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在五四青年运动时期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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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四年三月生于湖南，晚于同志诞生三个月又二十一天。一九一五年，我考取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同志已念完二年级。他在第八班，我在第十三班。从此，我认识了同志。在他的教育薰陶下，我懂得了革命道理，追随同志参加了革命活动。今天回想起来，这是我一生中不能忘掉的光荣历史。同志是恩师，他指引我走上了革

命道路。我一定要继承他的遗志，在的好接班人华主席的领导下，沿着的革命路线，继续革命，永远向前！

青少年时代的革命活动、光辉业绩实在太多了，伟大的一生，是说不尽、写不完的。现在把我的亲身经历以及我还记得的一些事情回忆如下。的伟大光辉形象，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一、勤奋的学习生活

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时期，正逢国内辛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袁世凯窃国称帝，南北军阀混战，封建官僚买办乘势横行，真是群魔乱舞，民不聊生。国外各帝国主义大肆侵略，弱肉强食，狗咬狗地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整个世界的天空布满黑云，地上遍生荆棘。我们伟大领袖，就在这不平凡的年代里，进行不平凡的学习和锻炼。他要在昏暗的漫漫长夜中，开辟一条光明大道。他立定革命意志，高举革命大旗，天不怕、地不怕地领导一群革命青年，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及旧世界一切反动的东西猛烈开火。在一师的五年学习生活，正如他在《沁园春·长沙》词中所说的：“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在一师五年学习期间，是非常勤奋刻苦的。他无论对校中规定的必修科目或课外的新旧读物，都以卓越的批判眼光去学习，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他关心国家大事、世界大事，寻求革命真理，探索救国方策，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日夜孜孜地刻苦钻研，不放弃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这是我们学习的典范。他的分析能力之强，批判眼光之高，是任何人想学而无法学到的。譬如：他对当时学校的教材和一些课外读物，一经过目，就指出哪些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哪些是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的，他就奋笔打上“×”“？”等符号。如果是思想进步或有革命意义的，就用朱笔“圈圈点点”，并写入读书笔记。

对当时师范学校规定的必修课程，认为是“杂货摊”。他喜欢的就一丝不苟地去钻研，对不喜欢的就不愿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例如他对图画课的静物写生极不感兴趣，有一次，学校举行图画考试，在试卷上画一条横线，在横线上加画一个半圆就交卷。他说这是以李白诗“半壁见海日”一句为画题的。又有一次，在图画考试时，只画上一个椭圆形的圈，说是一个蛋。他这是为了应付学校规定为图画而图画的。

的文学写作特具天才，他作起文章来洋洋洒洒，一写就是几千字。真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笔锋犀利，气势磅礴。可是他的语文老师是个前清举人，自称是桐城派的老学究，同学们给他绰号叫袁大胡子。袁不喜欢的文体，说是新闻记者的手笔，是梁启超式的文体。而袁最不喜欢梁，说梁是半通不通。袁劝多读韩愈的文章，以改变文章作风。其实对这位“文起八代之衰”的散文大师韩愈的文章，老早就加以批判地阅读过。古文作得也是很好的。不过经袁大胡子这么一提，就改变作文章的风格。对《韩昌黎全集》除一些为封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墓铭墓志及无病呻吟的诗篇之外，曾重复加以取精去粗地研究，后来常对他人说：我因阅读韩文，学了不少古文辞藻，这是要多谢袁大胡子的。

至于课外读物，看得最多最广。对于我国数千年遗留下来的丰富多彩的古代文化，他都广泛地加以选择研究。课余喜读的书籍有《楚辞》、《诗经》、先秦诸子的学说；史学方面有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还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此外，对《昭明文选》、唐宋诗词以及历代各家骈散文，也加以广泛的涉阅，并有好多都加了“眉批”“旁注”，写的读书笔记盈箱满民同学都喜欢读他的笔记。只可惜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大部分焚毁或遗失了，现在唯一幸存的一本共四十多页，一万多字，据说现保存在湖南某纪念馆。除自己勤奋学习之外，还指导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同学组织读书会。因师范学校的学生多是穷人子弟，没有余钱多买课外书籍。他就组织读书会，比如组合

五、六个人，各人买一部书，集中在一块，互相阅读，就可用少量的钱，读多量的书。我们当时就这样在学习学校规定的课程之外，合买了一些线装书，如四史、三通、二十二子、《唐宋诗醇》……，我们约定各人每天圈阅半本或一本，每星期大家集会讨论一次，谈谈各人的学习心得或互相质疑问难，这个方法，后来有好多青年学习而推广了。

特别关心国内和国际的时事，阅读报纸是他每天不可缺少的事。当时学校设有阅报室，订有湖南、上海、北京各地出版的报纸，都置放在报架或张贴在墙壁上。每天早饭和午饭后的休息时间，两手捧着一碗茶水，走进阅报室，站着精心竺滨每张报纸，见有重要的新闻，即用本本记录下来。这时如若有人有事要找他，跑到阅报室，准定能见到他。晚餐后，常约

