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杂志范文

一、关于《作风》杂志

《作风》的开篇诗中，有这样的段落:有一个新的生命在习俗里开始他底奋斗，像铁牢里雄狮的狂吼欲恢复他底自由;倘有人因他而奋起追求，倘有人因他而打破幽囚，他只感谢，他只感谢志友，他只感谢，因他得和志友来同把这革新的责任担负。在这段诗里，反抗与斗争的意味相当明显。与此相呼应，2003年金田兵在回忆《作风》的内容时，有如下的表述:“内容着重于反战、反掠夺及反映放逐、贫困生活的作品。当时是针对侵略战争，敌伪实施的‘国兵法’、‘抓劳工’、‘思想矫正法’以及‘出荷’、‘配给制度’等形势翻译的。”［1］(PP．101－102)由此可见，和内地的弱小民族翻译作品集一样，伪满洲国的《作风》，也在通过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来曲折地、间接地回应和控诉处于伪满洲国殖民统治之下的中国人们丧国丧权的政治和生活现状。这里需要特别谈一下放逐题材的作品，也就是在附表中被归类为“望乡”主题的作品。这些作品大都以同情的口吻描写被放逐出祖国的漂泊者们的思乡之情。它们虽然并不直接对应伪满中国人的处境，也与弱小民族文学的概念有冲突之处，却能间接地传递伪满中国人思念祖国、渴望重新成为祖国一部分的情怀。

①具体来说，在伪满的中国人，并非从祖国放逐到伪满洲国，而是在自己的家乡被殖民，所以难称“放逐”;而《作风》中许多被放逐者，比如白俄和墨西哥人，都是因为家乡的解放革命而被迫流亡的被革命对象，所以同情他们的流亡，事实上恰恰与“弱小民族”概念所内含的民族解放独立精神相左。但是，在一方面涌动着难以压抑的民族主义情怀;另一方面却不能直接批判殖民主义的伪满洲国，放逐成为传递中国人向往祖国之心的替代性题材。这种以他国人民的放逐题材替代本国民族主义书写的策略，不仅出现在翻译作品中，也出现在伪满中国作家的创作作品中。举例来说，《作风》同人作家石军在1942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混血儿》，就曾因“通过亡命满洲的白俄人的痛苦和感慨来唤起满洲民众的祖国意识”而遭到检举。②总体来说，金田兵的总结与我最初阅读《作风》杂志的感受基本一致。从文末的附表中可以看出，被放逐者的反战和望乡之情，以及底层人民生活的贫困，的确是《作风》所选作品中最普遍和突出的主题。而作品间主题的对应性，又更加渲染了单篇作品的进步意义。一些本来可以有多种诠释的作品，因其中进步的主题能和其它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相呼应，而使阅读整本杂志的读者有可能将其作进步方向的解读。举例来说，《雪莱与现代》这篇文学评论，作者是日本学者横山有策，以30年代中国的标准来看，并不能算弱小民族文学作品。但是评论全篇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倾向来解释雪莱作品的意义，不仅本身属于进步作品，而且在《作风》杂志中紧随雪莱的散文《圆形竞技场》之后，还可以影响到读者对雪莱散文的解读。雪莱的这篇作品，本来是一篇含义模糊而丰富的哲学性散文，在《雪莱与现代》的观照下，其自由解放的思想得以凸显。遗憾的是，《雪莱与现代》一文，因为思想倾向过于激进，在《作风》出版后不久就被伪满洲国当局勒令删除。［1］(P．102)关于其它作品间主题的呼应，将在下文讨论朝鲜小说的翻译时详述。正如《作风》的编者所说，这样大规模的翻译作品的募集，在当时的伪满洲国还属首次。在那前后，从1939年到1941年，伪满洲国相继出版了一系列翻译作品集，比如《世界著名小说选》［6］、《世界名小说选》(1－5)［7］，《近代世界诗选》［8］等，但这几本都只是将已经在中国内地出版的翻译作品编选在一起而已。与此不同，《作风》杂志是由编辑者先联络散落在东北各地的有翻译能力的作者，在他们同意投稿之后，由他们自选作品进行翻译。

③因此，这本翻译集包括了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并且大多从原文直接翻译，而非通过日译等中介译本转译。如前所述，《作风》的编辑有一些总的编选倾向，译者们选出的作品，也大多符合编选原则。当然，也有一些作品，比如爵青翻译纪德的《放埒之书》，就明显是出于自己对纪德的喜好，对编辑的进步倾向似无过多考虑。换句话说，采用编者统筹、译者自选的方式，在伪满洲国对外国文学作品进行有组织的自主翻译，在当时的确前所未有，这种编辑方式既能在一定程度上使整本杂志的主题保持统一，凸显进步色彩，又尽可能给予译者选择和翻译的自由，提高他们的参与热情。当然，译者自选的方式，也就必然会产生一些不能很好呼应统一主题的作品。

二、《作风》中的朝鲜文学作品翻译

《作风》中收录的朝鲜文学作品共有三篇，按顺序分别是王觉翻译的李光洙的《嘉实》，以及古辛翻译的李孝石的《猪》和金东仁的《赭色的山》。译者王觉为在伪满洲国参与国民党反满抗日活动的国民党地下党员，作品可能是通过收录在《嘉实:李光洙短篇集》中的日译转译成中文的。［9］(P．146)译者古辛背景不详，其翻译的两篇作品均在1940年于日本出版的《朝鲜小说代表作集》［10］中出现，可以推测也是从该书中通过日文转译。这三篇朝鲜文学作品的选择，都和杂志的反战、放逐、贫困的编选主题相符。《嘉实》的故事发生在古代，讲一个新罗的农村青年在和邻家女子订婚之后，代女子的父亲服兵役。可是在战场上和高句丽士兵的对话，却让他发现两边的士兵都因受统治者所蒙骗而被卷入毫无意义的战争。后来，他被迫留在高句丽的一个村落中生活，但始终想要回到新罗的家。在故事的结尾，他终于踏上了归乡之途。《猪》则反映底层农民的贫困，讲述一位农民因为疏忽导致猪被火车撞死后的心痛。《赭色的山》将背景放在满洲，以一位在满洲旅行的朝鲜医生的视角，讲述在满朝鲜农民受到中国地主的迫害后，一个不事生产的朝鲜混混挺身而出去讨公道，结果被中国地主打死的故事。在死前，这位朝鲜混混望向祖国的方向，要求医生为他唱怀念祖国山水的爱国歌，歌声最后变成了全体村民的合唱。

