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面源污染及发展探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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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业面源污染现状及其严重性

1.1国外现状

国外的研究资料表明，面源污染业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的主要来源，而农业是主要的面源污染来源。全球范围来看，30%~50%的地球表面已受面源污染的影响，并且在全世界不同程度退化的12亿hm2耕地中，约12%由农业面源污染引起[5]。美国环保局2003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农业面源污染是美国河流和湖泊污染的第一大污染源，导致约40%的河流和湖泊水体水质不合格，是造成地下水污染和湿地退化的主要因素[6]。在欧洲国家，农业面源污染同样是造成水体、特别是地下水硝酸盐污染的首要来源，也是造成地表水中磷富集的最主要原因，由农业面源排放的磷为地表水污染总负荷的24%~71%[7,8]。例如在瑞典，来自农业的氮占流域总输入量的60%~87%[9]。爱尔兰大多数富营养化的湖泊流域内并没有明显的点源污染[10]。芬兰20%的湖泊水质恶化，而农业面源排放的磷素和氮素在各种污染源中所占比重最大，占总排放量的50%以上，各流域内高投入农业比例大的湖区更容易导致氮、磷等营养物质的富集[11,12,13]。荷兰农业面源污染提供的总氮、总磷分别占环境污染的60%、40%~50%[14]。德国一些流域也因过量施用化肥导致河流中磷的浓度超过0.2mgL-1。日本稻田是Biswa湖的最大污染源[15]。

1.2国内现状

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现状也不容乐观，随着点源污染负荷的下降，面源污染负荷日益增加，目前农业面源污染业已为我国水体水质恶化的主要污染源。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各大湖泊、重要水域的水体污染，特别是水体的氮、磷富营养化问题急剧恶化。重要的湖泊水质持续下降，五大湖泊中太湖、巢湖已进入富营养化状态，水质总氮、磷指标等级已达劣五类[16]。洪泽、洞庭、鄱阳湖和一些主要的河流水域如淮河、汉江、珠江、葛洲坝水库、三峡库区也同样面临着富营养化的威胁[17]。根据中国国家环保局在太湖、巢湖、滇池、三峡库区等流域的调查，工业废水对总氮、总磷的贡献率仅占10%~16%，而生活污水和农田的氮、磷流失是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原因[18]。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的研究结果显示：在中国水体污染严重的流域，农田、农村畜禽养殖和城乡结合部地带的生活排污是造成流域水体氮、磷富营养化的主要原因，其贡献大大超过来自城市地区的生活点源污染和工业点源污染[17]。同时，农业面源污染也日益成为我国地下水硝酸盐污染的主要来源。据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在北京、山东、陕西、河北、天津等地20个县600多个点位的抽样调查显示，在北方集约化的高肥用量地区20%地下水硝酸盐含量超过89mgNO3/L(中国饮用水硝酸盐含量限量标准)，45%地下水硝酸盐含量超过50mgNO3/L(主要发达国家饮用水硝酸盐含量限量标准)，个别地点硝酸盐含量超过500mgNO3/L[19,20]。江苏、云南、山西等地也报道在高化肥用量农区地下水硝态氮含量超标[21,22]。有研究显示，农业面源污染是地下水的硝酸盐污染的首要原因[23]。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分析结果还显示，尽管中国农业面源污染的程度已十分严重，然而，各主要驱动因素仍然有增无减，进入21世纪初，中国农业面源污染对水体富营养化的影响将进一步加剧，农业和农村发展引起的水污染将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挑战之一[17]。纵观国内外农业面源污染的现状，我们不难得出：目前影响全世界范围内地表水和地下水水质的首要因素是农业面源污染。然而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是所有水污染控制与管理挑战中最难以解决的问题之一，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宣称已经完全控制了这一问题的各个方面。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已经严重地威胁了人类生产、生活用水的安全，成为全世界共同面临的环境难题和实现水质控制目标的难点和关键。

