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文化的生态功能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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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即人化,是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文化。它是人类意识形态、能力意志和认知水平的集中体现。文化的生态功能是指文化对人类生存环境在时间、空间等方面所产生的促进作用。它既客观反映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一种状态、选择与适应,又准确评价了人类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对自然资源与环境的认知水平、支配能力与表达方式。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文化总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以其特殊的传承途径和表达方式,影响并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制度约定和行为规范,产生强大的保护资源环境与生态服务功能。这既是人类反思自身行为、满足生存需求的本能觉醒,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文化回归。

[关键词]文化;生态功能;科学发展;生态文明文化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的意识形态、能力意志和认知水平的集中体现。文化作为人类特有的现象,其发生、发展总是同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社会文明进程相联系,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以其特殊的传承路径和表达方式,影响并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制度约定和行为规范,显示其强大的保护资源环境与生态服务功能。

一、文化的生态学解读

从生态学的角度看,文化是指人类对生存环境的社会生态适应。作为自然的人,应置自身与一切生物以平等的地位,在遵从自然法则和不危及其他生物前提下,实现人与自然的生态适应;作为社会的人,应承担保护资源环境的责任,以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在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同时,实现人与环境的社会适应。在古今中外诸多关于文化的经典解读中,我们能感悟人与自然、文化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真知灼见。文化即人化,是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的统一体。“人化冶是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以“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冶和“人化自然冶的命题作为立论基础提出的一个文化概念。它表征着人的本质,体现着人的智慧和力量。人通过劳动创造了文化,文化的实现使劳动者成为人。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也是使自然界失去对于人的异在而成为人的自然的过程,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冶,“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冶[1]。通过劳动,人不仅再生产出自身的自然,而且再生产出外在的自然。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历史地统一于人的生产实践过程之中。这就是人类的文化。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考证人类文化与自然生态的相互关系,我们不难得出三点基本认识:其一,人是劳动的产物,文化也是劳动的产物。人通过劳动创造文化,反之,文化也通过劳动创造人。劳动是人和文化相联系的中介,是人和文化形成、发展的共同根基。其二,人的自然化不是把人“化冶到自然中去,重新回到茹毛饮血、构木为巢的原始生活,也不是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而是人保持对自然的尊重和谦逊态度,把自然作为自己的感情归属与精神家园。同样,自然的人化不是把自然“化冶到不成其为自然,也不是按人的意志随意地改造(破坏)自然,而是有节制、有限度的开发利用和保护自然———人类赖以生存的材料库、能源库和食品库,实现可持续发展。其三,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达到“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冶[1]的崇高境界。这既是客观存在的普遍规律和永无止境的文化现象,又是人类社会发展共同面临的永恒主题和不懈追求的终极目标。文化由人类的行为模式构成。

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对西方学者自1871年至1951年期间关于文化的160多种定义作了比较与评析之后,给文化下了一个综合定义:“文化由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致和传递;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他们在人造器物中的体现;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的(即历史的获得和选择的)观念,尤其是他们所带来的价值;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冶[2]。这一文化的综合定义之所以得到现代东西方学界的广泛认可,其经典之处在于其把行为模式(无论是外显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还是内隐的思维与意识形态)、符号传承(语言文字以及知识习俗的获取与传递)、人造器物、价值观念和对人类活动的影响等五层含义联系在一起,不仅揭示了文化的本质内涵,而且阐明了文化核心价值观通过影响和改变人的行为模式,进而显示其改善自然界生物生存状态的功能。文明以止,化成天下。在中国经典历史文献记载中,最早出现文化一词的莫过于《易经》中:“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冶(《易经》)。这里的天文是指天道自然;人文是指社会人伦。故而,上观天宇日月循环,昼夜四时交替之变化,可知晓这一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下察社会人伦秩序,以明行为合乎文明礼仪,行为有所节制,循规蹈矩,可教化天下百姓之言行。文化的本意正在于“以人文而化成天下冶。通过以上三种对“文化冶人性化、人道化和社会化的解读,不难看出,研究文化的生态功能应从其本源入手,沿着“人与人冶、“人与自然冶这两条主线展开与延伸。“人与人冶的关系则构成家庭与社会,构成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制度、生产关系、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人与自然冶的关系则反映人对自然的依赖程度、认知水平和节制调控能力。人在生产劳动实践中的知识积累与财富积累的多少,创造能力的强弱和认知(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决定着人的生存状态,进而影响资源与环境的消长。两者相得益彰,不可偏废。只注重一面,而忽略另一面,都是对文化认识的偏差和缺失。

