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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作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基层力量,农渔会在推进台湾农业现代化、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促进农渔民增收维权、推广普及农渔业技术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尽管台湾农渔会是功能性自治组织,并非政治团体,但实质上,农渔会架起农渔民与台当局间沟通协调桥梁,具有半官方半民间属性,曾长期由国民党主导把控。上世纪90年代台当局开启“民主化”进程后,在台湾各项公职与民意代表选举中,农渔会成各方争夺目标。2016年民进党再次执政后,为了削弱国民党基层力量,强化掌控基层的能力,不断对地方农渔会进行渗透与改造。
一、台湾农渔会的基本情况
台湾农会以《农会法》为法源,经过长期演变逐渐成为秉承“农有、农治、农享”基本原则,集农业推广、供销经营、金融信贷、保险服务四大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事业体。农会在其发展中体现出以下特点:1、分布广、参与面积大。据台湾农会年报统计,截至2016年,农会拥有团体会员301个,其中全台层级农会22个,直辖市及县市级农会279个,个人会员共186万人,台湾99%的基层农民加入农会。2、机构完善,自治性强。根据《农会法》规定,农会主要由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构成议事机构;管理和业务部门为农会的执行机构,下设供销部等业务部门;行政主管为农会总干事。农会全方位为农民服务,在各层级配备产前、产中和产后的社会化服务体系,设有供销部、信用部、保险部和推广部等。农会在全台铺设密集网点,便于为农会成员服务。仅信用部在全台设立的分部,2016年就高达609家,另外,农会内部实行民主选举与管理。《农会法》关于会员资格的规定在组织架构上确保了农会是属于农民的职业团体,具有自治性。如此增强了农民在农会中的领导地位与权力,使农会真正“农有”,切实代表农民权益。3、以农民为主体,推行以人为本的农业运行方式。个人层面上,农会强调提升农民的素质与技能;整体层面上,农会强调人力资源与台湾农业的循环式、可持续发展。农会常年定期推广最新农业技术资讯,协助农民解决各种农业问题与盲点;协助降低农业生产成本、采取优质肥料集中采购、补助购买动力喷雾机、搬运机、割草机等先进劳作工具,并成立特定农产品如芒果产业策略联盟等。4、功能强、作用大。农会不仅在农业生产技术及运销上为农民筹谋运作,还具有监督环境、办理储蓄、提供贷款、组织农妇培训、社会卫生福利、乡村文化建设等多重社会角色,并承担一定协助基层选举、维护农民政治地位等政治性角色。农会的身份角色较为多元,在基层的作用不容忽视。与农会的角色和功能相类似,渔会在台湾基层亦扮演关键角色。渔会成立的目的即作为渔民与当局对话的桥梁,提升渔民福利,在台当局推动渔业政策中扮演关键性角色,与此同时促进渔业自律化与产业化,拥有经济、服务和金融三大职能。台湾地区渔会历经多次改进合并,形成如今的渔会结构形态。目前全台渔会架构为2012年《渔会法》修正、组织升级后形成,渔会分为全台、区二级,对减轻经营负担、提高行政效率有较大帮助。台湾地区北部拥有9个、中部6个、南部14个区渔会,另外离岛也有5个区级渔会。渔会会员资格分为甲类、乙类及赞助会员三类,目前全台地区渔会三类会员共计约42万余人。在渔民服务上,负有保障渔民权益、传播渔业法令、调节渔业纠纷、配合救助渔民海上事故等职能;在经济上,负有协助渔民办理水产品进出口、加工、冷藏、运销,推广渔村渔港旅游、渔村住宅辅建等职能;在金融上,负有辅助会员渔民金融事业、接受委托办理渔业及渔民保险等职能。
二、台湾农渔会的政治影响
