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学派构建的初级阶段及途径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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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中国电影学派理论体系构建还处在初级阶段，按照问题意识、对标意识和成果意识，采用纵向文化判断方法，可以较好地解决中国电影学派研究多样而又散漫的缺点，使中国电影学派有较大的聚焦度、标志性和传播力。本文提出四对纵向判断的学派内涵探索方向，包括类型形态、生产形态、空间形态和意识形态，即主流电影与类型电影、电影美学与电影工业、电影区域和全球电影、国家理论和中国特色，基本形成中国电影学派构建初级阶段的主体特征。

关键词：中国电影学派；初级阶段；四对纵向判断；主体特征

一

电影学派称谓早已有之，只是它多针对西方电影，而与中国电影少有关联。比较著名的电影学派有以蒙太奇为核心的苏联电影学派、纪录电影学派、瑞典电影学派、布莱顿电影学派、电影手册学派、波兰电影学派、纽约电影学派等。国内外电影学术界对它们已有广泛而深入的理论研究。根据研究发现，这些学派的电影宗旨并非完全一致，也未必是由艺术结盟而形成得某种电影团体，甚至各个艺术家都是自成体系的。苏联蒙太奇电影学派的代表人物库里肖夫、普多夫金、爱森斯坦、维尔托夫，这四位艺术家相互之间无论在观念上或方法上都有着很大差异，更非一个派别,他们各有自己的美学“小集体”，诸如“库里肖夫工作室”、维尔托夫“电影眼睛派”……爱森斯坦与其他三位导演比较，不但文化性格更加张扬或者彰显，经常触及电影美学的边界以及拓展新的时空概念，而且，工作时间更为长久，直至逝世。学派成员也不一定是同一时期而是前后相续的，纪录电影四大学派的维尔托夫、弗拉哈迪、格里尔逊和伊文斯，他们工作时期不同，美学格式有异，只是其最后艺术指向均为再现美学，他们或深或浅地完善了再现美学的实践与理论体系，在戏剧化电影之外呈现了纪实化电影美学道路，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理论奠基之一。这些代表人物因为或美学或观念或技术的共同基础，而被电影理论界以及自己命名或者宣布结盟。因此，电影学派既是开放的，也是凝聚的。近年，又有颇受德国电影界争议的“柏林电影学派”称谓，泛指两德统一以后的新兴德国电影，代表作有《罗拉快跑》（1998）、《再见列宁》（2003）、《人生的另一边》（2007）等。此外，西方电影理论也有学派称谓，国内学者对此也有关注，例如，中国电影史研究的西方“感官文化学派”，以探讨上海早期电影与现代性的关系及其与好莱坞的关系为主题，并注重女影星对都市文化的影响，其研究方法超越了解读式电影研究，进入到电影与表象以及身体感官文化领域，还扩展到电影与广告牌、杂志封面等其他视觉模式的相关研究。与中国相关的电影学派，最早提出的是“中国动画学派”，基于九十多年中国动画电影所开创的手绘动画片、剪纸动画片、水墨动画片等多种动画片门类，创作了《大闹天宫》《宝莲灯》等数百部深蕴中国文化、中国元素和中国造型的动画影片，荣获世界各类重要奖项近八十项。1988年，尹岩发表《动画电影中的“中国学派”》一文，对“中国动画学派”进行了较为系统而全面的学术表述。（1）随后，关于“中国动画学派”的研究被拓展和深化。此后，又有“延安纪录电影学派”的概念，它是建立在延安电影团拍摄的《延安与八路军》《白求恩大夫》《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等影片基础上而形成的，具有较为显著的纪实风格，并深刻地影响到1949年以后国产故事片的美学面貌。与西方电影学派比较，跟中国相关的电影学派在世界电影史上基本阙如。这是由于长期以来世界电影史基本上是“西方学术视角”的，即使有中国电影的表述，也多是点缀性和附属性的。

