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旱区农业水利的生态化转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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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水利社会研究

在农村公共品供给研究领域,农村水利因其独特价值,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水利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维系着农业社会的命脉。从社会科学的视角看,“水利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先要确认这种流动的物质是农业社会的核心资源”[1],“水利对于中国社会的理解,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社会史和政治学领域对水利研究成果较为突出。冷战时期,魏特夫根据文献资料撰写而成的《东方专制主义》,将东方政治制度与水利系统进行了因果分析,虽然其结论受到了很多诟病,但是,他将水利与政治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的思路却与水利本身的运行规律暗合,在魏特夫之后的学者大多也遵循其研究路径,将对水利探讨与政治制度进行一番联系。

黄宗智探讨了华北旱作地区的农业水利与地方政治经济结构的关系,前后撰写了两篇著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通过历史地域的纵横比较,黄宗智认为,“两者也许可以视为同一生态系统里互相关联的两个部分,现出自然环境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2]。在华北平原,水利工程主要由庞大的防洪工程和微小的水井构成,“由国家建造和维修的大型防洪工程与由个别农户挖掘和拥有的小型灌溉井之间的对比,足以显示政治经济结构中的一个强烈对照,即庞大的国家机器与分散的小农经济之间的悬殊差别”[3],而“在长江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典型的治水工程的规模,介于华北的大型堤坝和小水井之间。三角洲地区有渠道排灌系统贯通江湖。湖边、低地四周常有堤圩,为防洪、围田之用。这类水利工程需要数十、数百乃至数千的劳力,是一个宗族的组织所可能应付的”[4]。

不同的水利系统决定性地对社会和经济结构形态产生影响的这种观点,在水利史学的研究中也多有体现。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一书通过水利来对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域变迁进行阐释。而人类学著作则更加强调水利社会的文化网络,力图达成水利管理目标的社会如何凭借宗教、宗族、娱乐等文化手段进行整合。在人类学视野中,水利赋予着农业社会多方面的社会与文化特征,主导着农业社会的组织规则,运行逻辑。无论是宗族与国家权力、权力与控制、宗教信仰,甚至道德观、通婚圈、文化网络等等都可以透过水利研究得其个中三昧。弗里德曼在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一书中,对中国边陲稻作农业社区的水利系统和宗族组织进行研究,得出宗族组织与水利社会的关联性假设,他说:“水稻的种植是使继嗣的地方社区易于将自己建立成为一个大的社区的条件之一”[5]。弗里德曼的假说受到来自他弟子巴博德的挑战,巴博德感兴趣的问题是“一个社区的水利系统怎样影响到该地区的社会文化模式,例如,冲突与合作、劳力的供给和需求以及家庭的规模和结构”,他通过研究力图表明“地方不同的灌溉模式能导致重要的社会文化适应和变迁”[6]。

格尔兹则在对巴厘水利社会的研究中,剖析了灌溉社会的政治逻辑,通过灌溉会社来透视巴厘社会组织、社会分层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为东方社会水利研究提供了一个社会上逐级分层、空间上散布四方、行政上非集权化、道德上实行强制性的仪式义务团体[7]。费孝通从对开弦弓村灌溉排水的观察中,敏锐地意识到水利与农民合作的问题。“水的调解是需要合作进行的。在灌溉过程中户的成员,包括女人和孩子都在同一水车上劳动。在排水时必须把一瑾地里的水从公共水沟里排出去。在同一瑾地里劳动的人是共命运的。因此便出现了一个很好地组织起来的集体排水系统”[8]。

正如姚汉源先生所期待的那样,水利作为社会发展的一部分,应该有一个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多角度探讨水利及其互动关系的研究局面[9]。水利社会就是“以水利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区域性社会关系体系”。所以,挖掘当前中国普遍出现的农业社会水利缺失的社会肌理,纵深地探究维系水利延续的社会关系网络的断绪,才能重新将当代水利放置于一个可能再生并可以维护生态良性发展的社会网络之中。

1949年之后,国家通过对农民进行了强有力的组织,借助资源调配优势,农田水利设施发展很快。1980年代中后期,由于国家力量逐渐退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领域,水利变成市场化、家庭化,农村水利社会出现了许多现实性的问题,水利社会的应用性研究成为三农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水利作为公共品,具有私人提供不经济,只能由一些农户联合起来提供的特征”[10]。水利利用管理的讨论牵涉到多层次多方面的问题,如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间组织、私人市场化与重新“集体化”等等。

