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镇人居环境的发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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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云南边境小城镇人居建设的现状

1.1云南跨境地区小城镇发展概况在云南全省、相邻的老挝三省、缅甸两省、越南三省720836平方公里范围内，通过对2012年影像图的提取，得到云南跨境地区的城镇聚落用地的空间格局。云南边境地区的小城镇发展在空间上已经呈现出一定格局。以昆明市为起点，向边境以外呈现两条高建设密度带，一条为昭通—昆明—文山（红河）—越南老街—越南河内方向，另一条为曲靖—昆明—楚雄—大理—保山—德宏—瑞丽—缅甸腊戌—缅甸密铁拉方向，尽管沿着边境线我国一侧普遍高于另一侧，但是我国边境线建设密度依然很低。边境地区城镇规模普遍较小，且受自然地形、经济发展阶段的限制，云南边境沿线建设密度非常低。沿边境线两侧，面积在0.5平方公里以下的建设斑块是最多的。特别是孟连口岸、打洛口岸对面的缅甸第二特区、第四特区，这两个地区0.5平方公里以下的建设斑块面积比例几乎全都达到了100%，缅甸这些特区聚落规模部都小于0.5平方公里。老挝、越南和云南交接的边境线两侧0.5平方公里以下的建设斑块面积比例也达到了90%以上。云南边境另一侧的小城镇发展大多面临相似的困境。云南—缅甸边境线上，由于相邻地区（缅甸克钦邦）是缅甸内还未完全统一的地方，所以这一地区的安全不能得到长久的保障，使得这一地区的口岸（如盈江口岸）受到地区局势的严重影响，其他中缅边境由于缅甸经济发展缓慢、边境人口稀少，很难在边境地区本身形成较大规模的城镇，跨境经济发展也不能有长久的发展。中国—老挝边境线上，同样由于老挝经济发展水平的原因，边境发展的速度并不快。中老边境线上唯一的国家口岸为磨憨口岸，随着昆曼高速公路的通车，这里成为一个重要的节点。中越边境上由于存在边境线争议问题，从2005年至今进行的边境勘界行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但是城镇发展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1.2云南边境小城镇的多样性优势与发展困境云南边境地区具有“多样性优势”。例如经济联系多样性、经济成分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等，具体而言，云南边境小城镇的多样性优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经济联系多样性。云南处于“中国—印度—东盟”三大板块交接之处，在经济联系上具有机遇，尽管与云南接壤的缅甸、老挝、越南等国发展水平不高，但是云南省，特别是其边境地区具备经济联系的多样性。（2）文化多样性。云南是中华文化向南亚扩散的据点，也是联系东南部沿海以及南亚、东南亚与西藏的最便捷通道。云南独具特色的文化生态多样性，最利于这一地区形成国际化的软实力，沟通南亚不同文化体。（3）生态多样性。云南是我国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宝库和西南生态安全屏障，该区域从北到南横跨常绿阔叶林、热带季雨林、热带雨林等多个自然带，又有山地、谷底、盆地、高原等多种地形区，加上阴坡与阳坡、谷底与坡地、高海拔与低海拔等不同情形，生态多样性的特征极其显著。（4）民族多样性。云南作为多民族的边疆省，2008年其总人口4543万人，其中少数民族的人数比例为35%。在云南边境地区，跨境民族有十六个，他们都有着相同或近似的民族文化和生活习俗，因此常常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云南边境的“多样性优势”角度来看，云南边境地区小城镇发展应有自己的模式，但是在过去很长时间内，其城镇建设速度、城镇建设质量都进展缓慢，而且受到跨境大形势的影响，例如经济上面临着诸多国际政治不确定因素；文化多样性发挥的作用还有限，且文化多元性特质也受到城镇化等冲击；生态方面，大多地区生态环境脆弱、自然地理条件恶劣，自然灾害频发，气候复杂，同时这一地区在空间分布上，贫困县与生物多样性富集程度存在正相关性；民族多样性方面还未能充分发挥优势，云南的少数民族分布地区主要集中于云南边境沿线，人民生活的贫困问题仍然很严峻。

