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都与抗战时期的农业科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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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沙塘农都的科研机构与农事试验

为应对抗战时期中国农业的危急形势，沙塘地区在汇聚了各地农业专家之后，首先进行了机构上的整合，以达到人员物资的优化配置。这一时期，沙塘最重要科研机构是广西农事试验场。该场创立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原名柳江农林试验场，同年与梧州广西实业研究院合并，改称广西实业院，专门从事农业科学技术的相关试验。以后几经变动，直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迁址柳州县市郊的沙塘镇，改为广西农事试验场。设场长一人，技正、技士、技佐、助理员、事务员若干人，共分十组，承担各种试验技术及推广工作。当时试验场已经有一定规模，以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的统计为例，全场共有职员106人，除场长、秘书外共有技正13人，技士17人，技佐20人，其他则有助理员、雇员及事务人员等。垦区共占地约20635亩。据杨国安回忆，当时有工人四百多人，另有十名带枪的场警。科技人员和管理职员八十多人，这些人大多是大学生和留学生，他们在一起时常用英语交谈。抗战时期沙塘的农业科学家实力雄厚，学科齐全，他们亲自主持广西农事试验场的重大科研课题，先后开设有水稻、甘蔗、玉米、小麦、木薯、花生、柑橘、烟草、土肥、病虫害防治等120多项研究项目，取得并推广的优秀成果25项，成效显著。由于这个时期的农事试验项目众多，特选取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和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三年的工作报告进行整理。从这三年的农事试验的项目来看，主要集中于农艺、园艺、病虫害、森林和化验五个领域。其中农艺以增加生产、改良品质为主要目的，注重育种及栽培试验。民国二十四年试验集中于稻、麦和棉;民国二十九年扩大至蔗糖、烟草及大豆，并与广西各区农场合作进行试验;民国三十二年，增加了对耕种方法的改进试验。在园艺上，民国二十四年，以育种及栽培试验为重，项目涉及果树、蔬菜和花卉等;民国二十九年，以改良广西特产沙田柚及引进外地各种柑橘与沙梨为主;民国三十二年，则主要集中在改进果蔬与花卉种植和品质的比较试验方面。在病虫害方面，民国二十四年，针对广西最普遍且为害最烈的病虫作分区研究;民国二十九年，将病虫害区分为病害者和虫害者进行试验;民国三十二年，在研究病菌与害虫生理的同时，试验各种防治方法。在森林方面，民国二十九年和三十二年都集中于育苗造林、特种经济树木的栽培及改良等方面进。在土壤改良上，民国二十四年，对土壤和各种天然肥料进行试验;民国二十九年，继续土壤调查所的工作;民国三十二年，主要分析农作物和农产品的化学成分，测定地力并试验适当的施肥方法。广西农事试验场的工作内容覆盖面广并且分类清晰，在农艺、园艺、病虫害防治、农业化学等方面的工作具有延续性。另外，这些农事试验以实用为目的，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侧重于品种的改良和走以生物技术为主的道路。

二、沙塘的学术团体和学术活动

抗战时期沙塘的学术氛围十分浓厚，除常规的科研和教学外，学者们自发组织了多个学术团体进行学术交流，科研机构和学校也纷纷邀请专家学者前来讲学、承办农业培训、创办农业刊物和举行农民联欢大会，可以说，战时沙塘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

(一)成立学术团体鸡鸣会是战时沙塘最有名的学术团体，最初是由林士钊、唐杰侯、彭绍光等人于1938年发起的一个“读书讨论会”，发起的目的是“为了要生活得更有意义，更有生气”，最初的会员只有9人，每两星期举行一次读书讨论会，以“使各个会员养成出校门不抛书本的习惯”。到1938年年底，共举行了12次讨论会，到这时，各会员都觉得需要一个正式的会名，经过讨论，以“鸡鸣讨论会”命名。凡是在沙塘地区工作的科研人员和教师都可以自由报名参加，每逢两星期的周末，由会员轮流作学术报告，或邀请国内外专家讲学。如鸡鸣会的第48次讨论会，“由会员包敦朴先生讲演甘薯之杂交育种，出席者除该会会员外，还有广西大学农学院若干同学，讨论至9时始散会。”在鸡鸣会的发起和鼓动下，还成立了沙塘体育协会，并且在1939年六七月间，成功举行了一次空前热闹的沙塘运动会。除了鸡鸣会之外，广西农事试验场还有“农业问题讨论会”，此讨论会由专家作不定期的研讨活动。广西大学农学院还成立了畜牧兽医研究学会，由姚寿贵等负责主持。