由于水利讨论牵涉国家、社会关系最多。主张通过市场化办法来解决微观水利供给问题的学者,多主张弱化政府权力,发挥市场化所带来的公正与效率[11]。主张强社会弱国家模式的学者借鉴国外经验,设计出农户用水协会组织这样的自治性质的管理机构,其具体结构是,由农户以村民小组或村为单位组织用水协会,由农户选举产生用水协会会长,由会长负责收取水费并组织农户灌溉[12]。贺雪峰、罗兴佐则通过调查指出,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普遍存在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当前农村水利遇到的最大障碍是农民“原子化”,“缺乏社会记忆与缺乏社会分层”的社区,无法组织化地利用水利资源,由于合作成本高,国家提供的低成本水利资源无法与微观的农业用水户之间挂钩。罗兴佐、贺雪峰认为,在水利运作的管理上,由于宗族和宗教等传统力量消失,导致农村社区在公共品管理上缺乏道德监督,搭便车现象严重也是阻碍农田水利组织化的障碍。

综上,我们似乎发现,学者们似乎总是通过对某个或某几个水利社会的研究来构建一个宏大的阐释,其实,通过对这些研究成果的综述,我恰恰要说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区域,水利具有的意义,可能因此有所不同。这些不同能导致什么样的社会和文化地区性差异?这些文化和地区性差异,与中国历史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地区性差异之间,又有什么联系?若说传统中国社会围绕着‘水’而形成这些复杂关系,那么,这些关系是否对于我们今日的水利和社会起着同样重要的影响?问题等待研究”[13]。本文研究建立在我国北方某一旱地农村社区的调查基础上,通过跨时空的比较,来将这一地区面临的水利困境锁定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在探讨水利社会常用的“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国家/社会研究框架之外,引入生态纬度,为水利社会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在生态十分脆弱的北方社区,研究水利的视角既不能局限于传统水利社会的思路中,为水利不兴而哀叹,也不能简单地用国家/社会的研究框架,将水利问题的解决寄托在“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前者多眼光锁定传统的水利自治管理模式,期望通过模拟传统水利社会中的宗族、宗教、娱乐等组织和道德规范来挽回当今水利社会的颓势;后者则陷入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争论中,对认识问题于事无补,我认为这些观点都没有真正切中水利问题的关键。末级水利与地方性社会逻辑关联最近,遇到的问题也最有可能千差万别,无论是借鉴传统模式,还是讨论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都要根据实际出发,必要的时候转变思路,才是找到解锁之钥的良策。

二、历史脉络中的水利社会

我调查的地点福镇位于内蒙古赤峰市西部偏北,距离市区行车要3个半小时。从赤峰进入大庙沿途有老哈河的支流,沿河而居的田地里可以种植水稻。当时我下去的时候,正值春天,插秧时节,看农民挑着嫩绿的秧苗下田插秧,顿觉有塞外江南之感。快到福镇,老哈河支流不再北流,陡然南下,山峰多了起来,地表水流则稀见,水田也绝不再见了。我所在的营子位于大庙北20分钟路程的地方,整个营子被一群群不高的山峰合围,山峰的南北隘口被一条来自外界的路穿过,这条路东南通赤峰,西北联结着娘娘庙、东山等等大大小小的乡镇、直到蒙古族比较多的巴林左、巴林右旗等地。路也穿行于村子,路是泥土路面,允许两辆面包车并行通过的宽度,村民沿路盖房,村子形成了狭长的一条,分东、西两部分。营子周围是村里的耕地,平地几乎都被开垦了,山坡上也部分地开垦出了一些农用地。近几年由于封山造林,不让在山坡上开垦耕地,由于耕地稀缺,还是有人偷偷地开垦,春天要是降了雨,就赶紧播种些谷子等抗旱的作物,要是一个春天都没有降雨也就荒废不种了。