三、五个同学，沿着湘江东岸粤汉铁路路基，边散步，边讨论当日各报记载的国内国际的大事，直走到猴子石方返

回学校。

当时一师作息制度规定，早晨晚上都要到自修室学习，每晚自修到九时点名后，即离开自修室回到寝室，九时半吹号熄灯。等学校学监查完寝室后，大家安静入睡了，又起床到楼道的电灯下继续读书，直到深夜才去睡觉。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先到操场跑步，然后冲冷水浴。到六点学校吹起床号，同学们都起床时，早已到自修室在高声朗诵古文诗词了。

每年寒暑假，一师放假后三天，就停止供应学生的膳宿，并进行净校，所有学生都离校回乡度假，可是并不回乡，他通过关系，借居在岳麓山下湖南大学筹备处的半学斋，邀合几个同学住在一起，自己打柴，自己挑水，自己煮饭，自己洗衣，一切日常生活都是自己干，终日勤奋地阅读书报，有时集中到爱晚亭或爬上顶峰的云麓宫去讨论。这样融融乐乐地过一个假期的收获，胜过在校一年的学习。一九一七年暑假，因半学斋住不下，我和另外几个同班同学借居在屈子祠，距半学斋一箭之地，除吃饭、睡眠不在一起外，讨论学习，多是和在一起的。

还具有一种谦逊朴质的特性，他在学校很规矩，很正派，温文尔雅，受人尊敬。他走路从不蹦跳，说话十分和气，平时正襟危坐，沉默寡言。无论说话、做事都从容不迫，不紧张，不忙乱，平时是如此，紧急时也是如此。遇到开会的时候，无论是他做主席或做会众，他不轻易发言，尤其没有冗长而庞杂的演说。在大家纷纷议论或有激烈争议的时候，他常常静静地倾听，然后才开口，分析，作出结论。大家都心说诚服地听他的讲话。他在学校五年，从未和别人发生过口角，也不开玩笑。平常和同学们、朋友们在一块的时候，都是谈论国家大事和民生疾苦，或评论古今人物，谈读书的心得，谈得入情入理，动人心弦。谁若有悲观消沉情绪，一经和他交谈，就能振作起来。在一师学习期间，他为同学们办了许多有益的事情，但他从不居功，从来不说那件事是他的主意或是他做的。在当时就是一个以谦虚谨慎出名的人。一总之，在第一师范五年的学习期间，充分利用每一个学习机会，追求革命真理，探索救国救民的途径，批判地继承我国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遗产，为彻底改造旧中国作充分的准备。后来回忆自己的这段学习生活时曾这样说：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外国留过学，我的知识，我的学间，是在一师时建立起基础的。

二、为革命刻苦锻炼身体

在一师的五年里，把体育锻炼一直看得很重要。在他的日记中写过这样的豪言壮语：“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就是他准备锻炼的开始。从他进学校学习的那一天起，就反对旧教育制度的专重德智、忽视体育的倾向，主张德，智、体三育并进。他经常对我们说：要有坚强的体魄，才能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在青年时代的活力、热情和革命干劲，同他的体育锻炼是分不开的。他在体育上的这一光辉历程，也是我们的最好楷模。

一九一七年就用“二十八划生”的笔名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长达五千余言，都是他在体育锻炼中的心得。文中最后一节是他自己日常不断操练的自编的六段操。这是他每天天还未亮就独自起床跑到学校后面的操场操练的。作完体操以后，他就跑步，然后走到手工教室前面的井边做“冷水淋浴”。即使在严冬腊月，也从不间断。

为了准备在革命的征途上迎逆风，顶恶浪，为了克服重重阻力，征服种种困难，把革命进行到底，他专找困难，专找风险，迎着风暴走，顶着困难上，磨炼自己的革命意志。

在烈日炎炎的夏天，别人在教室里、寝室里休息，或者在树荫底下乘凉的时候，却独自一个人跑到学校后山的操场上，赤着臂膀，在如火的骄阳下走来走去或卧在地上，让火辣辣的太阳曝晒全身，把皮肤晒得通红透紫，尽管汗流浃背，身上麻辣火烧似地痛，也从不肯休息，坚持他的“日光浴”。

每当大雨倾盆、雷鸣电闪的时候，别人都拚命往屋子里跑，却反其道而行之，从屋子里往外面跑。他常常是一个人在运动场上，脱下衣服，让大雨淋个痛快，进行“雨淋浴”。

在严寒的冬天，刺骨的寒风呼呼怒号的时候，同学们躲在屋子里取暖，却乘这个时候走到旷野，或山谷的风口，脱去棉衣，只穿一件薄薄的衬衫，象一株高大的不畏严寒的青松，站在大风里一动也不动，让凛烈的寒风尽情地吹个痛快，进行他的“冷风浴”。

还时常在山中对着树木大声讲话。在城墙上，在天心阁、妙高峰一带，在岳麓山中，他对着大风大声叫喊，大口地呼吸；有时在洗完冷水浴、完成六段操以后，天还没亮，他就在自修室外边高声朗诵古文和诗词，用这些方法来锻炼自己的嗓子和肺功能。把这叫做“空气浴”。