2跨境人居环境建设的提出

2.1跨境人居建设的特性跨境人居环境之所以能够解决当前云南当前跨境合作中的问题，除了云南现状限制条件对人居建设的需求以外，还与人居本身的特性有关，这些特性使得人居本身适合于云南跨境合作。具体而言，对云南跨境合作问题起到解决作用的人居特征包括：物质客观性、基础性、包容性、政治不敏感性、文化共性（见图2）。

2.1.1物质客观性人居环境核心内容是城市规划、地景和建筑，因此与经济、政治等因素相比，人居环境更加具有物质客观性，人居建设的成效是可以现实存在的，因此跨境人居建设会使得跨境地区的物质客观条件得到改善。云南跨境地区当前的合作中，尽管其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跨境合作，但是受边境两侧经济水平、政治关系等因素的限制，跨境合作发展速度受到影响，同时由于跨境地区的历史因素使得这一地区的物质条件非常落后，不仅难以承接跨境经济合作的任务，也不利于边境地区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跨境人居的物质客观性使得通过跨境人居的建设，可以达到云南跨境地区物质条件改善、提升的目的。

2.1.2基础性跨境地区人居环境建设，是跨境合作的基础性工作，当人居建设达到一定水平以后，会为跨境合作搭建一个更好的合作基础，能进一步加深政治、安全等方面合作的可能性。通过已有的分析，云南跨境地区难以在短时间内成为以经济为中心的跨境合作地区，因此这一地区很长的时间内应该以基础性的跨境合作培育为核心。

2.1.3包容性跨境合作本身是一个多方面的复合体，以往的合作中往往强调某一方面的合作。如图2所示，在以单一内容为核心的跨境合作中，经常单一强调经济贸易、政治安全、国际环境、文化生态、资源开发某一方面的合作，但是对于云南边境而言，一方面这些因素都要被考虑以加强跨境合作的综合效果，另一方面这些因素每一项的合作都面临诸多问题，需要循序渐进、全面的推动各合作要素同时进行。跨境人居环境由于其具有包容性的特点，可以将这些合作要素都涵盖进来，人居环境建设中，提出了其五大系统：自然、人、社会、居住和支撑网络。这些内容涵盖了跨境合作的多个方面，跨境合作每一个元素（经济、政治、国际环境、文化生态、资源）的单方面合作都会对这个系统产生正向推动作用。

2.1.4政治不敏感性人居环境建设以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居住环境建设为目标，通过基础设施、文化等方面的建设提升居住的空间品质，与传统跨境合作的因素相比，人居环境具有“政治不敏感性”的特点。这一特点对于其在跨境地区推进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政治环境敏感的地区，跨境人居建设可以避免经济合作、政治合作等传统合作时来自双方的政治压力。云南跨境地区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的地区，目前还存在不稳定因素，不仅体现在边境沿线上，也体现在国家关系上。这些国家对于中国的快速发展持有警觉的政治态度，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人居建设的“政治不敏感性”有助于打消这些国家的疑虑，共同合作，优化跨境地区的人居环境，使得合作国家均能受益。

2.1.5文化共性人居环境建设中对文化具有一定的要求：在跨境地区人居建设中，如果边境两侧具有相近的社会文化，跨境人居建设相对容易，且跨境人居建设能对这一共同的文化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如果边境两侧的社会文化差异较大，跨境人居建设则比较困难。在云南地区，边境两侧分布着大量的跨境民族，使得这一跨境地区具有很强的“文化共性”，因此云南跨境地区的文化特征为跨境人居建设提供了机会，反之，跨境人居建设也能促进云南跨境文化的保护和发展。

2.2“传统跨境合作”向“跨境人居建设”转变按照传统跨境合作模式，边境地区可以在跨境经济贸易、地缘安全、生态环境、民族文化、资源开发等方面开展合作从而提升边境地区的城镇发展水平，但是从云南已有的合作来看，受制于经济、政治等因素，云南跨境合作中，云南在经济层面上很难成为“中国—东盟”层面上的核心节点。云南边境地区跨境合作的思路有待转变，需要从“以单一内容为核心的跨境合作”转向更加综合的“以人居环境为核心的跨境合作”（见图3）。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云南边境小城镇的角色定位依然是“偏远落后的边境小城镇”，虽然试图借助边境的优势，但是如何借助现有边境优势实现城镇质量的提升还未清晰，如果只通过“传统的跨境合作模式”——即只在经济贸易、地缘安全等单一方面开展合作，或其他方面虽有合作但各合作内容平行进展，缺少更高的统筹合作，那么跨境合作的效果就难以保障。云南地区的跨境合作可以归纳为“非经济因素主导的跨境合作”，在这样的跨境合作中，针对云南跨境合作的现实情况，云南跨境地区应围绕跨境人居环境建设在多个方面开展工作。本文认为跨境人居建设是当前云南跨境合作中最现实、最可能的发展内容，而且其跨境人居环境有自身的定位与可行的发展内容。云南跨境人居建设，与传统的跨境经济合作、地缘安全、生态环境、社会文化、资源开发等因素相比，人居建设更具有现实性、可行性与基础性。

