头便写道：“从那年的5月到第二年年初，‘我’住在距离狭窄的山谷入口很近的山上。”这句话明确地告诉我们，这是一段大约持续了9个月左右的故事。其后还做了补充式的说明，“当时，我和妻子的婚姻生活已然结束，并且办理了正式的离婚手续。那以后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最后，我们复婚，又重新生活在一起。”很显然，这是一个已经设定好的结局，这种在小说的开头便预告结尾的处理方式，在村上的小说创作中，是十分罕见的。处女作《且听风吟》的结尾，“我”和“鼠”并未相见；《挪威的森林》的最后，渡边在与绿子的通话中发出了“我在哪里”的诘问；《发条鸟年代记》中，主人公“我”最终也没有找到失踪的妻子；《1Q84》（BOOK1·BOOK2）中，平行发展的两条故事线索，让天吾和青豆始终是擦肩而过，未曾相遇。从初登文坛开始，村上小说便拉开了这样的帷幕，即“望眼欲穿，等不到想见的人；费尽周折，找不到想找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这是村上小说创作的一种传统所在。在《1Q84》（BOOK3）的结尾，这种传统才得以打破，天吾和青豆二人终于相见。而在《刺杀骑士团长》中，失踪的少女平安回家、离婚的夫妇破镜重圆、女儿“室”平安出生，一家三口共同面对天灾人祸，劫后重生开启全新的生活。这种“大团圆”式的结局，在村上的文学历程中是绝无仅有的，也可以理解为村上小说创作的一次新的尝试。“我的小说基本上都没有结尾，都是故事还没讲完就结束了。这次我觉得我一定要写一个结局，让主人公和孩子一起生活，对于我来讲是一个新的启示。”［18］“世界上只有百分之一的人口没有小孩，可是这些伟大的小说人物至少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直到小说结束都没有繁殖下一代。”［21］47－48

法国小说家米兰·昆德拉在自己的随笔集《相遇》中注意到了一部伟大的小说所共存的问题：厌恶生殖。也许是受到了这样的文学创作理论的影响，纵观村上春树早期的小说创作，关于怀孕生子的话题是无处可寻的，直到《1Q84》（BOOK3）中，青豆的肚子里才有了天吾的孩子；而在《刺杀骑士团长》中，妻子柚在梦中怀上了“我”的孩子，最后孩子不仅平安出生，而且还拥有自己的名字“室”。“最让‘我’欣慰的是，‘我’让这个孩子带着自己真实的名字来到世间，这样她就不会迷茫、彷徨。不管怎么说，名字都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可见，和人类的繁衍相比，文学的伟大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有了孩子便有了生命的延续，而在这场生命的延续过程中，人们又不得不面对被模仿、被怀疑、被超越甚至还有可怕的背叛。带着这种担当，村上小说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家庭或许会成为他未来创作的主题。“井”是村上春树常用的意象媒介，从《且听风吟》开始，无论是在《1973年的弹子球》还是《挪威的森林》中都曾反复出现过，在《发条鸟年代记》中，它几乎贯穿于作品的始终，在对人物命运做出种种暗示的同时，也成为超越时空的一种存在。而在《刺杀骑士团长》中，“井”的作为意象的造形发生了改变，它不再是进、出口合一的媒介，而是变成了像蚂蚁洞那样的，纵横交错的“穴”一样的多孔世界。在杂木林中或者隧道里，有着无数的“横穴”和“小路”，它可能连接着地狱的入口、富士山的风洞或者东京拘留所的单身牢房。这种多孔的世界景观，与《世界的尽头和冷酷的仙境》和《1Q84》的平衡世界有着微妙的差异，也和《发条鸟年代记》中游戏式的“穿墙体验”有所不同。从“井户”到“巢穴”，从平衡世界到多孔世界，是村上文学创作的又一个重大改变。在那个本不应该有人存在的“穴”中，每到深夜便会不时地传来响铃声。这种夜半铃声的艺术表现手法，又将人们带回到了日本传统文学的世界。《春雨物语》是江户时代的读本作家上田秋成晚年完成的小说集，与其代表作《雨月物语》之间大致相隔了整整40个年头。与重视故事性的《雨月物语》相比，《春雨物语》则更加注重思想性，其中的《二世之缘》讲述的便是“入定”的佛教故事。“在小说创作时，古典文学作品的引用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也会引用很多东西，这个过程非常愉快。”［18］村上春树曾凭借“美国味的日本抒情小说”，在当今世界文坛上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在反传统的、脱日本化趋势的这条路上，村上走了10年。功成名就以后，在第二个阶段的文学创作实践中，对日本的重新理解成为村上思想感情和精神世界的一次重要经历。“写完《发条鸟年代记》以后，不知为什么，我日甚一日地、特别想‘应该赶紧回到日本’。既没有什么特别思念的东西，也不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回归，只是觉得作为小说家，我应该待的地方还是日本。”［22］37－38

