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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产转业中,浙江捕捞渔民主要有就地转移、异地转移2种选择。本研究所说的就地转移,是指向当地渔区的涉海或涉渔的第二、三产业转移,充分挖掘渔业本身的吸纳力,从深度和广度上大力发展相关的二、三产业,让捕捞渔民的转产转业问题由渔业自身来解决。异地转移,是指向县级及其以上城市转移,从事非农产业。
1.12种路径的比较
无论是就地转移还是异地转移,都各有优势和劣势。比如就地转移,周围的环境、人际关系等都比较熟悉,就业风险小,生活成本较低。要实现就地转移,捕捞渔民可以从事近海养殖业、水产品运输或个体经营,而这需要有一定的资金积累。如果在当地从事水产品加工业,需要有较为发达的第二、三产业作支撑,否则难以吸纳多余的渔民劳动力。对于没有资金积累、没有养殖经验、当地渔区也没有相应的水产品加工企业的渔民来说,如果选择异地转移,到城市打工,可以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工资收入,交通、生活物资的采购等也更为便利。但它也有缺点,如生活成本高、就业风险大等。具体说来,两者的优劣如表1。
1.2当前浙江捕捞渔民及其转产转业的特点
(1)渔民素质低且年龄偏大,被迫转产转业的捕捞渔民绝大多数只有初中及其以下的文化水平,平均年龄在42~45岁之间。他们以捕捞为生,缺乏从事其他行业的信息和技能。据相关研究结果显示,文化程度低、年龄较大、思想观念传统的人,异地转移的意愿也较低。(2)转移行业上,虽然国家政策和各级政府都积极鼓励捕捞渔民转产转业,放弃捕捞,转而从事其他行业,特别是第三产业。但由于渔民传统观念根深蒂固,难以摒弃长期以来形成的“靠海吃海”的生活和生产方式,绝大多数渔民还是选择了涉海或涉渔的行业,比如浅海或围塘养殖、水产品加工、水产品运输、休闲渔业等。(3)返流现象多。渔民群体自身文化素质低,学习新技术的能力差,在转产转业后,难以适应新的岗位或新的就业环境等,反流现象日益增多。表2显示浙江的几个主要渔业大市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返渔现象,其中以舟山市和宁波市最为突出,返流人数分别占了总转业人数的46%和51%。通过对就地转移与异地转移优劣的分析,并结合当前浙江捕捞渔民转产转业的特点,可以发现捕捞渔民因为种种原因,目前还无法从根本上摆脱海洋和渔业带来的束缚。因此,笔者认为就地转移是浙江捕捞渔民当前最佳的选择。
2浙江捕捞渔民就地转移的理论分析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托达罗创立了发展中国家产业之间的劳动力流动理论。这一理论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失业状况的事实基础上的,所以对发展中国家更具有指导意义。托达罗模型[8]认为,人口流动是一种经济现象,即便城市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失业现象,但人们还是可以做出合理的决策。它假定农村劳动力迁入城市的主要动机是预期的城乡收入差异,这个差异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就越多。但同时,托达罗也认为,城市的就业率和失业率也决定着农业劳动力是否会流向城市。也就是说,如果他预期城市的就业率很高或者失业率很低,他就会流向城市;反之亦然。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托达罗把农业人口迁入城市就业的可能性与城乡劳动力供需因素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了一个新的人口流动模型,如式(1)。式(1)中,M表示人口从农村流入城市的数量,d表示城乡预期收入差异,f>0表示人口流动是预期收入差异的增函数。农业部门的收入等于未来某年的实际收入,现代工业部门的预期收入等于未来某年的预期实际收入和城镇就业概率的乘积。如此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可以表示如式(2)。式(2)中,w表示城市实际工资率,π表示就业率,r表示农村平均收入。托达罗模型认为政府要缓解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局面,从根本上来说,应该提高农村平均收入(r),降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d)。具体说来就是要求国家政府部门努力发展农村经济,建设乡镇企业,增加农村的就业机会,改善农村的生活条件,让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就地转移。
