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论文范文

“后华盛顿共识”(PostWashingtonConsensus)。时至1997年，流行全球的“华盛顿共识”自发起之日起已达近十年之久。但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不得不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反思“华盛顿共识”所提供的理念和方略是否正确。企业效益萎缩、债务危机缠身、通货膨胀加剧、经济异常波动、政府财政危机、宏观调控不支，种种经济问题摆在了东南亚诸国家面前。对此，在1998年，时任世界银行资深副总裁与首席经济师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首次发出了“后华盛顿共识”的呼声。他敏锐地观察到了人们对“华盛顿共识”所提供的经济发展模式渐渐失去了信任，并清晰地列举了传统经济转型模式的弊端:①从指导思想上讲，“后华盛顿共识”重视政府的作用，从而逐渐相信“管得约多的政府，就是约好的政府”。②从观察视角上讲，“华盛顿共识”过分地关注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而全然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特殊性;而“后华盛顿共识”则一改这种“一刀切”的处理方式，并将其视角更多地投入到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经济现状和危机解决。③从政策目标上讲，“华盛顿共识”简单地认为经济增长便意味着社会发展，而“后华盛顿共识”则清醒地意识到了两者之间的鸿沟，并将政策目标全面着眼于社会的全面发展。④从解决方案上讲，“后华盛顿共识”反对过度自由的经济政策，试图加强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上的能动作用。如上所述，诚如前英国首相戈登•布朗(rdonBrown)在2009年伦敦G20金融峰会上所言:“旧有的华盛顿共识已经终结。”

“北京共识”(BeijingConsensus)。2004年，时任高盛公司高级顾问的乔舒亚•库珀(JoshuaCooper)在向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提交的一份调查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北京共识”的表述。其原理主要包括以下几点:①创新经济理论。即将创新视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②经济指标多元化。即国内生产总值(GDP)不再是衡量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和分配公平问题亦更为重要。③经济安全理论。即国家经济秩序的维护依赖于独立的政策决定权和金融自主权。

既然我国采取渐进式的经济转型模式，那么我国的经济转型则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特点。一方面，从宏观上讲，我国经济转型大致经历了两次历史选择。第一次是由旧中国脆弱落后的市场经济向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转型，从而奠定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工业基础。

第二次是由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转型，从而在国际化、现代化的浪潮下，顺应了时代的需求，并兼顾着本国的实际。同时，从经济转型的绩效上看，中国没有走苏联的老路，而是逐渐摸索并探索出了一套特有的经济转型模式。事实上，“中国模式”也好，“北京共识”也罢，问题的关键便在于中国的经济转型没有受到西方传统观念的束缚，而是扎扎实实地建立一套可行的经济转型模式。最后，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经济转型不仅仅彰显了本土特色，还为世界经济提供了学习和借鉴的模板。

总体而言，我国经济转型所取得的成果主要包括:一是开创了经济转型的中国模式;二是摆脱了西方传统市场经济理论的观念束缚;三是为市场经济赋予了社会主义内涵;四是充分发挥政府在市场经济培育的过程中的角色定位和职能作用。

作者：李辰单位：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海淀区支行)

一、财政支农同金融支农整要具有可行性

根据目前的经济发展，现在不少政府部门也已经认识到资源“整合”的重要性，针对资源整合问题已经达成了共识。随着有关部门的努力，资源整合虽然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是财政支农资金也需要配套的支农政策给予支持，否则容易造成更大的资源消耗或降低资源的使用率。在这种情况下，对支农的财政进行大量投入也并不合适。改革开放以后，财政支农系数出现较大波动，1978年，财政系数为0.48，在2005年财政系数为0.61。但是，即便如此，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通过几十年农业综合开发的实践工作证实，中央财政的支农资金能够发挥较好的“杠杆资金”功能，离不开能吸引地方财政资金配套项目的配合，必需将信贷资金及时的引入，才能发挥财政资金的先导作用，才能体现金融资金具备的主体作用，从而更大范围的将两者的资源进行整合，提高农业的绩效。