(二)接待学术考察从1935年起，先后有多个考察团来到沙塘，如1938年，著名植物生理学家汤佩松教授来访。1938年，聘英国利查逊博士主讲生物统计与田间设计;1942年秋，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到沙塘，详细考察试验研究并讲学，为时一周。1944年5月，美籍顾问、水土保持专家寿哈特博士和农业部农业技术专员夏之骅到沙塘农事试验场考察;1946年9月上旬，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桐油组一行4人，到沙塘和柳江等处参观考察，共商改进桐油生产事宜。先后到沙塘访问和进行讲学的这些中外学者们，不仅增强了沙塘地区的学术氛围，也打开了沙塘学者的眼界，有助于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三)承担农业培训战时广西省政府对农业技术培训极为重视，“曾先后委托沙塘农事试验场代办积谷人员训练班及冬季技术人员训练班等”，其中“农林技术推广人员训练班训练期一年，受训人员由各县县政府选送，鸿场长为班主任，所有教职员亦经分别聘定”，受训内容涉及农学基础知识、农业推广、病虫害等，既注重实用性，也涉及学理和公文写作类。广西大学农学院也多次承担农业培训任务，如省政府开办的农林技术推广人员训练班，就是委托广西大学农学院代办，“所需经费一万七千元，由省府负担。”

(四)创办农业刊物抗战时期，虽然办公经费紧张，但沙塘的科研机构仍然通过各种渠道筹集经费，从1935年至1948年，公开发行了35种刊物。如《广西农业》创刊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二月，双月刊，16开本。共出36期，刊登了研究报告一百多篇、农业科技文献摘要四百多篇和数百则农业科技消息。《广西农林试验场报告书》自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起按年度编印，主要记录该场年度科学试验结果。如1932年的报告“系由本场二十一年份之试验经过及工作概况汇编而成”。《沙塘农讯》于1937年2月创刊，内容为“该四机关工作近讯及新事之发展等消息”。至1947年7月，共出版37期。(P185)《农林汇刊》是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三月由广西农林试验场创办的月刊。主要登载该场的试验报告，并介绍国内外农业科技信息。对于身处异乡的科研人员而言，这些农业报刊是“宣传近代化农业的一个重要阵地”，不仅是对沙塘农事试验的介绍和宣传，还有不少国外的近代农学知识，对广西乃至中国农业的发展都有积极意义。

(五)举行农民联欢大会面对艰苦的环境，沙塘的科研人员除坚守在科研和教学第一线外，还通过沙塘农民联欢大会，推广实用的农业技术。1941～1943年，每年的农历正月初五和初六，沙塘的科研机构和学校都要联合举办沙塘农民联欢大会。如1942年的第二届联欢大会“历时两日，上午全部时间，为参观展览品，下午举行农民竞技，农产品、家禽、家畜比赛及游艺，晚间放映电影;两日间四乡参加农民共达八千人，外县如柳城、宜山亦有结队专程参加者。”在农民联欢大会上，科研机构和农学院分农艺、园艺、病虫害、农艺化学、森林和畜牧六个部分展出各类优良产品，并向参会的农民介绍最新的农业技术;农户们也将生产的农产品和家畜家禽等集中展览比赛，并交流生产经验。农民联欢大会既有利于科研机构推广其研究成果，也有助于增加农民的生产知识，最终实现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的目的。