2农业面源污染形成机理研究

2.1农业面源污染的形成分析

农业面源起因于土壤的扰动而引起农田中的土粒、氮磷、农药及其它有机或无机污染物质，在降雨或灌溉过程中，借助农田地表径流、农田排水和地下渗漏等途径而大量地进入水体，或因畜禽养殖业的任意排污直接造成水体污染。从本质上讲，农业面源污染物来自于土壤中的农业化学物质，因此，它的产生、迁移与转化过程实质上是污染物从土壤圈向其它圈层特别是水圈扩散的过程。从技术角度来说，农业面源的污染起因于农业化学物质的大量投入，其后果是增加了面源污染物的流失潜能；从管理角度来说，农业面源的污染起因于农业配套设施的不完善，其后果是造成了面源污染物的实际流失[24]。

2.2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影响因子

（1）化肥因子据调查，在农业生产上，化肥的利用率只有30%~40%，其余的60%~70%白白流失掉[25]。有资料表明，中国氮肥利用率为30%~35%，磷肥和钾肥分别为10%~20%和35%~50%，低于发达国家15~20个百分点[26]。综合各地试验结果，中国每年农田氮肥的损失率是33.3%~73.6%，平均总损失率约60%[27]。大量流失的化肥，随水流进入沟渠，再汇集江、河、湖、水库及近海域，使水体中的氮、磷等营养元素富集，导致水质的恶化。

（2）农药因子据调查，喷施的农药是粉剂时，仅有10%左右的药剂附着在植物体上，若是液体时，也仅有20%左右附着在植物体上，1%~4%接触目标害虫，40%~60%降落到地面，5%~30%漂浮于空中，总体平均约有80%的农药直接进入环境[26]。漂浮在大气和存在于土壤中的农药经过降水、地表径流和土壤渗滤进入水体中，最后导致水环境质量的恶化。

（3）农用塑料薄膜因子农膜的大量使用固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随着农膜的破损及其在土壤中残留量的增加，也会造成严重的土壤污染。由于残留在土壤中农膜不易降解，土壤中农膜的残留量逐年增加，对土壤的物理性状产生显著的影响，同时造成隔水、隔肥等现象，影响到作物根系的生长及其对土壤养分的吸收，最后导致作物产量和品质的下降，这种“白色污染”的严重性也日趋显现出来。

（4）畜禽水产养殖因子随着畜牧业的发展，畜禽养殖业对环境造成的污染也不容忽视。养殖场所排放废水和粪便堆存期间因降水而淋溶出来的污染物排入到周围的土壤环境，然后通过水土流失进入地表水。并且畜禽粪便中含有各种病原体对水体卫生学污染影响巨大，应用畜禽粪污染的灌溉水或未经无害化处理的粪肥可导致食用农产品卫生学污染[15]。由于水产养殖面积和产量的迅速增加，鱼类粪便和投入的饲料、肥料及药物对水体的污染也日趋严重。水产养殖向周围水域环境中排放大量饲料、残饵、排泄物等有机物、各类化学药品或抗生素以及氮、磷等营养物，造成周围水域的污染和富营养化以及底泥的富集污染[28]。

（5）水土流失因子由于过多的人口增加了对土地的压力，导致人们乱垦荒地、滥伐森林、超载放牧等以及城市的扩张和不适当的建设项目的开发与管理，这些因素导致了土地资源严重退化，造成水土流失。水土流失过程中土壤颗粒以及其中的养分、农药、重金属等也随着迁移最终进入河流、湖泊等造成水体的污染[15]。

（6）生活废弃物和污水灌溉因子目前，我国的生活垃圾利用率极低，大部分都是露天在城郊和乡村堆放，这不仅占去了大片可耕地，还可能传播病毒细菌，其渗漏液是污染地表水和地下水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利用未经处理的污水直接进行农田灌溉，由于水质超标和灌溉面积盲目发展，已经造成土壤、作物和地下水的严重污染[15]。