当然，和所有文学作品一样，这三篇朝鲜小说，其文本本身也都有多种解读的可能性。但本文想要强调的是，由于《作风》整本杂志有统一的编选原则，所以选集性质的杂志便具有了规约文本意义、引导读者以既定方式解读文本的作用。因此，上面谈到的故事梗概和解读，也只是在《作风》这一选集的空间内获得的阐释。下面，我将以具体作品、特别是《赭色的山》为例，对此观点作进一步说明。首先，虽然前文已经说过，《作风》和弱小民族之间的关系，有可能是编者的后见之明，但这里仍可以探讨一下将朝鲜文学作为弱小民族文学翻译的可能性。在前文中介绍的上海出版的一系列弱小民族文学翻译作品集中，截至1934年为止，还没有朝鲜文学作品出现，但1936年胡风的《山灵:朝鲜台湾短篇小说集》中，正式将朝鲜文学作为与台湾相同的被殖民地文学介绍给上海的读者。此后出版的《弱小民族小说选》中收录了胡风书中张赫宙的小说《山灵》，《弱国小说名著》则收录了张赫宙的另一篇小说《姓权的那个家伙》。也就是说，到30年代中期为止，当时的殖民地朝鲜已经普遍被中国内地认为是弱小民族，其作品也得到上海文学翻译界的关注。而将朝鲜小说作为被殖民地文学翻译到伪满洲国，则有更微妙的意义。当时，对上海的进步知识分子来说，殖民地朝鲜成为面临存亡危机的中国的警示，而朝鲜人民则是同在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阵线上的同志，这成为他们翻译朝鲜文学作品的出发点。但对于已经沦为殖民地的伪满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翻译讲述朝鲜移民贫困生活和思乡情怀的小说，直接成为高压统治下自身现实命运的曲折代言。不仅如此，在满朝鲜移民和其它那些因为国内解放革命而流亡的白俄等人不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日本殖民统治的压迫而被迫流亡，可以说是最符合“弱小民族”概念的表现对象。我以为，这些是《作风》翻译朝鲜作品的出发点，也客观上规约了在《作风》中对这些作品的解读方式。以《赭色的山》的翻译为例。这样一篇强调伪满中朝民族矛盾的作品却会被《作风》的译者选中翻译，引人深思。小说的满洲背景，曾引起伪满中国读者的关注。［5］此外，作品中的压迫者是中国地主，而非全体中国人，中国读者由此可以从阶级压迫而非民族矛盾的角度来解读。这些都可能曾是译者的考虑因素。不过我以为，译者选择此文翻译，最主要的动因当属故事的贫困和放逐主题，特别是后者。若说满洲背景，在此文的翻译底本，即日译《朝鲜小说代表作集》中，有三篇都和满洲有关。此文之外，还有金东里的《野蔷薇》和李泰俊的《农军》。

①前者写一位朝鲜农民的妻子，在新婚丈夫赴满之后，在妈妈的帮助下辛苦地攒出旅费，即将赴满和丈夫团聚的故事;后者则取材伪满洲国里中国农民和朝鲜农民之间的纷争。在这三篇小说中，译者唯独选择了《赭色的山》，或因为作品不仅描写了朝鲜移民在伪满洲国受压迫的悲惨生活，更在文末大写他们思念祖国的望乡之情，这和《作风》中多篇作品的放逐主题相呼应:如《嘉实》中流落高句丽的新罗青年的思乡之情、英国小说《败北》中因战争而流落德国沦为妓女的俄罗斯姑娘的孤独、法国小说《大尉索古普的茶》中白俄流民和墨西哥移民在巴黎的偶遇和互相温暖、俄国小说《放逐》中一群流落西伯利亚的被放逐者们对故乡生活的回忆等等。①反观日译《朝鲜小说代表作集》中另两篇满洲题材的作品，则并未突出民族主义意识。在朝鲜，金东仁小说发表当初，并未有什么反响，但战后很长时间，该小说都被当作韩国民族主义文学的典范广为传播，还一度被收入小学课本。另一方面，已有韩国学者指出，金东仁的《赭色的山》的创作，客观上声援了日本帝国主义。小说最初发表于1932年，正是1931年7月的万宝山事件刚刚结束之时。万宝山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挑起的中朝农民冲突，冲突发生后，由日本操控的朝鲜媒体大肆夸张，编造鲜农死亡的新闻，在当时的朝鲜国内引发排华惨案。金东仁从未去过满洲，受新闻报道的影响，民族主义情绪勃发，写下了这篇和他的其它作品完全不同的爱国小说。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者企图通过夸大在满中朝农民的矛盾冲突，把自己打造成在满朝鲜农民的保护人，从而获得在该地区扩张势力的口实。而金东仁的《赭色的山》，正应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11］(P．21)这或许也正是日译《朝鲜小说代表作集》中会翻译《赭色的山》以及其它满洲相关小说的原因之一。不过，正如上文所说，《赭色的山》能被翻译成中文，却是因为其中民族主义情绪有可能和伪满中国读者反满抗日的爱国情绪产生共鸣。也就是说，如果说《赭色的山》的原作中隐含着日本殖民者和中国地主两种伪满洲国朝鲜农民的压迫者的话，那么在作品被翻译成日文和中文的过程中，因为收录的选集性质不同，被强调的压迫者也就不同，这导致了作品的社会效果和作用不同。就《作风》而言，通过文学翻译和选集编选，《赭色的山》中与日本帝国主义共谋的负面作用被削弱，爱国思乡的反帝国主义倾向得到了强调。