上述理论模型是解决农民转移就业问题的,尽管农民与渔民有所不同,但在转移就业的问题上,他们却有很多相似之处,如表3。就目前来看,中国的渔民和农民绝大多数从事的都是第一产业,他们被迫转产转业的主要原因均是第一产业中的供需矛盾比较突出。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有2个:(1)异地转移多余的劳动力;(2)就地发展第二、三产业,吸纳多余的劳动力,这也是托达罗模型在实践中解决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具体体现。第1个途径只是缓解了当地的供需矛盾。当大量的劳动力涌入其他地区的时候,因为就业机会总是有限的,又会促发转入地区的供需矛盾。因此,从根本上说,供需矛盾并未解决,只是从一个地区转移到了另一个地区。相比之下,大力发展当地的第二、三产业,不仅有利于吸纳多余的劳动力,也符合地方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更符合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3浙江捕捞渔民就地转移的必要性
3.1从渔业资源的角度看当前各主要渔场渔业资源衰退的趋势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近海渔业资源的衰退主要归因于海洋环境的污染、捕捞强度的加大和捕捞方式的不当,其中尤以渔民掠夺性的捕捞方式和手段给渔业资源带来的危害最大。中日、中韩渔业协定的签订又进一步缩小了浙江捕捞渔民传统的外海渔场。据浙江反映,仅中韩渔业协定的影响就有1万多艘渔船转产,约3万捕捞劳动力下岗待业,波及近10万渔民的生活问题。有限的渔业资源难以承载众多的渔船,对竞争力弱的渔民来说,转产转业是必然的选择。然而,究竟是在本地从事涉海或涉渔的第二、三产业还是到异地继续从事传统的捕捞渔业常常是很多渔民要面临的选择。不论异地渔场有多么大的渔业资源存量,如果渔民不改变以往掠夺性的捕捞方式,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还是会走回原点,依然要面临渔业资源枯竭的问题。而选择背井离乡以后出现的语言、社交以及给自身家庭带来的影响等各种问题也会随之而来。因此,从长远来看,渔民选择就地转移,大力发展与渔业相关的二、三产业是较为理想的选择。
3.2从捕捞渔民的角度看长期以来,渔民就有着根深蒂固的“靠海吃海”的观念,在他们看来,撒网捕鱼就是非常适合他们的生产方式。而且多年在相对固定的海域捕鱼,使得他们对当地海域的潮汐、风向、气象和其中的渔业资源了如指掌。如果突然换了作业海域,相关的信息对他们来说都是陌生的,存在的风险也就更大。除了传统观念的限制,渔民自身的能力也是阻碍他们转产转业的一大因素。从整体上看,渔民同农民一样,文化素质普遍偏低,绝大多数渔民只有初中及其以下文化程度;世代从事捕捞业,使得他们只掌握了与捕捞相关的知识和技能,缺乏其他可用以谋生的技术;油价的上涨、水产品市场价格的低迷、渔获物的减少,使他们的收入大大降低,甚至有时会入不敷出,因此,多数捕捞渔民没有足够的资金积累用于转产转业。综上所述,观念落后、自身文化素质低、技能单一、资金积累不足等原因,阻碍了浙江捕捞渔民顺利实现转产转业,彻底脱离捕捞队伍。
4浙江捕捞渔民就地转移的可行性
4.1从经济发展趋势的角度看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是曲折前进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那些对自然资源依赖性较高,污染、破坏环境等不符合可持续发展规律的产业都将会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更为经济、环保、绿色的新兴产业。当前捕捞人口与渔业资源的矛盾已经突显出来,意味着必须有一部分人退出捕捞队伍,转向与之平级或更高一级的产业链。而被迫退出的这批渔民通常具有年龄较大、资金不足、信息不全、技术和装备落后等特点。据此,如果政府可以顺应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在当地大力发展涉海或涉渔的第二、三产业,如水产品运输业、水产品加工业等,同时对渔民进行相应知识和技能的培训,使他们能尽快上岗,实现就地转产转业。这无论对当地经济的长远发展还是对转业渔民来说,都是不错的选择。
4.2从本地自然资源优势的角度看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活质量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加之城市生活、工作压力大,空气污染严重等原因,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节假日出门旅行。近年来,浙江省的滨海旅游业发展比较迅速,其中以舟山市滨海旅游的发展态势最为良好。尽管如此,舟山的滨海旅游资源还有待开发;已开发的旅游资源缺乏统一规划、产品单一、项目雷同、地方特色不突出、管理不完善。例如,笔者曾在浙江枸杞乡调查期间发现,当地的海水非常清洁,距海边500m左右就是渔村,房屋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山上灌木茂密,是夏季人们爬山、游泳、垂钓、品尝海鲜的好地方,而且枸杞乡距周边的大城市如上海、杭州等都很近,潜在的游客群体众多。可是由于当地管理乏力,致使沙滩、岸边的道路、码头、渔村都有不同程度的“脏乱差”现象。如果可以改变这一面貌,对当地的旅游资源进行统一、合理规划,充分利用,突出地方特色,未来的枸杞乡不仅是当地渔民休闲娱乐的地方,还可以吸引来自不同城市和地区的游客,刺激第三产业的发展,吸纳一批被迫转产转业的捕捞渔民,为当地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5推进浙江捕捞渔民就地转移的建议