3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与评价技术

3.1农业面源污染的监测技术

世界范围内做了大量的研究来精确量化流域内面源污染源对地表与地下水源的影响。起初受基础设施费用昂贵的影响，通常只在独立的小规模示范区内进行，直至20世纪90年代以后，欧美及许多国际组织开展了大区域和大规模的监测工作，量化农业对环境的影响，并根据相应的研究结果评估各种政策措施对该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29]。根据监测项目对像的不同，监测点的选择也有所不同(比如集水区的出水口、地块的边缘、植物根区的底部、水位线或水位点下方、排水出水口等)，对于不同的监测点，欧美国家发展了不同的监测技术[30]，并形成了一套相对比较完备的农业面源污染监测技术体系。近年来，随着对农业面源污染发生机制认识的不断深化，随着自动传感和监测技术、遥感技术、高精度数字土壤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农业面源污染的监测方法在可靠性和可操作性上较前期有很大提高。目前大部分欧美发达国家在富营养化问题较严重的流域，对农业面源污染均有相应的监测，并定期监测结果。相比之下，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监测技术方面的研究较少。由于农业面源污染是与不可控制的降雨事件及多变的地理景观(如地形、地貌、土壤条件、土地利用方式、植被覆盖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发展农业面源污染的监测技术方面是非常困难、耗时和昂贵的[30]，这可能是我国这方面研究滞后于欧美发达国家的主要原因。中国农科院自1993年以来在农业面源污染评价方面的相关研究结果显示：在我国水体富营养化严重的湖泊水域、库区和南方河网地区，农业面源污染的形成机制与欧美国家有极大差异。其一，在自然条件基本相同的条件下，我国农民施肥量、施肥方式间的差异远大于欧美国家。其二，我国南方水网地区，河网密布、地势低平、地下水位浅、水的流动性差，同时水旱轮作、降雨频繁且雨量较为均衡，农田处于淹水或滞水周期长，农田渗漏对氮磷流失的影响很大。所以，欧美国家推荐的评价方法，基本不适合这一地区。虽然在太湖流域、滇池流域也有一些主要基于欧美介绍的监测方法如小流域试验、汇流模型和农田径流试验等，对农业面源污染的贡献率进行测算，但由于采用方法不同，结果相差极大，导致在治理上难以形成统一认识，这严重阻碍了我国水污染防治对策的制定与落实[17,29]。目前我国仍缺少适合南方水网地区采用的监测技术方法。史志华等(2002)应用遥感与GIS一体化的方法，建立了可运行的汉江中下游农业面源污染动态监测信息系统，在系统支持下可较有效地实现汉江中下游农业面源污染动态监测、最佳管理措施的选择以及区域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规划。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该系统建设处在初步阶段[31]。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的监测技术有待于今后的进一步大力发展。

3.2农业面源污染的评价技术

3.2.1农业面源污染的非模型化评价技术在面源污染的非模型化预测与评价方面，国内外有不少研究，如营养元素的迁移、潜在危险评价、敏感性评价和富营养化评价等。如RichardMcdowell等利用朗缪尔(Langmuir)单层方程式计算的磷吸力，在不适合用草酰乙酸铵萃取测得磷的饱和度时，评估潜流中磷流失的可能性[32]。SPBuck等人利用潜在危险评价中的误差树(Faulttree)分析法，评估了过量的氮在随径流于河道中出现的可能性，从质的方面进行评价，结果显示，合理管理覆盖、营养物以及家畜等对控制农业面源污染是至关重要的；并从量的方面评价了最佳管理措施(BMPs)对降低氮流失的可能性[33]。舒金华通过对我国14个代表性湖泊营养化调查资料的分析，选取TP、BOD5、CODMn、TN、SD、NH3一N、PO43-，7个与叶绿素a(chla)极显著相关的参数作为评价因子，将湖泊营养化程度分为6个级别[34]。张淑荣等以水体富营养化限制因子P为例，介绍了一种通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对面源污染敏感性评价的方法，确定农业面源污染的关键源区的方法[35]。随着人们对农业面源污染在水体污染贡献率中的重要性的深入认识，如经济发达的美国，通过数年的努力使点源得到有效控制的同时，发现水体质量并没有重大的改善，在美国面源污染已经成为环境污染的第一大因素，为此，许多发达国家都把控制农业面源污染作为水质保护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客观上对农业面源污染的模型化、定量化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2.2农业面源污染的模型化评价技术对农业面源污染进行定量化评价的最直接有效的途径就是数学模拟，即采用以方程为主要形式的数学手段，模拟各种非点源在水文循环的作用下，对水体造成的污染，以及污染物在水文循环的各个环节迁移、转化的过程，在空间和时间序列上对非点源污染的产生机理进行模拟分析，从而对整个流域及流域内发生的污染过程进行定量化描述[36]。目前，国际上对农业面源污染的模型化评价技术主要有：美国EPA组织开发的HSPF(HydrologicalSimulationProgram—Fortran)模型[37]、美国USDA开发的WEEP(WaterErosionPredictionProject)模型[38]、ANSWERS(ArealNonpointSourceWatershedEnvironmentResponseSimulation)、AGNPS(AgriculturalNonpointSource)、SWAT(SoilWaterAssessmentToo1)、SWRRB(SimulatorforWaterResourcesinRuralBasins)、CREAMS(Chemical，RunoffandErosionfromAgriculturalManagementSystems)、GLEAMS(GroundwaterLoadingEffectsofAgriculturalManagementSystems)、UTM—TOX(UnifiedTransportModelforToxicMaterial)模型等[39]。国内学者在模型方面也有不少成果。例如温灼如等建立的苏州暴雨径流污染的概念模型；刘曼蓉等建立的南京城北地区暴雨径流污染的概念模型和统计相关模型；朱萱等研究的区域径流—污染负荷模型；李定强等建立的降雨量—径流量—污染负荷输出量之间的数学统计模型以及李怀恩等的非点源污染物迁移机理模型等[41]。总体来看，我国对于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参与研究的人员不多，投入的资金十分有限，机理模型研究成果较少，大部分精力用在引进和消化国外模型方面。而将GIS技术与面源污染模型相结合，尚处于尝试和引进阶段，且大部分采用的是部分耦合的方法[36]。

