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生态环境建设的对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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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洋生态环境修复现状及问题

把被破坏的生态系统恢复，重建健康的海洋生态系统，利用各种科学技术手段恢复建设海洋生态系统成为一门新的学科。海洋生态系统遵循着以多种鱼类及生物存在为组合、以食物营养链为生存的基础、以水域环境为栖息繁衍条件的完整性规则。面对日趋严重破坏的海洋生态环境，我国在加大陆源污染治理的同时采取了一些海洋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如投放人工鱼礁建设海洋牧场、增殖放流、伏季休渔、限船捕捞等。海洋牧场是在某一海域内，采用一整套规模化的渔业设施和系统化的管理体制，利用自然的海洋生态环境，将人工放流的经济海洋生物聚集起来，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海上放养鱼虾贝类的大规模人工渔场。“海洋牧场”是20世纪70年代由日本海洋学家提出，并于80年代末在日本建成了世界第一个海洋牧场。如今日本海大部分海域都已形成大规模的人工鱼礁和海底森林场，有的完全实现了人工管理和控制，海洋牧场给日本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2003年我国大连开始了海洋牧场的建设，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效益。2010年我国将山东、浙江、广东作为发展海洋经济的试点省，这为建设海洋牧场、发展海洋渔业带来了机遇。如今，山东、浙江、广东等沿海各地在积极兴建和发展不同规模的海洋牧场。山东沿海在几年前就开始海洋牧场的建设，青岛已投资数千万元在近海多处投放人工礁石并开展增殖放流活动。目前，山东海洋渔业局已把建设海洋牧场、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作为“十二五”期间蓝色半岛经济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争取在5年内山东半岛沿海建成能形成一定规模的、多种类型的“鱼礁”，为海洋生物营造栖息、繁衍的场所。争取在10年内将山东可以利用的沿海内20％海区铺设人工鱼礁，并加大增殖放流量，通过海洋牧场的建设，把山东近海恢复到当年“黄金渔场”的景象。浙江台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充分发挥海岛海域优越的养殖环境和资源条件，建造了全市首个海洋牧场。2004年宁波市做出了“人工鱼礁建设规划”，在近岸建六大海洋牧场，并进行了人工鱼礁和鱼苗、参苗、蟹苗等的试验投放，通过调查观测，人工鱼礁试验性投放有了初步的成效。目前已投资2000万元对生态环境进行恢复建设。从全国海洋牧场发展的形势来看，虽然发展趋势较好，但处于起步阶段。存在着规模小、设施落后、资金投入不够、科技含量低、科学管理手段还很落后，还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海洋牧场。在增殖放流方面还处在探索阶段，缺少一系列的科技手段，影响投入的产出率，没有做到“负责任”的放流。在休渔方面缺少科学研究的依据，没有做到有的放矢的保护。

二、用科技手段修复海洋生态环境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产业发展需要科技支撑，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发展海洋科技，用科技手段引领海洋生态环境的恢复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2.1大力加强海洋牧场的建设与管理

海洋牧场是一种大型人工渔场，是一种新型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模式。既要有增殖放流和现代养殖的特点，又要维护自然生态，更重要的是保证渔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投放人工鱼礁仅仅是建设海洋牧场的技术手段之一，远远不是海洋牧场本身，海洋牧场的建设还包括了相关的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其中的核心技术内容分别是：鱼礁建设、海岸工程技术，选择鱼类繁殖和培育技术，海洋生态环境修复技术，海洋牧场的科学管理、经营技术。这些技术共同支撑了海洋牧场的建设与发展。我国的海洋牧场建设目前亟待解决的技术问题有：人工鱼礁设计制造及环境修复与优化技术，建设涌升流构造物、营造海底森林等；近海渔业资源增殖技术，即放流种苗，产卵场、培育场的管理技术；用科技手段对鱼类行为控制与捕捞技术，即利用高科技手段建立对鱼类生物驯化系统，以行为理论为基础，从声、光、电、磁和鱼礁饵料等物理、生物方法驯化，使鱼类的行为得到有效控制；环境监测技术等。

2.2科学指导增殖放流

虽然近些年来我国开展的增殖放流对近海渔业资源的增殖和恢复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增殖效果并不明显。科学指导、有序放流、优化品种和增殖放流对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的影响研究，是增殖放流提高回捕率的关键问题。国外的放流经验很值得借鉴。据了解，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韩国在增殖放流方面由于只顾眼前利益，缺乏深入系统的科学研究盲目放流，大量放流、鱼种单一、鱼种劣质，不但对生物各种群造成了影响，也加速了韩国沿岸鱼种的遗传基因劣性化。一方面病害多发，如香鱼的冷水病、牙鲆的贫血病等，这些疾病在鱼群中蔓延，使得捕获的鱼失去经济价值；另一方面使得沿岸海洋生物单一化，本地的鱼种逐渐灭亡，生态系统逐渐失去平衡。虽然放流使大马哈鱼的数量增多了，但生存在同一水域的其他鱼种减少了一半。现在韩国每年都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放流，因放流的手段缺少科学性，最终导致了放流效果不尽如人意。解决上述增殖放流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要提高科学增殖放流的意识，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指导增殖放流，并形成制度化；用科学技术手段规范增殖放流行为，才能更有效地增殖渔业资源，做到负责任的增殖放流活动。

