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历史变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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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西北地区日趋恶化的生态环境已严重制约了西北社会经济的发展，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这种生态危机主要是自然生态系统受到破坏，核心是水资源的短缺，突出地表现为森林消失、水土流失严重、草场退化、土地沙化盐渍化、旱涝风沙等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呈现出荒漠化“局部逆转、整体扩大”的总趋势。本文试图从生态历史学角度说明自古以来人类的经济开发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巨大影响，从西北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地域生态历史变化揭示生态环境变迁的历史规律，以期对西北生态环境的保护有所借鉴。
一、历史上山川秀美的西北曾长期存在，其展示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共存关系
西北地区在古代曾因气候较温暖、森林草原密布、山川秀美极适应于人类生存而成为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尽管西北古代自然生态环境缺乏系统的文献资料记载，但是从浩繁的史志资料、大量的考古资料和地质资料以及根据近现代生态环境进行的科学推测，仍然可以窥见一斑。
地跨西北甘、宁、陕三省（区）的黄土高原，其历史自然景观曾是森林和森林草原。在秦汉以前，这里森林密布，山青水秀。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人赫连勃勃曾赞美黄土高原北部的陕北清边白城子“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在此筑统万城，建立大夏国。根据《汉书·地理志》、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等书考证，黄土高原西部的甘肃陇东、陇西、兰州和宁夏一带也曾密布森林。在甘、宁两省交界的六盘山，曾经覆盖大片林区，成吉思汗征西夏，曾在这里扎营避暑。宁夏西海固由于森林广布、草场丰美，曾经是唐朝养马中心，直到明代前期，仍然是以牧为主的半农半牧区。我国古生物学家杨仲健先生在1929年赴陕北等地考察，中国科学院黄河中游水土保持考察队在1955年的考察，都断定黄土高原原始植被属于森林和森林草原。由于繁茂的植被涵养水土，所以黄河在古代许多文学作品中是清澈美丽的，这里就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生息之地（注：参见吴传钧主编：《中国经济地理》中国人文地理丛书，科学出版社1998年3月版。）。
新疆塔里木盆地由自然原因引起的持续干旱已有7000多年。但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该地区生态环境变化仍然十分缓慢。当时欧洲的一些探险家先后潜入该地区考察，如俄国的普尔热瓦尔斯基、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等，根据自己亲身经验和见闻，记载了他们涉足区域内地貌、水文、生物环境，可以看出与现在有巨大差异。叶尔羌河流经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是塔里木河上游的重要支流，本世纪初河两岸地势平坦、平原风光优美，沙丘零星分布，并不连片。斯文赫定曾坐船在叶尔羌河、塔里木河航行历时80天，可见当时河水之丰盈。在现在已完全荒漠化的罗布泊一带，当时还有大片的湖泊和沙漠绿洲存在，这里生活着罗布人，《新疆回志》记载他们“不种五谷，不牧牲畜，唯小舟捕鱼为食”（注：胡文康：《二十世纪塔克拉玛干沙漠环境及其变迁》，载《干旱区研究1992年第4期；周少华：《罗布人》，载《丝绸之路》1999年第1期。）。
近现代以前，新疆的地表植被也分布较广。《新疆图志·实业》记载叶城周围有四山，“山上多松柏”，“山下多桑、榆、杨、柳、桃、杏、苹果、石榴，岁产值百万”。和阗“沃土，无树不茂，新旧种植杂木二百八十万株”。“库车杂植沙枣、香梨、桃、杏，岁结实获利与田禾相埒”。“镇西哈密之间，南山之麓，东起松树塘，西抵黑沟，山松荫蔚，亘二百里”（注：参见王致中、魏丽英著：《中国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六册，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魏永理主编《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在叶尔羌河流域，原始森林十分茂密，斯文赫定曾记录过他艰辛地穿越“真正的古森林”的经过。