营子当中有一棵大槐树,以它为界整个营子被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南边是3组、4组,北边是5组、6组,我住在6组是位于营子的最北头。不少老人说,这个老槐树有些年头了。以前槐树旁边有口井,现在家家都打了机井之后井也废了,被添平了。干旱少雨困扰着当地农民,由于长年机井灌溉,造成地下水位下降。每当春耕灌溉水量需求大的时候,地头的机井总是不停地工作,地下水位突降,几乎家家的井都宣告干涸,人们只得治井来维持生活用水的供应,地下水位则继续下降,形成恶性循环,每年因为春耕的灌溉,地下水的水位都要突降4米左右,我真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担心,一旦水没有了,该怎么办。这个春天,我和营子里所有人都等待着一场好雨,庙会开始的头一个星期,终于下了一场雨,整整下了一天的大雨使旱情终于得到了缓解。当地有一个小型的水利设施,叫红卫渠,曾经从老哈河支流引水灌溉,雨水充沛时,其水量可以形成一条宽达三十几米的河流。这个涂抹着革命色彩的渠,修建于上个世纪60年代,如今50岁往上的老人还记得当时父辈们是如何为之出力流汗的。和中国的其他许许多多农村一样,“自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该地区对水利建设重视程度和投入力度大大削弱,甚至于一些现有的水利设施的维护和保养都已经得不到保证,水利设施毁损和新的水利困难接踵而至”[14]。红卫渠也在七年前彻底被废弃不用了。

一眼眼机井密密麻麻地遍布整个村庄,村子南边有几家废弃的院子———因为水位下降,井水枯竭,而搬迁到了北边,村子在悄无声息地向北部蔓延,荒芜的南边则呈现了沙化的迹象。庄稼长起来了,其代价是大量地开采地下水,水位严重下降,天然植被遭到毁灭性地破坏,在村子里,除了几株树龄较长杨树还依然吐绿,几乎寸草不生。福镇基层水利陷入了多重困境,如政府公共资金缺位;水利设施的管理和提供基本实行承包制,导致水利设施建设投入不足,水资源利用出现严重的短视效应;农户组织无序,搭便车现象严重。就当地的生态状况看,用不了多久,打井取水的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福镇的水利困境应该是全国农业区水利困境的一个缩影,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存在因以上因素而造成的公共水利设施瘫痪,分散利用水资源浪费的情况。“利”作为水存在于农业社会之本,水利总是被视为一笔重要的财富。无论对于普通农户,还是康庄之家,水利关乎土地收益。作为农业社会的利之所在,就维系在水的上面①。

水利可以使庄稼收成,转化为食物和货币以外,水利作为财富有时候表现得更为直接。1949年以前,地方社会水利管理系统将水作为可以买卖的资源进行分派并实施货币化操作。事实上,水是可以买卖的资源的这种观念,一直植根于这个水利管理系统中。山西的《晋祠志》记载了这个方面的资料。“……讯之北河渠长据称:‘晋祠用水自古及今有例无程,每年先浇晋祠无程地,然后?及各村有程地”等语,据此则九口稻地原在应浇之例矣。王杰士居住王郭村,为南河四村渠长一十六年,越界强霸九口稻地水例,无钱不许灌浇,谓无例地也’”[15]。以及作为轮流供水体系的一个部分,渠长们向用水的村民收费,同时出售剩余的水。截至1916年,在数百年的时间内,花塔渠长一直按照每亩26文钱的比例收取费用,而所有用北河水灌溉的土地,则每亩增收50分文钱的费用[16]。这也是花塔渠长在夏季轮流灌溉结束后售水的标准价格。

甚至据传,当地有妇女出嫁,竟然带走了水利管理权,“传言:旧名邓家河,系东庄营邓姓经营河事。不知何年邓家有火需妇再醮,将《河册》随至北大寺村武家,遂凭《河册》自为渠长,东庄营人争之不得”[17]。妇女可以带走的财产中竟然包括了水利管理权,坐水利来渔利,确实可见,在农业社会,水利作为重要财富的事实。对这样的情况,刘大鹏在《晋祠志》如此评价:“灌溉麦田已毕,谓公事完竣,即许渠甲售水鱼利,此大弊也。夫溉麦已毕,仍系两程水,此水为村中公共之水,非渠甲可擅为己之水,胡为任其售耶?同为村人而有钱者浇,无钱者即莫能灌,事不均平,一至于此,殊可扼腕”[18]。对于农业社会来说,水利的兴败关乎一方土地的富庶与否,明清时期,山西洪山泉水域介休水利主宰了当地经济的兴衰。水利兴时,洪山泉域成为明清时代直至解放初期介休最为繁荣富庶的地区。到了“源涸难继”时,当地的经济也受到了致命的打击[19]。