最喜欢游泳运动。每年春末夏初开始到秋尽冬来的一段时间里，一遇假日就带领一些同学到湘江的橘子洲头去游泳。在同学们中间，他的游泳技术第一。他的《沁园春》词中“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便是这一事实的真实写照。橘子洲头前面的湘江，水面最宽广，常在此横渡，或直游到上游的猴子石。尤其在秋末冬初的时候，江水温度很低，在江中还能游上

三、四十分钟。解放后，曾多次横渡长江，这是震惊全国和闻名于全世界的。

野营露宿，是的一项重要锻炼。他常带领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如蔡和森、张昆弟、陈昌……到长沙郊外的山岭间或岳麓山等地去爬山和野营露宿。岳麓山中的爱晚亭，就是他们爬山时休息和露宿的主要基地。有时大雨滂沱，他们不戴斗笠，不张雨伞，从山下跑上山顶，又从山顶跑到山下，穿着湿透的衣衫，坐在爱晚亭畅谈国家大事。有时晚上不回去，就让同学们一个个分散在爱晚亭附近深山野林中露宿通宵，来锻炼体魄，锻炼胆量。

除了爬山和露宿野营以外，他们还进行长途步行，作社会调查，这种活动经常在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进行。有一次和蔡和森、张昆弟等几位同志长途步行，作社会调查。他们冒着炎热，顶着骄阳，沿长沙至株洲的铁路向南走。他们一边走，一边讨论问题。遇到路边的茶亭或茅屋，就进去向工人或农民访贫问苦，攀谈一会儿，再向前行。到大托铺过去

五、六里的地方，看见一个大池塘，他们三人一齐跳下去，畅游一会儿再继续前进。走不到

三、五里，又见到路边的河汉，又跳下去游泳一阵，再行前进。这样一直走到太阳落山，夜幕来临。他们既不上饭店，也不打扰农民，就在山上坐下来，总结这半天的调查结果，然后露宿通宵。

军事训练，是特别重视的。他早期当过短时期兵，对于军队编制和操练，都有一定的基础和经验。加以我国当时是采用军国民教育方针，所以一师的体育课程里，有兵式操一科。认为：要革命必须要有坚强的军队，他那时就具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因此在他任学友会总务（即会长）时，倡议在兵式操之外另组一支学生志愿军，在课余时间进行军队作操训练，每月作

一、二次夜行军，一两次到郊外山岭间作野战训练。全军分为红白两个大队，用紧急作战的急行军方式，翻山越岭地朝向指定的地点进军。谁先占领据点，谁就得胜。这样的野战训练，虽没有真枪实弹，但战术战略是与正式军队作战相仿佛的。

为了将来担负起革命的重担，年轻时代的就是以这样惊人的毅力锻炼自己的体魄，培养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性格，培养勇往直前的革命胆略和气概，好炼就一身钢筋铁骨，去把万恶的旧世界彻底砸烂，去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求得彻底的解放。青少年时代的光辉历程，为我们青少年一代的成长，指明了一条光明大道。

三、敢把皇帝拉下马

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封建官僚地主买办阶级的总头目袁世凯窃取了革命的果实，由临时总统当上了正式的“大总统”，还想做皇帝。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袁世凯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签订了出卖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这个卖国求荣的窃国大盗妄想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爬上皇帝的“宝座”，并派他豢养的走狗汤芗铭去湖南加强统治。这个万恶的军阀汤芗铭杀人不眨眼。他到了湖南，屠杀了成千上万的人。他助纣为虐，积极为袁捧场。湖南的报纸，在汤屠的严格控制下，都噤若寒蝉，绝对不登一点对袁世凯稍表不满的文字，这样汤屠就更放肆地为所欲为了。

在这种极其恐怖的情况下，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一本讲述时事的《明耻篇》上，以满腔愤怒的心情写下了“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十六个大字。还把各地声讨袁贼的文章编印成小册子，冒着生命危险，在长沙城内大量散发。这种天不怕、地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受到了一师进步师生的称颂和拥护。小册子一发出，长沙城就沸腾起来了，声讨卖国贼袁世凯的运动象滚滚的湘江水，势不可挡。由于这件事，汤芗铭派大批军警包围一师搜查，搜遍了所有学生的书籍、行李，几乎把整个学校翻了过来。早就料到敌人会来这么一着，预先作好了准备，暴徒们当然查不出什么“乱党”的痕迹。一九一六年元旦，袁贼虽然在北京沐猴而冠地称起洪宪皇帝来，可是云南起义军早已进入川贵，接着四方响应，袁贼的皇帝梦只做了八十三天，就被迫滚下台，气得喷血而死。走狗汤芗铭也夹着尾巴从湖南逃跑了。这是进行革命斗争的第一次胜利。