二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重写电影史”的学术思潮与中国电影产业的改革开放，初步呈现了“中国电影学派”创立的文化契机及其环境：一是对于中国电影美学特色的新认识和新建构。中国早期电影“理论上学苏联，技术上学美国”，有着中国格式的美学图谱。与苏联蒙太奇比较，中国早期电影虽然也有自己的表现倾向性，但却少用爱森斯坦式的冲突表现技巧，而是大多采用一种尊重时空以及更为含蓄、平和的表现手法，此为早期中国电影不同于苏联蒙太奇学派之所在。好莱坞电影叙事一般为“三段式”，而中国电影则是增加迭宕迂回的“四段式”。因此，中国电影虽然学苏联、学美国，却在学中有创新：好莱坞电影虽用长镜头，但逃避矛盾；苏联电影虽表现矛盾，但镜头都较短且零碎；中国早期电影则融合了这两种表现手法，刻意用连续不断的长镜头和单镜头去表现社会矛盾。更为重要的还在于，中国电影把蒙太奇与好莱坞技法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电影的“融合美学”特点。中国动画电影的美学特质是假定性以及写意性，它缘起于中国传统绘画的文化精神，有着浓郁而迷人的中国韵味及其风情，与西方、日本的动画格调完全不同。上述规模和系列的电影理论研究，为中国电影学派“破土而出”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二是电影产业的快速发展及其对中国电影学派的需求。近些年来，中国电影面临一种悖论处境：以年轻人为主体的电影观众钟情于好莱坞电影和美剧，但是，纯粹高仿好莱坞电影和美剧的影片在市场上又未必“讨巧”，还需要“融合”中国电影的独特价值观和美学。因此，建构中国电影学派，确立中国电影的独特价值观和美学，为中国电影产业更好更快发展提供思想资源和技术支撑，也就有着亟待解决的产业需求，为中国电影学派“破土而出”奠定了良好产业基础。三是文化自信的人文主义及其现代化转型要求。如果说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过程重心在于发展经济，而在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文化自信则成为它的核心动能。文化自信的实行方式与呈现形态，将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社会的精神等级以及面貌，并进而影响到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中国电影历经数代人的努力，已经形成若干或显或隐的电影“文脉”，无论是人文内涵还是语言风格，已有与其他国家迥异的中国做派和价值。中国电影理论在史学、原理以及应用研究领域，也有相当的积累以及美学成就。电影历史已然丰厚，未来发展可以期许，从百年中国电影发现和确立师承性和“主脉性”关联，构建中国电影学派并作为中国电影“再出发”的美学基础，这是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为中国电影学派“破土而出”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中国电影理论工作者有感于此，已经开始了中国电影学派的学术开拓，尝试中国电影学派的命名探索，诸如“华语电影”“华文电影”“华人电影”“第三极文化（电影）”以及不同地域研究者提出的“华莱坞电影”“广莱坞电影”“中国大电影”等。这里，华语电影具有较为广泛的接受性，即实际上指向中华文化圈并且以汉语表现的社会文化生活作为指向。虞吉提出“重庆电影学派”，认为西南大学影视艺术系、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以及市内的十多所高校设立的电影学相关专业，成为重庆电影产业强大的高校人才依托，在国内电影学界已形成了“重庆电影学派”与“京派”“海派”三足鼎立之势。

（2）北京电影学院提出“新学院派”，认为“新学院派”电影的发展，一方面必须建基于传统电影理论的既有经验成果；另一方面更需要不断扩展原有电影学知识的理论架构和学术视野，以新的知识话语对新问题和新情况做出前瞻性的反应、阐释和指引；更重要的是，这一切都应当立足于“新学院派”电影教育变革的框架之上。

（3）饶曙光、李建强等学者提出电影理论的“中国学派”，提出构建电影理论批评的中国学派固然要借鉴西方电影理论批评的思想和资源，但必须要立足于中国电影实践；构建电影理论批评的中国学派必须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华美学传统中吸取营养和智慧；互联网、大数据正在深刻地改变电影业态、电影生态，中国电影可以借助于后发优势推进电影产业升级换代，推进电影理论批评话语体系升级换代。