3.2.3“3S”与农业面源污染模型一体化评价技术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GIS为核心的“3S”技术，即GIS(地理信息系统)、RS(遥感技术)和GPS(全球定位系统)，在农业面源污染研究领域得到了迅速应用，并逐渐成为对农业面源污染负荷进行定量研究的主要手段[42]。GIS的空间信息管理的综合分析能力、RS的空间动态监测能力及GPS的高精度定位能力，为解决“测什么、怎么测、在哪里测”这些问题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同时也为及时掌握重点区域的环境质量现状并进行动态评价提供一种新的技术手段[42]。其代表性模型有：美国国家环保局开发的BASIN模型；农业政策与环境的拓展模型(APEX)；在SWRRB的基础上，能适应于完成数百个亚流域尺度分析(ROTO)模型；泥沙模型(WEEP)等[43]。在中国，杜鹏飞等采用VisualC++编程语言和ArcObject组件技术开发了农业面源污染决策支持系统，实现了应用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进行农业面源污染模型(AGNPS)的输入数据准备和输出结果分析等功能，调用筛选模块生成较优的面源污染控制技术组合集，并在官厅水库崇礼县小流域进行了评估和初步应用[44]。但目前，农业面源污染模型与GIS结合大多是松散集成和部分集成，并以部分集成应用为主，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完全集成；如何实现“3S”自身的融合技术及“3S”与农业面源污染模型的整体集成技术将是当前及今后的研究热点。

4农业面源污染控制技术与政策措施

4.1农业面源污染控制技术

农业面源污染的控制一般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对污染源的控制，即从源头上控制，控制污染物进入水体，这也是控制面源污染的最有效方法；二是对污染物迁移转化途径的控制，改变或切断污染物的传播途径[45]。对农业面源污染的控制技术以美国的“最佳管理措施”（BMPs）最具代表性，它是指一个或者几个措施的组合，是用来解决面源污染负荷，使得水质符合水质目标的实际措施[46]。BMPs包括工程措施、耕种措施、管理措施等类型[47]。（1）工程措施工程措施主要是通过增加渗透来减少地表径流，从而降低土壤侵蚀形成农业面源污染的风险[48]。工程措施在控制水和沉积物的运移方面非常有效，在世界各地有着广泛的应用，不过工程的修建和维护通常也需要较多的费用。工程措施主要包括梯田与山边沟、草沟与植被过滤带、河岸缓冲带、人工湿地、暴雨蓄积池、沉淀塘、节水灌溉系统等。（2）耕种措施耕种措施主要是通过保护土壤的表面来减轻土壤侵蚀，提高作物对营养元素和农业化学物质的利用率，减少了它们向环境的输入，可以有效的防止农业面源污染的形成。耕种措施主要有保护性耕作(少耕或免耕、作物覆盖)、等高线种植、合理轮作等。（3）管理措施管理措施主要是通过增加作物对化肥、农药和牲畜废弃物的利用率，降低污染物流向地表和地下水体的程度，从而降低污染环境的风险。管理措施也能促使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同时考虑环境与经济因素的影响，从源头上遏制住农业面源污染。管理措施包括有害生物综合治理、综合肥力管理、农田灌溉制度等。我国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也发展了不少具有地方特色的生态农业模式(如平坝河谷生态农业模式、丘陵山地生态农业模式、库叉水域生态农业模式、庭院生态模式等)和生态工程措施(如丘陵山区小流域“一体五段”综合治理工程、“畜沼果”生态工程、黄河故道风沙区立体种植和农牧结合型模式、“上农下渔”生态农业工程等)，实践表明，这些技术措施对当地农业面源污染有较好的控制效果[49~51]。