四、驱逐校长的风潮

一九一五年秋，我考取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在我入学前不久，学生们掀起了驱逐校长张干（字次伦）的风潮。张干是湖南新化县人，逢迎汤屠，捞得一师校长位置。此人顽固专横，对人苛刻。新化县人来长沙办事找他，他既不接待，也不帮助，乡亲们怨愤得很，就抓他的疮疤，揭露他的私德上的一些问题，说他如何腐化，因此新化县的同学也对他不满，酝酿着要闹风潮。正在这时，他又从新规定：每个学生每年要缴十元杂费。在穷苦的师范学生看来，十元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同学们群起反对。有人反映，这个规定是校长为了讨好汤屠而向政府建议的。他还经常开除进步学生，贪污教学用费。由于以上这些原因，驱赶校长的风潮就爆发起来。当时有人起草了一张宣言，专谈校长的私德如何腐化，不堪为人师表等等，同学们认为理由不足，不能推翻校长。大家知道文章写得好，有理、有力又有说服力，特别佩服他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分析批判力强，所以大家主张起草宣言的事要请主笔，至少要请他帮助修改才定稿。慨然应允，把原稿仔细地看了一遍，还曾给同班同学周世钊看了并征求他的意见，周还是请修改。于是另写了一稿，历数校长的办学无方，指出在教学上的缺点，怎样贻误青年，理直气壮地写成一篇四千余字的宣言。大家都赞同他的文章，于是连夜派人到印刷局赶印成传单。

第二天早晨，传单由一位姓王的学生带回学校。那时校长正站在正门办公楼的天台上，他看到一个学生抱了一大捆纸进来。后来传单一散布，张干看完以后，就断定是写的，因为他在检查学生作文卷时，曾看过的文章，印象很深。这个传单笔锋犀利，思路周密，理由充足，有力有据，他一下看出这是出自于之手，而且他认识把传单带回学校的学生又是的亲戚，就武断地一口咬定是干的。张干被这檄文般的传单气得怒发冲冠，立即召集全校教师大会，点了以及其他“肇事”学生的名，坚持要开除他们。

可是在会议席上，教职员们大多站在一边，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等重要教员说话了，都说宣言的内容有好多是发生在新化的，不是新化人，也不曾到过新化，怎能知道这些事呢？其他校中的事是大家知道的，也不能都推在身上。这样经过多次的辩论，驳得张干哑口无言，结果虽被张干开除一些学生，但不敢动一根毫毛，而张干自己终于被拉下马，从一师校长的宝座上滚蛋了。

全国解放后，被赶下台的张干，看见伟大的祖国解放了，他要求来京看望，经过徐特立、谢觉哉诸老的先容，允许接见。可是也有人持异议，认为不见为好。分析说：我看这个人还不是很坏，因为他能说会道，有一定的办事能力，在国民党的时期，如果他去“蝇营狗苟”，也许能捞到一官半职，但他没有这样作，还是个穷教师，可见他还不是坏人。后来终于接见了他，并赠给两千元，解救他的生活困难。钱是交给几位老同学替他代管的。张干从北京回湘后，感激得逢人便说：的伟大真是“天高地厚”、“胞与为怀”，“此生此世，不知如何报答他啊！”

就是这样胸襟开阔，不念旧恶地宽厚待人。他常说还要善于团结反对过自己的人，这不就是一个明证吗？他这种宽宏大量，实在太感动人了。

五、领导学友会，创办工人夜学

在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一直受到许多教师、同学的爱戴。这是由于他的好学不倦，品德高尚，克己极严，言行一致，作风谦逊和有伟大的抱负；同时也由于他富有反抗封建专制的精神和非凡的胆识与机智；尤其是一九一七年以后，他接连几任主持学友会的会务，更显出特殊的领导和创造才能，有着一种令人心悦诚服的吸引力量。因此他在全校师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第一师范于一九一三年创设过“技能会”，目的在使学生“养成种种生活技能”。一九一四年改名“自进会”。一九一五年改名为“学友会”。学友会的宗旨是“砥砺道德，研究教育，增长学识，养成职业，锻炼身体，联络感情”。学友会的会员包括在校的学生和已毕业的校友。教职员为“赞助会员”。会长由校长担任，但不过是挂名，实际上负全责的是“总务”。学友会的主要负责人“总务”和各部部长等，由各班代表组成的代表会议产生。自一九一五年起至一九一八年毕业时止，每学期都在学友会担任重要的工作。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七年上期的四个学期，担任文牍（以前几届未设文牍），一九一七年下期至一九一八年上期担任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自担任总务的这一学期起，学友会特别活跃起来，办的事情特别多。

他在全体同学中主要倡办两件事：学术的研究和体格的锻炼，这同他当时的思想有关。他认为要挽救中国的危亡，改革一切旧的制度，必须是有高远的理想、精深的学问和强健的体魄的全才，方能强毅有为，任重致远。他希望从学友会的活动中，培养同学们朝这个方向前进。

这届学友会共设以下十五部：教育研究、演讲、文学（内分国学、英语、日文三种）、书法、图画、手工、音乐、武术、剑术、架梁、足球、庭球、野战、竞技、游泳。以前各部部长都是各科的教员，这一届学友会各部部长改由高年级学生担任，其中我担任书法部长。这是向学校方面力争的结果。他的理由是：