5.1加强对捕捞渔民职业技能的培训由前述可知,文化素质低、技能单一是直接制约捕捞渔民转产转业的一大因素。地方政府可以拨出一部分专项资金用于对捕捞渔民知识和技能的培训,进行大力宣传,鼓励渔民积极参加。首先,在培训内容的制定上,要有针对性。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本地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并结合渔民自身对再就业的期望和意愿来综合制定培训项目,比如水产养殖知识、科学投放饵料的技巧、国家出台的各项配合转产转业的惠民政策等。这样既调动了渔民参与培训的积极性,也会使培训更加名副其实,让渔民学有所用。其次,由于捕捞渔民多数只有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对新知识、新技能的接受能力较弱。因此,培训的方式应尽可能灵活,语言要浅显易懂。最后,渔民,特别是海岛纯渔区的渔民,远离陆地,交通和通讯不发达,信息闭塞。对此,当地政府可以设置专栏,为广大渔民免费提供各种就业、创业信息,鼓励渔民通过自身的努力,积极、主动地实现转产转业。
5.2鼓励捕捞渔民从事水产养殖业中国是水产养殖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之一,据相关研究显示,目前全球供人类消费的水产品约4800万t,仅45%源自水产养殖,而全球人口2030年将增加20亿人口,如果人均消费量维持不变的话,所需水产品将增至约8500万t。如此庞大的需求量单靠捕捞很显然是不够的,因此,大力发展水产养殖业是弥补供需缺口的唯一途径,也是渔民实现就地转产转业,“离捕不离海”的不二选择。首先,政府要加强对渔民水产养殖知识的培训,如优良苗种的选购、饵料的选择与投放、病害的防治等,专业知识的学习和经验的积累是发展水产养殖业的基础。其次,渔民在发展近海养殖或围塘养殖时,都要注意科学合理地布局,自觉控制好养殖密度,不能因一时贪图眼前利益而污染了水域环境,使长远利益受到损害。最后,水产养殖业与捕捞业一样,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很容易受到病害、台风、赤潮、市场、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要加快建立相应的权益保障机制,当渔民遇到不可抵抗的自然灾害、养殖水域被征用、因海洋工程建设受到影响时,可以得到救济和补偿,保障渔民的基本生活。
5.3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捕捞渔民对从事水产养殖业最大的担心是怕没有销路。对此,政府可以招商引资,引进一批水产品加工企业,建设大型的水产品批发交易市场。同时,鼓励渔民从事水产品运输业或销售业,使当地的水产养殖业、水产品加工业、水产品运输和销售有机结合起来,从纵向和横向延伸产业链。其次,可以充分挖掘本地资源优势,发展休闲渔业。修缮当地的人文景观,如残破的寺庙、古老的渔村宅院等;把在转产转业中淘汰掉的渔船经过精心修理和装饰用于水上垂钓、观光、餐饮等;开展形形色色的渔文化节,如祭海、祭妈祖、歌舞、晚会、渔村历史讲解等,把文化注入到休闲渔业中去,使游客在娱乐中感受到地方特色。休闲渔业的发展同时也会带动当地餐饮、住宿、购物等其他第三产业的发展,为渔民的就业和增收开创更多的途径。
6结语
转产转业是近几年来主要针对捕捞渔民的一项重要工作,各地都在狠抓落实,初步取得了成效,但也存在许多问题,这里暂不赘述。笔者认为,正是这些不断暴露出来的问题在警示着人们:捕捞渔民的转产转业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在具体的执行中不是一帆风顺的,它需要循序渐进,且要在具体的实施中逐步调整其内容,以最大限度地适应目标群体的现实情况和要求。目前,沿海捕捞渔民群体的主要特征是素质低、技能单一、观念守旧、资金有限,这使得他们在转产转业中比较被动,重操旧业的现象比较普遍;加之,全国各渔区的资源环境状况都不容乐观,想要异地转移就业更是加剧了其就业风险。因此,就当前的国情和捕捞渔民自身的情况来说,不完全脱离渔业,在当地从事涉海或涉渔的二、三产业是最好的选择。有了这样的定位,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中心任务就是如何积极引导和帮助捕捞渔民顺利实现就地转移,使捕捞渔民逐步摆脱传统资源依赖型渔业带给他们的束缚。从以往的转产转业工作实施情况来看,国家和政府确实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倾斜,但在实际的执行中却出现政策不稳定、资金不充足或发放不到位、补助范围有限等问题。如前所述,任何政策都不是完美的,它还需要在执行中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做出调整。今后,国家和政府要不断提高其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政策执行的高效性。因开展实地调研的条件有限、笔者自身理论积淀和科研能力还有待提高等原因,本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还需后人继续跟进,比如国家和地方政府应该分别从哪些方面来保障沿海渔民就地转产转业;渔民合作组织在转产转业中有怎样的作用;对于资源匮乏、确实需要异地转移就业的渔区,如何最大限度地减低渔民异地转产转业的风险等。
作者:茹媛媛单位:上海海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