三、抗战时期“农都”农业科学研究的特点

据统计，从1936～1943年，经广西省政府任命或委任，曾在广西工作过的省外科学技术人员有4000多人。而这些科研人员大多都曾在沙塘工作，他们当时开展的农业科学研究颇有特色。第一，因地制宜进行科学研究。这一时期的科学实验除了顺应国情需要进行调整外，主要是结合广西本土资源，因地制宜进行研究。例如广西农事试验场的农艺组主要依据广西地区土壤及气候情况，注重本地特色品种栽培和技术的改良，同时引进外来优良品种，待试验成功后，即行推广;病虫害组对广西主要作物虫害的分布情况、生活习性、生理特征和危害等方面进行调查，并进行多项研究和试验，意在研究广西本土主要农作物病虫害的防除法;面对广西一些地区土壤贫瘠问题，农业化学组对试验场及附近各处的土壤、产品还有各种天然肥料进行了多种分析实验，并充分利用当地资源试验制造肥料。第二，强调实地科学调查。沙塘的农业科研机构和学校都非常重视实地科学调查，强调要从农试场走向田野。战时大后方的自然条件，既给科研工作者提供了直接的科研基地，也弥补了因战时缺少书籍和设备带来的不便。如广西农事实验场的森林组，除对广西的油桐品种及栽培法进行改良外，还对全省的森林资源进行实地调查。又如，因广西各地自然环境差异较大，不同地区的水稻品种和种植技术大相径庭，在沙塘试验成功的水稻品种或种植技术往往很难在全省范围内推广。为解决此问题，从1938年开始，广西农事试验场的徐天赐等人就对广西各县水稻品种及种植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并绘制了《广西水稻区域图》，将当时的广西省划分为五大水稻区域。这一区域图大大地方便了农业专家对不同地区水稻生产的指导，对战后广西水稻的种植也有重要意义。第三，注重实用性研究。抗战时期，中国大片领土被侵占，传统的农耕地区相继丢失。地处后方的沙塘也因此肩负着解决战时粮食问题的历史使命，所以，这一时期在沙塘开展的农事科学试验有很强的实用性。如广西农事试验场“实验目的在利用科学与技术，以最经济之方法，而求增之本省农作物之产量质量，并普照及进而造各种副业，使农家得到最大之收益。”

从广西农事试验场各年的报告来看，在农艺、园艺、病虫害、农业化学等方面的工作虽具有延续性，但也会根据实际需要，作出一些相应的调整，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战时粮食短缺问题。第四，重视科研机构的合作。科研机构的合作在沙塘是常态，如广西农事试验场、中央农业实验所广西各系联合办公室和农林部推广繁殖站，“均设立于柳州沙塘，系统虽殊，而目标则一，故彼此间之工作，力求取得密切之联系，以期人力财力得以充分利用。”在此种精神下，大多科研人员既在广西大学农学院兼课，又主持广西农事试验场等科研机构的项目。科研、教学和生产相结合，既可以解决战时研究材料和设备的短缺问题，又能最大程度发挥科研人员的优势，进行联合科研攻关。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合作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科学技术人才，为新中国农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第五，农业科学研究的不稳定性。战时国民政府的政策是要发展大后方农业，沙塘地区各机构积极响应，农业科学研究和教学也异常兴盛，各项农业活动蓬勃开展，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广西农业科学技术水平，沙塘也因此成为“农都”“农业专家的摇篮”;然而，随着战事的扩大，偏居一隅的广西也遭到日军的入侵。国民政府下令各机构疏散或撤走，兴盛一时的沙塘“农都”在战争的摧残下，只留下废墟一片。抗战胜利后，一些农事研究机构虽搬回沙塘，并在废墟上进行重建，但始终未能恢复到战时的水平。可见，战时的农业科学研究具有不稳定性。总之，柳州沙塘作为战时农事科学试验的重要场所，无论是在农业科学研究中的实用性，还是侧重对本土资源的利用，或是强调实地调查和科研机构的合作，都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虽然如此，但这些农业科学研究不仅支撑了战时广西的农业经济，更是为战后新中国农业的存续和发展保留了力量。

作者：韦丹芳石慧单位：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副教授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科学技术史系2011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