二、文化的生态功能的内涵与特征

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特有的历史现象,其本身并不具备如森林、海洋、湿地、沙漠等自然生态系统那样直接的生态功能。文化的生态功能是通过影响和改变人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道德准则和行为方式等,达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改善生态、珍爱自然的目的。文化的生态功能是指人类的各种文化现象在改善包括人自身在内的所有生物生存状态中,特别是在改变思维方式、发展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中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它既客观反映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关系的一种状态、选择与适应,又准确评价了人类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对自然生态与资源环境的认知水平、支配能力与表达方式。文化的多元性、多维性和多样性决定了文化的生态功能的主要特征。结构的多元性。所谓多元是指文化观念结构复杂性。文化观念是人类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道德准则和行为方式的复合体。实践证明,尽管地域、民族、宗教信仰与传统习俗等文化背景及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存在差异,但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却表现出惊人的趋同性和一致性。层面的多维性。所谓多维是指文化时空尺度的差异性,即文化从不同的时间、空间,不同的广度、深度,不同的方位、视角,对一切影响生存环境的因素进行观察、判断、取舍与抉择。这种层面的多维性,客观体现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地域与人群所应承担的生态责任,兼顾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在维护地球生态平衡中的公平正义。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所谓多样是指文化现象和表现形式在调整人与自然关系上所显示出的无比影响力、凝聚力和创造力。这种人类在维护共同利益上的认同感和驱动力,甚至可以超越政治、信仰、国界与种族,影响和改变全球发展理念与国际共识、国家战略取向与基本国策,并渗透到精神、物质、制度、行为等各个层面。

三、文化的生态功能表现形式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人类总是运用文化的智慧和力量,在对自然的进退取舍中,在对生存与发展的功过是非中,深刻反思,悉心判读,不断改变人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调整和改善人与自然关系。这种影响和作用,随着全球生态问题日益凸现和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程度,通过各种显形或隐形的路径,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或大彻大悟,柳暗花明,或潜移暗化,自然似之,彰显着文化的生态功能。

(一)生生不息的凝聚功能

“生冶“生生冶“生生不息冶“生生之道冶等以“生冶为主旨命题的论述,之所以经久传承而不衰,在于它不仅深刻揭示了宇宙万物的普遍规律和本质表征,而且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对“生冶的尊重与颂扬。从百经之首《易经》中关于从“生生之谓易冶(《易经•系辞上》),“天地之大德曰生冶(《易经•系辞下》)的论述,到先秦诸子百家关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冶(《老子》四十二章),“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冶(孔子《论语•阳货》),“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冶(《庄子•天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冶(《荀子•礼论》)的解读,再到宋学家朱熹关于“天地以生物为心冶(《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七)的仁说等等。所有的“生冶,均泛指生命、生物、生存、生产、生活和“生的状态冶;蕴含生生相续,生生不息,以求达到生生之境;揭示天地自然,世间万物,人情事世,变化无穷,永无止息之义;倡导崇尚自然,珍爱生命之“大德冶。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正是在“生生不息冶的文化氛围中,践行着“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冶(《易经》)的道理,将“生生不息冶的易理文化一以贯之,万世传承,并以此凝聚成坚如磐石的民族精神和牢不可破的生命共同体。每当山崩地裂、山洪暴发、冰封雪盖的危急关头,中华民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大无畏英雄气概,演绎了人世间大爱无疆、血浓于水的感人画面,体现了中华民族对生命的无限关爱和尊重。“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冶淤。

(二)厚德载物的激励功能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冶,其意为天体之运行刚强而劲健,君子应效仿之,奋发图强而永不止息;大地之气势厚实而和顺,君子应效仿之,厚积美德而包容万物。“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冶(《易经》)。先哲们历来称“天地冶为“万物之父母冶。故,斯人当以视天地为父母的感恩之情,明善待自然为生存篮的养育之理;以“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冶之德,诠释崇尚自然,仁义厚朴之道。中华文化历来以传承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的天地精神,作为民族精神价值之源,立国立身之本。通过对天地精神的感恩与崇拜,激励人们从敬畏自然的神圣感上升到呵护生态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唯有大自然“敦仁厚德冶之大爱,方能容纳“承载万物冶之大度。如今,当人类反思工业文明后短短二百多年中,因谋取巨额财富而不惜疯狂地掠夺与消耗地球资源,引发气候变化、资源枯竭、灾害频发、环境污染等诸多生态灾难之时,权衡利弊,评说成败,得之毫厘,失之千里。究其缘由,说到底就是文化的缺失,价值观的扭曲和伦理道德的泯灭。为弥补给天地父母带来的满目疮痍,为追寻失落已久的人类共同家园,可持续发展作为国际共识与人类智慧,既是对自然的尊重,对责任的担当,也是对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天地精神的传承与发展,激励当代人立言明志,科学发展,锲而不舍,励精图治。

