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意识形态下的青年期待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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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年研究杂志》2016年第3期

摘要：

从“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终结”到当下“后意识形态时代”的青年期待，这是学理探究我国青年意识形态趋向的逻辑主线。基于此发现，我国青年意识形态不单单是一种“本体论存在”，更是一种“关系型构成”：“多元、多样性、碎片化”的意识形态承认与“单一、同一性、聚集化”的意识形态转向。全景式解读我国青年意识形态生活现状，系统归纳我国青年意识形态规律生成，最终实现对“后意识形态时代”青年期待的把握。

关键词：

后意识形态;期待;青年主义

2013年五四青年节前夕，在同全国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会上强调，“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1]由此可以看出，青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接力”，这是历史和现实，国家和民族给予青年的时代重任，更是一种深沉期待。这种期待不仅仅是一种“专业、知识、技术、经验”的能力期待，一种“勇气、胆略、韧劲、态度、信念等精神”的境界期待，更是一种“集体、社会、道德、信仰等意识形态”的方向期待。尤其是在意识形态方面，除去对青年“期待”之外，其实还有一份“担忧”与“困惑”，毕竟，现代青年在经历着“改革开放”、“欧风美雨的全球化”冲击之外，还承载着“现代性对传统的涤荡”，在这样的环境下，传统意识形态所追求的“同一性力量”大大被削弱，不禁要追问，新时期我国青年意识形态国情究竟如何？又呈现出哪些趋向特征？是“二元化”、“多元化”、“碎片化”呢？还是“二元化”、“多元化”、“碎片化”的“不断聚集”、“同一转向”？还是如西方学者曾经幻想到的“意识形态终结”？[2]问题与答案的多样性，折射出当下我国青年正处于一种“价值生成的敏感期”，也属于一种“共识形成的关键期”。围绕青年意识形态，特别是结合一种“后意识形态时代”语境，了解我国青年意识形态生活，解蔽我国青年意识形态规律，总结我国青年意识形态的期待。

一、“后意识形态时代”的到来

“后意识形态时代”，一个新的意识形态时代的悄然而至，是分析当代青年意识形态相关的社会必然前提。究竟什么是“后意识形态时代”？青年在其中又会怎样出现与演变？在介入“后意识形态时代”之前，有一个问题必须首先去解决，那就是，究竟“意识形态”是否还存在？抑或讲，意识形态是否已经“终结”？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基础性话题，只有厘清这个问题，我们才能合逻辑地去谈论“意识形态怎么样”的问题。简单地讲，“意识形态终结论”是“后意识形态时代论”的一种前提性问题，后者是前者的一种“继续深化解读”。“意识形态终结”与否，仁智见仁智者见智，倘若按照“青年意识”的创始人法国著名思想家德•托拉西的原初概念而言，意识形态等同于“描述人的心灵、意识、认识等层面中性观念、科学、精神”，[3]这就不存在终结的含义。但是，贝尔等人却给出了一种否定答案，“在美国与西欧知识分子放弃了激进理想和社会革命立场后……意识形态的论争时代已结束”[4]“意识形态……死路一条”。[5]除去贝尔之外，雷蒙•阿隆的“意识形态的社会结构基础业已消失”；[6]李普塞特的“……一场没有意识形态……斗争”；[7]查德罗蒂认为，“……一个倡导意识形态终结的社会”[8]让博德里亚认为：“……终点就在我们身边”[9]福山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10]怎么去理解这些“意识形态终结”的思想呢？其实“意识形态”已经不止一次被终结。1886年恩格斯就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用“逻辑和辩证法”终结了“德国古典哲学……等旧意识形态”；在更早的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已经用“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终结了“传统德国旧的意识形态”；[11]作为后来者的马克斯•韦伯也“强调工具理想本身，就是对……意识形态的衰落”。通过观点呈现，可以断定，“意识形态终结”，在本质上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本身的消亡”，而是一种具体语境下去强调“新的意识形态去代替旧的意识形态”。正如贝尔自己解释到，“意识形态终结”实则是一种用“一种实用的、经验的意识形态”去代替“理想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12]“资本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现代主义”。[13]正是仔细研读“意识形态的终结”，我们不但看不出“终结”，反而，我们还可以看出一种“意识形态必然要胜利”，成为“永恒”的含义。这里的“永恒”究竟会停留在什么地方呢？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在完成“交接”、“替代”之后的“梦寐以求状态”是怎样的呢？人权？民主？平等？博爱？自由？还是宗教？“中性知识”吗？至少在现实中，意识形态没有终结，反而，是增强了、丰富了，“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环保主义”、“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等层出不穷。