二、财政与金融整合过程中需要掌握的基本原则

在对“三农”、建设新农业和小康社会建设有利的基础上，要具有宏观的战略全局和一定的前瞻眼光，要敢于进行开拓，积极的采取各项措施对财政和金融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突破。首先对整合工作展开试点，在试点工作中积累经验、对整合方案中存在的错误进行及时的修正，令整合方案更具有科学性和操作性，将成功的经验进行大力的推广。遵守以下几点原则：

(一)要遵循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在整合过程中要以财政支农为基础，因为财政支农资金是财政同金融支农的重要准备。因此，需要将财政支农同金融支农作为重要的战略内容，要意识到整合是财政支农的必然趋势。在制定相关的政策时，一定要遵循有关的法律法规，不可偏离金融发展的特点轨道。

(二)将财政的支农资金作为先导，将金融支农资金设为金融发展的主力由于财政支农资金规模具有一定的限制性，如无偿性。因此，在对其进行整合时，要体现金融机构的主体性，政府部门应作为辅助的角色，切不可在整合的过程中过于强势，要保障金融机构在支农整合中的主导地位，令金融机构在政府部门的配合和监督下对支农项目进行审查工作和日常项目的管理工作。在到达这一目标，政府部门需要对项目进行严格的筛选，并同金融机构确定政府在扶持工作中的扶持额度及投资预算等。

(三)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多层次整合对开发性财政支农资金进行深度的整合，将有限的财政资金作为投资项目的先导，作为吸引盈利性金融资金投入的引子，由于财政资金可以对信贷资金担保或补偿，能对财政资金的乘数效应的发挥提供帮助，然后对非开发性财政支农资金与金融机构进行整合，可以通过金融机构从中提供结算服务。

(四)要以支农项目为整合的平台要设立明确的资金使用目标，这是成本、收益核算的主要工作。同时需要体现金融机构在资金贷款方面的优势。以支农项目为整合的平台，能够引到市场进入合理的竞争机制，利用招标的方式筛选出支农贷款机构、期限和利率的最佳组合。政府应给予一定的配合，定期组织一些商业性投标项目，综合评比出信用、实力最强的商家，中标的金融机构需要按照有关规定的标准展开支农业务，根据财政工作的实际情况给予一定的保证和补充。

1.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企改革政企利益冲突的表现

1.1国有企业改革资产和债务分配的政企利益冲突国有企业的改革从一定角度上看，是对企业的资产和债务的重新分配，将生产能力强、具有发展潜力的部门和员工进行组合，形成一个新的具有实力和生命力的企业，然后将这个高品质的企业推出上市。将剩余的产能较低的部门、产值较低资产安排在非上市的企业，所以，非上市的企业在发展的起步阶段和基础方面明显处于劣势的地位。从资产的分配方面来看，这样的分配方式可能使分开来的两个企业分别走向不同的极端。与资产分配相比，债务的分配似乎显得更加的公平、合理，因为在改革过程中，国企内部的债务处理平均分配给上市的企业和非上市企业，与上市企业相比非上市企业具有更大的发展阻碍，其破产的概率也大大增加。事实证明，非上市企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竞争，存在很多的弱点和缺陷，比如没有丰厚的资产和资金链、没有良好的工作环境，员工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都比较低下，在如此严峻的生存环境中，仍然存在大量的债务问题，所以非上市公司的最后结果都是破产清算。非上市企业的破产清算，又给上市公司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上市公司会以超低的价格购买破产企业的有价值的资产，这样的方式，不仅使国有企业的资产价值会贬值，同时国家和国有股东蒙受由于企业破产和资产贬值带来的经济损失，对于外界的利益相关者来说很多债务问题和债务纠纷最终都会因为企业的破产而成为坏账，对银行来说也具有很大的风险，归根结底都是由国家承担最后的经济损失，造成国家资产的流失和减少。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分析，在资产分配和债务分配的问题和方式上存在很大的政企利益冲突。