一、近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高潮的出现与边疆教育政策的讨论

1938年，卫惠林《边疆民族问题与战时民族教育》一书由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作者分别记述东北、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区在教育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同时指出应从巩固国防建设和增进民族团结的高度来认识边疆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指出“欲解决此等边疆民族问题，完成团结御侮之神圣使命，有两个根本的途径，即普遍的推行民族教育与彻底刷新边疆政治，此二者有密切之关联:边疆政治之刷新必须借民族教育之推行为其前导，为其依据，因为边疆政治制度容有种种障碍不易一时革除者，但民族教育则可以在民族战争的神圣要求下迅速推行”。最后，作者在介绍战时民国中央推进少数民族教育政策措施的基础上，总结其利弊得失，提出战时在边疆地区实施民族教育所应遵守的几个重要原则，包括革除华夏蛮夷的思想认识和民族偏见，尊重各民族固有的社会文化、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尊重各民族现行的政治与社会组织，推行生产教育、开发边疆富源，推行社会文化事业、激发民族抗战意识等十条原则。

1943年，曹树勋研究民族教育的著作《边疆教育新论》问世，该书“凡四编十六章八万余言，其中关于边教概况之记述，占全书十分之三，边教问题之讨论，占十分之七”。书中不仅对南京国民政府推行边疆教育的指导方针以及语言政策、经费政策和边地青年教师、学生的优待政策进行了论述，而且对“民族问题与教育”“语文问题与教育”“宗教问题与教育”，以及推行边疆教育的方法等问题作者均提出自己独到的看法和见解。由此可以看出，即使是这三本当时影响颇大的学术著作，各书作者都是基于少数民族教育实地调查的前提下，来探讨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教育问题。作者们对民国中央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讨论仅仅是以事件背景或结论建议的方式在文章部分出现，而且作者对于少数民族教育政策方面的着墨亦是有限字数的或是局部问题的分析，缺乏细致而深入的政策分析。

除传统文献资料外，中国近代史研究史料的最大特色就是报纸杂志。虽然中国报纸产生于唐代，宋、明、清也都有供宫廷和官府使用的邸报，但是报纸杂志的兴盛与发展则是民国以后的事情。据统计，从民国初年到1949年底，全国各地编辑发行的各类报纸大约不下10000种。民国时期是我国报纸杂志新闻事业繁荣和发展最迅速的时期之一。与此同时，民国时期很多高校设立的教研机构，鉴于国内边疆民族问题的重要意义亦将学术研究的重点转向边疆地区的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创办了很多以服务边疆、建设边疆为主旨，探讨中国边疆和边疆教育问题的学术杂志，比较有影响的有:《边事》《边疆通讯》《边事研究》《边疆研究》《边政公论》《边疆研究通讯》《西南边疆》等。这些杂志刊登发表了许多有份量的边疆教育论文，如芮逸夫在《西南边疆》上发表的《西南民族语文教育刍议》，徐益棠在《边政公论》上撰写的《试拟国立边地文化教育馆组织大纲草案》等。这些论文涉及范围宏阔，研究角度各异，既有理论性的文章，也有实证性的报告。除此之外，在民国时期出版的很多教育刊物，如《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教育公报》《教与学月刊》等均刊录了一定数量的、探讨边疆教育问题的文章。

与著作相比较，边疆史地研究中关于少数民族教育政策方面的文章较为丰富，发表时间集中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而且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不同阶段，这些文章关注的重点或研究视角的选择亦各不相同，并呈现出一种由具象到抽象、由实践活动到理论阐释的层级递进关系。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是南京国民政府边疆教育行政机构设置和兴办的草创阶段，国家政府和民众社会亟须通过实地调查来了解边疆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状况，为政策制定和教育发展提供现实依据。因此，这一时期发表的边疆教育的文章主要是对边疆民族地区教育状况的现状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来探讨边疆教育的方法和途径，如《边疆教育的现况》、《我国边疆教育之计划与设施》、《云南教育事业的现状》和《甘肃教育概况及改进计划》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西北、西南地区成为了抗战的大后方，边疆地区备受国人关注，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教育政策体系已渐趋成形并初见成效。对边疆教育问题的讨论或边疆教育政策实施方面的意见或建议便是这一时期学界关注的主要问题，如《实施边疆教育之管见》《推进边疆教育问题之商榷》《抗战建国与边疆教育》《边疆问题与边疆教育》《民族政策与边疆教育》等。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国内局势的变化，当时学人对各项边疆教育事业进行了重新审视，为边疆教育寻求更加适合的发展途径。这一时期的边疆教育类文章以回溯性或总结性题材居多，代表性文章有:《今后实施边疆教育之商榷》《近年来边疆教育概况》《现阶段边疆教育总检讨》《十年来我国的边疆教育》等。上述研究成果的共同视角是从边疆史、边疆教育史的角度来讨论边疆教育政策问题，它们突出了研究问题的边疆地域特色，注重从国家宏观层面或区域层面来探讨边疆教育政策问题，以普适性或普遍性的施政纲领意见得出或政策体系构建为研究的主旨要义。

二、80年代后民族教育史研究中有关民国中央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论述

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对民国少数民族教育多持泛政治化的批评态度，研究成果难免缺乏客观性和公正性。20个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思想解放，民国时期的许多历史文献资料和档案史料相继公开，人们对中国近代这段百年沧桑的历史有了多角度的理解，开始尝试从不同的层面或角度去观察、审视中国近代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历史制度和历史人物。分析和评述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研究成果亦更趋向理性和客观。1980年以后学术界关于民国时期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论述多采用民族教育史的研究路向，较少采用边疆史、边疆教育史的研究路向。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呈现出两条具体的研究途径:第一，民族教育通史类中的部分成果;第二，关于少数民族或少数民族地方的断代史研究中的部分成果。关于少数民族教育的通史类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韩达主编的《少数民族教育史》、谢启晃的《中国民族教育史纲》和吴明海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教程》。这三本著作在编写格式上均遵循通史体例，连贯地记叙各个历史时期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情况。但由于通史写作内容宽泛，对于民国时期若干重要事件和关键问题的讨论无法做到深入精微。目前关于少数民族教育方面的通史类研究已有不少著述，在谈及少数民族教育的宏观背景、历史发展以及政策指向等方面亦会涉及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讨论或分析。而这种讨论与分析是简单式的或局部式的穿插嵌入，有些时候为了迎合研究旨趣难免会有刻意剪裁的痕迹。因此，内含于少数民族教育通史类研究成果中的少数民族教育政策分析，只能为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研究提供佐证或辅助材料，而且限于主题和体例，其对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探讨亦只能泛泛而谈，无法深入到政策研究的本质。