普尔热瓦尔斯基在该地发现胡杨、柽柳、灌木和草遍布两岸宽达15～30英里。在克里雅河下游斯文赫定再次遇到茂盛的森林，他从流沙尽头穿越这片古森林走了整整一天（注：胡文康：《二十世纪塔克拉玛干沙漠环境及其变迁》，载《干旱区研究》1992年第4期。），可见其面积之广阔。在北疆地区，森林植被则更加茂盛。“自奇台至伊犁，二千余里，冈峦断续，森然者，皆松也。其沿驿大道，则榆、柳、白杨、红柽、桃、杏、沙枣、野茶、枸杞，而榆、柳尤多”，伊犁果子沟“遮岩蔽谷者，皆松桦也”（注：参见王致中、魏丽英著：《中国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六册，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魏永理主编《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
由于林草茂密，人迹罕至，新疆还成为许多珍贵的野生动物的乐园，如新疆虎、野骆驼、野马、鹿、豹、野猪、狐、兔、狼等都曾出没其间。
在青海省的柴达木盆地，50年代以前沙生植被茂盛，覆盖率高达30％～70％（注：吕昌河：《柴达木盆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与对策》，载《干旱区资源与环境》1998年第3期。）。青海森林资源也十分丰富，而且以天然林居多。其以“柏杨为大宗，其他如松、桦、榆、橡、与苏木皆有。山中虽有巨材，以山川阻塞，运输极难，故森林之多，无地不有”。共和县“两岸森林繁茂，河南之汪什科、先木多一带，森林亦盛”。在查哈噶顺山、阿牙尔巴勒山、都兰、玉树、苏尔莽、郭莽寺等地，湟水两岸所有的山谷里，都是森林密布（注：参见王致中、魏丽英著：《中国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六册，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魏永理主编《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这对黄河、长江源头的水土保持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甘肃河西地区，石羊河、黑河、疏勒河发育了一系列荒漠绿洲，曾经是古代主要农耕和放牧之地。这里自然景观虽然以荒漠为主，但祁连山的森林草地涵养了水源，所以水量充足，历史上黑河流域自然水域面积曾超过100KM[2]，是现在不足30KM[2]的12倍之多（注：徐兆祥：《黑河流域水资源开发对生态的影响》，载《干旱区研究》1992年第3期。），其下游内蒙古额济纳旗形成了大片以胡杨林为主的原始森林。在敦煌与莫高窟齐名的自然奇观月牙泉，《敦煌县志》记载其“泉甘美，深不可测”，“为飞沙所不到”。县周围有天然灌木林近40万亩。得益于这样优越的生态条件，所以《资治通鉴》记载唐朝“天下称富者，无如陇右”。
在甘肃洮河上游天然林与陇南白龙江上游和四川北部的森林连成一片，面积十分辽阔，主要有杉、冷杉、山杨、白桦、红桦等，胸高直径一尺以上的大树比比皆是（注：参见王致中、魏丽英著：《中国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六册，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魏永理主编《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较好地维持着长江、黄河上游的生态平衡。
二、西北地区生态环境日趋恶化除自然变迁因素外，主要是历史上人为因素长期作用于生态环境造成的，尤其是在近现代人口激增的压力下，又忽视自然规律，片面追求经济利益所进行的盲目开发、掠夺性开发酿成的苦果。
人类对西北的开发，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曾经出现过汉唐时期西北经济的辉煌，对于中华民族的生息繁衍，对于巩固西北边防，建设西北经济做出过突出贡献。但是人类的开发活动必须要考虑客观条件，遵循自然规律。若开发超出一定的限度，忽视开发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就会演化成对自然生态的一种破坏，西北地区的开发历史也体现着这种规律。
1.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中，以屯田开荒为主要形式的开发活动在较长时期和较大范围内影响着西北自然生态系统的变化，形成了西北地区荒漠的缓慢扩张。
西北大规模的屯田活动始于西汉。汉武帝在收复河西、控制西域后，曾将内地大批人口迁至河西和新疆，以自然绿洲为依托引渠水灌溉农田。同时在黄土高原也开始毁林毁草开垦。
曹魏时期，曹操《置屯田令》，认为西汉“孝武以屯田而定天下”，继续坚持西北屯田。
隋唐时期，西北屯田开发进入新一轮高潮，农耕业在西北普遍推广。此前人们开荒主要是在平原地带，自唐以后屯田又向深度发展，开始毁坏山地林草，开垦山地。在北方这种现象主要就集中在黄土高原（注：参见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4～245页。）。
