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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水利巨石发现和考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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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水利巨石发现和考释

论文关键词:南阳汉代文字石刻水利

论文摘要:南阳作为汉代的名邑,为我们今天留下了大量的文字石刻。2003年南阳邓州汉代水利巨石发现丰富了南阳汉代石刻文字的研究。本文通过对这批文字石刻的考释、研究,旨在让人们更多的了解南阳汉代的文化,从而全面的认识南阳。

一前言

两汉时期,南阳经济发达、文化事业繁荣,在政治上又有着特殊的地位,使南阳成为当时与洛阳、临淄、邯郸、成都齐名的名邑之一。今天我们从地下发掘出来的大量文物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说法。在南阳出土的汉代文物中,数量最大,也最受人们关注的是汉画像石、汉画像砖,其次就是汉代石刻文字。

在南阳出土的石刻文字中,有歌功颂德的,有标明墓室情况的等等,但关于南阳汉代水利方面的石刻文字,几乎没有发现,仅在汉书中有一处记载,汉书载“开通沟渎,起水门提阏,凡数十处,以广溉灌,岁岁増加,多至三万顷,民得其利,畜积有余。信臣为民作均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分争。”关于此石,其它史志均无记载。石早佚,不可考。但是我们从文中所说可知,刻石的内容是为了百姓的合理、平均用水而制定的一些规章制度。无独有偶,2003年我们有了新的发现,在南阳邓州我们发现了一批汉代水利巨石。

二南阳汉代水利巨石的发现及考释

2003年5月在邓州元庄乡曾庄村肖湾组赵河南岸拐角漫滩地发现了99块刻有文字的水利巨石,是该乡村民在平整废弃的砖瓦厂时偶然发现的。这批石头除刻有“虞少文石”一块石头留存于邓州花洲书院外,其余带有文字的石头都存于南阳市卧龙岗汉画馆内。(图附后)

从这批石头外观来看,基本上都是长方体,表面粗糙不平,看样子是经过简单的处理之后便被刻上了名字,并且有的石头凿有铆口(如图三)。从完整的石头来看,除了一块特殊的石头和残砖外,基本上每块长约140厘米,宽约50厘米,并且每块上面都用隶书刻一人名,如“虞少文石”、“云伯山石”、“何吴石”、“何武”、“许阳”、“苏文辽”、“庞君髙”、“鲁孟山”等。

在这批出土的石头中,有一块残砖和一块石头比较特殊。残砖(图一),长约19厘米,宽约14厘米,上部稍残,竖刻隶书两行:左边为“石渠下部”,右边为“艹基石文甫”。石头(图二),长约100厘米,宽约15厘米,竖刻一行隶书为“石渠下部艹基石文甫”,由此可知图

一、图四文字内容是完全一样的。从“石渠下部艹基石文甫”的含义来看,应该是对上面这批石头用途的一个简单说明。

我们先来看看“石渠下部艹基石文甫”这九个字,《南阳晚报》及《邓州文化》一书将其读为“石渠下部”、“基石文甫”,其中一字未释出来,他们可能认为“艹”不是一个字,盖误也。我们来看图一,“基”字上面有“艹”,此时认为“艹”不是一字,在情理之中。我们再来看图四,在“部”和“基”之间也有一个“艹”,两个铭文都有“艹”,看来这不是偶然的写错或者误笔,“艹”应该是一个字。在南阳出土的汉碑《张景碑》中有一“草”字,和我们这里提到的“艹”的写法一样。在汉代的隶书中“艹”同我们今天的“草”字。《说文》:“艹,百艹也,从二艹。”如果按《说文》中的意义来解释铭文的含义,显然说不通。“艹”还有粗糙之意,《史记》:“秦王之国危于累卵,得臣则安然,不可以书传也。臣故载来,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岁余,当是时昭王已立三十六年。”(索隐谓:“亦舍之而食以下客之具,然草具为粗食草菜之馔具也。”)《元史》中曰:“以大麻索缚之,急复缚横木三道於头桅,皆以索维之,用竹编笆夹,以草石立之桅前,约长丈余”。这两个例子中“草”都有粗糙之意。笔者亲眼目睹了这批巨石,这批石头虽然是方形,只是经过简单的加工,表面粗略,高低不平。我们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艹”应为粗糙之意。

我们再来看看整句铭文怎么断句,应该有两种断法,一为“石渠下部艹基,石文甫”,一为“石渠下部艹基石,文甫”。我们看这批石头每块上都刻有一名字,并且很多名字后面都刻“石”字,如“虞少文石”、“云伯山石”、“何吴石”、“宋少平石”,所以此句应读为“石渠下部艹基石,文甫”,所以笔者认为后者的读法是正确的。“石渠下部艹基石,文甫”这句话有两个含义:一是指明这批石头的用途,是用于石渠下部的基石;二是“石渠下部艹基石”这六个字是由“文甫”这个人写的。