2.2.1应用优化种苗和对放流种苗跟踪评估技术

放流品种的选择及种苗的健康决定着放流的回报率，而放流群体的回捕率是衡量放流经济和生态效益的重要指标。因此，要采用优化、健康的种苗和对放流种苗跟踪评估技术，针对放流鱼类生物学特点，科学掌握适合放流的季节、水域及数量规格等。还要跟踪监测鱼类生长过程、资源变动规律情况，评估鱼类的成活率，提高放流群体的回捕率，以提高放流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使用标志技术跟踪放流的群体，能有效鉴定出放流的效果，是准确评估放流的难题，新标志技术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手段。目前标志方法主要有：实物标志、分子标志和生物体标志。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体内标志技术及其他高新标志技术也得到很快的发展。如编码微型金属标、被动整合雷达标、内藏可视标、生物遥测标、卫星跟踪标等也已广泛应用于海洋生物洄游习性和种群判别研究，而且这些标志技术仍在不断改进和完善。

2.2.2重视生态系统结构对放流影响的研究

我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沿岸环境各有特性且变化异常，放流环境是否适合放流鱼类生存问题，也是关系到放流活动的最终效果。因此，要开展对放流水域的生物种群结构、营养结构、水域的生态承受容量深入研究，要考虑到放流鱼类的生理条件、行为能力（如活动能力、捕食能力、逃生能力、群体栖息习性等）对成活率的影响，来确定适宜的放流种类和合理的放流数量。对放流种群监测，研究其对水域生态系统结构因素影响的程度，保障增殖放流持续健康进行。

2.2.3加强放流鱼类种群遗传资源保护和管理技术的研究

水域生态环境污染、捕捞过度、养殖群体“逃逸”和不安全的种苗放流是导致种群种质退化的重要原因。而种群的遗传基因多样性退化对自然种群有潜在的危害。因此，必须加强种群遗传资源保护和管理的研究，制定出科学有效的措施，营造放流水域既有放流鱼类又有当地的自然种群鱼类共存的环境，以保护水生生物遗传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水生物种的多样性也是生态修复的关键。

2.3调整现行的休渔制度

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伏季休渔制度，休渔制度并没有给渔业资源恢复带来预想的效果。我国鱼类种类繁多，不同鱼种产卵季节不同，产卵场分布也非常复杂，现在采取伏季按海区先后休渔的措施缺少科学依据，在捕捞强度不减的情况下，不但对渔业资源保护作用不大，反而把南海海区可捕捞的中上层鱼类捕捞季节错过，浪费了可合理利用的资源。在海洋中一条洄游产卵的成鱼，可以产近亿粒的鱼卵，给种群带来的增殖率在10％以上的。从国外的渔业管理经验来看，日本从70年代就开始对6～7种鱼的资源实行按鱼种限制捕捞的管理模式，韩国也在2000年对5种鱼实行了按鱼种限制捕捞管理，并取得很好的效果。面对海洋渔业捕捞效益每况愈下的形势，我国应加大对渔业资源科学调查的投入，掌握现时海洋渔业资源状况，调整现行休渔制度，做到有的放矢的休渔。建立行之有效的按鱼种的资源管理制度，有效修复传统经济鱼类资源，为将来实行捕捞配额许可证制度做准备。

2.4引进技术和加强海洋科技的研究

在海洋生态环境恢复方面，美、日、韩等国已有30多年的经验，已采用了先进科技手段。而我国目前处于起步阶段，与世界发达海洋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2012年5月中美签署了海洋与渔业科技合作框架计划，在合作领域里面包括了海洋生态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科技交流，以及适时建立中美海洋科学联合研究中心。国家海洋局还专门组织专家赴韩国进行考察参观，并举办了中韩海洋牧场研讨会，为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引进技术创造了条件。海洋环境的恢复建设是一个庞大工程，我国这方面的核心技术自给率低，发明专利数量少，在配套的技术装备方面落后，一些海洋仪器还要靠国外进口解决，尤其是在环境观测方面，海洋科技总体水平有待提高。当务之急是加大科技研发的投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并制订出科学的实施方案，把大力推进海洋环境的恢复建设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

三、结束语

在渔业资源已经出现严重匮乏的现状下，恢复建设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渔业资源迫在眉睫。实践科学发展，只有强有力的科学技术支撑，海洋生态恢复建设才能取得良好效果。

作者：杨瑾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海洋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