明清时期的西北屯田规模很大。明代在陕北屯田，据《明径世文编》记载自永宁（今离石）至延安、绥德途中“即山之悬崖峭壁，无尺寸不耕”；清代将黄土高原北部和鄂尔多斯高原数以百万计的草原开垦为农田（注：参见吴传钧主编：《中国经济地理》中国人文地理丛书，科学出版社1998年3月版。）。在甘肃敦煌一次迁来的屯田户就有2405户之多（注：刘普幸：《河西人口与绿洲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研究》，载《干旱区资源与环境》1988年第1期。）。在新疆也有大规模屯田的记载。
解放后，西北地区，特别是甘肃、青海、新疆在建设大西北的号召下屯田开发又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人类漫长的屯田开发史，在局部地区、具体时间段内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似乎微不足道，但是从整个历史的角度反观其影响又是十分惊人的。西北屯田区基本属于干旱地区，一种是将原来的森林草原植被毁灭后开垦，如黄土高原，造成原有生态系统的破坏，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和荒漠化。再一种是以自然绿洲为依托，引用河水灌溉开辟新的人工绿洲，如新疆、甘肃河西和青海。但是这种河流中游的人工绿洲开发常常以流域下游天然绿洲大面积荒漠化为代价。现在新疆塔里木河下游库尔勒地区、河西石羊河下游的民勤盆地、黑河下游的内蒙古额济纳旗，就正经历这种痛苦的转化。如黑河流域沙漠化发展速度达2.6％～6.8％，已成为世界上现代沙漠化发展最强烈的地区之一（注：程国栋：《论干旱区景观生态特征与景观生态建设》，载《地球科学进展》1999年第1期。）。另外在屯田开发中，由于历史上生产力低下或其他经济、政治、自然的因素，常出现已垦地的搁荒，由于失去原始植被的保护这些土地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沙化。新疆南疆地区自古农耕业发达，千百年来人类经济活动在生态环境变迁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在且末至若羌及和阗，普遍出现了沙漠南移绿洲后退的情景。和阗附近，已知的有一定影响的古代遗迹，绝大部分被沙漠吞噬。现代交通干线所联络的县城都在古遗址以南靠近昆仑山的地带上（注：杨镰：《荒漠独行—西域探险考察热点寻迹》，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在盆地北缘汉代屯田区早已荒废，而居民点不断向北移，原塔里木河老河床位于现在河床以南80～100KM的沙漠中（注：《丝绸之路漫记》新华出版社，1981年出版。）。在河西走廊的黑河沿岸汉唐时期所谓的黑水国遗址也被黄沙掩埋。这揭示的是千百年来沙进人退的痛苦历史。
2.西北地区因人口不断增加超过了土地的承载能力，过量的人口在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严重匮乏的条件下，为了生存，就向自然界进行一系列过度开发和索取，造成了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西北人口的增长，尤其是近现代暴增，是河西生态恶化的主要根源之一。根据联合国1977年在内罗毕召开的沙漠化会议上制定的干旱地区土地对人口的承载极限是7人／KM[2]，半干旱地区是20人／KM[2]的标准来衡量，西北荒漠化严重地区的人口压力是十分巨大的。西北基本上属于干旱地区，在甘肃河西人口密度为15／KM[2]，在包括极干旱的甘肃中部地区在内的河东人口密度高达101人／KM[2]。在甘宁交界的定西地区和西海固，由于人口太多，原有的地表植被破坏殆尽。仅以能源不足为例，80年代及以前，当地农户为了获取薪柴到了不择手段的程度。据对定西县调查测算，一个五口之家每年要铲草皮30亩左右，每挖尽3～4M[2]的草坡，才能获得0.5公斤的草根，“以致该县北部山区的荒山荒沟一年四季见不到绿色”（注：吴新年：《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的主要问题及其根源》，载《干旱区资源与环境》1998年第4期。）。在西海固的西吉县，1980年全县共消耗草根1.23亿公斤，每挖1M[2]山坡，才能获得0.25公斤草根，为此需要挖掘490KM[2]的地皮（注：参见吴传钧主编：《中国经济地理》中国人文地理丛书，科学出版社1998年3月版。）。这种不择手段的索取，使当地草根挖绝，赤地遍野，结果自毁家园。类似的情况在青海、新疆等省区也很普遍。青海柴达木盆地建国以来人口增加了20倍，城乡居民多年靠滥挖乱砍固沙植物红柳、棱棱和乔木取薪。“据调查在大格勒乡204户人家，每年要烧掉100万公斤红柳，按此推算，全盆地每年要烧掉5000多万公斤”。造成盆地原有的固沙植被3000多万亩中的1／3以上被毁，天然林自50年代到80年代被伐20多万立方米，森林面积由原来的7.1万亩锐减至1.5万亩（注：黄维、牛耘：《西北地区沙尘暴的危害及对策》，载《干旱区资源与环境》1998年第3期；吕昌河．《柴达木盆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与对策》，载《干旱区资源与环境》1998年第4期。）。在新疆和田、墨玉、洛甫三县，因人口激增，每年需樵采薪柴47.5万吨，为三县天然植被年总生产物量的8倍。在策勒县仅城镇居民一年就燃去1300公顷沙漠灌木的全部植物量（注：胡文康：《二十世纪塔克拉玛干沙漠环境及其变迁》，载《干旱区研究》1992年第4期。）。