1.2国企改革中规范经营者、所有者和法人治理结构政企利益冲突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其经营者、所有者与法人治理结构的职责与负责范围十分模糊，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变化多端。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也逐渐实现扩张权力的现象，这类企业中的经营者累积越来越多的权力，认为经营者的付出和努力造就了现在企业的辉煌，他们在利用自己权力的过程中却忽视了法律的存在，从客观的角度看，这些权力并不是法律赋予，当经营者的行为超出法律时，可能会侵害到很多利益相关者，这时，即使能够促进企业的发展的经济行为也不再受法律的保护。随着对金钱的认知越来越深刻，国有企业当中出现了很多“中饱私囊”的经营者和管理者，企业的公有制和国有制特征越来越不够明显。从另一方面看，国有企业中还存在与之相反的状态和现象，“所有者虚置”，这是一个形象的说法，意在表达目前国有企业中，不负责任的经营者和管理者，相互推卸责任，存在传统的“大锅饭”观念，这样的状况与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和意义并不相符，在竞争激烈的市场条件下，经营者和管理者也需要寻找新的管理经营方式和理念，应对挑战，减少国有企业因经营不善造成的亏损甚至破产等不良现象，减少国家财产损失。我国的国有企业经营者和管理者在治理结构方面存在很大弊端和问题，也是国有企业改革中政企利益冲突的重要组成部分。

1.3国有企业改革中减轻社会负担的政企利益冲突国有企业的改革上市需要为上市企业提供更多的有利条件，减轻更多的负担，保证上市企业能够更好地发展起来。但是我国的传统国有制经济中，国有企业作为“铁饭碗儿”，是员工甚至一家人的寄托，很多国有企业的建立也考虑到当地的经济状况和就业情况，在国有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周围人口也逐渐增加，对学校、医院等需要也越来越迫切，国有企业在巩固自身发展的和供应企业正常运作之外，还要担负其他关于社会部分的支出，这让国有企业的压力明显增大。减轻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不仅影响国有企业员工家属的正常生活，同时更是关系到就业的问题，在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方面，政府已经承受很大一笔资金的支出，所以想要一次性全部解除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对于政府也是很大的挑战，会直接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所以，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不可能一次性解除所有的社会性包袱，让政府全部承担，这也成为国企改革过程中，政企利益冲突的重要部分。

2.市场经济下的国企改革政企利益冲突的协调政策

2.1完善我国在企业破产清算方面的法律法规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制度不够完善，尤其是在经济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问题法律法规内容需要不断被补充，在破产清算方面，需要制定更加明确的申请破产的标准，让破产成为一种经济行为，而不是逼不得已的选择，这样就能够避免很多资产的浪费和财产的转移，保护国家利益，减少财产损失。其次在破产后的企业资产处置和分配方面，也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尤其是对于银行等债权人来说，需要首先拥有剩余资产的拥有权，这样能够减少银行的坏账损失，提高银行在资金投入过程中的积极性，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在关键的时刻获得帮助，继续更好地发展，使得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合作关系能够长期持续一个良性的循环状态。

2.2国企改革中对经营者、所有者和法人行为进行约束和制衡企业的经营者是整个企业的核心，其态度和行为方式以及管理能力直接影响着整个企业的效益。在完善我国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时，可以采用投票选举的方式，来推举领导人选，这样既能够保证其他员工的主人翁地位，又能公平合理地选拔出有能力的人才。同时，在建立完整的监督管理机制方面，对于国有企业内部需要存在一定考核机制，“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这样的考核监督方式能够带动企业内部的工作效率，提高经济效益，更好地赢得企业在整个市场竞争中的主动权。在对经营者的治理情况改善过程中，经济利益的激励是最直接、最具有力量的方式方法，将经营者和管理者作为企业剩余利益的拥有者，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不仅能够让管理者在工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价值和能力，同时，也可以帮助企业完善自身，创造出更大的竞争力。所以，完善经营者的管理方式能够解决国有企业改革中的治理结构的政企利益冲突，还能够实现企业与政府的互利共赢。