《刺杀骑士团长》这部西洋歌剧，在具彦笔下变成了“日本画”，即便它血统不纯，不是纯粹的日本画，但也是在与西洋文化的对决和冲突中派生出的“日本国民艺术”，可以理解为“和魂洋才”，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和洋折衷的产物；而《刺杀骑士团长》这部小说中流淌的对季节的变化无常的敏感，深夜中的铃声与虫鸣交相呼应，以及各种灵异的存在和多神教的精神伴随始终。凡此种种，让读者感受到了浓厚的日本风土气息，感受到了村上在创作《刺杀骑士团长》时回归日本文学的步伐。“从音乐到绘画的题材转变，标示着村上小说作为日本现代小说的复活。”［23］还应该注意的是，《刺杀骑士团长》的主人公“我”的年龄设定问题。早在1983年，村上便创作了短篇小说《35岁的问题》，主人公在35岁生日的时候，发出了进入“人生的转折点”的感慨。1949年出生的村上在该作发表时刚好34岁，可以认为，那时的村上已经意识到自己在一年后也将面对这种“人生的转折点”，也将面对这样那样的愁眉不展和各种非议的问题，从而创作了这部小说。近年来，2013年出版的《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的主人公多崎作36岁；2014年收录于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中的《昨日》的主人公也是36岁；2017年问世的《刺杀骑士团长》中的主人公同样是36岁。三十而立，36岁是跨越“转折点”后的第一年，是三十代的“中间档”，即将彻底告别青春的青涩，却还未到四十的不惑。所谓“人生的转折点”，即会有无限的可能发生，村上让这样的“我”来讲述《刺杀骑士团长》的故事，意在告诉人们，36岁后的又一种可能、又一种人生。这样的艺术处理方法，既显示了与前作的承接性，又具备这部作品的独特性，不但不会有重复之嫌，而且“我”这个人物形象，必然会成为村上小说人物谱系中的独立存在。只是小说中的主人公，即便经历了漫长的30余年的岁月，只长大了一岁，而它们的作者村上春树已然是一位68岁的老人。在《刺杀骑士团长》中，雨田具彦在维也纳经历了地狱般的灾难，雨田继彦在南京经历了地狱般的灾难，“我”在现实中的日本经历了地狱般的灾难。村上以他独特的叙述方式记录了跨越欧洲和中国的战时记忆，完成了对人类历史、日本历史的灾难讲述；其中既有无法抗拒的天灾，也有人类主观挑起的人祸。这些灾难带给人类的后果如出一辙，那就是生灵涂炭，大量的生命死亡。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流淌中，村上真实地记述了过去，积极地生活在现在，并且和家人共同面对未来的结局让人感动。但村上在结尾处的暧昧的处理方式，引起了人们对第三卷的幻想：“可能会像《发条鸟年代记》和《1Q84》那样，《刺杀骑士团长》很快就会出现第三卷的”［11］121；“期待着第三卷中出现孩子的身影，让他成为破坏者来破坏这已有的和谐。”［24］人们对第三卷问世的期待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刺杀骑士团长》给读者留下了太多的无解之谜和未解之谜，政彦小田原家中的刀，被瞬移到了伊豆高原疗养院；“我”还有没有完成肖像画任务；免色涉衣橱中的恐怖；从未露面的真理惠的父亲秋川良信的存在；被宗教团体威胁的秋川一家人的命运……在第三卷中，作家应该写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村上究竟是否打算带领读者走出这个谜一般的故事世界，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尚一鸥单位：东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