人口增加还引起过度开荒，在陕西终南山，清初以前深山老林绵亘800余里，但是清乾隆以后人口增加，许多外来流民入山垦荒。1799年嘉庆帝谕旨“将山内老林，量加砍伐，其他亩既可拨给流民自行垦种，而所伐林木，既可作为建盖庐舍之用”。此风一开便不可收拾。当时采伐不间株，又只伐不植，破坏性极大。结果是终南山森林大面积被毁，原始生态系统遭破坏，暴雨成灾，水土流失十分严重（注：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6页。）。
由于人口的增加，造成了淡水资源的严重不足。新疆塔里木盆地人口由西汉时的23万人发展到清初的150万人，清末的177.9万人，解放初期的303.9万人，80年代增至574万人，每平方公里超过了8人。90年代更增至705.8万人。塔里木水系也经历了自然状态到支流断流、干流水量减少甚至断流的变化。塔里木河的主要支流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现已无水增补干流。塔里木河下游180公里的河床已基本断流。按照现在流域内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预测，到2010年将用完塔里木盆地地表径流总量（注：夏德康：《新疆塔里木河变迁与水资源》，载《干旱区资源与环境》1998年第2期。胡文康：《二十世纪塔克拉玛干沙漠环境及其变迁》。）。
人口增加还造成草原超载导致草场退化。西北地区是中国最重要的畜牧业基地。自50年代初至80年代人口增长新疆为1.84倍、青海是1.56倍、甘肃是1.72倍。由此导致了放牧超载和草场退化。同期草场面积减少幅度是新疆为64.9％、青海是61.1％、甘肃是65.5％。生态恶化使草场生产力下降十分严重。荒漠界限较60年代向草原带推进了50公里。新疆荒漠盆地的荒漠向山地荒草带推进了100～200米（注：《96中国人口资源环境报告》，国家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国什委国土地区司编，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总之，在西北地区，由于人口增长特别是清代以来人口暴增，造成对生态环境前所未有的破坏，本来就稀疏的山林被砍伐殆尽，大面积地表植被被开垦和滥挖，干旱风沙、水土流失日趋肆虐，所以，人口增长与生态环境迅速恶化有着密切的直接关系。
3.在经济利益驱动下求富心切，为了获取物质财富不惜对自然界进行掠夺式开发，同时人们对自然规律认识有限，在制定政策上出现一些失误，造成对生态环境严重的人为破坏和资源的极大浪费，加剧了西北生态环境的恶化。
人类开发活动的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取物质财富。其常常导致人们只顾眼前的利益而对自然界采取掠夺式的开发，造成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在这一问题上首当其冲的是森林资源。新疆因地处亚洲腹地森林资源尤其珍贵，但是近代有开采条件的地方和近城村处的森林常遭噩运。奇台“孚远南山名松山，松杉弥望无隙，山势平衍，居民多窃伐者”（注：王致中、魏丽英著：《中国西北社会经济研究》（下册）三秦出版社，1996年出版。）。新疆近代有专门从事木材交易市场“市廛垛积，不乏巨材，往往通衢建棚，榱桶、梁柱、数里不绝”有俄国商人专门在此地从事木材买卖生意（注：王致中、魏丽英著：《中国西北社会经济研究》（下册）三秦出版社，1996年出版。）。塔里木河两岸原来分布着世界上最大的胡杨林，1958年航测为686万亩，现在仅剩下150多万亩（注：聂晓阳：《留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给未来》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宁夏两大林区罗山天然林区到近代后期因滥伐的结果，大都已破坏。在贺兰山林区，民国年间出产木材的山沟有16条之多，常年在山中伐木者有100～200人（注：王致中、魏丽英著：《中国西北社会经济研究》（下册）三秦出版社，1996年出版。）。
在黄河支流洮河上游，原来两岸皆为森林覆盖，但后来仅四五年的滥伐，凡临近洮河的林木，几乎被砍伐一尽。根据40年代初期推算，每年在洮河上游经洮河放伐的木材在四万株以上。在长江重要支流白龙江流域，每年也有大批木材被砍伐。建国后，森林大面积被砍伐的情况仍然严重。敦煌的天然灌木林消失了29万亩，武威地段祁连山林区减少了37万亩（注：黄维、牛耘：《西北地区沙尘暴的危害及对策》，载《干旱区资源与环境》1998年第3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现代以来随着对西北开发手段的现代化和开发力度的加强，在一系列经济活动中往往很少考虑甚至根本就无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造成难以弥补的毁坏。