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小说作家的类型化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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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类作家：深谙母族文化底蕴又深受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引导的学者型作家

这类作家是幸运的，他们个人的青春理想与民族的新生问题共同起步，历史选择他们带着责任与感谢开启了自己的文学之旅。所以，小说多以科学、民主、解放等宏大概念为切入点，阐释了自己所身属的母族在“民族－国家”想象共同体完成进程中的具体表现和真心归属，如益西卓玛、尕藏才旦、马自祥、吴季康的创作。我们可以将其表层化地称之为政治抒情小说和红色历史小说，但有一点必须注意，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正面歌颂并不是小说的全部焦点，作品的细节褶皱中还有着非常深厚的母族文化叙事意义，即对藏族的历史、宗教、民俗等进行了知识性的深度介绍。这种独特的叙事效果其实说明了老一代少数民族作家对母族文化的精深掌握与原型意识层面的认同。尕藏才旦是这类作家的代表。他是一位具有学者气质的作家，早年牧区的生活经历为他打下了扎实的田野基础，而青年时代的省城求学又使其获得了理论的提升，流利的藏族口语、熟练的双语写作，这些都使得尕藏才旦在甘肃少数民族作家中独具风采。他对国家的真挚热爱使他的作品充满了一个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国家认同意识，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他怀揣着一颗爱国之心，熟练地谈论着藏区的近代史，对各种主流的政治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他的历史观统一在爱国心之中，释放着独特的光芒。在他的《首席金座活佛》、《红色土司》等小说中，我们都扎扎实实地看到了这一点。因此，“红色写作”可能是对他的创作比较准确的定位，但是他作品中的一个真正亮点，是对藏族文化（宗教、民俗、历史等）的知识性介绍。关于历史的介绍是相对科学的，关于宗教的介绍是相对全面的，而他作品中的许多民俗知识可以用“鲜为人知”去形容，这样精细、严谨、深刻的描写有时甚至达到了田野民俗志的效果，我们把它们置于非物质文化遗物保护的视野中也是有意义的。这样的学力体现出了一个严谨的藏族传统学者应有的高度，这样知识性功力，在年轻一代的甘肃藏族作家的写作中，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正在慢慢地消失，这一点非常令人遗憾。从这样一个意义上去讲，即便放眼全国，尕藏才旦的小说在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作家中也是有代表性的一类，毫不夸张地说，对甘肃藏族文坛来讲，这样的写作应该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二、第二类作家：具有一定民间艺术才华和个人学术理想的思想型作家

相对于前一类作家，这一类作家对母族文化的全貌并没有全面深刻的了解，由于多数人有过高等教育的良好学术背景，他们在写作之前已经有了个人的学术理想，这样，就会对母族文化作出选择性的研究，而他们身上那种民间艺术才华又往往催促着他们做出相对应的学术选择。“思想”成为他们在写作时非常重视的一个因子，而“民族历史”则成为他们进入思想大门的第一把钥匙。这类作家多数生活在基层，热爱民间艺术，在田野采风的过程中，他们对民间流传的歌舞、叙事诗、史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些真正的民间艺人因此而进入了他们的文学世界，他们对艺人演唱出来的民族历史（如形成史、迁徙史、文化交流史）产生了朴素兴趣，而高等教育阶段的理论学习又将这种兴趣转化为学术的方向。因此，艺术与历史相遇在作家准备了很久的文学田野中。关于历史的个人化解读成为小说的叙事红线，而这种解读又因为生态学视域中的“今昔对比”（对昔日水草丰美的草原的向往，对今日破坏生态环境的城市化进程的忧患）而带上了淡淡的现代性忧伤。如铁穆尔、达隆东智的创作。我们可以将其表层化地称之为文化寻根小说，作品中有一种“纯诗”的意境，由于长期相对恬淡地生活在田野之中，作家对天人关系的探索触觉相对敏锐，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少数民族作家贡献给当代中国文坛的宝贵财富。铁穆尔是这一类作家中的佼佼者。他以散文见长，但散文有小说的情节意味，个别小说又有着散文的抒情意味，如《魔笛》、《牧人捷尔达拉》等。从其创作的内涵来看，他有着良好的史学功底，又对母族文化有着学术研究的热情与踏实实践的赤诚。当然，从他目前的创作实践来看，民间艺术家的诗性情怀更胜一筹，那些失传的古歌、那些白发的阿妈、那些忠义的“安答”都显得情深意长，诗中有画的语言也让我们不由得随着他的笔触遐想万千。但是，如果能让这些充满了历史情绪的人、事、情再多一些基于历史细节、历史场面、历史事件而形成的理论质感，可能会写出具有民族秘史意义的历史小说来。这种宏大历史感的形成一方面要来自深厚的学术积累，另一方面要来自对民间的“剥离式”观察，即在感情上要化入民间，但在学术视点上要保持距离，才会有高瞻远瞩的新发现。“北方苍狼”“、牧人之子”的自谓多少表达了作家的理想主义情怀，这种民间立场非常可贵，但是，史学的海洋广博无涯，需要更多的努力，如何在史家发掘历史材料和诗家发展历史精神的双重视野中完成诗学和史学的完美结合，可能是甘肃少数民族小说写作的一个绿色生长点。