（4）周星发表《建构中国电影学派：传播视域中的概念探究与适应性》一文，较为系统而完整地阐述了中国电影学派研究的方向性问题，认为在中国电影发展提升的关键时期，给予世界更好的传播命名是一项迫切的任务，中国电影在适应市场化的路途中取得不菲的成绩，但是，散漫而多样的发展也显示出聚焦性不足的问题，尤其在文化价值和标志性的发展上，中国电影的醒目特点和区分他国电影的识别性都相对薄弱，不仅影响着对外传播，也影响着自身创作发展的主体聚焦。从传播效应到凝聚主流的角度，强化“中国电影流派”这一国家电影的倡导，从创作和研究的双重兼备角度，对中国电影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5）2017年10月16日，北京电影学院召开“建构中国电影学派、建设中国特色国家电影智库暨《中国电影批评年鉴•2016》出版研讨会”，围绕关于国家电影智库、中国电影学派理论建构和中国电影批评发展等议题展开了讨论，许多专家的发言观点颇具启示性和建设性。上述研究成果，从不同维度、层面和方法开展了中国电影学派理论体系的构建工作，但是，真正提出中国电影学派理论体系，是2017年10月31日北京电影学院举行未来影像高精尖创新中心“中国电影学派研究部”成立的研讨会，其理论体系主要内容包括中国电影本体研究、中国电影美学特征、中国电影史学建构、中国电影创作研究、中国电影教育和中国动画电影等六大方面。这又使中国电影学派研究有了新发展和新进步。三如上所述，可以基本形成以下判断：中国电影学派理论体系构建还处在初级阶段，碎片的、单面的、局部的研究较多，缺乏联接、提升和系统，尚未从学派理论体系的等级或者视角进行学术布局，显得多样而又散漫，缺乏理论体系的聚焦性，尤其是中国电影的文化价值及其标志性，还没有形成区分他国电影的显著识别性和醒目性，不仅影响着电影文化的对外传播，也影响着自身创作发展的主体凝聚。间或出现一些宏观性和指导性的学术成果，诚如周星所指出的：“关于华语电影、华莱坞电影、广莱坞电影、第三极文化（电影）、大电影等很好的创意，都充满了对于中国电影需要到梳理规范、确立旗帜阶段的明确意识和积极努力，但除了要超越地域局限、避免以偏概全和减弱对于好莱坞模仿等不足以外，需要更有传播的响亮度、概括的恰当性和内涵的凝聚性的称谓，又能够和国家响亮的名字挂钩，对中国电影本身整体性的概括，在有研究性的概括加以标志性的同时，也是真正的、能足以代表中国电影的最核心的内容而形成的学派理论体系的一种阐释结果”。

（6）此外，中国电影学派理论体系涉及中国电影本体研究、中国电影美学特征、中国电影史学建构、中国电影创作研究、中国电影教育和中国动画电影等六大方面，可能又是重复已有成果，同样显得多样而又散漫，较难提炼成中国电影学派的标志性与聚焦性的文化观念和符号，很可能会事倍功半。因此，中国电影学派理论体系构建，可进一步探讨、发展或突破的空间颇多。首先，可以建立科学的中国电影学派理论体系，为学界解惑。目前远未完成这一目标任务，可以通过艰巨而富有创造性的学术工作，超越流行教条，反思性地提出和研究中国电影学派的理论体系的框架和逻辑，尤其是在学术提炼中构建创作和研究认识的认同，疏理宽泛和狭义的不同理解以及核心与多样的关系，从西方电影史观以及研究方法中脱离出来，建立中国立场、智慧、价值的中国方案，形成显著而获得广泛共识的中国电影学派核心观点聚焦性和标识性，并越来越成为世界电影独具样板的重要标志。其次，可以与欧洲、苏联、美国、日本等国家电影学派的横向比较，以及置于世界电影的国际坐标辨析，探索发现中国电影学派的主体性，呈现、确立中国电影学派的独特性。比如，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电影，在苏联电影热衷立神、美国电影疯狂造梦的时候，却是以现实主义风格直面惨淡的人生和社会，其批判精神显著而深刻，乃是承继中国文化的“文以载道”的传统，也初步形塑了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传统。与此同时，以中国电影学派为中心的研究范畴以及资源，使外国电影学者参与其中，在横向比较中深化认识。再次，可以采用“科际整合”的研究方法，将中国电影学派研究背景扩展到各种人文社会科学，拓宽和加深其边界、深度和等级，使它的学术意义不仅局限于电影界，还可以扩大到文化界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界，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艺术史和产业史的重要内容之一，进而构成中国电影的系统性话语和核心价值观。四重新审视和建构中国电影的国家文化形态，使中国电影形成一种具有国内认同、国际传播的国家形象，要达到此目标，必须要有新思想、新观点和新方法，超越传统学术惯性思维，从而能够有效地解密中国电影历史与文化的重要“关节”，使中国电影学派理论体系有力量和方法提出若干有说服力和创新性的观点，能够运用到中国电影史论研究之中，努力改变中国和世界电影史著作中缺少中国电影学派的现状，将中国电影实践、中国电影经验上升到中国电影学派，努力创造中国视角的、更加科学而完整的世界电影史观，推动中国电影学科建设发展。在研究态度上，它需要具备以下基本方面：第一，问题意识。目前，国内电影学术界对中国电影学派存在不同看法，甚至持否定意见者也不乏其人。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状况？电影学派在国外并不罕见，中国电影学派为什么不被待见？应该说，它不完全是“文化自信”问题，缺乏令人信服的中国电影学派理论体系乃是题中要义。因为缺乏科学而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国电影学派至今没有清晰与深刻的文化观念与美学标志。周星认为：“中国电影要有一个区别于所谓的好莱坞电影、宝莱坞电影—印度电影、日本电影、伊朗电影、韩国电影等等有指向性称谓。也许人们会说，不就是中国电影吗？问题在于，当下的中国电影的称呼固然不错，但散乱而不集中，对于一般泛泛而论的国家而言，称呼某某电影也就是一个区别的概数，但对于体量如此大而理应有显著集中特色，让世界电影人一提及中国电影就有一个自然标志而言，显然目前没有达到这一目标。不止是外国人如何看待中国电影存在难题，我们自己其实对于目前的中国电影是什么形态也茫茫然。一会一个潮流、类型，喧嚣一时却即刻沉沦消失，无从看清中国电影有什么标志性的因素，也无从下手标定基本样貌，你无法聚焦名称与他人电影的区别，也无从论及中国电影的色彩，这是当下中国电影最应该显示个性却无从捕捉个性和无法定位名号的现实难题。”