四、五年级的学生就要毕业了，应养成办事和自动的能力，如果有教员从旁辅导，他们是能胜任部长职责的。当时的会长、学监主任方维夏同志就接受了这个意见。

各部专聘教员担任辅导，如教育研究部的教员便是杨昌济老师。各部每周活动次数多是一次，各种体育活动，则二次三次不等。活动的时间是在下课之后或晚上。全校

五、六百学生，至少都参加一部，多的有参加

三、四部的。学校当局开行政或教务会，也吸收学友会代表参加。这样高度自治的学友会，在当时的湖南还是空前的创举。通过学友会领导全校同学，作各种有意义的课余活动，实践了他的身心全面发展的主张。

学友会的经费很有限，精打细算，仍设法挤出钱来购买当时各种新杂志，如《新青年》《东方杂志》《太平洋》《科学》《教育研究》等，并向教职员、同学和校外募捐各种书籍。图书室内设成绩展览处，把学生最好的作品，也当作图书，永久保存。当时学校订有各种日报，但没有长沙出版的很受人欢迎的小型报《通俗教育报》，学友会就特别订了两份，并且做一贴报板挂在学校旁的大椿树上，这样过路群众也可以看到。

任学友会总务时，充分表现了他的领导天才。他除了具有办事积极、思想细致和善于组织群众等特点之外，还有值得记述的是他的计划性和创造性。他对于会务深思熟虑，某事要办，某事要急办，某事要全心全力办，他总是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同各部负责人商量进行，“条分缕析”，“纲举目张”，大家无不乐意接受他的意见。

每当学友会召开全体大会或全体职员会议时，总是照例担任主席。同学们有时各持自己的主张，相互争辩，不肯相让。对各种意见都用心倾听，记其要点，在大家争论激烈时，他不轻易表示意见，等到大家意见发挥已尽，他才起来作出总结。他的总结总是取长补短，斟酌尽善，对于一个问题、一种争论，分析深入中肯，所以大家都心服口服。

在负责学友会工作的同时，还以满腔的热忱，主办工人夜学，这可以说是接触城市工人的开始。

在一九一七年上期，师范和附属小学两部的教职员曾建议办夜学，但没有实现，学友会就决定办工人夜学，归教育研究部主其事。

在学友会开会时提出开办夜学的四点理由，说明夜学的重要意义：第一，依据国家现状，社会中坚力量实是大多数失学的国民即工人和农民。第二，欧美的社会普及教育很有成效。国人虽境遇不同，但人人应有受教育的机会。第三，可作师范

三、四年级学生实习的场所。第四，可借以打破社会和学校分隔的鸿沟。当时就有这样一个理想：“社会之人，皆学校毕业之人，学校之局部，为一时之小学校，社会之全体，为全体之大学校。”

夜学的学生主要是校外校内的工人，因为当时长沙南门外一师附近，是造币厂、黑铅炼厂

一、电灯公司等工厂和铁路工人聚居的地方。夜学招生时，特别发出一个白话招生广告（这在当时是很新鲜的），向工人们亲切地宣传道：“列位工人来听我们说句白话：列位最不便利的是什么？就是俗话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才能写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呢？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个夜校。这个夜学专为列位工人设的。从礼拜一起至礼拜五止，每夜上课两点钟，教的是写信、算账，都是列位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若是要来求学的，请赶快于一个礼拜内到师范的号房（传达室）报名。有说时势不好，恐怕犯了戒严的命令，此事我们可以担保；上学以后，每人发听讲牌一块，遇有军警查问，说是师范夜学学生就无妨了。”

可是广告在街上张贴，并托警察分发以后，没有人来报名。后来又用大张纸书写，贴在街头显眼处，报名的仍只有九个人。分析原因，觉得办夜学的事，在长沙当时还是极稀少的，群众不容易相信，而且由警察发广告也不妥当，警察代表官厅，人民望而生畏，反增加疑惧。于是，他组织同学们分头下去挨家动员。大家又带着六百多份广告，到学校附近一带去散发，并作口头的宣传，果然见效；三天后就有一百二十多人来报名了，陆续要求补报的人还很多。以后由于名额限制，只好截止报名。在《夜学日志》上记载当时工人这种迫切要求学习的情形为“如嗷嗷之待哺也。”

夜学课程有国文、算术、常识三种。国文内容分认字、短文、便条、写信等。算术以珠算为主，稍加笔算。常识最初规定的内容很多，包括历史、地理、理化、修身、卫生、实业、政法、经济、教育等九个科目。所有课程都由夜校教员自编讲义。编讲义的原则是少而精，必须同学生日常生活有密切的关系。自己担任历史课，他是非常注重历史知识的。