在台湾地方政治中,农渔会扮演举足轻重角色。近200万会员,再加上家属,使拥有影响百万选民的农渔会地位突出。在台湾各项公职、民意代表选举中,是各政党积极争取的对象。各方政治势力为争夺对农渔会主导权,通过各种途径介入。农渔会为何会与台湾政治紧密捆绑?为何会成为蓝绿大党争夺的对象?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农渔会与基层农民、渔民具有天然的联系,尤其是全方位的利益关联,使农渔会在选举过程中能左右农渔民选票投给谁。不仅是农渔民个人,所有会员及家属,都在农渔会影响辐射范围内。其次,信用部作为农渔会的核心部门,掌握台湾农村基层广大地区的金融体系与资金运作,数额庞大的资金是各方政治势力所虎视眈眈的。再者,农渔会在选举中具“桩脚”作用。从县市级到乡镇级农渔会大部分由地方派系掌握,由派系进行权力与利益的合作、分配,在农民选民间进行购票、买票、固票,发挥选举“桩脚”作用,为政党及其候选人服务。正因为农渔会拥有巨大资源与政治影响力,国民党在其统治时期就一直设法将其掌控在自己手中,作为与地方派系进行利益交换的筹码。即便“民主化”进程开启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农渔会仍在国民党经营与控制下。国民党将农渔会交由效忠于自己的地方派系经营;地方派系在获得农渔会带来的经济特权,同时利用农会的绵密网络与高效动员机制进行选举动员,以巩固国民党在岛内基层的政治势力。农渔会被地方派系把持,一度是国民党重要的选举工具。
三、2016年民进党再次执政后经营基层路线,力图渗透并控制农渔会
自上世纪90年代起,岛内政治体制发生重大转变,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重大剧变。但在国民党长期深耕之下,地方派系与“桩脚”很大程度上仍支持国民党,并是其基层核心动员力量。农渔会会员及其家属所涉及的数百万张选票,仍旧是国民党的传统票仓。2016年民进党重返执政后,不断围剿国民党基层势力。国民党对农渔会的把控,也受到其“中南部失守、北部加速绿化、地方派系不断出走”整体趋势的影响。为应对民进党对蓝营基层势力的侵蚀,国民党虽提出“改善基层工作、活化地方党部、激发基层战力”等策略,但其对基层控制力明显被削弱。民进党在基层经营方面存在“先天不足”的问题,撼动蓝营在农渔会优势地位颇费力气。民进党与基层的长期疏离有以下几大历史因素:首先,疏远地方派系与“黑金政治”划清界限,选择走与社运团体结盟发动街头运动,是民进党早期选择的基层动员路线。直到1997年取得部分县市执政权、2000年陈水扁当选为台湾地区领导人后,民进党才深刻认识到拓展基层政治的必要性,方才强化地方经营。其次,首次试图改革农渔会受激烈反弹,最终失败。2000年民进党执政后试图对农渔会尤其是农村金融信贷体系进行改革,重要举措之一是接管农渔会信用部。不仅受到国民党阻挠,农渔会会员亦激烈反抗,认为改制将大幅削弱组织的独立自治性。再者,民进党2016年再次执政后,尽管全面掌控“立法”与“行政”主要上层机构,且在全台多数县市执政。但在基层乡镇市长、村(里)长层级的公职选举中,民进党一再遭遇挫败。如2017年2月农会系统改选,民进党选前扬言要拿下三分之一席次,并在选前动员修改“农会选罢法”。但最终仍未能达成目标,惨败收场。有鉴于民进党在基层的弱势局面,蔡英文在2016年5月上台不久后,即要求绿营各层级将掌握农渔会系统、收编蓝营地方派系提上日程,明确走“经营基层路线”,逐步“绿化”岛内地方政治生态,特别是“染绿”农渔会,将争夺各县市农渔会主导权作为围剿国民党地方基层政治势力的重要一环。目前,民进党已成功打压台湾农会实质领导者张荣味家族势力,在云林各类政治选举中卡位,排挤张氏家族。第二,民进党当局另设“台湾农发公司”,并促成“合库金”改选,试图通过农会内基本架构与金融信贷结构变化,从根本上剔除国民党对农渔会的影响力。第三,不断拉拢原先归属于国民党农渔会的“桩脚”,以实质利益招安当地农渔会。这点在台中与台南地区尤为明显。
作者:季伊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