在陕西省靠近晋蒙的地区，因为发现大规模的优质煤田而成为我国重要的新兴能源基地。但是自开采建设以来却对生态环境问题认识不足。随着采掘范围的扩大，该区水土流失面积已达总面积的86.5％，输入黄河的泥沙量占入河总量的1／4，该区域人为破坏植被面积达266000亩，仅神府、东胜矿区废土废渣堆积达6800多万吨，其中有60％直接倾倒于河流（注：吴新年：《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的主要问题及其根源》，载《干旱区资源与环境》1998年第4期。）。在甘肃省石羊河支流黄羊河上游的河源双龙沟，由于在17公里的河床上发现金矿，从1884年～1987年超过4万人的淘金大军涌至该地，在淘金过程中，使水源涵养植被惨遭破坏，河床两岸阶地植被毁灭性破坏面积达73万M[2]（注：黄维、牛耘：《西北地区沙尘暴的危害及对策》，载《干旱区资源与环境》1998年第3期。）。在新疆塔里木河域由于良好光热条件极适宜于棉花生产，近年来，棉农蜂拥而至，在河两岸用推土机汽车等机械乱垦荒地，包括胡杨树在内大量原始植被被连根拔起烧毁。沿河乱开口子架泵引水灌溉，导致下游原来水草丰美、人畜兴旺的绿洲严重沙漠化，维护当地生态平衡的胡杨林大面积衰败死亡（注：聂晓阳：《留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给未来》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人类在各种开发活动中还由于对自然规律缺乏正确、科学的认识，或者在制定政策上的种种失误，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黄土高原是我国水土资源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仅黄河流径该区域，就有16亿吨泥沙输入河中，造成黄河水量在世界各大河中排名第25位，泥沙含量却为世界第一。当地群众千百年来因生产力低下，对自然规律认识不足，长期停留在片面扩大耕地面积来维系生存，造成严重的开垦过度。在黄土丘陵地区耕面积占土地总面积40％～50％左右，在宁夏固原、甘肃定西更是无尺寸不耕（注：参见吴传钧主编：《中国经济地理》中国人文地理丛书，科学出版社1998年3月版。）。这种广种薄收靠天吃饭思维认识必然造成对水土流失危害熟视无睹。属于黄土高原的渭北旱塬，气候类型多属于温带半湿润偏旱类型，宜林宜牧地很多，但由于过去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形成毁林开荒，毁草种地，同样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注：王罗红：《渭北旱原农业发展途径探讨》，载《干旱地区农业研究》1994年第3期。）。在50年代末的“”中，青海曾将自然条件良好的1000万亩冬春草场开垦种地，但后来因这些地方大多不宜农作物生长而被弃耕。由于失去地表植被保护，地青裸露，加剧了这些地方的沙漠化程度。共和县塔拉当年开垦的10.67万亩土地现在已全部演变成流沙（注：王罗红：《渭北旱原农业发展途径探讨》，载《干旱地区农业研究》1994年第3期。）。这类例子在西北地区十分突出，而其中的教训也尤为深刻。
面对如此严重的问题，尽管我们可以找出种种自然原因来阐释西北生态环境的恶化，但是我们却无法回避上述三方面的因素单独、或者交替着发生的作用。由于我们清晰地看到人类的种种行为对自然生态直接或间接破坏是何等的怵目惊心。
三、总结历史是为了直面现实，揭示问题是为了最终解决问题，这是研究探讨的初衷。西北地区生态恶化的趋势严重影响到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需要深刻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并制订科学的治理目标和措施。
西北地区生态的变迁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经济甚至是社会政治问题。有史记载以来，西北地区旱灾、水涝灾害、沙暴灾害、虫类灾害、饥荒灾等都呈明显的增长趋势，其无不与生态环境恶化相联系（注：参见袁林《西北灾荒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版。）。建国后党和政府在防灾减灾方面做出巨大努力，但是西北各种灾害频发趋势有增无减，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严重影响西北人民的生存发展。据不完全统计，西北五省区因生态环境破坏造成的年经济损失高达116亿元，其中新疆71亿元、青海16亿元、陕西15亿元、甘肃10亿元、宁夏1亿元（注：徐炳文主编：《中国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战概论》，经济管理出版社，1992年版，第18页。），成为制约西北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现在我国东西部差距问题、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而西部就处在这种矛盾最集中的地方。