2.3跨境人居建设的定位跨境人居建设的定位应为“以建筑、地景和城市规划为核心，同时将跨境合作五个主要因素（经济、地缘安全、国际环境、文化生态、资源开发）部分切入其中的可持续人居建设”。在吴良镛先生的人居环境科学构成中，虽然是多种学科的综合，但是各个专业在人居环境中的重要程度不同，其中建筑、地景、城市规划为人居环境科学的“主导专业”，而外围多学科群随时代不断发展（这些外围学科包括心理学、环境学、气象学等）（见图4）。也就是说，“各学科不能等量齐观，有的应是重点，有的仅是参与，这些都因不同课题而异”。作为人居环境的一种特殊形式，跨境人居建设也是以建筑、地景和城市规划为核心。因为这三者是多种影响因素在空间实体上的反映，与一般人居环境不同的是，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环境学等外围学科在跨境人居中经常发挥更加重要的影响作用，这些因素的合作成效对空间实体的影响往往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吴良镛先生的人居环境中，其他学科与人居环境科学的关系为部分或边缘的切入，对于一些关键问题的分析上能够起到关键的作用。由于跨境地区问题的特殊性，在跨境人居建设中也要将跨境合作的五个主要因素（经济、地缘安全、国际环境、文化生态、资源开发）中与跨境人居建设密切相关的部分吸收进来，形成综合、全面、稳定的跨境人居。在吸收传统跨境合作假说的基础上，跨境人居建设以建筑、园林、规划为核心内容，以经济区、地缘安全、资源开发、国际环境、文化生态为外围内容，每项外围内容的一部分被跨境人居所吸纳，具体包括经济区方面的口岸经济区、跨境经济走廊，资源开发方面的跨境资源开发、国家资源通道，地缘安全方面的新型社会安全、传统军事安全，国际环境方面的次区域合作，文化生态方面的跨境文化联系、跨境环境治理。

3云南跨境人居建设的内容

从未来城市规划角度来看，云南跨境人居建设主要分为两个层面开展：一是跨境次区域层面；二是边境沿线两侧地区层面。

3.1跨境次区域层面人居建设

云南跨境所在的地区包含在大湄公河次区域中，这个次区域包括了中国云南省、缅甸、老挝、越南、柬埔寨、泰国，在次区域层面上，主要通过以下方面的建设，在总体层面上形成跨境人居的整体格局。

3.1.1次区域城镇网络格局建设梳理这一地区的城镇体系，按照城镇的重要程度形成不同的城镇层级，通过联系该地区核心城镇，使之形成次区域城镇网络，并且明确重要发展通道上的城镇，发挥这些城镇的通道连接作用，将其空间联系的潜力发掘出来。

3.1.2次区域交通体系规划建设建构次区域交通体系，以次区域跨境公路、跨境铁路为主体，以次区域航空联系网络为补充，沟通次区域公路、铁路、航空三种主要的跨境体系。以此加强这些国家之间交通联络的便利程度，使跨境交通满足各类跨境合作的基础要求。

3.1.3次区域生态环境治理保护规划建设通过分析该次区域的生态环境特点，在跨境发展轴线上划定云南—越南、云南—老挝、云南—缅甸、云老泰生态治理区域，同时针对云南边境沿线地区的现状问题，明确不同地区的治理重点，促进这一地区成为更加安全、高保障性、品质优越的跨境生态环境网络