2.3充分发挥外部监督的作用和效力我国的国有企业在当前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很多的问题，其中贪污便成为当前较为普遍的一种现象。国有企业内部存在权力泛滥，将公有制彻底搁置在一旁，为了经济利益触碰法律的底线，而“官商勾结”的不良风气在社会上不断蔓延。社会中的外部监督机构，比如会计机构、审计机构需要对此进行严格的审核和监察，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需要对国家的资产负责，承担着更大的社会责任，外部监督机构更应该提高对国有企业的审核标准，从而做出更客观的评价和报告，供银行等其他金融机构参考，保证国有企业的信誉和形象，减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资金投入的风险，促进我国国有企业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维护国家资产的价值，解决政企利益冲突的同时维护国家利益。

1计量模型、方法和数据说明

选取经济增长速度(GGRP)、城镇化率(UR-BAN)、工业化率(PGRP2)以及反映市场经济秩序状况(ILLEGAL)和地方政府管制力度(POL)的5个变量共同构建面板数据VAR进行分析。由于双对数模型具有明确的经济意义，并可在一定程度消除量纲和异方差带来的不利影响，模型采取双对数模型。具体指标设置如下:市场经济秩序状况ILLE-GAL用各地罚没收入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来衡量;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的一个突出表现是违法行为多发，政府查处的违法案件数量以及罚没收入也相应较高;不同性质的违法行为，不宜简单地通过数量来比较，相关的综合数据也由于分散在不同的部门难以获得，而法律和执法部门对违法行为一般根据其性质和危害程度处于不同程度的经济处罚，因此，该变量可较好地综合衡量市场经济秩序的规范程度。地方政府管制力度用各地当年行政管理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衡量，比重越大，认为地方政府对行政管理工作越重视，管制力度越大。经济增长速度用地区生产总值指数(上年=100)来衡量;城镇化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工业化率(PGRP2)用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衡量。由于中国统计机关自1999年以来对各地罚没收入进行统计，因此本文的样本数据期间为1999—2012年，数据主要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除少数缺失数据使用均值替换外，用的数据均为原数据。

2实证分析结果

2.1单位根检验为了增强检验结论的可靠性，利用Eviews6.0软件(下同)，分别使用上述5种检验方法对变量原序列和一阶差分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各变量依据时序图确定是否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并根据Schwarz准则自动确定滞后阶数。由于5个变量的原序列均含有截距项和时间趋势项，经过差分变化后均表现为包含截距项而不包含时间趋势项，因此对原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时选取的是包含了截距项和时间趋势项的检验模型，对一阶差分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时选取的是只含截距、不含时间趋势项的检验模型。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综合5种检验方法，可以认为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

2.2协整检验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进行检验。最佳滞后阶数用模型滞后结构确定准则进行筛选，经过试验综合比较后选取滞后4期进行估计。VAR模型稳定性检验结果见图1，面板协整检验结果见表2，结果表明，无论是用最大特征值法还是迹检验法，五个一阶单整序列之间在99%的概率内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2.3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从图2可知，LNPOL对LNILLEGAL的冲击在短期内表现出负向的作用关系，但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并于第5期后表现出正向的作用关系，也就是地方政府加大管制力度，尽管在短期内可以抑制违法行为发生率的提升，但长期效果不佳，甚至促使违法行为反弹。一方面，“过度干预”和“过度管制”普遍存在，管制本身可能成为市场秩序混乱的根源;另一方面，在一些有必要加强管制的地方，管制方式不当也可能导致对违法行为的管制效果不佳。中国政府部门对违法行为往往习惯于采取专项执法、集中整治的治理方式，这种“运动式执法”由于具有成本虚高、治标不治本、违法行为容易反弹的特点，而广受批判和质疑，本文的研究结果验证了这点。从图2还可看出，与LNPOL相反，LNGGRP、LNURBAN、LN-PGRP2对LNILLEGAL的冲击，在短期内表现出正向的作用关系，但在长期内却表现出负向的作用关系。这反映出:一方面，我国的经济发展、城镇化和工业化，在短期内确实带来了市场经济秩序混乱、违法行为多发的问题，需要对既有的发展模式进行调整和转变;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秩序混乱引起的阵痛，随着改革发展进程有可能得到缓解，因此，我们要坚持改革方向，在发展中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