在图

一、图二两个铭文中,字的结构和精神基本相同,应该都是由“文甫”一人所写,图一应为草稿,图二才是正规的铭文。此铭文字体结构方正、宽博,略带隶意,我们从中看出“文甫”应该是一个书写水平较高的人。

根据这批石头出土于邓州元庄乡赵河漫滩,及上面对铭文“石渠下部艹基石,文甫”的分析来看,这批石头应该是与水利有关。这批石头虽然没有确切的时间纪元,但我们从石刻文字的气象、造形特点和运笔方法上看,应该属于东汉后期的。在这批石刻文字中,“何武”之名与汉书同,但与汉书所载何武不涉。汉书卷八十六列传第五十六有何武,字君公,蜀都郫县人,一生历经汉宣帝、哀帝两朝,此两帝时期皆为前汉,故何武应为西汉人,而石刻铭文中所涉及的何武应为东汉人。

我们知道南阳汉代的冶铁业相当发达,因此为大规模兴修水利提供了得心应手的铁制工具,使汉代南阳的水利工程建设卓有成效。汉代南阳兴建的水利工程比比皆是,主要有钳卢陂、三郎堰、郑渠堰、召父渠、六门堰、樊氏陂、邓氏陂、新野陂等。其中在邓州境内尤多,有钳卢陂、三郎堰、召父渠等,这些水利工程为汉代邓州农业的丰收提供了保障。今天邓州好多村庄的名字都是以“渠”、“陂”、“堰”来命名,这也说明水利工程在邓州的兴盛。

这批水利巨石是在邓州古六门堰遗址范围内发现的。六门堰,又称“六门石碣”或称“六门陂”,又称“穰西石碣”。西汉时,召信臣任南阳太守时修建,继召信臣遗业,东汉杜诗为南阳太守时,复修六门堰,之后不断的复修。《汉书·沟洫志》有关于六门堰的记载,但不够详细。按骆立群《邓州古代史考》中所说,单就六门堰下属水渠陂堰就有三十个之多,灌溉着穰、新野、昆阳三县。后汉末,由于兵乱,工程全毁。

关于这一大批石头,没有文献记载,我们只能根据出土的铭文“石渠下部艹基石,文甫”,断定它是关于水渠的。那么,为什么每一块石头上都刻有人名呢?他们为什么不把所有的名字刻在同一块石头上。在汉代,象这种集体劳动,通常会将所有人的名字镌刻在同一块石头上。我们再看看这批石头上镌刻的文字,形态各异,差别甚大,非出自一人之手。笔者推测,当时人们为了灌溉农田而修建水渠,每家每户捐出来一块石头,然后刻上户主的名字。然而,像这种大规模的文字石刻和这种石刻形制,在中国出土的汉代碑刻中尚属首例,它是否就是当时的一种文化制度,是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的。

从这些石刻文字整体来看,应该属于东汉后期民间的通俗隶书,虽然是隶书,但是里面蕴含着楷书的因素,这些文字应和南阳出土的《许阿瞿画像石题记》所刻的年代大致相同。在这些石刻文字中,还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大部分的名字第一个字刻写都很大,第二字或第三字相对较小,这是不是当时民间的一种书写习惯或者是有其它的原因。在这些石刻文字当中,如“何武”(图四)、“何吴石”(图六)、“苏文辽”(图十)、“庞君高”(图五)等字,结体宽博,波磔分明,隶书的味道比较浓,书法风格类似于《石门颂》之类的摩崖石刻。从这几个名字的书写来看,书者应该属于书写水平比较高的人。如“云伯山石”(图八)、“西门廿二淳”(图七)、“鲁孟山”、“陈雎”等字,几乎看不到了隶书的波磔特征,基本上已成了楷书的体势,只是还略带点隶书的余韵。

在这些石刻文字中,还有几个特殊的。如“西门廿二淳”(图七),“西门”应该是姓,像“廿二”这种数字,在过去的人名中也经常出现,如“席廿二妻方氏”、“贾廿二郎”,也就是说“西门廿二淳”就是一个人名。“云伯山石”(图八)、“由孟闓”这两个名字的姓氏在邓州现存的姓氏中是没有的,这两个姓氏的发现无疑对我们研究邓州古代的姓氏文化提供了新的线索。我们再来看“窦建”(图十一)这个名字,这两个字应该是这批石刻文字中最有情趣的。“窦”字为什么写这么长,好像三个字组成,当时作者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是不是作者当时正思索着修水渠的事,或者正和人谈话分神而造成的呢?或者说书者是一个书写水平低的人。

三结论

对这批石刻文字的考释,不但对我们研究汉代水利工程、中国水利史有一定参考价值,而且也为研究汉隶的楷化提供了更有力的实物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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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汉许慎撰宋徐铉校订《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03年版15页

[3]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范雎列传》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卷七十九

[4]明宋濂等修《宋史·河渠志》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卷六十六

[5]《大清一统志》四库全书电子版卷二百三十三

[6]宋周密撰《武林旧事》四库全书电子版卷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