我们将这种没有被“意识形态终结”所终结的“意识形态时代”，称之为“后意识形态时代”。当下，虽然对于“后意识形态时代”还没有一种权威定义，但是我们可以梳理出几点共识性的后意识形态镜像：

（1）“后意识形态时代”的环境因素方面，“前意识形态时代”中的对立、对抗渐弱，个体精神世界分裂，全球化的欧风美雨兴起、文化帝国主义畅行，市场经济大浪淘沙、我国大众文化、话语权等地位的不断提升、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预警机制构建，人们对于“意识形态”观念认识渐渐由“坚持”，到“调整”，再到“包容”、“实用”的一种趋势；世界意识形态趋向一致性特征；

（2）“后意识形态时代”的地位作用方面：意识形态不仅不会终结，反而还会走向一种“不断丰富化”、“新形态化”、“组成复杂化”等等；站在“意识形态”历史上去解读“后意识形态时代”的地位。比如从“特拉西的观念意识形态”到“马克思虚假意识形态”，“曼海姆的偏见和乌托邦两类意识形态”，“列宁的一般意识形态概念”、“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阶段的意识形态批判”，再到今天的“后意识形态时代”；

（3）“后意识形态时代”的趋势方面：意识形态渐渐成为一种“自觉”，无论是形式方面，还是一种内容方面，意识形态在寻找一种存在的“张力”；“后意识形态时代”的本质方面，相对于以前侧重于“本体论存在”，现代的意识形态越来越追求一种“关系型理解”，比如强调多元意识形态并入国家意识形态过程趋势，强调国家意识形态指向“多元意识形态组成”。基于上述理解，“后意识形态时代”已经悄然到来。

二、我国青年意识形态的期待

在后意识形态时代，如何全景式了解当下我国青年意识形态的状况？又怎样去准确把脉未来我国青年意识形态的新期待？这些问题不仅仅属于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描述”，也属于一种“求解式的青年实践困惑”。

（一）“后意识形态时代”制造出“青年难题”

“后意识形态时代”属于一种重要的“社会存在”，其中的“全球化”、“改革开放”给予了青年巨大的难题。“全球化”，旨在一种文化帝国主义对“多样性意识形态”的“终结”，实际上是属于西方意识形态的一种宣贯，本质是“扼杀”、“企图扼杀”不同语境下的多样化意识形态。同时，模糊了“意识形态功能”，造成了价值冲突，对于中国青年而言，最为关键的影响就在于一种“开放性遭遇”和“传统意识形态破坏”，随之而来的“凝聚力分裂”、“意识形态殖民”；“后意识形态时代”将自身转化为“经济意识形态”，造成了我国青年的一种“经济注意”，“精神乏力、贫困”等现象的发生，经济意识形态是以“非意识形态方式”完成了“意识形态功能”，这些都是现代青年所始料未及的，过去的“经济主义”或者“一切经济化和利益化的意识形态”都会对青年造成一种精神侵蚀，最终产生“思想难以共识”、“价值观难以产生核心”；除此之外，一些精神文化符号直接充当意识形态打手，“麦当劳”、“肯德基”、“电子媒介”等等采取一种霸权话语，利用其“瞬间”、“周围”凝聚共识，实际上给青年营造了一种虚假意识形态需求。这些青年难题必须解决，但是怎样才能实现一种“完美的解决”呢？

（二）“后意识形态时代”丰富了“青年理路”