2.4方差分解从表3的方差分解结果可知，对LNILLEGAL变化贡献最大的是自身因素的变化，其对自身的贡献率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但是下降的幅度和速度均不大，因此，市场经济秩序和环境污染类似，一旦出现严重问题短期内将难以得到有效恢复，治理起来可能需要付出相当长的时间和相当大的代价。LNPOL对LNILLEGAL变化贡献在第2期为0.64%，并呈现逐渐增强再到回落的趋势，在第7期达到最大为2.24%。与其他变量相比，LNPOL对LNILLEGAL长期变化的贡献比LNUR-BAN、LNGGRP略大，比LNPGRP2略小，但差异不大，说明对政府管制对违法行为发生率的影响进行研究还是有意义的，同时对政府管制对遏制违法行为的作用也没有必要做过高估计，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应当适度。

3结论与政策建议

1用工制度的变化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剧，很多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很多机械化生产企业雇佣综合素质与专业技能较低的员工进行生产，这些人员不仅安全意思薄弱，更不能够确保生产的质量与效率，这不仅给企业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带来麻烦，还可能导致安全隐患。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体制取消了传统的终身职业制度，企业生产部门的人员流动频繁，很多新的职业技能与操作经验都需要掌握和学习，因此，安全生产一定要重视员工的培训环节，而新工艺、新技术的问世需要更多专业的高水平人才，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意义上的实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的作用与价值。

2完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的对策

2.1建立健全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的生产应严格遵循《安全生产法》中的相关要求，对安全生产工作有明确的指导与约束，同时，健全安全生产监管绩效评估机制，对员工的良好表现予以鼓励，对出现问题的员工予以责任的追究，从而提高员工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勇于承担风险。明确政府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的职责与企业责任有原则区别,企业对自身生产经营活动承担全部责任，也自然应当对安全生产承担全部责任,是实质性主体,而安全监管部门职责只是对经济主体的依法监督管理,并非主体属性。

2.2完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体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体制就经济力曲折的过程，安全监管工作由最初劳动部门统一归口管理,转变为安监、质监、劳动、卫生等多部门分工管理,不仅安全生产监管成本高了,交叉部门也逐渐增多了，因此亟待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和调整。首先，多方面的监管体制，将安全生产的各个环节交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通过整合与协调各个部门的职能推行垂直的监管体制，也就是任用具有丰富工作经验和管理能力的人员进行安全生产的监管工作，实行人员的统一选拔与资金的统一调配来有效的避免传统管理模式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尤其是各个省市也要设立独立的监管机构，提升监管的权威性。最后，就是针对一些危险性较大的行业需要进行安全生产的综合监管，将政府机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彻底解决，充分调动人力与物力资源，或者将危化行业的安全生产监管交由类似央企、行业集团等国营大企业或行业协会来承担。

2.3强化企业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企业只有切实的履行自身的主体责任才能够做好安全生产工作，首先，明确法人代表的安全责任制，抓好每一环节的生产安全，对于出现的问题要履行法律责任与社会责任；其次，加大企业对于安全生产的投入，可以对安全意识强的员工予以奖励，也要加强生产设备的维修与养护，并定期组织员工安全生产知识讲座，不仅要增强其安全意识，还要掌握先进的生产工艺，从而提升产品的质量；最后，就是要推进安全生产技术的创新及标准制定工作，只有强化了安全生产的科技研究，才能够从根本上提高监督的效率，可以对企业目前存在的问题展开技术攻关，形成安全科技发展的政策环境，也可以成立安全生产激励机制，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夹头安全生产科技当中，与此同时，政府也要给予相应的政策鼓励与资金支持，帮助企业提升安全防范的能力，建立安全生产的标准化体系，提升企业在经济市场中的综合竞争实力。

