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可行性及措施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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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0年即将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目前已经进入扶贫工作的决胜阶段。文章在论述辽宁省少数民族分布及贫困情况的基础上，分析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旅游扶贫的可行性，最后提出了少数民族地区要“综合评估，科学规划”、“产业融合，旅游主导”、“多方参与，合理分配收益”、“转变思想，搭乘文化东风”等旅游扶贫的措施。

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辽宁

一、引言

随着全面建设小康攻坚战的深入进行，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坚决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面对老、少、边、穷等地区整体性、区域性、顽固性的贫困问题，如何采取有效举措解决区域性、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整体贫困，一直是我国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旅游业由于进入门槛低、对从业人员的学历与技能要求不高，在扶贫方面一直被各方寄予厚望，也被认为是一种较为理想的“造血式”扶贫方式。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历来是我国扶贫工作的重点区域，就旅游而言，民族地区往往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情、原生态的地质地貌与民风民俗，对久居城市的主要客源群体具有较强的异质性吸引力。但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存在基础设施建设欠佳、道路通达度不高、宣传营销不足等问题，导致当地旅游资源没能被完全利用，形成了“抱着金饭碗要饭”的现象。

二、辽宁省少数民族分布及贫困情况

1.少数民族分布情况根据我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辽宁省少数民族人口共计664.3万人，居全国第五位。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15.2%，55个少数民族均有分布，在此世居的少数民族有满族、蒙古族、回族、朝鲜族、锡伯族等，其中，满族人口533.7万人，占全省少数民族人口的80.3%，占全国满族人口数量的50.4%；锡伯族人口13.3万人，占全国锡伯族人口的70.2%。省内现有岫岩（鞍山市辖）、新宾（抚顺市辖）、清原（抚顺市辖）、本溪（本溪市辖）、桓仁（本溪市辖）、宽甸（丹东市辖）6个满族自治县，阜新（阜新市辖）、喀左（朝阳市辖）2个蒙古族自治县，凤城（丹东市辖）、北镇（锦州市辖）2个享受自治县有关待遇的县级市，是全国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最多的省份。

2.少数民族贫困情况根据省民委对省内民族地区贫困情况调查摸底显示，截至2015年底，辽宁省少数民族贫困人口295741人，占全省贫困人口总数的37%，其中自治县少数民族贫困人口113334人，聚居县少数民族贫困人口87216人，其它地区少数民族贫困人口95191人。全省扶贫工作重点县15个，其中含自治县6个，少数民族聚居县2个，民族地区占全省扶贫工作重点县总数的53%。

三、辽宁省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旅游扶贫的可行性

1.政府高度重视扶贫工作针对辽宁省贫困人口中少数民族占比高、贫困地区中民族聚居区占比高的情况，2018年来省内投入专项资金用于少数民族扶贫。自2015年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辽宁省累计向民族地区投入省级以上扶贫专项资金5.3亿元，年均增长41.1%；安排少数民族发展资金1.9亿元，重点支持扶贫开发项目562个。全省民族地区3年实现摘帽重点县3个、销号贫困村395个、减贫19.6万人，分别占全省的75%、33.3%、25.2%。2017年末，辽宁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印发《辽宁省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行动方案》。方案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大力实施产业扶贫等为重点目标，并提供财政投入、金融扶贫、土地政策支持、人才支持、驻村帮扶、基层组织建设等一系列政策支持，力图在2020年实现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在吃穿、教育、基本医疗与住房安全等方面得到保障，深度贫困县（含2个民族自治县）、贫困村（含29个少数民族聚居村）全部脱贫，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辽宁省现行少数民族地区扶贫政策涉及各级政府、企业与当地居民多方群体，从资金帮扶、政策倾斜、产业带动、人才培养等多方面入手，在挖掘当地发展潜力、保持民族地区特色的基础上，着力解决聚居区基础设施落后、人均收入低、居民生活保障不健全等区域性、突出性问题，以促进贫困人口、贫困地区脱贫为首要目的，减小城乡二元差异，以促进当地经济收入增加与居民思想观念革新。