任何财富都需要血来祭祀,水利也不例外,越是农业发达的地区,对水的要求越强烈,常常会演化为暴力冲突。水利社会研究的学者大多会注意到,械斗贯穿于地方社会水利史的几条主线中,所谓“械斗之动,动于利也”[20]。刘兴唐注意到泉州地方志记载的帝国法令:“近闻漳、泉一带,百姓啸傲好斗。强宗大族,仗势多人众,欺压弱宗小族。……”械斗起因一是田亩之争,其次就是水利之争了,而且正是由于水具有流动性和季节性,不易看守,所以更成为械斗的导火索。“世仇的操纵简化成一个体系,相互仇视的家庭时刻准备携带剑器和棍棒参加这些并不总是不流血的争吵。在这些地方,敌对的双方相距甚近,从事着他们的劳作和收获每一方都生活在对方的眼皮底下,不时地出现唤起心中仇恨的机会。假如一方在仇家的小块田地扒开缺口,将水放入自家的田地……两个村落的所有村民都卷入冲突之中”[21]。

如果说水利之利在于其财富性,那么水利之水就在于其公共性。在中国的各个地方,人们对水利管理遵循一个伦理原则,即公正。人们对这一伦理观念的价值表述是这样的:

问:植物为什么能生长?

答:因为有土地和雨水。

问:为什么?

答:因为它们从土和水内获得了能量。

问:雨水有能量吗?

答:有。

问:谁赋予雨水以能量?

答:雨水是由玉帝的下属———龙王创造的。雨水中含有龙王的力量。

问:为什么龙王要下雨?

答:水是万物之源,没有它人们便无法生存,龙王下雨以救人类。

问:当雨水尚未落地之时,它归谁所有?

答:尽管龙王按玉帝的命令行事,但雨水为龙王创造,所以归龙王所有。

问:雨水落地之后它是否还归龙王所有?

答:土、水为公(归大家所有)。[22]

对水利分配的公正原则的追求,促使人们在地方共同体为基础的单位,进行组织化的管理,在中国东南边陲的汉人社会,出于保护财富的需要形成了各种防御性组织,如弗里德曼认为,在该地区宗族存在的原因是由四个变量造成的,前两个重要变量为:水稻栽种需要水利的灌溉,稻作农业导致财富的剩余。而在中国北方地区,围绕着对水利的分配、保护和管理,则形成了以追求公正为目的的分层化社会管理机制[23]。“与中国南方及其他区域不同,宗族势力、乡绅集团在晋水流域水资源的争夺和祭祀活动中并没有显现出特殊的角色功能,而各村庄推举出的渠甲却有着无可替代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重要的是,渠甲并不是宗族和乡绅的代表,相反则是某一村庄利益公共体的代表。……以村庄为共同利益的公共团体,才是晋水流域多村庄水利祭典中最重要的实际角色”[24]。地方志中对水利管理的记载,充分说明了人们是如何利用组织力量来对利益进行巧妙配置,以实现水利分配伦理中的公正原则。“山西地方使水溉田,每渠大都分别有长期固定之秩序,也有因时而定之序次。如此秩序或次序,时在从前特定的社会形势和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是乡村大众利益的需要,是围绕着公平合理的精神制定的,它基本反应了清代三晋农民的意愿,即民众主张有合理的灌溉秩序”[25]。

清代,三晋地区的民间社会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水利管理系统,即主要是由拥有水利并列入渠册的农户来进行自组织管理。在临汾、赵城、洪洞地方,每个有相应规模的引水渠上都立有渠册,规定“水例”条款。遵照渠册规定,于每条渠道上设立渠长,具体操办河渠公务,下设水甲若干名,协助渠长工作,渠长和水甲皆由民选,按年轮换,属于一种差役。在普润渠上,各村夫头(由水田的农户代表,也由公选)人等限二月初一日俱至某村某庙聚集,公举有德行之长为渠长,总管夫役,每年轮流更替。每村仍举甲头(沟头)二人,巡水三人,分管该村渠事。一般渠上的组织机构有两个层次,渠长和水甲。选举渠长和水甲的时间一般在正月初至二月初,而各渠还有特别的固定时日。渠长、水甲有候选人,候选人称“夫头”。先由百姓选出,然后再由夫头集会,选出渠长和水甲。……各渠的渠长统筹渠务,预先布置水利活动,应用物料要制备齐全,及时召集水甲及夫头集议渠事,安排河道、渠堰工程。水甲时常巡查渠道,看守渠堤工程,并巡查情况汇报渠长。