3结语

综上所述，本研究对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基本发展思路进行阐述，并提出了完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的应对措施，我国应当从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应对现阶段监督管理工作面临的挑战，立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局，将安全生产的监管体制、法律法规及企业的主体责任落实到位，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的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职能。

第一，“后华盛顿共识”(PostWashingtonConsensus)。时至1997年，流行全球的“华盛顿共识”自发起之日起已达近十年之久。但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不得不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反思“华盛顿共识”所提供的理念和方略是否正确。企业效益萎缩、债务危机缠身、通货膨胀加剧、经济异常波动、政府财政危机、宏观调控不支，种种经济问题摆在了东南亚诸国家面前。对此，在1998年，时任世界银行资深副总裁与首席经济师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首次发出了“后华盛顿共识”的呼声。他敏锐地观察到了人们对“华盛顿共识”所提供的经济发展模式渐渐失去了信任，并清晰地列举了传统经济转型模式的弊端:①从指导思想上讲，“后华盛顿共识”重视政府的作用，从而逐渐相信“管得约多的政府，就是约好的政府”。②从观察视角上讲，“华盛顿共识”过分地关注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而全然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特殊性;而“后华盛顿共识”则一改这种“一刀切”的处理方式，并将其视角更多地投入到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经济现状和危机解决。③从政策目标上讲，“华盛顿共识”简单地认为经济增长便意味着社会发展，而“后华盛顿共识”则清醒地意识到了两者之间的鸿沟，并将政策目标全面着眼于社会的全面发展。④从解决方案上讲，“后华盛顿共识”反对过度自由的经济政策，试图加强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上的能动作用。如上所述，诚如前英国首相戈登•布朗(rdonBrown)在2009年伦敦G20金融峰会上所言:“旧有的华盛顿共识已经终结。”

第二，“北京共识”(BeijingConsensus)。2004年，时任高盛公司高级顾问的乔舒亚•库珀(JoshuaCooper)在向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提交的一份调查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北京共识”的表述。其原理主要包括以下几点:①创新经济理论。即将创新视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②经济指标多元化。即国内生产总值(GDP)不再是衡量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和分配公平问题亦更为重要。③经济安全理论。即国家经济秩序的维护依赖于独立的政策决定权和金融自主权。

既然我国采取渐进式的经济转型模式，那么我国的经济转型则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特点。一方面，从宏观上讲，我国经济转型大致经历了两次历史选择。第一次是由旧中国脆弱落后的市场经济向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转型，从而奠定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工业基础。第二次是由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转型，从而在国际化、现代化的浪潮下，顺应了时代的需求，并兼顾着本国的实际。同时，从经济转型的绩效上看，中国没有走苏联的老路，而是逐渐摸索并探索出了一套特有的经济转型模式。事实上，“中国模式”也好，“北京共识”也罢，问题的关键便在于中国的经济转型没有受到西方传统观念的束缚，而是扎扎实实地建立一套可行的经济转型模式。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经济转型不仅仅彰显了本土特色，还为世界经济提供了学习和借鉴的模板。总体而言，我国经济转型所取得的成果主要包括:一是开创了经济转型的中国模式;二是摆脱了西方传统市场经济理论的观念束缚;三是为市场经济赋予了社会主义内涵;四是充分发挥政府在市场经济培育的过程中的角色定位和职能作用。

作者：李辰单位：中国工商银行

一、公共财政与市场经济的联系

1.公共财政是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市场经济下市场的作用不会是一直有效的，也存在市场失效，即市场存在无法有效配置资源的情形。由于这些失效状态是由市场机制的客观因素造成的，因而仅凭市场行为无力弥补,只能依靠诸如政府财政等的非市场性手段来解决。市场与政府公共财政解决的问题有所不同，但都以提高整个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为目的，两者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共同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一系列事实均表明，不用公共财政权利来巩固国家制度的社会是不能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的，因此，大力发展公共财政是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