一、民国时期书籍封面设计艺术的发展与繁荣

书籍属于当时重要的文化消费商品，其封面设计包装和其他商品一样需要挖空心思和投入相应的资金，从而达到更好地将商品销售出去的目的，追求书籍封面设计的“醒目”“、震撼”，成为书刊商家和封面艺术设计者的共识。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书籍成为重要文化商品的共同触动下，书籍封面的种类逐步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为了获得更好的书籍销售市场，民国时期各大出版机构在没有设置专职的书籍封面设计、装帧设计家的情况下，专门聘请了大量的作家、教育家、画家等从事书籍的封面设计、装帧艺术设计，其中，鲁迅、丰子恺、闻一多、叶灵凤、陶元庆、陈之佛等人也参与到书籍封面设计、装帧艺术设计的过程之中。这些艺术和教育名家们在为书籍设计封面和装帧之时，注重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在设计中体现出显著的民族性特征。同时，他们还将西方的艺术思想大胆地引入到书籍封面设计中来，实现书籍封面艺术设计在保持其民族性的同时具有创新性，实现中西艺术的结合，推动了民国时期书籍封面设计、装帧艺术设计的发展。该时期的封面设计艺术作品已经较为成熟，并不是简单地模仿西方国家书籍的造型，而是在对西方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将部分西方文化中先进的元素有选择性地融入、应用到民国时期书籍封面设计之中，较好地表达了设计家的艺术思想，实现中西方国家艺术元素的有机融合。比如，在陈之佛设计的《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的封面之中，其采用了中国古典的图案，具有十分强烈的民族性特征，同时其图案样式丰富多彩，不仅有中国的传统图案，同时还有西方图案和日本图案，封面设计具有显著的创新性。该时期书籍封面设计中大量使用美术字，将中国汉字进行几何化、图案化的变形，从而让书籍名称的汉字与其他相关汉字也成为封面设计的重要元素之一，具有良好的审美效果。

二、民国时期书籍封面设计的民族性

民国时期，学习借鉴西方文化已经成为一股潮流，甚至不少人还形成了“崇洋媚外”的倾向，许多文化艺术作品均注重借鉴西方造型及其经典人物，有不少西方造型直接被移植到中国书籍的封面上，而这些封面的造型和书籍的内容之间并无必然联系，此种“照搬”的封面艺术设计逐步受到了人们的反思。比如，鲁迅就十分反对单纯的“拿来主义”，反对在封面艺术设计中“照搬”西方造型，对如何融合中西方文化运用于封面艺术设计进行了探索，鲁迅为此作出了突出贡献。鲁迅在《论“旧形式的存在”》一文中提出“：我们有艺术史，而且生在中国，即必须翻开中国的艺术史来。”

在具体的实践中也同样如此，当时出版的鲁迅的许多书籍均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金石篆刻、汉代画像砖等经常性成为鲁迅书籍封面设计中的造型，，具有十分鲜明的民族性特征。比如，《桃色的云》是鲁迅的翻译作品，该书于1923年出版发行，该书是一位盲人诗人的童话集，在对书籍的封面进行设计之时，使用了飞禽走兽以及横条带状的造型图案，这些元素是从汉代画像砖中提取出来的，具有显著的民族性特征。中华民族的传统审美心理结构，在艺术作品上表现出来就是，非常注重想象，强调一种情绪上的和谐，不喜欢物欲化，而是注重精神的享受，注重情理交融。因而，民国时期不少艺术家的书籍封面设计作品，融合了中国的传统民族元素，赋予了封面设计中国灵魂，和西方文化中注重感官刺激的审美倾向完全不同，通过运用比喻、夸张、象征等手法描画图案，以此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与内涵，促使民国时期书籍封面设计、装帧艺术设计具有显著的东方神韵，民族性特征十分显著，让读者在翻阅书籍之时就感觉到东方神韵在哗哗流淌。1927年，《文艺与》一书由开明书店出版发行，在表现“性”的封面设计之中，设计者并非像西方国家的书籍一样直接将那些和相关的元素展现在封面上，而是以高雅的花朵、富有生命力的叶子来象征书籍的内容，可谓超凡脱俗、高雅丰富。民国时期许多杂志的封面设计中，也非常注重传统民族元素的运用，不少杂志的封面设计将传统文化中的敦煌艺术、石刻、青铜器、瓦当纹样、彩陶、青花等作为设计的元素、图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显著的民族性特征。比如，《甲寅》杂志就是此方面十分经典的案例，其封面采用古代的器物造型作为图案，而《甲寅》这个杂志就是积极倡导中华民族传统的刊物，将中国的古典形式和刊物的内容相互结合起来，同时也将字体较为巧妙地融合到器物之中，为了突出“甲寅”，还刻意刻画了一只老虎在封面的下方，十分令人瞩目，设计可谓十分独到，是体现民族性特点封面设计之佳作。

三、民国时期书籍封面设计的创新性

民国时期书籍封面设计的生命力还在于，不仅较好地传承了传统、民族特点，封面设计者们还通过积极主动的学习，在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推动下采纳西方文化艺术的精华，推动了该时期封面设计的创新发展。随着民国时期书籍买卖市场的逐步发展繁荣，人们逐步发现在封面设计中赋予更多的视觉元素更能够获得读者的喜爱，因而逐步开始重视在书籍封面中融入更多的视觉元素。刚开始时，部分出版发行商将月份牌上的仕女图运用到书籍的封面上，后来发现能够增加书籍的销量，其他出版商纷纷效仿，直至最后发展成为书籍封面设计中的视觉文化。鲁迅的《伪自由书》被查禁之后，鲁迅将其书名修改为《不三不四集》予以继续出版发行，而且还在封面的上方加上“weizjushu”的条幅，封面的视觉文化与鲁迅的个性获得了一致。此外，随着西方文化的涌入，西方文化中的元素也逐步丰富了民国时期书籍封面设计中的元素，使封面设计更具创新性。