(三)天人合一的教化功能

“天人合一冶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它既是一种至高无尚的理想境界,又是一种为人处世的伦理法则,千百年来已成为教化“为人之道冶的哲理与行为准则。古人有天人地“三材之说,人居其中冶;又将道、天、地、人称之为“域中有四大,人居其一冶。故而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冶西汉哲学家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冶。而宋代张载在《正蒙》中则首次提出“天人合一冶这个命题:“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冶张载所言之“天冶,即为人心以外的大千世界或宇宙。宋代以来的“天人合一冶主要指一种个人修养的境界,带有浓郁的伦理色彩和近乎终极的理想追求,教化百姓至今。“天人合一冶作为先哲的生态智慧与伦理追求,正有形无形地汇聚成一股改善生存状态、传播民族大爱、冲破迷茫惆怅、自信自立自强的力量。这种力量,教化人们在身处逆境时懂得珍爱,在遭遇灾难时挺起脊梁,在兴旺顺达时居安思危,在治国兴邦时得以效仿。当今社会,几乎所有人与人、人与自然等诸多利益关系上的问题,均能从“天人合一冶的哲理中受到启迪,去寻求新的觉醒与回应,进入一种高尚的人生境界与终极追求。

(四)四时教令的约束功能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颁布保护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法令和设立政府专门管理机构的国家。早在四千多年前的尧舜时期,就专设了管理山林川泽的机构“虞部冶和山虞、林衡之官职。虞衡制的出现对历代皇室机构设置影响深远,直至清末仍被沿用。西周时期由皇家颁布的《伐崇令》规定:“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冶此外,周代还制定了保护自然资源的《野禁》和《四时之禁》。其政令覆盖之广、分工之细、律典之严令人惊叹!司马迁将先秦“月令冶明确为“四时教令冶,《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公史自序第七十》中称:“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爷。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爷冶(《史记》)。以“四时教令冶为核心的古代生态法典制度,自先秦至明清,授民以时,示民以法,以“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冶和“山林泽梁,以时禁发冶(《荀子•王制》)的教令感化百姓,其文化传承与法律制度相互融合,延续数千年之久,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法律文明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文化理念。这种赏罚分明,宽严相济的国家法典,不仅约束和规范人的社会活动与生活行为,而且至今对现代生态立法仍有着深远的影响和借鉴作用。

(五)“仁民爱物冶的训诫功能

中国传统的治国方略历来注重文治教化,主张“礼法结合冶、“德主刑辅冶、“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冶尤其在认识和处理天人关系上,尤为推崇“天人合德冶、“以德配天冶、“仁民爱物冶、“民胞物与冶、“节用爱物冶,以求“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冶的思想和“取之以时冶、“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冶伦理道德原则,力戒“竭泽而渔冶、“暴殄天物冶的行为,而视“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冶(《孝经》)所有这些,均与当地民间习俗相融合,形成“民议官许冶或“民议民定冶的行为准则。这种以神秘性、强制性、群众性和功利性为文化特征的我国历代保护自然与生态环境的民间规约,作为国法诏令的延伸与发展,其初始形态一般以血缘为纽带的族规祖训,逐步过渡到以地缘为特征的村寨规约。其传承方式从口诵身教到勒石告示,再进化到至今仍流传乡里的民间规约。作为民间自律性的制度约束,与国家法律并行互补,共同保护着一方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维系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现存中华古村镇周边成片的水源涵养林与景观林得以永久保护,古刹寺庙里无数古树名木得以千年繁茂,河西走廊沿线依稀可见的左公柳、左公杨得以万人崇仰,旱区草原荒漠屹然挺拔的千年胡杨得以经幡祭祀……所有这些,无一不在彰显文化的力量。这正是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的活的见证。由此,构成了中国特有的法治与德治刚柔并济,惩戒与教化融为一体,国法诏令与民间规约共同约束的中国传统生态制度二元结构的文化主脉。它不仅把中国古代天人关系的思想以生态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约束人们的社会生产活动行为规范,维系着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关系,确保山林川泽、鸟兽鱼鳖等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休养生息,永续利用,而且作为对中华传统生态价值观和伦理道德的传承与延续,至今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成为促进国家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持续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四、结束语

“人类创造文化,文化影响生态冶。这一客观事实已经存在并持续了数千年。如今,当人类共同面对诸多生态难题和困惑之时,运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新时期先进文化,诠释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绿色发展的理念,重新认识人类赖以生存的星球,深刻反思人类的行为,就不难理解文化在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蕴含无比强大的力量,产生无所不至的生态功能。它所带来的绝不仅仅是转变人的思想观念、发展方式和行为方式,而是带来了整个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希望和未来。中国梦,梦有根。它植根于中华文化之沃土,昌运于亿万民众之践行。让生态融入生活,用文化凝聚力量。这正是文化改善“生冶之状态的强大功能所在,也是掌握和运用文化的生态功能之本意和初衷。中华文化犹如一缕璀璨的阳光照亮前程,其生命之力永世不竭。这里,不妨引用29年前,75位诺贝尔得主在巴黎会议上所建言的那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中国的孔子那里去寻找智慧冶淤。若真如此,地球幸甚,苍生幸甚!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作者：蔡登谷；卢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