2.公共财政与市场经济相互促进行为互补。公共财政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物，是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国家财政，是弥补市场缺漏的国家政策。市场经济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遵循等价交换原则，由市场自发的调节经济，是一种自由的经济模式。财政是政府组织收入、安排支出并对收支进行管理的一系列活动。财政运行以公共财政为一般框架，由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在市场经济的公共领域发挥积极作用。公共财政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基本出发点，向社会成员提供公共服务并受其监督。公共财政的要义主要不在于造成市场失灵的原因，而更侧重于法治和民主，其实质内涵是公平合理的对市场所创造的财富进行分配。国家为了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必须实施适当的政策进行干预，激发市场经济的活力，构建更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公共财政便作为这种政策得以执行。我国公共财政的建设内容不断转变，从最初对公共财政理念的接受，到之后对公共财政框架的设计，再到党的十八大提出了要完善公共财政体系，这其中是一个认识不断提高、理论不断升华、实践不断丰富完善的过程。

二、坚持公共财政对发展市场经济的意义

1.坚持公共财政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需要发展经济，还要加强法制与民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其中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就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而满足公共需要正是公共财政最基本的任务。坚持公共财政不仅可以为公共需求提供经济上的必要支撑，而且为社会的全面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只有加快公共财政的实施步伐，深化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并不断完善，才能更好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大的财力保障。

2.健全和完善公共财政有利于提高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建立公共财政，以“市场失灵”为基本准则界定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财政的活动范围，避免政府对正常和正当的市场活动的不应有干预，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为保证经济的稳定增长，必须使社会供给与需求在总量和结构上都保持基本平衡。保持供需的平衡，一方面要靠市场的无形之手，即市场的自发调节机制；另一方面则要靠政府的有形之手，即政府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和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不断地调整政策和调控的力度。建全和完善公共财政后，即可为不同市场主体提供相同的公共服务，为市场竞争提供统一的政策保障，从而有利于公平市场竞争，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

3.健全和完善公共财政有利于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严格遵循非营利性准则以区分政府与企业的行为，是正确处理政府及其财政与市场的具体关系的基础。我国的市场主体结构不是很合理，国有企业从竞争领域退出，为市场主体结构的合理创造了前提，但市场主体结构的真正完善还须依赖政府的政策和制度。有效的市场不需要政府的干预，而市场对于公共产品提供的缺失又必须要有政府的干预，一个完善健全的公共财政能更好的把握这种干预的尺度，令政府和市场友好共存。

4.健全和完善公共财政有利于政府职能的转变。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国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把人民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创造财富，并利用所创造的财富实现国家职能，使人民从物质到精神的生活均得到满足。而这也正是公共财政所要进行的经济活动。健全公共财政制度，进一步调整和优化财政收支结构，逐步减少盈利性、经营性领域投资，大力压缩行政事业经费，把经营性事业单位推向市场，将财力主要用于社会公共需要和社会保障方面，是将建设财政、吃饭财政慢慢转变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共财政的必然选择。

一、规模：采用“重资产”战略

资产是一种经济资源，借助于它的运用，能够在未来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与美国大规模地研发与销售不同，日德采用“重资产”战略来大规模生产，以此获得规模优势。特征如下：

一是稀缺性。美国也无法具备全部物力资源来满足全球消费需求。

二是效用性。这是经济资源能够成为资产的必备条件，效用随着资产的使用而逐步进入产品或服务中，成为产品或服务的一部分。这些资产通过商品利润转化为经济效益。

三是成本性。获取它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日德采取相对封闭的金融政策，导致日德资产成本较低，相对于新加坡、台湾、香港这种完全开放的经济制度而言，具有一定优势。

四是主权性。资产由某个主体所拥有或者控制。围绕这些资产形成了日本、德国的“大型资产管理公司+小微产品制造公司”的经济架构。

五是多形态。可以是有形的物质，也包括无形的经济权利。

六是消耗性。资产数值随着产品的产出和时间推进而逐渐消耗。日本、德国是以技术附加值来超越资产贬值，把工艺设备不断转化，来形成专属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