由曹辛之设计封面的书籍《好望角》于1944年出版发行，封面插图中便有荷兰海上渔夫的元素，显得美丽而质朴，极富创新性。民国初期，书籍封面的作用主要是保护书籍的内页，其作用较为单一，后来通过创新发展之后具有审美功能、介绍说明图书内容功能、广告功能，其功能作用向多元化、创新化的方向发展。民国中后期，书籍封面不断实现新的创新发展，不同形式和风格、不同内容的书籍封面开始获得了自由的发展。比如，民国中后期的书籍封面插画中，出现了版画、水粉画、抽象画、水墨画、水彩画等，封面插画灵活多样、内容丰富，较之民国前期显得极富创新性。

［提要］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各种时代的报刊都是一份时代印迹的文化遗产，是我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中国民族图书馆馆藏民国期刊为对象，在介绍馆藏民国期刊概况的基础上，从学科、年代、出版周期等方面对馆藏民国期刊进行特征分析，从而多了解我国民族图书馆藏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提供馆藏的历史价值。

［关键词］图书馆;民国期刊;历史载体;刊物馆藏;历史价值

在中国的历史进程和现代化进程中，各个时期的报刊是一份无法被替代的文化遗产。“民国期刊”是指1912年至1949年10月1日前出版发行的杂志、期刊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载体之一，有其独立存在的时代价值，绝不会因过期、休刊等原因而过时无用。民国40年，是一段有着特殊历史背景的时期，在那多事之秋，作为知识和政治舆论的载体，“民国期刊”具有重要的历史和学术价值，它的内容反映了我国近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诸领域的历史发展轨迹。

一、馆藏民国期刊概况

中国民族图书馆入藏的民国期刊非常丰富，共藏有民国期刊531种，18152多册，收藏是通过多渠道、多方式努力搜采，逐步积累起来的。入藏渠道主要有二种:接收捐赠约为30%、自己采购比例约为70%。中国民族图书馆为馆藏民国期刊的整理和保护做出了许多努力，于2007年启动了“建立民国期刊数据库”工作。首先，进行拆捆、理顺工作。按音序细分、整理上架;第二，抽调有经验的编目人员，按照馆制定的“民国期刊报纸编目条例”有计划、分步骤地进行书目数据数字化，包括抽取样本、、著录、输入馆藏;第三，打印并粘贴书标、装盒、归架等步骤。历时4年，至2010年底，馆藏所有的民国期刊完成全部书目数据数字化工作，可以在馆内网络上查询。2015年，课题《中国民族图书馆馆藏中文民国期刊题录及提要》在上述工作基础上对馆藏中文民国期刊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二、馆藏民国期刊特征

(一)馆藏民国期刊学科特征

中国民族图书馆馆藏民国期刊内容广泛，几乎涉及各个学科，其中以社会科学类数量最多。社会科学部类期刊藏量最高，共470种，约占88.5%，该部类中“政治、法律”类期刊藏量最多，共138种，约占26%，超过总量的四分之一，其中政治类期刊占有较大的比重;“历史、地理”类期刊藏量位列第二，共86种，占16%多一点;“文化、科学、教育、体育”类期刊藏量位列第三，共68种，约占13%;“社会科学总论”类期刊藏量位列第四，共61种，约占11%多一点;“文学”与“经济”类期刊藏量位列第五第六，分别为53种和50种，合起来占19%。以上6种所占比例达到馆藏总量的85%，达到社会科学类总量的97%。另，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类期刊33种，自然科学类期刊15种，综合性期刊13种，这三大部类期刊占总藏量11%略多一点，其中生物科学类期刊最少，仅收藏一种，稍次为地球科学、工业技术和交通运输，这三类各收藏2种。综合上述情况，馆藏民国期刊中政治、地理历史社科总论、教育、文学、经济等社会科学类期刊所占比例极高，而哲学、自然科学及综合性图书类期刊所占比例极少。这种收藏比例非常符合早期中国民族图书馆作为社科类专业图书馆的定位。

《临床心血管病杂志》2017年第4期

摘要：目的了解吉林省部分农村地区中老年人的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及聚集情况，为该地区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2009－2011年吉林省40～79岁中老年1291例，进行问卷调查、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调查内容包括姓名、性别、民族、年龄、疾病史、家族史、吸烟饮酒史等。采用SPSS19．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危险因素聚集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中老年人吸烟、重度饮酒、超重／肥胖、高血压、血脂异常和糖尿病的暴露率分别为39．66％、15．10％、38．50％、36．33％、34．24％、7．05％。朝鲜族老人重度饮酒、高血压、血脂异常和糖尿病的暴露率均高于汉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不同性别之间，吸烟、重度饮酒和超重／肥胖暴露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不同年龄组间，超重／肥胖、高血压、糖尿病的暴露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仅有12．32％的研究对象不暴露任何危险因素，暴露1、2、3种危险因素的对象分别有25．56％、27．73％、34．39％。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朝鲜族人群至少暴露1、2、3种危险因素是汉族的1．297、1．368、1．477倍；男性至少暴露1、2、3种危险因素是女性的8．553、11．550、19．381倍。结论吉林省部分农村地区的中老年人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及聚集暴露率较高，特别是高龄的朝鲜族男性，要重点关注和干预。

关键词：中老年人；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聚集

近年来，全世界心血管疾病死亡人数持续上升，在死因构成比上呈直线上升趋势。目前，全国心血管病患者约2．9亿，2012年心血管病死亡率为255／10万，每年约35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有研究表明，吸烟、重度饮酒、超重／肥胖、高血压病、血脂异常和糖尿病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且当多个危险因素聚集在某一个体上时，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将增加。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吉林省部分农村地区的中老年人进行研究，了解该地区中老年人的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及聚集情况，为该地区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本研究对象资料来自于ICDC国际协作前瞻性队列研究课题，2009－2011年以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四平市伊通镇、吉林市乌拉街镇、九台市龙家堡镇、公主岭市南崴子镇抽取4个朝鲜族村和邻近的4个汉族村40～79岁中老年人进行调查，共调查1492例，排除资料收集不全以及血压数据缺失者201例，最终符合本次研究的对象共1291例。