每年开春,土地解冻时,渠长要通过水甲或沟头组织水户挑浚河渠。人员和时间规定很严密,如“每夫(几亩或几十亩定为一夫)每日拨夫二名,限十日内掏完。”“掏渠工竣,渠长择日传各夫兴工堵堰治水,引水如渠,挨次灌溉,不得有误,如此而已,有误科罚。”渠长及沟头拨派夫役,组织农户进行渠务活动,是根据“夫薄”分配劳力的。“夫薄”是按渠册所载条款订立的。各渠先编夫立册,然后再派役兴工。编夫的办法是按土地的数额来折算。受益多则付出人力也多,反之亦然。无论开渠还是筑堤打堰,所需经费皆由渠长自筹。……通常情况下,俱为用水农户集资自兴。有时农民自行组织,有时官府劝谕发起或督率组织。各渠所在村庄,除了均出夫役外,渠道所需和备用工程物料、雇募用款,一列在村民中摊派。河渠堤坝经费,除了按亩均摊外,有时一些官吏、绅士也捐献钱物。

各渠所属村庄之各段水田浇灌时,一般皆要轮使牌照,称为水牌。使水时将水牌立于界区,无牌不能浇。如丽泽渠规定“本渠上起置木牌一面,长二尺,厚二寸,阔一尺。木印一颗,长八寸,厚五寸。渠水流到时刻,并行水牌、水印、水历,预先交付。”有的渠道是用“沟棍”代替水牌,性质相同[26]。②

以上资料翔实地记述了传统社会地方社会水利资源管理状态。首先,地方社会是通过组织行为来进行水利资源的管理,并且通过管理水利强化了地方社会的组织性;其次,水利组织具备了良好的社会分层,社区精英承担了推动组织运行的责任,这些被民间社会推举出来的精英,同时也被官方赋予一定的权威,除了承担地方水利组织工作外,还负责税收等官方职责;再次,地方社会人们之间能够较为默契地分享水利使用中的伦理,即公平观念———将水利看作是“公共财富”,人们力图将水资源转化为自己的私人财富,同时也能够遵守习惯法中的共同约定,投入劳力,维护水利。农业社会的惯习化伦理,成为水利组织有序运行最为有力保障。最后,水利也成为了整个国家体系与地方社会发生关系的关节点,国家通过对地方水利组织的合法性认定,并且凭借官方权威来强化水利的公共性与公平性而博得地方社会的道义支持③。

格尔兹在巴厘岛的田野发现对我们理解农业社会水利组织的政治逻辑具有概括性的启发:人们关注最基层灌溉单位是否“合理”,然后逐级向上感知,……“(从分水闸到一块块的水田)在这一体系的每一个层次上,从最基本的层次到最综合的层次,存在着一种由分水闸与水渠确定的单位之间的互补性对立。在整个体系中,众多具有结构性对等意义的单位共同构建了一座逐级递升的用水权(管理)金字塔”[27]。

三、当代水利———农业水利向生态水利的转型

从清代的晋中水利转到当代———我所面对的内蒙古东部农业区,历史恰似流动着的水一样,带走了往昔那一幕幕因水利而被凝聚的世家大族、因水利而结下的血海深仇、因水利而祭起的水母、龙王、因水利而篆刻下的碑刻铭文