4.2农业面源污染政策措施

对面源污染进行有效治理和控制，远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更多的是政治的、体制的和经济的问题。因此，从政策层面上去治理和控制农业面源污染是最富有希望的可行手段[45]。然而目前我国在农田面源污染对地表水环境的影响研究方面基础薄弱，在控制政策研究方面也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欧美发达国家在农业面源污染控制政策方面的成功经验可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

（1）法律手段针对农业面源污染制定一些法律法规，如农田营养元素（如氮、磷等）允许投入量、流失量超标收费制度，限定性和推荐性的农业生产技术标准等。在有相应的研究工作和为治理提供了比较到位的科学依据的基础上，各地区或流域根据本地的经济能力和控制目标，制定相应的奖惩措施。并以农业绿箱政策形式，推动环境友好生产方式和相关技术标准的执行。

（2）经济手段目前应用于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的经济手段有：污染收费、排污交易、产品收税、成本分摊等。如一些欧洲国家通过调查农民向农田的养分（化肥或动物粪肥施用量）投入、测定分析不同农田中营养物（N和P）的流失情况及其对受纳水体造成的影响，规定农田允许的最大施肥量，超量施用者需付费。荷兰为限制水污染区内厩肥的施用，对农田P的流失量有明确规定，如果流失量超过允许标准，则必须交纳一定的费用，且收费标准随着养分流失量的增加而增加[45]。

欧美发达国家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上主要通过源头控制，对农田面源、畜禽场面源进行分类控制。其核心特征为在扎实的试验研究基础上，发展环境友好的农业生产技术替代原有技术，在各主要水域和水源保护区研究和制定限定性农业生产技术标准。并通过技术层面与政策层面的结合，在全流域范围内广泛推行农田最佳养分管理，限制水源保护区农田作物类型、轮作类型、施肥量、施肥时期、肥料品种和施肥方式，实行全流域氮、磷总量控制，削减农业面源污染排放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用化学品用量较高的欧盟国家氮、磷化肥用量分别下降了大约30%和50%，曾经一度十分严重的地下水硝酸盐污染有所缓解，湖泊和近海域水体富营养化也得到一定程度改善[29]。发达国家在控制农业面源污染上采取的策略和技术，为我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5农业面源污染的发展趋势

5.1加强流域内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的科技基础性研究工作

欧美国家的实践证明，制定和执行限定性农业生产技术标准是控制面源污染的关键措施之一，而科技基础性工作是保证标准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进而保证其可操作性和效用性。中国目前虽然也颁布了一些农业环境方面的法规，但多数是参照国外修订的框架来规定的。由于缺少必要的基础性试验工作，目前各省、各流域尚不能就一些最重要的生产过程制定适合本地农民执行的技术标准[52]。目前我国各省对不同气候、土壤和栽培条件下，不同作物、不同轮作模式的需肥规律和肥料类型、施用水平、施肥方式对环境的影响基本没有进行过比较系统的试验研究，故也不能根据各流域水源保护区的水文地质特征为农民提供比较具体的轮作和施肥标准，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环境保护提出具体的措施和技术支持。因此，各地区，特别是重要的水源保护区、污染严重的流域和高污染风险地区，应加强充分的外业调查研究和系统的田间试验(如农田的轮作类型、耕作方式、施肥方式、施肥时期、肥料品种、肥料用量及畜禽场农田配置等)等科技基础性研究，研究制定适合本地自然和农村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具体可行的农业生产技术标准。