1．2方法

一、民族音乐文化传承应以学校音乐教育为主要载体

文化的传承需要载体，民族音乐的传承同样也需要载体。在当今的民族音乐传承过程中如何选择载体，究竟以什么形式作为民族音乐传承的主要载体，是摆在广大音乐工作者面前的重要问题。近几年来，随着人们对于民族音乐的重视，其传承在众多音乐工作者的努力下取得了显著成果。但对于整个民族音乐领域的传承而言，还需做出很大的努力。现今，由于学校的不断增多，需要将民族音乐传承的重要载体放在学校。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学校将会是民族音乐传承的主要载体，也必将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今后，学校音乐教育将会是非常重要且非常强大的载体，而音乐教育师资力量更是这个载体中的重要因素。在师范院校学习中，应当摒弃原有学习体制，真正将民族音乐文化作为学习重点，而不是沿用原有的“欧洲音乐为中心”的学习体制，让毕业后的每位教师能够真正将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给每位学生，让其真正了解民族文化，了解民族音乐的历史，感受民族音乐的正能量。只有做到这一点，民族音乐才会真正传承下去，而不会因为师范院校学习方式、学习重点的转移而最终功亏一篑。在当今学校的音乐学习中，应当将民族音乐中传统音乐和现代音乐充分展现在教材当中，将具有代表性的以及积极向上的曲目、曲调编入教材中，让每位学生从接触音乐开始就受到民族音乐的熏陶，从中感受到民族音乐的魅力，同时，根据各个地区民族音乐的不同，除了接受国家统一编制的音乐教材外，还可根据自己民族的音乐编制教材，让学生能够在民族环境中将民族的、原汁原味的音乐真正传承下去。通过国家规定教材和民族地区编制教材的相互结合，学生不仅可以了解世界的东西，还可以了解其他民族的音乐文化，同时根据世界性的、其他民族的文化促进本民族音乐的发展。这样不仅有利于民族音乐的传承和发展，同时还从根本上教育学生要热爱祖国、热爱民族。

二、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需要营造健康稳定的环境氛围

在音乐学习过程中，学习环境是重要因素，如何营造有利的环境氛围是民族音乐得以传承的重要因素。在教材编制过程中，可以将地方特有的戏曲、民族乐器演奏、民族舞蹈编入教材中，只有贴近生活的教材才会让学生真正贴近实际、感受民族力量。此内容不仅具有一定的欣赏力，还会真正让学生懂得民族文化的可贵，从而激起学生传承民族音乐的责任感。然而，在民族音乐教材的编制过程中，不能一味地将所传承下来的音乐全部编入教材，应当选取积极向上、具有强烈民族气息的音乐编到教材中，还应结合实际，将时展特色添加到民族音乐教材中，从而真正符合学生的发展环境，让其能够爱上音乐课，爱上民族音乐，在音乐当中感受美、感受大爱、感受民族的力量。在学习手段上，随着现代化学习的不断发展，其模式已经在其他课程上对学生学习有了很好的推动作用，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真正提高兴趣，不断进步。然而，学习资源的提高也使得众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浮躁心理，这也在很大程度上给音乐教育工作者带来难题，因此，教师在音乐学习中应当正确引导学生正视社会，避免将商业化、利益化的东西带入到课堂中来，引导学生向好的方向发展，从而提高学生学习音乐和民族音乐的兴趣。在音乐学习中，学校可以借助网络的力量为学生提供生动有趣的音乐学习氛围，同时可以通过相应的校园活动使学生接受民族音乐教育，通过设置民族音乐比赛、民族音乐交流会等手段，充分创造民族音乐的氛围，展现每位学生的才能，让其在互动中不断感受民族音乐，在相互之间的交流中学好音乐，从而创造出一个良好的音乐学习环境，更好地推动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本文来自于《民族音乐》杂志。《民族音乐》杂志简介详见）

三、用创新的思想来保证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

当今，民族音乐的发展令人惋惜，不得不让每位音乐工作者深思，如何让民族音乐真正得以复兴，是摆在音乐工作者面前急需解决的难题。民族音乐想恢复到以往的盛世不是不可能，但需要具有时效性的创新来推进民族音乐的传承。近年来，我国不断推进民族文化的复兴，然而这个复兴不仅是传统的民族音乐的复兴，更是整个音乐的传承和发展。在音乐传承的过程中，应不断学习先进的音乐文化，并加以创新，从而实现多元化的音乐发展模式，真正将我国民族文化瑰宝的精髓发展下去，并在不断创新中实现民族音乐文化的国际化发展，这是我们应当踏踏实实走的一步，也是更好地传承民族音乐文化的重要手段。

四、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应组织好课外民族音乐活动

社会是一个大家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力量，也是民族音乐传承的重要载体。在学校进行音乐教育的过程中，做好学校内部的学习是必须的，同时还应添加一些课外民族音乐活动、文娱活动，逐步将民族音乐的教育课堂转向社会，让大众对民族音乐进行选择，并且能够让学生真正在社会活动中感受音乐带给人们的力量，通过采取这种方式，不仅能够让广大社会群体欣赏音乐，还会在活动过程中真正将民族音乐普及下去，从而在不断交流中实现民族音乐的传承和可持续发展，这也会将全国各地民族音乐的教育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摘要:目的:概括整理我国傣族地区傣药资源的调研与应用情况,为其应用与开发提供相关基本信息。方法:通过广泛的文献查阅与考察,对我国云南省的傣药古籍中药物种类整理情况、傣药资源种类的现代调研情况、傣药质量标准控制及制剂开发等研究应用情况进行归纳总结。结果:初步整理出我国傣药资源种类及其开发应用的基本情况。结论:本研究将为我国傣药资源种类的应用、保护和研究开发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基本信息。