邓小平曾讲到“有百分之十的农村地区还没有摆脱贫穷，主要是在西北干旱和西南的一部分地区”（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5页。），“在西北、西南和其他一些地区，那里的生产和群众生活还很困难”（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2页。）。在西北贫困的类型上，生态环境恶化型导致的贫困占据突出位置。甘肃省18个干旱贫困县，都集中在水土严重流失地区。美国世界问题研究公司总裁巴尔尼博士对此尖锐指出：“黄河流的不是泥沙而是中华民族的血液。”（注：甘肃省计委编《甘肃国土资源》第315页。）如果这些地区节制人口增长的措施得不到落实，盲目性、掠夺性开发得不到控制，自然生态环境得不到改善，人民群众温饱问题不能及时解决，生活没有大的提高，就必然会影响到社会进步、国家稳定而成为社会政治问题。另一方面，西北是我国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区，民族区域占总面积的84％，如果由生态恶化引起的贫困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势必会影响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所以邓小平告诫我们“落后地区，如宁夏、青海、甘肃如何搞法，也要做到心中有数”（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页。）。
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的治理与恢复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立足于西北地区特殊的区情以从根本上防止荒漠化为目的，从关键的水问题入手，制定出西北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近期目标、远景目标，经过一代代人的不懈努力去实现。
1.近期目标采取积极可行的措施，延缓和控制西北生态环境的继续恶化。
西北位于亚洲腹地，其周边的环境正处于整体恶化之中。西北干旱、半干旱生态条件决定了水资源的稀缺性。西北以内流河为主，水源补给、流域自身净化能力、排泄能力都十分有限，地表植被种类少、覆盖率低、损坏后恢复困难，在多风沙、蒸发量大的条件下土地极易沙化、盐渍化，所以当前的主要问题就是有效控制生态环境继续恶化的趋势。
第一，切实保护西北地区的水源涵养林和天然灌木草原植被。特别是重点保护长江黄河源头、祁连山、天山、昆仑山、阿尔金山、六盘山等地的原始森林植被。我国虽然颁布了《森林法》，在西北主要林区划定了自然保护区并进行大面积的封山育林，但是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和追求眼前利益所致，盗伐林木、毁草开垦事件仍然屡见不鲜。所以加大天然水源涵养林的保护力度是十分重要的。近期在西北荒漠绿洲地带资源开发中，必须强调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并重。对于可能造成生态破坏的开发活动必须停止，要将经济开发纳入生态因素制约之下。同时还需要大力提倡种树种草，适时适地种植水源涵养林、防风固沙林、经济林、薪炭林。林草植被能最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气候干旱和荒漠化。根据有关研究，植被覆盖度达到30％以上是有效防止沙漠化发生的指标。植被覆盖度达到5％～15％，是沙漠化开始得到控制的指标和半固定沙丘稳定性的指标（注：申之材：《柴达木盆地自然环境基本特征与农业可持续发展体系建设》，《干旱区资源与环境》1998年第4期。）。甘肃河西人民在长期实践中提出的保护青龙（祁连山水源涵养林）、发展绿龙（绿洲）、锁住黄龙（北面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对于新疆、青海具有相同地貌、生态的地区有普遍借鉴意义。我国长期实行的“三北”防护林工程对有效防止风沙灾害、维护绿洲生态系统发挥了明显的效益。在西北还要根据客观条件在生产实践中坚决做到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农则农，逐渐将一些地方退耕还林、还草、还湖，特别是坡度超过25°的山坡地坚决退耕、还林、还草。
第二，对西北有限珍贵的水资源，做到区域内以“节流”为主，以“开源”为辅，使其开发利用更加科学合理。西北地区缺水是根本的问题，但是同时又存在着水资源大量浪费。所以立足当前西北水资源可开发利用总量，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对于控制生态环境恶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水资源匮乏有重要意义。