5.2“3S”技术与农业面源污染模型完全集成技术研究

目前国际上“3S”的研究和应用已走向集成，是生态环境科学等研究领域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42]。“3S”整体集成技术也将是今后面源污染研究中应用的主要研究手段，而“3S”自身的融合技术仍将是当前和今后研究的重点。建立基于“3S”技术整体集成的具有各种信息显示、查询、分析、表达以及在线监测、模拟和预测预报等基本功能的流域面源污染信息系统，将是今后努力的方向，并有望使得农业面源污染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

5.3深入研究农业面源污染有关模型

应用模型是联系以GIS为中心的“3S”应用系统与专业研究的纽带，是利用GIS中大量数据进行分析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关键工具，模型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GIS应用的效果和效益。应用模型的不足将是影响GIS发展与应用的障碍，模型模拟能力的开发将决定GIS应用的成功与否[42]。今后农业面源污染模型深入研究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开展：

（1）研究开发不同气候水文条件的模型纵观国内外的面源污染模型，大多数只能适用于小流域和坡度较缓的地区，今后应加强适用于中、大型流域尺度和坡度较陡地区的模型研究。

（2）研究适用于平原水网地区的农业面源污染模型目前我国尚没有适合于平原水网地区（如我国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农业面源污染模型，由于该地区地势平坦和人为干预强烈，水流复杂，水文模拟较为困难，而此类地区往往是农业发达，农业面源污染严重的地区，研究适用于该类地区的模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加强集成化农业面源污染模型的研究在人们逐渐认识到各类农业面源污染模型推广应用的局限性情况下，研究不同气候水文条件下的农业面源污染模型，而后统一集成开发为由专家系统（ES）控制、GIS支撑的农业面源污染模型软件将成为未来面源污染模型和计算机软件开发的主流。它将以图形界面、人机对话、专家分析和GIS快速选择参数等优点推动未来农业面源污染的研究和控制[53]。

5.4深化BMPs控制农业面源污染研究

（1）探讨BMPs的各种措施手段，以适应不同环境背景的农业面源污染控制随着对农业面源污染

各项研究的深入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各种有效的BMPs措施将不断的出现，如何发现和充分利用这些措施手段将是未来努力的方向之一。同时，探寻不同BMPs措施的组合手段，提高其对农业面源污染的控制作用，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

（2）加强研究

BMPs在控制农业面源污染中的应用效果和价值性BMPs在控制农业面源污染中除了能增加经济效益之外，还能提供环境与生态等多种效益，符合环境可持续发展思想，对此进行研究将促进其在控制农业面源污染中的应用与发展。充分利用各类模型进行BMPs应用效果的评价，也是当前该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

（3）加强现代生物与信息技术与BMPs的有效

集成研究基因工程等现代生物技术在控制农业非点源污染的应用正逐渐被人们所接受[47]。联合“3S”技术、农业面源污染模型和专家系统(ES)来帮助分析农业面源污染和选择合适的BMPs，开发能存储数据、模拟污染物迁移、定位热点源和确定适合任意空间的有效BMPs模型的决策支持系统(DSS)也是当前及今后的研究热点。

5.5研究适合我国国情农业面源污染源头控制的监督体系和奖惩措施

有效的监督机制对执行环境法规有着重要作用。对面源污染的控制，则需要源头控制的监督体系和相应机制。发达国家对各项农业环境技术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主要通过政府专项拨款，依托当地的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部门代行这一职能。而我国目前无论是在重要的水源保护区，还是水体污染已很严重的流域或高污染风险地区，均无源头控制的监督体系和相应的奖惩措施，对农民和农村农资供销专业户不规范的生产、经营行为缺乏指导和监督。为此应依托流域管理部门和农村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立源头控制的监督机制和体系。在水体污染严重的流域和高污染风险地区，通过国家、地方共同投资方式，采用绿箱政策，试行水源涵养地、水源保护区的限定性农业生产技术标准，鼓励和推动环境友好的替代技术和限定性农业生产技术标准的广泛应用，对造成严重环境影响的不规范生产行为实施相应的惩罚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