关键词:傣族;傣药资源;云南省;傣药古籍;傣药质量标准控制;制剂开发

傣族是一个跨境民族,分布在泰国、老挝、缅甸中北部、越南西北部、柬埔寨西北部、印度东北部、中国西南部等多个国家或地区,总人口6600万人左右。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傣族人口126.13万,分布在云南省西部和西南部。主要居住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景洪、勐腊、勐海三县市,普洱市的景谷、孟连县,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潞西市、瑞丽市、盈江县等县市,以及临沧市的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在玉溪市的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等地也有散居[1]。古代傣族就有“傣泐”“傣那”“傣雅”“傣绷”等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根据傣族人民的意愿定名为傣族。傣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自文字产生后,傣族的各种天文、地理、医学、药学等知识均刻于贝叶之上(称为贝叶经),得以记载流传下来[2]。我国傣族大多居住在海拔500~1300m的平坝,这些地区地质古老,自然条件优越,属亚热带、热带气候,雨量充沛,高温湿润,全年无四季而只有旱季和雨季。这里森林茂密、绿色葱茏,热带植物种类繁多,药用动、植、矿物资源丰富。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医疗实践中,傣族逐渐创立了具有一定医疗体系的民族医药。据调查整理,傣药(按基源计)有1111种,其中植物药1010种、动物药91种、矿物药10种[3]。以植物药为主是傣药的鲜明特点,主要为地产品种,也有少量外来药物。在傣药资源调查整理的基础上,傣药质量标准的认定工作及资源的应用开发工作也取得了较突出的成就。

1傣药资源调查与研究整理

傣族传统医药学是傣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在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不断积累诊治疾病的经验和药方,形成以“四塔五蕴”“风病论”“解药论”等理论为核心的一门传统民族医药学,并通过不断完善,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和典型地域特征的傣医药文化[4]。据贝叶经记载,早在2000多年前,傣族就有了医药。人们通过反复摸索,逐渐学会使用各种药用动植物,总结出了大量的单方和验方。早在汉代,傣族统治者为了表示忠于汉王朝,把贵重药材玳瑁、象牙、犀角等物列为上品奉供。现在的傣医药手稿中也把这些药物记载为贵重药材[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党和国家对民族医药的高度重视,傣药资源种类的调查整理研究工作逐步展开,不断取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傣药资源种类基本摸清。20世纪60年代,蔡希陶先生等科学家通过调研,从寿命可达数千年的龙血树中提取了活血化瘀生肌圣药———傣药龙血竭,结束了中国不产血竭而向海外购买的历史[6]。1970年,云南省原思茅地区中草药办公室(思茅地区民族传统医药研究所)通过整理,编写出版了《云南思茅中草药选》。该书收载了思茅地区、西双版纳州中草药285种,南药及南药代用品15种,共300种天然药物中有傣药123种[7]。1977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成立了民族医药调研小组(组长由该州州长召存信担任),开展傣医药的继承发掘、翻译整理、研究开发及推广应用工作。先后收集、整理傣医药史籍、经书200多部,其中包括贝叶经和纸板经,如《嘎比迪沙嫡巴尼》《巴腊玛塔坦》《阿皮塔麻三给尼》《巴力旺》《嘎牙山哈雅》《档哈雅龙》《档哈雅囡》《麻哈娃》《牙麻嘎》《桑给尼》《尼该》等。收集到7000多个单、验秘方和传统经方,采集制作了动、植、矿物傣药标本1000余种[8,9]。云南省德宏州药检所的方茂琴等人从1979年开始进行傣医傣药的发掘、收集、整理工作。经过多年的努力,整理出版了《德宏傣药验方集》(1),共收载了傣药370多种和单验方100多个。在此基础上又收集傣药380多种、单验方410个,明确科属种的植物药250种、动物药30种,编写出版了《德宏傣药验方集》(2)(3)和《德宏民族药名录》[8]。1977-1981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相关单位及民族医药调研小组成员对西双版纳自治州内药用植物进行调查,相继整理出版了《西双版纳傣药志》第1-3集(1979年、1980年、1981年)。每集各收载傣药100种,三集共300种[10]。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003年,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民族医药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康朗仑、康朗腊、岩拉等通过收集史料,走访老傣医,获取献方献药及提供的宝贵资料,开展傣药品种资源调查,完成了傣药品种的查证和实物拍摄。经整理研究,于2003年采用傣汉两种文字编辑出版了《中国傣医药彩色图谱》(主编林艳芳、依专、赵应红)一书。该书收载了300种临床常用傣药及实物彩照,其中植物药286种、动物药6种、矿物药7种、其他类药物1种[9]。20世纪80年代后,由西双版纳州民族医药调研办公室翻译编写了《嘎牙山哈雅》(1988)、《古傣医验方译释》(1990)、《傣药志》《傣族医药验方集》及一些“档哈雅”(即傣药古籍)。还编写出版了《傣医传统方药志》(1985)、《西双版纳古傣医药验方注释》(1983)等,共收载傣药405个品种[11]。1985年出版的《傣医传统方药志》一书是《西双版纳傣药志》的续篇,由中国科学院云南热带植物研究所、西双版纳州药品检验所、西双版纳州民族医药科研所等单位的有关人员编写而成。该书收载傣医药古验方111个,常用傣药105种,涵盖60个科、97属动植物[12]。