2.少数民族地区旅游资源条件较好辽宁省旅游资源比较丰富，资源类型也比较齐全，山、海、泉、城、洞等，而且很多旅游资源都分布在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完全具备发展旅游的基础条件。例如，岫岩县的清凉山有“东北黄山”之称，融奇松、怪石、瀑布、溶洞、温泉、绝壁、兰花、古庙、塔林、枫叶等于一体，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卧鹿山效圣寺是辽宁省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石制古庙。桓仁的五女山系高句丽民族开国都城，与吉林省集安市的高句丽遗迹一起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另外还有世界罕见的望天洞，中科院专家称洞内的6000平方米大厅和上、中、下三层的万米迷宫为世界之最。

3.少数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基本完备辽宁省的交通、住宿等公共基础比较完备，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旅游来说，完全可以满足游客需要。2016年末，辽宁省铁路营业里程5340公里，其中高速铁路1513公里，“十三五”期间，辽宁将新增国铁1178公里，并将实现“市市通高铁”。另外改扩建4处民航机场，建设大连新机场、桓仁机场，规划建设康平等15处通用机场。2017年全省建设改造干线公路2468公里，2018年计划全省公路水路建设投资130亿元，其中普通干线公路改造2000公里，新改建农村公路3500公里，全面打通农村公路的“最后一公里”。在住宿方面，2017年年末辽宁省有星级以上宾馆671家，比2016年增加了137家，2012-2017年辽宁省星级以上宾馆数据基本保持平稳增长。另外在散布在省内的各类特色酒店、民宿数量众多。

四、辽宁省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措施

前文述及，辽宁省旅游资源类型丰富，分布广泛，少数民族聚居区具有明显周围密-中部疏的分布特征，在此对辽宁省少数民族旅游扶贫提出如下建议：

1.综合评估，科学规划规划方向是区域总体战略布局的指南，决定着整个地区的发展方向。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旅游开发基础较为薄弱，制定一个正确、可行、可持续的旅游规划就显得更为重要。尽管辽宁省内民族自治县、自治乡、自治村数量众多，但空间分布不均衡，且随着许多地区与汉族不断交往，各聚居区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留存程度不一。若各地均进行以少数民族风情为主要吸引物进行开发，容易陷入开发粗糙、产品项目雷同的恶性竞争局面，不利于省内民族聚居区扶贫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对于少数民族区域密集、民族风情浓郁地区建议以统一规划、合作开发、协调发展的方式进行扶贫旅游规划，一来密集少数民族聚居区旅游开发客源市场重合度较高，若各地分别为政，容易造成恶性竞争，采取统一规划、合作进行的方式有利于进行招商引资，在各区域间进行功能分区，在区域内采取差异化开发、运营策略，使得资金能够在整个聚居区充分流动，带动大范围内少数民族居民收入、就业增加。

2.产业融合，旅游主导贫困少数民族聚居区产业基础薄弱，在经济增长上仍以一、二产业为主要带动力量，基础设施不尽健全。在投入资金定量的情况下，建议优先发展先期规划中主要动线、区域周边道路、供电、供水、网络等基础设施，这是地区旅游发展的最基本保障。在基础设施初步完备的前提下，可根据各产业发展情况，以发展旅游产业作为先导，发挥旅游业的强力带动作用，以旅游业发展为龙头，在食住行游购娱各要素、各环节融入当地已有、拟有其他产业，将全域旅游中“全产业服务”的理念融会贯通，即“旅游+第一产业”、“旅游+第二产业”、“旅游+第三产业”的相互交叉方式，发挥产业系统中“1+1＞2”的叠加作用。在2018年4月北京举行的中国旅游科学年会上，文化与旅游部李金早副局长强调，全域旅游并非是呼吁所有地区搞旅游，而是所有地区都以旅游开发标准进行产业建设。如此，便可全面发挥旅游的积极作用，带动当地建设风貌、社会风貌、思想风貌的整体提升。在该次会议上，李金早同时强调，要“主动推动旅游与相关产业和领域的融合”。众所周知，乡村旅游的发展能够带动当地特色农业、建筑业、手工业等诸多产业的发展，但论及发展的持续性与否，旅游供给质量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就少数民族地区扶贫旅游而言，一次性、大体量、全面性的投入是不现实的，因此需在全面考量、综合论证的基础上进行近期、中期、远期扶贫旅游发展规划，将当地资源优势、产业发展潜力、市场需求、社区居民需要相融合，随着当地旅游业的不断发展。