十一月九日晚上，夜学正式开学，学监主任、学友会长方维夏讲了话。将“上课说明书”逐条向学生详细解释。“上课说明书”很周到，非常体贴工人的具体困难，内中有这样两条：“每次上课，衣服听便，不必求好。”“本校已函请警察保护，来往只可放心。”关于夜学的大小事情，是照料得非常细致而妥贴的。

一九一八年上期，是在第一师范读书的最后一个学期，夜学继续开办，教员和管理员比上一学期减少约一半，继续担任“管理”职务。为了扩大夜学的社会影响，推动其它学校也来开办，他特向《通俗教育报》投寄了介绍一师夜学的新闻和文章。

这年三月十九日、二十日，该报刊登了一篇《告夜学生》，内中详细介绍了一师夜学的教学和管理的情况与经验。

在第一师范毕业时，学校附近工厂许多工人都认识夜学的“毛先生”，都认为毛先生是他们的好老师、好朋友。很显然，在第一师范读书时，主办夜学最有意义的收获，便是取得了联系工人的初步经验，同工人阶级建立了最初的感情。

六、由征友到组织新民学会

在湖南一师学习的时候，正是的前夜。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封建军阀不断混战，真是水深火热，民不聊生，亡国危机，日益严重。日夜思索着国家大事、民族大事。当时同学中有些人这样打趣地也是尊敬地形容；“身无半文，心优天下。”

他深知要革命，一定要结合广大群众，一定要建立一个领导革命的团体。所以在一九一五年秋天，就向省内外发出了有名的“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这启事大约有

二、三百个字，是他自己刻蜡纸油印的。大意是“二十八画生”要求和有爱国热情的青年，特别是不怕艰苦、肯为祖国牺牲的志士和他通讯联络，结成团体，为改造社会、改造中国而“共同讨论，共同努力，共同奋斗”。信封上还写着“请张贴在大家看得见的地方”。长沙市有一家报纸接到寄来的启事，觉得很好，就免费义务地登在报上。启事发表以后，本来希望有许多青年回信响应，但后来只得到了三封半来信。一封是罗章龙的来信，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另两封是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寄来的；那所谓半封回信是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寄来的。

因为响应征友的来信不多，于是从本校同学中寻找朋友，再由校内发展到校外，后来逐渐发展到了省外，征得了不少朋友。但是没有女同志。他想：革命就是要解放全人类，妇女半边天，一定要解放女同志，争取男女平等。因此他就给在长沙的周南女学、第一女师、福湘女中、女子茶业讲习所的同学写信，征求朋友。当时的社会还是很封建的，不仅男女不能共校，而且连通信也是不允许的。记得有这么一件事：曾给第一女师的同学去了信，女师学监拆信检查（当时女校学生的信由学监先查阅），发现是一师的一个男学生写来的信，于是把信交给校长，校长便把那个女学生叫来，询问她：“是你什么亲戚？你认识不认识？他为什么给你写信？”后来女师的校长还打电话通知一师校长，说一师有个叫的学生给女师学生写信，叫他以后不要再写信来。

经过将近二年的酝酿，同志和他的朋友们经常交流读书心得，谈论个人与社会国家的前途，认为时局太危急了，学问的需要太迫切了，深深感觉到有结成团体的必要。

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八日，一个星期天，在长沙岳麓山（氵荣）湾市蔡和森同志的家里，开了新民学会的成立大会。这天到会的共有十多个人，除外，有蔡和森、何叔衡、陈昌、张昆弟、罗学瓒等同志。会上通过了一个由起草的章程，其宗旨是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奋斗目标。新会员入会要由会员五人介绍，经评议会通过。大家首先推选为评议会的总干事，他谦辞了，但最后仍选他为副的。五个干事是蔡和森、何叔衡、陈昌、张昆弟、罗学瓒。这天还交了第一次会费。

学会的会员到时曾发展到

七、八十人。会员资格要求是相当严的，学问品德不好和没有远大志向的人不能加人。会员大多数是第一师范最优秀的学生，此外还有长沙一些小学校的进步教员，也还有楚怡学校、修业中学、周南女校的教员，如向警予、蔡畅等。她们都是新民学会早期就加入的会员。

学会大概每周或半个月开一次会，研究学术上或当前国事问题，报告学习和工作的计划，也相互批评提意见。会议大多由主持，并作会议讨论的结论。

并不为这个组织而满足，觉得还远不够作一番事业，他时刻想向外发展，向教育界以外，向省外、国外发展。他常讲要到外面去作研究，要求世界的新学问。所以后来有了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机会，他就积极提倡并主持这件事。新民学会的会员好大一部分于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到法国去勤工俭学，一部分到南洋群岛从事华侨教育事业。

由于会员不是常相聚一起的，在外地的会员便规定了每月通信的办法。一九一九年蔡和森、张昆弟、罗学瓒等同志去法国，一九二○年我和李恩安、周敦祥、肖道五等去南洋以后，会员们互相间的通信和提出商讨的问题，常印发给大家研究，前后出过三本会员通信集，都是由亲自主编的。