云南省玉溪地区药品检验所和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药检所的李学恩、周明康、王正坤、李坚、康勇等在文献发掘、民间访谈、资源调查、标本采集鉴定、资料整理的基础上,于1992年编写了《元江傣族药》(内部资料性出版物),收载元江县傣族常用、资源丰富的傣族用植物药44种[13]。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华本草》编委会的要求,从1996年开始历时7年,由云南省中医中药研究所牵头,组织云南省傣医药学专家及中医药学专家,在西双版纳州民族医药研究所、思茅地区民族传统医药研究所共同配合下,全面系统地对古今傣医药文献史料和现代傣医药研究成果进行收集、翻译、整理、研究及汇总,于2005年出版了《中华本草•傣药卷》。该书收载了常用傣药400味,插图351幅。其中植物药373味,动物药16味,矿物药11味[14]。2012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云南分所的张丽霞等人采用村社关键人物访谈、半结构式访谈和药材集市调查,重点访问傣族民间医师关于傣药应用方面的传统知识,收集散存于民间的傣医药文献资料(贝叶经、纸板经、手抄书等),同时结合野外实地凭证标本和实物收集的方法,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所辖县域及普洱市景谷、镇沅、西盟、孟连等傣族居住区进行傣药资源的调查,再与已整理出的我国典籍已收录的傣药名录匹配去重,作为典籍未收录傣药资源的补充名录。经调查和整理,共新增272种傣药原植物,隶属于107科228属。其中地衣类1科1属1种,真菌类1科1属1种,苔藓植物1科1属1种,蕨类植物4科4属4种,裸子植物5科5属5种,被子植物95科216属260种[15]。2014年,由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的段宝忠、徐江等人通过对《西双版纳傣药志(1-3集)》(1979-1981年)、《傣药名录》(1982年)、《云南民族药名录》(1983年)、《中国民族药志•第1卷)(1984年)、《傣医传统方药志》(1985年)、《德宏民族药名录》(1989年)、《傣族传统医药方剂》(1993年)、《傣族医药学》(1996年)、《傣族医药研究(档哈雅龙)》(2001年)、《中华本草•傣药卷》(2005年)、《中国民族药志要》(2005年)、《傣药学》(2007年)、《云南省中药材标准(第3、5册)》(2007,2009年)等专著所记录的傣药进行整理,共收集到傣药资源种类信息3784条,通过查询中国植物志网络版、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14版,校正拼写错误后将物种拉丁名进行同异名处理,合并重复项后得出,上述文献共收录傣药(按基源计)1111种,其中植物药1010种(分属于168科610属),动物药91种(分属于65科),矿物药10种。

在科属结构上,种类大于20个物种的有豆科、菊科、大戟科、百合科、姜科、茜草科、夹竹桃科等。整理发现,傣药资源中野生品种占绝大多数,资源物种在分布上与傣族居住地区热带、亚热带的植被分布相对应,存在明显的地域性。傣药品种资源约有70%~80%产自云南省南部和西部,集中分布在我国南部的西双版纳、德宏两个自治州及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等地。同时,根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2013版)、《中国物种红色名录》(植物部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1989年)等公约和名录,对列入濒危或重点保护的傣药资源进行分析。在1111种傣药资源物种中,被列入保护的野生植物有43种、动物19种,共占傣药资源种类总数的5.58%。其中列入保护的植物占植物种类傣药总数的4.25%;在傣医使用的动物药中,列入保护的动物种类占动物类傣药总数的20.87%,其中包括虎、象、胡兀鹫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药用部位[3]。2016年6月出版的《中国民族药辞典》一书,系贾敏如、张艺等人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共卫生专项资金项目“民族医药文献整理丛书”经费资助下,通过组织全国多民族的民族医药专家,查阅大量文献,历时6年(2010-2016年)编纂而成。该书共收载傣药1232种(按基源计),其中植物药1134种、动物药76种、矿物药16种、菌类5种及其他1种[16]。在药材种植方面,云南省目前已有种植基础的有砂仁、珠子草、肾查、石斛、龙血树等10个南药、傣药品种[2]。

2傣药标准化研究及傣药的应用开发

摘要:综述藏药波棱瓜子的药理活性及其在藏药方中的应用研究。方法:采用文献法、比较法和归纳法。结果:作为治疗肝胆疾病的常用藏药材，波棱瓜子具有良好的抗氧化、保肝利胆、抗缺氧、致腹泻等药理活性，藏医临床用于治疗赤巴病、肝病、胆病及消化不良等症。常配以多味其他药材组成药方，用于清热解毒、疏肝利胆、健胃消食、温胃止吐、利尿、化瘀、愈溃疡、止痛、消炎、防疫等。查阅千余个藏药方，归纳出以波棱瓜子入方的计48方，大致分为清肝利胆、健胃消食、利尿、化瘀、愈溃疡、消炎等6类。结论:藏药波棱瓜子中含有多种活性成分，且具有显著的保肝利胆药理活性，拥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和应用前景。

关键词:藏药;波棱瓜子;药理活性;药方

藏药波棱瓜子即塞季美朵，为葫芦科植物波棱瓜Her-petospermumpedunculosum(Ser)Baill．的干燥成熟种子。一年生攀援草质藤本，主要生长在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等海拔2300～3500米的山坡灌丛中。味苦，性凉。泻肝火、胆热，解毒，助消化。用于治疗赤巴病、肝病、胆病及消化不良等症。［1－8］藏医临床常以多味其他药材组方，用于清热解毒、疏肝利胆、健胃消食、温胃止吐、利尿、化瘀、愈溃疡、止痛、消炎、防疫。［9－11］本文对藏药波棱瓜子的药理活性及入方应用进行综述，旨在为其物质基础和临床应用研究提供依据。

1波棱瓜子药理活性研究

波棱瓜子主要含有生物碱、多糖、氨基酸、蛋白质、脂肪酸、鞣质、酚类、微量元素、多肽、脂肪油、香豆素、木脂素、三萜、甾体、皂苷等多种活性成分。［12－19］现代研究表明，波棱瓜子具有良好的抗氧化［20］、保肝利胆［21－24］、抗缺氧［25］、致腹泻［24，26］等药理活性。

1．1抗氧化方清茂等［20］发现波棱瓜子CHCl3提取物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活性，且有较强的自由基清除活性。

1．2保肝利胆张梅课题组［21］利用波棱瓜子乙酸乙酯提取物对四氯化碳所致小鼠急性肝损伤的保护作用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该提取物高中低剂量组均能不同程度的降低动物模型的血清ALT、AST和肝脏MDA的含量，对化学性肝损伤具有明显的保护作用。该课题组［22－23］又观察了波棱瓜子乙酸乙酯提取物对卡介苗(BCG)加脂多糖(LPS)联合诱导免疫性肝损伤小鼠的保护作用，发现该提取物对BCG+LPS诱导小鼠免疫性肝损伤有明显的保护作用，可有效改善肝脏组织病理学变化，降低肝损伤小鼠血清中ALT、AST水平，升高肝匀浆中SOD活性，降低MDA含量，但对血清中NO含量无显著影响。

1．3抗缺氧靳世英等［24］研究波棱瓜子提取物对小鼠抗疲劳、耐缺氧的作用，发现该提取物具有显著的抗疲劳、抗缺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