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学佺与万历丁酉科举案关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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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论丛杂志》2014年第三期

被喻为魏晋时最美的男子“卫叔宝”，可见曹学佺之风神秀逸不凡，非一般人可比。此等才华与风貌俱佳的青年才俊，单纯从选拔人才方面来讲，假如被录为会试科元，倒也名副其实。但曹学佺最终没能成为状元，而且连张位曾承诺过得入馆选一事也落空。之所以如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应该是曹学佺并没能真正得到张位或其他阁臣们的举荐和提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五之“读卷官取状元”条，记载的乙未科取状元及馆选等事宜，当年和曹学佺同科状元朱之蕃，即是由当时的工部右侍郎沈思孝所取。沈思孝与张位等内阁大臣皆为同年，彼此相厚善，因此，朱之藩便顺利成为状元，进入馆选，正所谓“从来非相公属意，则本房分考力荐，未有外寮得与者”［4］(卷十五《读卷官取状元》)。此事正可以说明，张位并未把曹学佺作为自己派系成员提携和栽培的意向。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曹学佺授户部主事，后改任潞河仓曹一职。从其被分配的职务看，时任内阁大学士、加进吏部尚书的张位应该也没有特别关照。此外，曹学佺在这一时期成集的《潞河集》及《挂剑篇》，师友唱和往来的题材占了很大比例，却唯独未见与张位有关任何信息。这说明踏入仕途之后，曹学佺与张位之间关系仍然是比较疏离的。虽然后来曹学佺也有两首和张位唱和的诗即《桃花岭次韵奉呈相公座师二首》，是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游历江西时所作，此时张位已经被罢相闲居江西5年。但这两首诗中未述及师生交往状况，我们很难据此得出二者的关系比居京师期间更为密切的结论来。以上种种信息提醒我们，曹学佺居京师期间，和张位内阁的关系应该是较为疏离的。但因为二者之间毕竟还存在一层座师与门生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将其定位为游离在张位内阁边缘地带的人物。如果仅仅是因为与张位之间的师生关系，在当时还不太激烈的党争中，倒也不至于即被归入张党一系。曹学佺被他人视为张位党，主要原因还在于张位被罢相之后，对其表现出极大的同情，而且还“追送舟次，为庀舆马、糗粮甚悉”。张位居内阁期间，由于积极争取和扩大内阁权限，不但与六部同僚关系紧张，最终也引起了神宗皇帝的反感。张位被罢相离京之时，昔日门生同僚皆莫敢往视，曹学佺偏偏就是在这样的时局下独自出头为张位送行，以致令张位深感愧疚，感叹“何相报之笃也”。曹氏此举或许仅仅是为了尊师重道②，但却最容易引起张位异党和神宗帝反感，最终被归入张位党一系不足为怪。既然不属于张位党派，那么是否即可将其视为焦竑一系呢?翻检曹、焦二人这一时期作品，并未发现任何交游信息。二人相交是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以后，即双方被贬谪至南京的那段时间，因文学雅集活动而往来频繁。另外，在丁酉科举案件中，我们也没有发现任何曹学佺对焦竑进行弹劾或辩护的任何文献记载。由此可以推测，在科举案发生之时，曹学佺与焦竑的关系状态应是相对疏离的。

既然曹学佺与张、焦两大阵营的关系都比较疏离，如果没有确凿证据，后来坐张位党受到贬谪就可能承担了莫须有的罪名。那么，令其被牵涉进此场科举案无法脱身的关键证据又是什么呢?有必要关注曹学佺与科举案中牵涉的第三列人物的关系。根据项应祥和曹大咸的疏文，被提出作为试卷“险怪不经”例证的举子一共有9位:曹蕃、吴应鸿、张蔚然、郑棻、汪泗论、丘梦周、赵士麒、郑宏才、赵名言。9位举子的资料在后世文献中记载并不多，有的只是在这场科案中被提到过③。考察曹学佺与位举子之间的关系，发现有张蔚然一人与曹学佺来往较为密切。张蔚然博涉多闻，精于易理，曾以程朱道学，与当时黄汝亨、沈守正齐名，著有《易义分编》《三百篇声谱》等经学著作。其论诗也较为通达，著有诗话《西园诗麈》一卷，颇受时人首肯①。

在曹学佺官居京师期间成集的《潞河集》中，有记载与友人雅集之诗《季春望日，集于鲍庄，载游言别，悲喜并焉，爰述长篇以纪其事。在席者:吴允兆、周叔宗、张去华、黎慎之、张孟奇、阮太冲、陈道源、冯女金、吴阳居、张维诚、王种民、张克鸣、邱伯几也》［5］(卷十七)，此次参加集会的人员名单中即提到了张蔚然。另，曹学佺同乡友人董应举《长溪张侯德政碑记》一文中曾提到:“张公维诚，令长溪三年，士民大欢，条其德政三十一事于石……吾于戊戌岁见侯文字于曹能始之邸，知其有立也。”［6］(卷十三)“戊戌岁”，即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此时丁酉科举案刚刚落幕。根据董应举记载可知，曹学佺与张蔚然在丁酉科举案发生前后的那段时间，已经有诗文来往，可视二者为文字交。丁酉科举案之后，两人也一直保持较密切的联系，张蔚然在为曹学佺晚年所编纂的《五经困学》作序文，又自称门人弟子，可见二人后来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在现存和丁酉科举案相关的文献中，并没有记载曹学佺和张蔚然有何种关联。但仔细翻检曹学佺本人作品可发现，其62岁时所作《靖藩长史长溪郭公墓志铭》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公之县父母师为武林张维成。维成固不佞万历丁酉岁畿闱所取士也，说者以为衣钵相承云。”［7］(卷三)这篇墓志铭是曹学佺为福建长溪郭姓友人所作。张蔚然在重新参加科举取得功名后，曾担任过三年长溪县令，所以，曹学佺在文中称张蔚然是郭姓友人的“县父母”。根据这则材料，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丁酉科举案中被弹劾的举子张蔚然，实际上正是由曹学佺所录取。这也从一个侧面也更加坐实了焦竑被冤枉和打击的历史事实。

录取张蔚然一事，便成为曹学佺与丁酉科举案无法脱离干系的关键证据。所以，在丁酉科举案结案两年之后，张位异党才会又以此案为借口，将其贬谪至南京。通过上述考察可知，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对曹学佺因丁酉科举案受到贬谪一事的记录，在一些细节上不够准确的。曹学佺与当时处在权力中心的张位、焦竑等人保持疏离状态，可能是缘于其刚直孤傲的学者秉性，又或者仅仅是一种初入官场的生存策略，但最终还是卷入党争的漩涡。丁酉科举案发生的当年，曹学佺由于并非党争的中心人物而侥幸逃过一劫，但在案件结束两年之后又因此事被贬谪，则具有了几分在劫难逃的意味。晚明变幻莫测的政治党派争斗，令置置身其中的人如履薄冰，像丁酉科举案中焦竑等人是属于被刻意冤枉的，但像曹学佺则只是无意卷入而又无法逃脱的无辜牺牲品而已。诗人不幸诗家幸，曹学佺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被贬谪至南京，冗官南京近十年。在此期间，曹学佺历览金陵名胜，广交游于金陵的文人俊士，同时组建了金陵诗社，宴游雅集，宾朋过从，将主要精力用于结社倡和，著书立文，成为金陵诗坛的核心人物。一时间，金陵文坛“笔墨横飞，篇帙腾涌”，最终形成了有明一代，声名远播的“金陵之极盛”的文坛繁荣局面。

作者：孙文秀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