（7）那么，如何构建中国电影学派？它是横向判断，还是纵向判断？它是文化的，还是美学的，又或是社会的？它是集合体，还是简约体？它的核心关键词又是哪些？与中国电影历史的通道何在？这些关键词又能否概括中国电影的主要特质、风格和思想？它能否消解人们对其合法性的质疑？中国电影学派如何扩大国际传播？又怎样获得国际的认同？它能够成为中国电影的国家文化形象吗？它对以后中国电影将能够产生怎样的影响？它有益于处理中国与好莱坞的复杂的平衡关系吗？……这些问题，都将是确立中国电影学派研究视角和研究路径的基本方位。二是对标意识。构建中国电影学派，必须在中国与其他国家电影的对比坐标之中，在对比中辨析中国电影学派并建立其理论体系，显示中国电影学派的特色、个性和气质。与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电影学派的差异认知以及置于世界格局的定点定位，发现中国电影学派的主体性，确立中国电影学派的独特性。与此同时，对标也包括同质的辨析，现代西方电影大师之所以形成学派，与其哲学传统及其在时背景相关，同样构成中国电影学派的高峰性人物和代表性作品，也与中国哲学传统及其在时背景存在一种“编码”关系。三是成果意识。构建中国电影学派，需要出现清晰而有效的国家电影形象。它的成果不可能是散漫飘浮的，而必须是聚焦性和标志性的。众所周知的“一带一路”，其历史和现实内涵指向清晰，“金砖五国”的概念令人一目了然，“金砖＋”也是如此，它们概括了一个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策略及其途径。中国电影目前还不具备如此的概括性，因此，构建中国电影学派的最大任务，就是给予中国电影的对外标示性一种定焦。理论上倡导中国电影学派，是在中国电影产业规模已达世界前沿而中国电影却缺少精神旗帜的背景下，赋予中国电影的国际“名号”。