“后意识形态时代”属于一种社会存在，并非是一无是处，它在给青年提出难题的同时，也给予了当代青年意识形态一种“解题思路”。要知道，在“后意识形态时代”，我国青年意识形态始终处于一种“多样化”、“多变性”、“多向度”、“碎片化”的“实然价值状态”之下，属于“强现实”的青年价值描述，而与之紧张相对的，则是一种“凝聚的”、“核心的”、“共识的”的“应然价值要求”，属于“强指向”的青年价值期待。究竟，在这“实然状态”与“应然要求”两极强强对话的语境下，我国青年意识形态的“整体性”意义何在呢？基于上述思想，我们可以做出一种暂时的结论：多样化的青年意识形态自身，并不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我国青年意识形态整体。虽然多样化的青年意识形态存在属于一种客观实在，但是这种多样化的意识形态描述并没有体现出一种“意识形态的导向性、共识性”；高度共识的意识形态也不能完全表征一种“我国青年意识形态整体”，一方面我国青年意识形态自身纵向上属于一种“不断从无到有，从单一到多样的形式演变”历史过程当中；另一方面我国青年意识形态自身横向上属于一种“从独立到交叉，从相加到数列组合”的生成当中，价值共识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合力趋向”，但是并不能涵盖我国青年意识形态这个复杂的集合体全貌。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总结到，我国青年意识形态整体不应该局限于一种或是“多元”、或是“一元”的“主体式理解”，还应该涵盖着一种“关系式理解”，这种“关系式理解”一方面需要容纳我国青年意识形态的不断丰富过程，同时，更加注重“多元意识形态不断聚集”的一种过程。

（三）“后意识形态时代”提供了“青年路径”

倘若将国家意识形态与青年意识形态理解为一种“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实际上就将此问题作为一对矛盾问题呈现在“意识形态研究”层面，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一种青年意识形态的地位思考和青年意识形态的新期待。换句话讲，打开“意识形态理论之门”需要两把钥匙，从国家意识形态层面去干预青年意识形态属于其中一把钥匙的作用发挥，还有一把钥匙，实际上就是在强调一种青年意识形态等个性去“丰富”国家意识形态共性的作用发挥。看起来，这是在一种从“两极的角度”去思考一个“多极的问题”，但是这里最明显的一种变化，那就是在于一种“关系型思维”介入意识形态整体的变化。尤其是对于青年意识形态而言，这个整体不再是一个“孤立的本体存在”，而是不断地被介入到一种意识形态整体中去，在这样一个整体当中，开始逐步地与系统内、系统外诸因素之间发生一种“意识形态关联”，这种关联一方面为青年意识形态的形成提供条件，另一方面也为青年意识形态本质提供一种可能性。在“后意识形态时代”，青年意识形态何以可能？这是一个将“青年意识形态”视为“一个关系型整体”来看待的问题，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多种趋势相互融合的过程：其中最明显的一种趋势就是“青年”不断介入“意识形态”。所谓青年，即一种追求“成人、成才”、“生存、发展”的特殊群体，为了在社会中获取生存、求得发展，青年一方面需要增强内驱（我要生存、发展等本能型），另一方面也需要一种外驱、混合驱（我要怎样生存、怎样发展等社会型），意识形态则属于一种青年发展驱动的关键性要素。同时，意识形态作为关系着社会“伦理-道德”、“义-利”、“道德-幸福”、“发展-幸福”、“公正-德性”等等价值关键领域的问题，都是青年成人成才不可回避的具体问题；另外一种趋势，就是“意识形态”不断依赖“青年”。在传统社会，人们往往注重一种“经验的传递”，其中，青年作为社会新生代力量，往往属于“经验的受体”。但是，在现代社会，特别是随着一种信息社会的到来，“信息青年”[14]逐步成为“青年”的代名词，社会更加强调“创造”、“更新”，实际上，作为一种“信息土著居民”，青年越来越开始引领一种社会生存模式的建构，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精神力量”，自然而然也会存在着一种“青年依赖”，这种依赖就是一种两者融合，甚至是创造的新模式；还有一种趋势，那就是“青年”与“意识形态”达到一种“交融”、“交织”的相互影响关系状态，在这种趋势下，“青年”和“意识形态”互为主客体，相互施加影响，最终形成了一种“青年意识形态共同体”。