3.1.4次区域资源开发规划建设联合建立次区域跨境水资源开发体系，针对现有的主要跨境水系，优化协作机制和开发模式，达到共同开发、共同受益、共同治理的效果，并通过次区域资源的开发，带动这类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3.1.5次区域基础设施网络规划建设针对该次区域当前社会经济落后的现状，联合建设次区域电力网络等基础设施，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低要求，同时针对已有的湄公河次区域电力网络规划，结合云南边境地区发展的设想，提出云南与缅、老、越、泰、柬地区的电力网络设施衔接。

3.2边境沿线两侧地区层面人居建设

边境沿线两侧地区层面人居建设主要包括五个网络：跨境城镇网络、跨境交通网络、沿边口岸经济网络、跨境自然生态网络、跨境文化网络。与次区域层面相比，跨地区层面人居建设涵盖的方面更加全面、细致。

3.2.1跨境城镇网络建设跨境人居建设的范围不能仅局限于边境沿线，而应该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云南跨境沿线的发展水平有限，仅靠自身条件难以形成明显的提升，因此要利用边境两侧的腹地，例如昆明、丽江等腹地大中城市，作为跨境合作背后的据点。按照腹地经济中心的重要程度，可以将腹地经济中心分为一系列的规模，形成腹地城镇网络。通过腹地大中城市与边境口岸的联络，形成边境地区与腹地经济中心联动。在未来的产业发展中，边境沿线作为发展“前哨”，腹地经济中心作为“支撑”，通过道路、城镇建设将其联系起来，共同作为跨境合作的“基础平台”。

3.2.2跨境交通网络建设云南省已经形成了陆、水、空齐全，全方位开放的交通网络格局，通过对云南跨境地区边境沿线交通体系、轴向联络交通体系的规划建设，加强跨境的轴向联络强度与边境沿线的联络强度。将边境沿线枢纽与腹地经济中心进行有效联系，实施边境地区与腹地经济中心联动开发开放，率先突破、率先发展，形成具有较强实力的对外开放的先行区。

3.2.3沿边口岸经济网络建设云南沿边口岸需要形成层级网络，不同层级的口岸经济区有不同的辐射范围、功能类型。同时，核心口岸经济区、重要口岸经济区、一般口岸经济区之间要形成发展网络，形成沿边开放示范区建设。整合现有分散发展的口岸模式，优化提升边境沿线的人居建设水平。

3.2.4跨境自然生态网络建设在云南跨境地区形成跨境多样性保护轴，并根据现状基底条件形成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修复区，从而在云南跨境地区形成主要的跨境自然生态保护区域与修复区域。

3.2.5跨境文化网络建设东南半岛具有很强的文化同宗性，因此通过文化区建设，在这个地区形成兼容并包的文化环境，通过跨境少数民族文化、历史文化、生态文化等多种文化的联系，使这一地区成为和谐发展、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跨境人居环境。文化包容性强调在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基础上强化对多种文化的包容作用。云南作为多民族、多跨境文化的区域，跨境人居建设的过程，也是对多种文化包容性增长的过程。云南跨境地区的文化网络建设发挥跨境民族联系的优势，结合现有的跨境民族空间分布特点，在边境沿线和局部跨境发展走廊上加强跨境文化联系，构建相辅相成的跨境文化网络。

4结语

针对云南“非经济因素主导的跨境合作”这一特征，云南跨境地区应开展以“跨境人居建设”为引领的跨境多方面合作，与传统的经济、安全、自然、社会、资源等因素相比，跨境合作中的人居建设更具有现实性、可行性与基础性。同时人居环境建设自身的特征包括物质客观性、基础性、包容性、政治不敏感性、文化共性，这些特性对云南跨境地区当前面临的客观限制条件具有很大的适用性。云南跨境人居建设的定位为“以建筑、地景和城市规划为核心，同时将传统跨境合作五个主要因素（经济、安全、自然、社会、资源）部分切入其中，形成可持续的人居建设”，通过对云南跨境地区建成区的分析，认为云南边境地区已经具有了跨境人居建设的基础。云南跨境人居建设的内容方面，应该从跨境次区域、边境沿线两侧地区这两个层面开展，跨境次区域层面的人居建设包括：次区域城镇网络格局、次区域交通体系、次区域生态环境治理保护、次区域资源开发、次区域基础设施网络等方面的建设；边境沿线两侧地区层面的人居环境建设主要包括五个网络：跨境城镇网络、跨境交通网络、沿边口岸经济网络、跨境自然生态网络、跨境文化网络。

作者：王昆 单位：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