五构建中国电影学派理论体系，其主体内容包括建立怎样的研究对象、方式和目的。它作为一种理论构架，通过实践、经验和理论的学术表述，使中国电影外部形象从模糊不清到清晰大观，形成中国电影的观念符号以及美学标志。需要说明的是，学派并非流派，不是狭隘、局部或者单一的概念指称，诸如“左岸派”、真实电影、直接电影、第三电影，它是一个国家电影在国际格局中的总体呈现，有着更大、广义和概括的性质，能够基本体现或者代表一个国家电影的最高文化精神，故而，它具有原创性、中心秩序与感召力。它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电影的价值观、精神等级、风度气质以及国别特色的艺术手法。由此而论，中国电影学派乃是中国思想“文脉”与当下精神状况互融共生以及中国电影人集体进行合理美学选择的“高峰”呈现。上述总体问题，也就规范了中国电影学派的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它需要有三个维度构型：一是一个国家电影主导性或者倡导性的文化承传的核心呈现；二是与其他国家电影风格迥异的特色特质；三是在学术研究中可以通过优秀的电影主体呈现得失。这些学术要素构成了中国电影学派的基本学理基础，既需要史学的概括，又有着与他国电影的比较，同时，构建起来的观念符号以及美学标志又能体现于具体代表作品之中。通过构建理论体系，确立中国电影学派的观念符号以及美学标志，即中国电影的创作风格、研究风格、理论体系、符号体系以及观众、批评家、国际都能认同尊崇的美学体系，能够对外醒目、对内凝聚，聚合创作的主导趋向和研究聚焦的重心，故而中国电影学派的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是中国电影精神内在性与传播简洁性结合的文化核心价值，使中国电影呈现出最大化的形象整合。它是历史的总结、现实的指引和国际的品牌，故而构建中国电影学派理论体系，能够使中国电影学派成为中国电影的理论代言人，它所对应的典范电影人和电影作品是中国电影的形象代言人。这里，需要明确一个观点：构建中国电影学派在理论上仍然需要在初级阶段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期，然后逐步推进，不断向实践与理论成熟的中国电影学派接近。中国电影学派初级阶段研究，按照问题意识、对标意识和成果意识，采用纵向文化判断方法，可以较好地解决中国电影学派研究多样而又散漫的缺点，使中国电影学派有较大的聚焦度、标志性和传播力。同时，根据初级阶段基本状况，厘清中国电影主导性或者倡导性的文化传承，辨析与其他国家电影风格迥异的特色特质，并以优秀的电影作品进行经验印证。在纵向文化研究方法上，可以建立若干理论维度，在最有可能形成中国电影精神标识与美学符号的部位，先行开掘、提纯和凝固，并在学术思想理论上力求有较大的创新度、前瞻性和推广度。六根据上述学理依据，初级阶段的研究视角，一是中国电影学派乃是一个集合概念，它由历时的系列观念汇聚而成，有它的历史性、丰富性和深刻性，又有着共时的基本哲学和文化出发点；二是中国电影学派应该是纵向判断，可以归纳出其基本的外延和内涵体系，从而形成了若干核心的电影文化理念；三是从电影观念和学派概念出发，可以提出若干理论维度。这里，提出四对纵向判断的学派内涵探索方向，包括类型形态、生产形态、空间形态和意识形态，基本形成中国电影学派构建初级阶段的主体特征，基本内容如下：一是电影观念和学派概念。建构中国电影学派概念，需要从史学维度梳理中国电影观念，包括影戏观念、左翼电影、工农兵电影、散文电影、纪实美学、影像美学、华语电影、华人电影、华文电影，辨析其观念与创作、美学、产业、市场的互动关系，尤其是确认其史学地位以及对于中国电影文化的总体价值，并由此建构中国电影学派理论体系的具体内涵方向，生成中国电影学派的基本哲学和文化出发点。二是主流电影与类型电影。中国百年电影已经形成了“武侠片”“文艺片”等中国特有的深入中国观众内心的类型电影，又有左翼电影、工农兵电影、主旋律电影、新主流电影等政治驱动的主流电影。主流电影和类型电影没有截然区别，中国电影学派的一个主要特征，即它并非仅仅只有一个主流，而是呈现出主流与类型的“通体异形”，一个主流里包括多个样式，一个主流里发展出多种类型，而类型有时又会反哺主流，构成了中国电影学派特有的“共生现象”。三是电影美学与电影工业。中国电影美学来源众多，华洋杂陈，以华而论，即有戏曲、曲艺、文明戏、美术、书法等影响，它广泛表现在编剧、导演、表演、摄影、美工等方面，基本形成了纪实美学和意象美学结合的中国电影美学。