三、第三类作家：具有先锋文学概念和大量信息来源的现代型作家

这类作家多数是70后和80后作家，正当盛年，观念开放、意识先锋，在文学写作上有着多样的形式尝试，对城市生活有着相对成熟的认知，对文学、媒体、市场、人脉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基本上能够驾轻就熟。他们拥有大量的信息来源，也愿意频繁地参加各类文学活动，比如文学采风、文学培训、学术会议、改稿班、评奖等活动，在新世纪以来的十多年中他们也已经获得了不俗的成绩，有一部分作家在全国少数民族文坛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应该说，他们是信息时代催生的现代型少数民族作家。他们的小说创作也确实已经在某些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比如对新世纪以来中国民族地区生活原生态样貌的努力建构，这种样貌不再是简单满足“他者”想象的浮浅而庸俗的描写（如一味去表现少数民族性格的憨厚与物质的落后），小说中人物的吃穿用度与当下中国其他地区的人并没有大的区别，因此，尽管有着民族化了的人名、地名，但我们发现，故事的核仍然是现代中国的乡土叙事或小城叙事，民族文化只是以名称或习俗的稀薄方式薄薄地镀在故事的核上，这种常常被称之为具有民族性、地域性特征的作品其实恰恰是一种文化融合之后的“中国叙事”，这样的创作应该是有意义的。另外，他们的创作内质充满了矛盾，有时为文化的融合等问题而兴奋，有时又充满了无尽的困惑，这种挣扎本身就具备了某种转型期文学的典型意义。青年小说作家中比较突出的是何延华，应该说，她的作品反映了80后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新气象。作品中的人物就生活在甘肃的民族杂居的小村落里，他们有着扎西、桑吉的名字，但是，他们更是富有时代气息与丰富内心世界的当代中国的民族青年。何延华的新作《乔庄新年纪事》就以比较娴熟的民间语言讲述着河湟地区藏族农村的新生活、新变化，风格热烈明快、谐而不俗，洋溢着浓浓的生活气息，少数民族地区青年人的打工、择偶、理想、爱情等问题被作者以虚实相生的手法讲述得活色生香、耐人寻味。虽然人物形象略显单薄，故事内涵仍需打磨，但笔法的轻盈流畅与文中掩饰不住的热爱生活的信念则显示着作者可贵的潜力。

类似的小说创作还有王小忠的创作、扎西才让的创作，我们可以将其表层化地称之为现代村落（或小城）小说，尽管此类小说的写作还在起步的稚嫩阶段，但是，可以负责任地说，这是少数民族作家中有思想的一代。以往的文学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转型时期的文学表达都非常艰难，他们的痛苦与反思本身具备一种思想的力量，如是，理应将这种思想的道路坚持下去，让其成熟、深化，展飞成时代的旗帜，那么，才能为未来的阅读者和研究者留下一笔财富。而现在，还有一个更为切近的问题，就是如何在这个信息爆炸、名利沸腾的时代既与共时的环境保持一种文化层面的动态联系，又能面向文学保守一颗静思向善的为众生写作的恬淡初心，这对他们可能是一个两难的挑战。

作者：白晓霞 单位：兰州城市学院 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