西北黄土高原地区特殊的气候和地质地貌，使许多地方水贵如油，但这里有相对较多的雨水可以利用，如渭北旱原大部分地区常年降水在500～600毫米之间（注：王辉等：《渭北原区旱作农业高产稳产配套技术的探讨》，《干旱地区农业研究》1994年第4期。）。宁夏南部西海固也大致如此，年降雨量六盘山区是600毫米，南部丘陵区是400～500毫米，沙滩地貌区低于350毫米。若利用得当绝大部分地区降雨量能基本满足农牧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需要。近年来在社会广泛支持下甘肃中部干旱地区和宁夏等地实施了雨水集流工程，就是一项投资少、见效快、群众受益的事业。这对于解决温饱问题，缓解生态压力具有明显的作用（注：韦惠兰等：《黄土高原半干旱区集水农业效益分折》、《干旱区资源与环境》1998年第3期。）。
以灌溉农业主的新疆塔里木盆地、甘肃河西、青海柴达木盆地，通过节流开源，发展节水农业有巨大潜力可挖。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目前缺水约13～18亿M[3]，但是反映在塔河下游的严重缺水却与上、中游水资源的惊人浪费相联系。塔河流域绝大多数水用于农牧业生产，但是干支斗渠跑漏严重、灌溉技术十分落后。以源流灌溉为例，毛灌定额平均高达1300～1450M[3]／亩，若通过节水措施降至1200M[3]／亩，按现有灌溉面积计算，就可以从塔河中少引水27亿M[3]。同时在焉耆盆地蕴藏着丰富的地下水，其开采量可达10.3亿M[3]（注：夏德康：《新疆塔里木河变迁与水资源》，载《干旱区资源与环境》1998年第2期。胡文康：《二十世纪塔克拉玛干沙漠环境及其变迁》。）。所以，通过节水灌溉和适度开采地下水，缓解甚至解决塔河供水不足引发的下游生态危机是完全可行的。
甘肃河西地区，可利用的水资源总量为64.3亿M[3]。仅以农业为例现有水地面积940万亩，亩均用水750M[3]，毛用水总量达70.5亿M[3]（含重复利用量）。此外还有工业及城镇人民生活用水，所以供需矛盾十分突出。但是论证分析，科学先进的农业毛用水量为亩均500M[3]，所以通过采取干支斗渠防渗漏和各种节水灌溉措施就可节水10.5亿M[3]（注：温友祥：《关于再造河西的若干问题》，中共甘肃省委党校《报告选》1999年第1期。），这对于河西生态保护、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青海柴达木盆地，地表地下实有水资源总量为49.056亿M[3]。最大可用水量是39.73亿M[3]。1995年盆地工农业及城乡人民生活用水量为7.2亿M[3]，其中农业用水量达90％。但由于供水设施老化设计标准低、灌溉方式落后，如采用大水漫灌、在作物生育期灌水多达6～8次，造成田间水资源浪费十分严重。实际亩均灌水量一般在700M[3]以上，有的甚至超过2000M[3]，是适宜灌水量的一至数倍。如果合理开发水资源，实行节水灌溉，水资源的潜力是很大的（注：参见于静诘等《柴达木盆地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研究》、吕昌河《柴达木盆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对策》、毛汉英等《柴达木盆地资源开发与经济社会发展》，载《干旱区资源与环境》1998年第4期。）。
第三，把人口控制、扶贫工作和生态恢复有机结合起来，减轻人口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在扶贫中解决人类对生态的破坏，走一条生态扶贫的道路。西北生态恶化型贫困地区普遍存在着越贫困就越生育，越对自然界过度开发，越生育和过度开发就越陷于贫困的怪圈。对此，应该把控制人口、脱贫致富与恢复生态联系起来，注重生态扶贫的作用，不能把扶贫看成是一种单纯的社会救济事业，而是要消除贫困的根源即人口过度增长导致的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所以，把人们从传统生育观中解放出来，在坚决贯彻落实计划生育国策的同时，把扶贫基金、扶贫贷款有效地用于贫困地区群众对荒山荒地的治理和水土流失的控制上。采取各种政策措施使群众在扶贫工作生态效益中获得经济效益，让生态环境摆脱荒漠化威胁，使人口走出贫困。
第四，在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中要充分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发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在抗旱治沙中，我国西北各省及内蒙古的林业科学工作者通过对数十种野生沙漠植物进行引种育苗和固沙造林试验，先后筛选出各种适合各沙区生长的优良品种，使我国固沙植物引种和治理沙害相结合方面尽管比印度晚100年，比前苏联晚150年，但取得的成果却是巨大的（注：韦惠兰等：《黄土高原半干旱区集水农业效益分折》、《干旱区资源与环境》1998年第3期。）。目前各种高效生态农牧业和各种节水方法技术、各种节水材料的问世和推广使用，无不凝结着科学技术的成果。近几年在西北荒漠地区逐渐兴起的“沙产业”就是运用全部现代技术如物理、化学、生物学等基础科学，通过光合作用、转化太阳能，建立起的知识密集的农业型产业。节水灌溉中的低压管道输水灌溉、微灌技术等都体现了较高的科技含量。特别是构建西北生态保护体系、建立相关的理论学说，更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所以，从国家到地方加大对西北生态环境的科学研究和科研队伍建设，使优秀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运用到生态保护方面是非常必要的。