同时，电影工业对于电影美学有着重大影响，例如解放前的电影经济体制所生产出来的电影与建国后以及新时期所生产的电影在美学上有着明显的差异，经济基础和经济结构都会对电影美学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这也是中国电影学派的一个重要特征。四是电影区域和全球电影。中国电影与其他国家电影的不同还在于，它既是一种区域中国化，也是一种全球中国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有上海、武汉—重庆、延安几大区域，之后则有北影、上影、长影等各个制片厂。它们既各有特色，又兼有一种区域性的中国化色彩。这种“内构性”所表现出来的“兼容并蓄”，也表现在“外构性”上，不管是受法国影响，还是好莱坞影响，又或是苏联影响，中国电影都能加以“中国化”，表现出一种“全球中国”。五是国家理论和中国特色。中国电影已呈现极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或者中国结构。这种中国结构，与“或隐或显”的国家理论建构是一体的，表现出强烈的中国电影学派风格。它主要包括：家国情怀与儒家伦理，中国电影不论在何时期、何体制、何片种，家国情怀与儒家伦理是一种大概的底色，已是深入中国电影的“骨髓”深处；民族共同体与共和想象，中国电影先天性地存在一个“民族”的概念，它由“家”生发而来，同时，借助于家族的现实想象产生了“民族”。这一朴素的自然理念，构成了中国电影中的“民族共同体和共和想象”，说到底，它是对一种“和谐”的追求，这与国家理论中强调“民族”的因素是一致的。此外，还有因果善恶与正邪力量、个人理想与集体意志等特质。上述既是中国电影特色，又是一种国家理论“反复强化”的结果，不管是隐性的、自发的，还是强制的、显性的，它们都表现出强烈的一致性，这在其他国家是无法想象的，而这或许正是中国电影学派的一个特征，也是一种风格。第一个方面是立论部分，对中国电影学派概念进行界定，回答以下主要问题：何为中国电影学派？这一概念成立的理由以及人们对其合法性质疑的理由，在此基础上如何进一步调适和规范其内涵和外延。如何构建中国电影学派理论体系，横向判断与纵向判断，文化、美学与社会，集合体与简约体之间如何进行学术选择，确立它的核心关键词，与中国电影历史的通道，这些关键词能否概括中国电影的主要特质、风格和思想以及能否消解人们对其合法性的质疑。中国电影学派如何扩大国际传播及其获得国际的认同，使它成为中国电影的国家文化形象。它对以后中国电影的影响评估，如何有益于处理中国与好莱坞的复杂平衡关系。在概念辨析的基础上，对中国电影史上的重要创作观念，主要是主导性或者倡导性的形态、风格、精神高度、价值观取向、艺术约定俗成的表现方法等所显示的国别特色，与包括中国电影的情节偏好与情感呈现的国别风格进行疏理，确认它们的史学地位以及对于中国电影文化的总体价值，并由此建构中国电影学派理论体系的具体内涵方向，生成中国电影学派的基本哲学和文化出发点，从学理上论证和详析四对纵向判断的学派内涵探索方向。其后四个方面则探讨四对纵向判断的学派内涵，并得出初级阶段主体性的中国电影学派的观念符号以及美学标志，在学术上形成概括的恰当性、内涵的凝聚性和传播的响亮度，包括“硬通货”价值、“软实力”影响、“特色标示”确立以及包容多元的支撑核心等内容。它的结构体系如下：一、类型形态——主流电影与类型电影——主流与类型——初步学派内涵标志：主流与类型的“通体异形”，一个主流里包括多个样式，一个主流里发展出多种类型，而类型有时又反过来反哺主流，构成了中国电影学派特有的“共生现象”。二、生产形态——电影美学与电影工业——美学与工业——初步学派内涵标志：纪实美学和意象美学结合的中国电影美学，同时，电影工业对于电影美学有着重大影响。

三、

空间形态——电影区域和全球电影——区域与电影——初步学派内涵标志：“内构性”的区域中国化与“外构性”的全球中国化结合。四、意识形态——国家理论和中国特色——国家与特色——初步学派内涵标志：中国电影呈现极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或者中国结构，这种中国特色或者中国结构与“或隐或显”的国家理论建构是一体的，表现出强烈的中国电影学派风格。上述四对纵向判断的学派内涵：主流与类型、美学与工业、区域与电影、国家与特色，从类型形态、生产形态、空间形态和意识形态四个维度建构，基本形成中国电影学派初级阶段理论体系，可以获得较为成熟的中国电影学派的观念符号以及美学标志。它们从四个维度支撑子第一个方面的立论部分，又在立论部分的指引下展开具体的理论体系阐述，有分有合，以合引分，以分撑合，形成完整的学术研究体系，既有科学性，又有可行性，可以形成构建中国电影学派初级阶段的基本形态和成果。

作者：肖英；厉震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