3.多方参与，合理分配收益如前文所述，民族地区扶贫旅游机制中涉及当地政府、参与企业、帮扶者、受助者（当地居民）等多方利益主体，而往往在进行扶贫旅游开发过程中，四方主体之间存在着或大或小的龃龉或利益冲突，能否平衡与分配各方利益，达成多方共赢良好局面，成为地区扶贫成效的重要印象因素。因此，少数民族扶贫旅游在制定多方参与机制时首先应明确首要任务目标，即使得地区与当地居民脱贫致富，参与企业可在政府鼓励政策的基础上适当让渡自身利益，以促进目标达成，并可在此过程中获得一定社会口碑。这种程度上的利益让渡可视做企业公共营销的一种方式，有助于企业建立良好口碑。有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与利益无关，仅是知识水平差距，这点在当地居民身上体现尤甚。由于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现居居民年纪较长、教育程度不高，因此在参与时受文化水平所限，视阈较窄、极其偏好短期利益、容易出现“羊群效应”。但同时其他开发主体也应谨记，居民对当地发展的渴望是最为真挚而迫切的。针对这种情况，进行扶贫旅游开发时，也应针对少数民族群体特点针对性疏导，如先期建立旅游开发相关示范点，以优质的经营理念与技术、成功建设管理经验吸引居民自主参与；政策制定时注意听取居民意见，畅通反馈渠道；开设乡民培训课堂，提高居民文化知识水平；引入第三方专家论证机制等方式转变居民发展观念，扫清合作障碍。此外，由于旅游业与多产业联系密切，因此不仅需在目的地规划开发时“跳出旅游看旅游”，也应在政策制定与执行时多方协作。政府作为扶贫旅游初期主导力量，也应充分发挥资源调度、综合统筹等作用，既要在政策、资金上予以倾斜帮扶，也要善于利用现存土地、农林、水体多方面法律法规，降低其他各方参与行政门槛。在地区扶贫旅游步入正轨之时，敢于将其中的政府职能转变为监管保障，充分发挥参与企业、帮扶者、受助者多方活力与智慧，提升当地自我发展能力。

4.转变思想，搭乘文化东风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愈来愈多地区开始走向文旅发展之路。少数民族聚居区天然具有发展文化旅游的良好土壤，但在进行规划发展时需谨记只有本土的、原生的文化才真正具有旅游吸引力。以省内少数民族人口占比最多的满族为例，由于以《甄嬛传》、《还珠格格》等为代表的清宫剧，《康熙大帝》、《雍正皇帝》等文学作品盛行一时，许多地区意图迎合市场对于满清贵族皇家的求新求异需求，大力发展皇家文化、贵族文化，但不具备相应历史、文化、资金技术文化基础，画虎不成反类犬，尽管声势浩大，但终归不伦不类。同时，成熟的旅游者也疲于游览流于表象的文化旅游，转而寻求更具深层体验、原生自在性较高的目的地。或许这一供需矛盾源于目的地规划与开发者对吸引物理解的狭隘。既然文化存在着有形与无形的两处分类，无形的地方精神、历史传说、民族信仰、风俗传统等内容仅依靠场景烘托熏陶、游客耳濡目染，同样能使旅游者体验到文化旅游之妙。需知，文化的内核是无形的，其外延更是多种多样。因此，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进行旅游开发时，尽管行的是文化之路，却未必是知名的、主流意义上的文化。当地原生的、自在的、固有的文化因素皆可化为吸引物，为旅游开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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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斌 张嘉辰 单位：渤海大学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