三、后意识形态时代的“青年主义”兴起

青年意识形态在成为一种可能之后，又在期待什么？这个问题也可以从多个角度去理解，一个是我们探究青年意识形态期待着什么？或者讲，我们为什么研究青年意识形态问题？另一个角度是青年意识形态作为一个“独立的关系型存在”，它在期待什么？我们研究青年意识形态问题，主要还是源于一种“青年意识形态”的重要性、矛盾性、时代性和可行性。所谓重要性，青年问题不仅仅是现实问题，更是一种“未来问题”，青年强则国家强、民族强，能否在意识形态领域达到一种“强的境界”，也是关系着我国青年能够在当下和未来世界站稳脚跟的关键；所谓矛盾性，当今我国青年也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意识形态问题”，这些问题表现在多个方面，比如“价值迷茫、混乱、倒退”，如果不能有效地根治这些问题，就有可能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所谓时代性，“青年交往”在不断进行变化，同样，社会也在不断互动中“变动”和“飞逝”，如何在一种动态关系中把握青年自身，意识形态是一个很有时效性的把手；所谓可行性，我国青年有着良好的“精神传统”，其中不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同时，我国青年也不乏在“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中国梦”、“四个全面”、“三个自信”感召下大有作为的一种能力，这些都是一种探究青年意识形态的原因；作为一个“小整体”，青年意识形态一方面渴望一种“社会的理解”，渴望一种“社会的认可”，甚至是一种“社会的尊重”，而不是一种“被边缘化”。正如前文所述，青年意识形态属于一种“意识形态系统”的“个性”，“组成”，并不是一种“孤立的本体存在”，而是与一种“经验意识形态”、“其他群体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交叉”、“等同”、“网络化联系”，属于一种“复杂型关系存在”；同时在新时期，青年自身已经具备了一种时代所赋予的前所未有的“大好机会”，青年的发散性思维，直觉思维，灵活思维、创造思维等等都可以意识形态领域有所作为，进而实现一种“社会的认可”、“尊重”。但是，同时，对于青年意识形态，我们也只能暂时做到“期待”，毕竟，我国青年一代尚未足够了解“现实”，同时，当代我国青年是否已经做好了充当思想领袖的“准备”，是否具有足够的“抱负”，都是一些“期待”必须考虑的因素。新时期，我国青年意识形态并没有也不会出现西方学者所谓的“意识形态终结”，甚至还会在破旧的过程中迎来一种“重生”，当然，这种期待发挥到极致，就必然会面临着一种意识形态领域的“青年主义”现象，如何解读并把握这样的一种理论情况呢？为了回应这个疑问，这里还需要奠定几个关于“青年意识形态”研究的原则问题：原则一：就是尽量将意识形态研究看做是一种“关系型整体”，也就是讲，“多元的”、“碎片化”的意识形态与“同一的聚集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意识形态整体”，相互之间属于一种“车之双轮、鸟之双翼”，不能分开，过度强调哪一个方面，都是一种偏离“整体”；原则二：我们需要注重一种“国家意识形态”指向“意识形态个性”（包含青年意识形态等）层面的研究，意识形态是一种关系型存在，其中就必然包含着一种“你指向我，我指向你”的关系，先前的研究往往侧重于“个别意识形态”指向“国家意识形态”，当今我们需要侧重于去分析，到底有无一种“国家意识形态”指向“个别意识形态”的理论现象存在；原则三：突出青年意识形态。青年在意识形态中的话语权地位是怎样的？有无地位？这是一系列值得研究的问题，传统青年意识形态是否由一种“草根状态”一跃成为一种“具有统治力的精神高层”，这是一种对于青年意识形态新境遇的理解与规划，一种现象的解读与规律的把握，一种站在关系型角度的表现和期待。

参考文献：

[1]：《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北京青年报》，2013-5-5。

[2][5][13]（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张国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5、33页。

[3]杨生平：《关于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问题》，《哲学研究》,1997年第9期。

[4]（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自由出版社1962年版，第402页。

[6]（法）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吕一民、顾杭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7]（美）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77页。

[8]（英）大卫•麦克里兰：《意识形态》，孙兆政、蒋龙翔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页。

[9]（德）塞巴斯蒂安•赫尔科默：《后意识形态时代的意识形态》，《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年第3期。

[10]（法）德里达：《评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年第3期。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页。

[12]（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与时尚举动》，异议1961年版，第75页。

[14]（美）托夫勒：《力量的转移——临近21世纪时的知识、财富和暴力》，刘炳章等译，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作者:李嘉祺 陈敏 单位: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