2.远景目标实施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让“再道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的理想成为现实。
由于我国是一个严重干旱缺水的国家，人均水资源仅2300M[3]，只占世界平均量的1／4，还分布极不均匀，水资源总量中有80％分布在长江流域及以南的地区，所以从宏观上彻底解决西北干旱缺水，抑制荒漠化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实施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早在40多年前，有关部门和专家就提出了从长江上游开始进而在澜沧江、怒江至雅鲁藏布江等大江大河上游修建必要的工程设施，拦截江水并利用自然落差，使其自行进入黄河及其流域（注：《西北信息报》1999年3月12日）。实施这一工程将产生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和重视，自1987年后，国家把西线工程列入超前期研究，每年投资3000～5000万元。现提出的不同组合工程方案有几千个（注：《liào＠②望》新闻周刊1999年第14期《中国缺水、远虑变近忧》。）。现选择两种做为代表。
方案之一：在长江上游及地区修建大型水利枢纽工程，提高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大渡河等水位，用开凿大型隧道方法，引江河水到灌进入黄河上游，每年调水达1200亿M[3]，同时利用调水工程南北地势2000米的落差，建立电站，可以获取4000亿度以上的水力发电量，从根本上解决黄河流域水资源不足和北方电力的匮乏。我国水利专家、原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经过20多年的考察论证已提出了具体的施工方案和设想。在此基础上继续实施南水西北调工程，即在黄河上游龙羊峡、刘家峡之间选择适合地点，建立水利枢纽工程，利用黄河上游与河西地区海拔形成的自然落差再引水进入河西走廊的石羊河、黑河、疏勒河水系。在甘青两省生态环境得到重大改善后，继续利用西北原有的内流河水系将江河之水引入新疆、内蒙古、宁夏等地（注：聂锋：《改变我国西北地区水环境危机的对策与意见》，《开发研究》1998年第3期。），至此整个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就会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方案之二：在西藏雅鲁藏布江上游日喀则地区用三峡截流方式，建筑高水坝，壅高水程达4200米，然后通过开凿西藏大隧道工程使水通过藏北高原和昆仑山，利用藏北高原4000米海拔高度，使水自然流向平均海拔只有1000米的新疆塔里木盆地。该工程可以预计在21世纪20年代前完成，年输水总量为300亿M[3]。在隧道出水口利用3000米落差兴建梯级水电站，年发电量2000亿度。该工程实施30年输水总量可达9000亿M[3]，在塔里木盆地特殊的自然环境中能够形成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并使之成为中国最大的水库。在输水十余年后，还可以将多余水量引入河西和内蒙古等地，一举改变西北生态荒漠化趋势。该工程预计造价2500亿元（300亿美元），建成后每年收取电费800亿元，水费150亿元，有望在3年时间内收回全部投资。原成都市南洋高新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张世禧教授对该方案已进行了数十年的研究论证，现今已有80多位专家教授组成“西藏大隧道小组”继续对这一设想进行深入的论证考察（注：王犁田：《西藏大隧道——再建一条“人造天河？”》，《民族团结》1999年第1期。）。
实施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是一项宏伟计划，需要有充分的科学技术准备、国家财政支持、甚至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合作。这是立足于西北生态环境治理与恢复近期目标基础上更高层次的追求，是人类遵循自然规律、消除荒漠化危害的伟大尝试。近年来西线调水研究中一部分学者把调水同用水节水、治理黄河和长江、治理沙漠化和水土流失结合起来，把调水与中国西部开发、国土资源调配结合，把南水北调与建设西北新的经济重心区结合起来通盘研究考虑（注：《瞭望》新闻周刊1999年第14期《中国缺水、远虑变近忧》。）。这就把上述近期目标和远景目标有机联系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其必然为“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使其成为现实，这就是我们所期盼的大西北美好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