七、步行千里作农村调查

非常关心农民生活。他出生于农村，在农村中长大，他了解农民，热爱农民。到一师以后，他虽忙于课程学习，仍未忘怀农村生活，久想去农村作一次详细考察。

一九一六年七月，学校放暑假了。同学们都纷纷离校回乡，去探亲访友。可是既不回家，也不休息，而决定作一次“游学式”的长途步行，去实地调查各地的农村社会，借此接触更多的农民、工人，深入了解农民、工人的生活疾苦。学校一放假，他就邀了一位姓肖的同学，进行这个宏伟的计划。可是他们没有钱，旅途生活所需，就采用“游学”的方法去解决。所谓“游学”，是旧社会一些穷途潦倒的知识分子，找不到生活出路，就背着包袱到各地去给人写字、送对联，换取红包①[在旧社会的农村，文化落后，有些穷苦知识分子就采取游学的方式，到各地去代人写字、写信、写对联等，以维持生活。主人把报酬用红纸包起来，送给他们，叫做红包。]来过日子。不过他们的“游学”是旧形式，新内容，不是为自己糊口，而是为单命作调查研究。

他们从学校出发时，什么也不带，只各拿一把雨伞，背上一个小小包袱，里面装些笔墨纸张和换洗衣服；装束也很特别，身穿粗布短衫，脚着草鞋，象一个农民，不象一个城市的学生。

他们一走进农村，就感到分外的熟悉和亲切。他们每到一地，就同农民住在一起，帮他们写信、算帐，同他们拉家常、谈疾苦，启发他们的阶级感情，教导他们组织团结，注意同恶霸地主作斗争，争取自身早日获得解放。他们从长沙去宁乡、过益阳，经安化到沅江，绕道平江回来。步行千余里，费时两个月，带着五县人民的深厚感情和五县农村丰富的社会知识回到学校。对我们说：我做了一个暑假的“游学”先生。起初我们还不相信，以为他是开玩笑的。后来他拿出几本厚厚的日记，里面详细记载着各县农村的风土人情、政治经济情况，大家争相借阅他的日记。他还整理过几篇通讯，在《湖南通俗报》上发表。这样披荆斩棘为革命，跋山涉水为人民，不知有多少农民的心中留下了他的亲切的声音，埋下了后来农民革命的种子。

八、一身都是胆

当南北对立、军阀混战的年代，长沙地当冲要，成为拉锯战场。第一师范曾数次驻兵，遭受蹂躏。尤其是毫无纪律的北军，烧杀劫掠，无恶不作，人民恨之入骨。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统治湖南的北洋军阀头目傅良佐被桂系军阀谭浩明赶跑了。当傅军已逃、谭军未到之际，”长沙城里成了一个没有军队只有少量警察维持秩序的空城。这时有一支北洋军阀的殿后部队第十一师王汝贤部下一个混成旅（旅长是商某），由湘潭、株洲一带溃败而来，到达长沙的郊区猴子石附近地区时，因为不知长沙城内的虚实，不敢继续前进，徘徊不定，停留在那里。这时正率领我们全校学生志愿军警卫学校。忽然得到这一消息，他就立即决定率领我校志愿军去包围他们，不能让这群如狼似虎、残害人民的败兵逃掉。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当时我们这支正在巡卫学校的志愿军，虽无真枪实弹，但学会了作战方法，且有不怕牺牲的战斗勇气。一听到去包围败军的消息，大家都跃跃欲试。于是就作出决定：首先他到附近警察分所去联系，请他们协助我们作战。因这个分所平日是护卫我们学校的，同也时常有联系，再加上北洋军阀的作恶多端，人所共愤，他们就接受了我们的邀请，带着真枪实弹和我们编在一起，就统率我们这支队伍浩浩荡荡开往前线。志愿军肩扛木枪，手提空油桶和爆竹，还有一些冲天炮，依着地势，摆好战阵。又派人去详细侦察，知道溃军既饥饿，又疲倦，更不知城里的虚实情况，真是草木皆兵，惊恐万状。

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部署既定，他又从志愿军里选择几位身体棒、胆量大、技术好的扛着由傅良佐那儿缴获来的真枪，配合持真枪的警察埋伏在最前面。待暮色苍茫，溃兵沿铁路蠕蠕移动，接近我们阵地时，一声令下，前面先鸣放真枪，实弹射击，同时持木枪的点燃爆竹放进空油桶，炮声隆隆，真如千军万马。并齐声高喊：“傅良佐逃跑了，桂军已进城。”“残兵败将，缴枪不杀。”这支溃军本来已经丧失斗志，在这突然遭遇的猛袭下，吓得魂飞魄散，就乖乖地缴出枪械。志愿军不费吹灰之力，缴获成千支枪，成万发子弹，运回学校，架列成行，好不威武。大家齐声高呼：一身都是胆。后来那支缴械的残军，由长沙市商会筹了一笔款子把他们遣散了。