首先,与拥有发达水利文化的传统社会最大不同的是,当今农村农业收入占农户人均收入比重大大下降。就我调查的福镇,政府公布的2003年人均年收入为1090元,我所在大队当地人均土地面积为1·1亩,以种植玉米为主,当年玉米亩产约500-600公斤,当年玉米8月中旬收购价为0·38元,那么,人均农业收入最高为228元,占人均年收入比重约为12%,而占了人均收入比重百分之88%的部分则来自于非农业收入,即外出打工收入。在人均农业收入的228元中,我并没有计算生产投入的费用。当年春耕时期,我房东老两口耕种了三亩多的玉米地,花费灌溉费用64元。随着土地沙化日益严重,不可能发展经济作物种植,当地人早就意识到,依赖土地没什么出路,所以不仅年轻人,甚至60多岁的老汉,只要身体没什么大毛病的,都外出打工赚钱。人们对土地和水的关注越来越淡薄,很多人认为,种地只是在尽一点农民的本分,不指望着靠庄稼挣钱。同时,当地的农产品货币转换率也越来越低,每年种下的小麦几乎全部留作自己食用,玉米磨成粉以后,则与北部山区的农民换土豆粉和口蘑,粮食的商品价值很低。[31]

农民早已经被卷入市场化经济,依赖货币生存,但是土地却越来越不能满足农民的货币需求,所以农民们不可能象传统社会的农民们那样,将注意力和精力都投入到农业生产中,相应地,对于农民而言,水利所体现出来的价值也越来越微弱,水利对地方社会的维系能力下降。一方面是人才问题,众所周知,当今农村人才外流现象十分严重,即使是在村的能人,他的精力基本不放在农田水利方面。所以如必然活跃在传统水利社会中的地方精英———渠长、水甲、渠斗,现在则很难找寻。形成不了“社会分层”的社区,农民呈现“原子化”倾向,组织过程要付出极大的成本,这是许多“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的低关联社会村庄”无法成立地方水利自治组织的普遍困境[32];另一方面,任何组织系统的维系都会消耗成本,对于乡土社会来说,成本包含了两个层面上的意义,除了钱———这一硬性成本以外,还有柔性成本,如人际沟通,包括说服、监督、冲突、排斥、整合等。在农民心里,“掂量”该不该行动,所包含的考量,柔性成本的部分要远远大于硬性成本,在当地人的心里天平上,10元+合作成本>50元+零合作成本。表述在人们口中的说法是“懒得生操那分心”。对于北方旱地农村社会,农民选择不合作是出于理性的选择,选择荒疏水利也是理性的选择。

伴随着农民对水利建设日益冷漠的是农民对社区依附性减弱,基层组织参与度降低,农村基层社区不再是一个能够吸引能人、资金、道义和国家关注的焦点,就社会资本吸引能力而言,当今农村基层组织被边缘化,成为消散优势资源的弱势组织。与历史上的地方水利文化相比,如今的市场化、分散化和低利润化的农业社会已经将再现往昔的丰富强大的水利文化了,历史终成为历史。目送历史的背影远去,我们发现,当今的农村基层水利建设思路不能局限于对过去的想象中,寻找切合实际状况的水利建设路径,才是解决问题之道。就北方旱地农村,尤其是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而言,应该将水利建设从农田型水利转变为生态型水利,即放弃水利是农民生计手段的观念,建立起水利是生态资源的观念。放弃前者,则水利市场化之路不通,既然在当地,农业利润率非常低,农民就不应该再向市场付费,或者说,用水泵抽取地下水卖给农民种庄稼用,卖水户得到的钱,和农民收获粮食得到的钱,都没有因水资源浪费而造成的损失大,所以,放任市场化经营水利,是造成环境恶化的主要因素,市场化的利益主体应该从水利供给上退出;选择后者,则将水利建设放在关系生态环境的高度上,将政府引入到基层水利建设责任主体的位置上,为基层水资源的可持续使用提供有力保障。

水与其说对农民的生计之本,不如说是国家的生态之盾,水对于国家的生态环境的意义要远远高于增加农业产出量的价值。就生态层面上来讲,国家是有义务承担起建设节水生态保护型水利工程,国家应该成为北方干旱半沙化地区水利供给的责任主体。在北方旱地地区,用水的主题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生存与发展,而是现代意义上的生态与可持续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的水利是造福一地,而现代的水利是关乎一方,这一方代表的是上万平方公里的环境资源。例如,省市一级政府要积极介入到基层水利的使用和建设中,设立基层水利管理机构,开发小农田水利项目,建立引水、蓄水井窖,做到“节水、拦蓄、补源”。这一效果的达成需要合法化的组织保障,在目前的分散型用水模式下,浪费无法遏制。所以,国家权力要保证下达到基层,将农户纳入到集体化的用水组织中,抑止分散的个体用水造成的资源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