九、组织留法勤工俭学

一九一八年六月，从第一师范毕业了。离开一师以后，决定暂时不教书。他先召集新民学会的会员开了几天会，讨论新民学会以后的工作怎么办？在会上详细分析了世界形势，中国和湖南的形势。他指出，根据目前的形势，最迫切的任务是作“大规模的自由研究”；新民学会的会员一部分必须走出湖南，分别到北京、上海等地方去和外面的革命力量取得联系；一部分争取到国外去，了解世界的大势，学习俄国和欧洲的革命经验；其余的则留在长沙，领导湖南人民继续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对于的这一安排，当时我们全体与会会员都一致表示赞同。

正好在这个时候，北京传来消息，说有人发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鉴于当时不可能直接到俄国留学，而欧洲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因此，认为让新民学会的一部分会员和国内一部分革命青年到靠近革命高潮区的法国去学习，是一条好途径。便决定先由蔡和森同志到北京去联系和了解这方面的工作。

蔡和森同志于一九一八年六月离开长沙去北京。他到北京后，给接连写了好几封信，告以各方面接洽情况。这时赴法勤工俭学尚在创议阶段，经济上还没有着落。蔡和森同志主张“多人打水，始有饱鱼吃”，造成一种形势，将众多的青年组织起来，热烈响应这个运动，逼迫倡导者不能不负促成之责。但此事需要有人在国内主持，蔡和森同志认为，只有大家敬佩而信服的同志最为适宜，因而极力敦促速来北京。他在信中并转告杨昌济先生的意见，希望同志一边就读北京大学，一边在外兼事。

这时最关心的事，是如何打好新民学会的基础，他将这种意见写信告诉蔡和森同志：“会员必须充足物色罗致，不得任其自然发展”，会友应有计划地或去俄国，或去法国，或留北京，以研究世界当前最进步的思想学说，了解各国实情，加以选择、采纳，为中国所用。

一九一八年九月间，和罗学瓒等二十多人动身去北京，这是第一次上北京。到北京以后，湖南青年先后已到了四五十人，哪一个省也没有湖南来得这么多。这使得主持勤工俭学的人大为惊讶，都觉得湖南青年很有革命精神。当时，由于准备工作还没有作好，特别是赴法旅费还差得很多，因此不能马上动身。于是华法教育会主办了留法预备班。由于北京当时不易租到房子，生活费又高，因此预备班一处设在保定，附设于育德中学；一处设在北京，附设于北京大学；一处设在蠢县。预备班的功课专重法文，次为制图，年限为一年。

和蔡和森同志留在北京，办理各种手续，筹备款项，还执笔写了一个留法勤工俭学的计划。当时的生活十分艰苦，每月几块钱的伙食费都很难维持。他和罗学瓒等八位新民学会的会员住在北京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某号的一间很窄小的房间里。这里的生活正如后来所回忆的那样：“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在一间小房子里住下八个人，晚上我们八个人都紧紧地挤在一个炕上，连气都透不过来。当谁要翻身的时候，我们常常必须警告睡在两边的人。”

虽然一个月的生活费只有

五、六块钱，可是也无法筹到这笔款子。他必须寻找一个维持生活的职业。于是杨昌济先生介绍给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同志，在图书馆作助理员。充分利用北京大学的条件，以满足自己的求知渴望。除了经常到北大旁听他所喜好的课程，以及和他的朋友们继续保持过去在第一师范的习惯，常到杨昌济先生的家中听他讲授有唯物论倾向的哲学和伦理学之外，还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研究会的活动。新晨

由于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来到当时号称全国革命中心的北京，因而有机会更加开阔了眼界，吸收了许多新的思想，开始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过，当时的北京虽然是全国革命思潮的前哨阵地，但在封建军阀横暴统治、严密封锁控制之下，对于十月革命情况，还是介绍得不多的。想尽方法，找来许多材料，加以详细的研究，得出结论：必须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改造中国与世界”。

经过数月的经营筹划，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第一批规模就不小，单湖南和四川两省的革命青年就近两百人，因此就决定亲自到上海去送行。

一九一九年初春，同志要到上海送别第一批去法国的朋友，这时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了几个月的助理员，每月八元工资，除伙食、零用之外，所余无几，不够去上海这笔路费。因此，他在从北京到上海的一段路上，遭受了许多困难。当时他的钱只够买到天津的车票，到了天津以后，便没有办法前进了。可是正象中国俗话所说的“天无绝人之路”，有一位同学，从北平孔德学校得到了一些钱，他借了十块钱给，因而可以买到一张到浦口的车票。在津浦路上，在泰安下车，到曲阜去游览了孔子的坟墓，并在孔子一个有名的学生——颜渊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停留过。还乘此机会，登上泰山。泰山是五岳之尊，古人说：“登泰山而小天下”。这次登泰山，确实是开阔胸襟而小天下了。

一到上海，就广泛地和各方面接触。在留法勤工俭学的朋友们上船之前，曾召集蔡和森、罗学瓒、张昆弟等新民学会的会员开了送别会。会上他语重心长地勉励他们：勤工之余，要多多研究进步的思想学说，了解各国革命情况，有选择地加以吸收，将来回到祖国为革命作出贡献。亲自送他们上了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