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技术进步与农地流转探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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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农地流转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新阶段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迫切需要，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基于农业资源禀赋视角，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农户资源禀赋变化对其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随着农户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其农地流转意愿会增强；农业技术进步则会降低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运用Logistic模型对河南省永城市的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针对分析结论提出政策建议：（1）继续加大对农村教育投入，特别是九年义务教育投入，不断提高农民受教育程度。（2）逐步完善农业保险制度。（3）继续鼓励和扶持农业合作组织建设。（4）增加农业机械补贴，加快农业机械化建设。

关键词

农地流转；农业资源；农业技术进步；教育水平；Logistic模型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进一步制度改进，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也是土地资源在市场经济发展中优化农业资源配置之必需。陈锡文等（2002）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农民就已经开始自发进行土地使用权流转[1]。到2013年底，全国农村耕地流转面积达到2273万hm2，占家庭经营耕地面积的26%，比2012年底增长22.5%[2]。土地流转的增长速度呈逐年递增的态势。针对农地流转及动因的研究文献众多，钱忠好等（2008）认为农村教育投入与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因而增加农村教育投入有助于加快农地流转[3]。江淑斌等（2012）认为农民的非农就业增加会推动流转[4]。何京蓉等（2011）[5]、易小燕（2010）等[6]综合考量了多种因素对农地流转的影响，诸多因素包括：农地经营权稳定性、农村劳动力转移状况、农地流转市场发育情况、宏观政策因素、农户年龄、耕种土地面积、流转租金、流转年限、区域因素等。更多的学者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农地流转问题进行研究，比如冀县卿等（2010）[7]、王家庭等（2011）[8]、周海灯（2010）[9]、刘洋等（2011）等[10]。但是目前从农业技术进步角度研究农地流转问题的仍然较少，因此，本文运用经济学原理，从农业资源禀赋出发，以农业技术进步和农民受教育程度角度对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

1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理论分析市场经济中，经营农地需要投入多种要素，在此我们考虑两种最主要投入：劳动和资本。农地经营规模取决于农业劳动者素质和农业资本投入量，其中农业劳动者素质以其受教育水平（包含学历教育和其他各种专业技能培训等）体现，农业资本投入量主要考虑农业技术水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农业劳动者素质和农业资本投入普遍较低，即农业资源禀赋处于低水平，此时分田到户，实行小规模经营符合当时农业生产特点，实践也证明以家庭为单位经营农地效果明显，整个80年代，粮食增产、农民增收迅速。但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城镇化建设步伐加快，农业资源禀赋发生变化：农民受教育水平提高，国家对农业投资增加，农业技术水平提高，农村劳动力持续向城市转移等。如此均要求农地经营规模与之适应，由家庭为单位小规模散碎经营向专业农民为主的农场化规模经营模式转变，即农地经营权需要由农民家庭所有向专业农民过渡，农地经营权发生流转。

1.1.1农民受教育水平与农地流转农户是否愿意转让农地，取决于农业生产收益和非农收益的大小比较。如果其非农收益高，农业生产收益低，他会转出农地，成为农地供给者；反之，则保留原有农地，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农户的非农收益包含两部分：非农就业收益和农地租金收益。非农就业收益取决于农民的受教育水平，两者呈正相关关系；农地租金收益保持不变。如果把农地生产收益作为农户非农收益的机会成本，则可以推出，在农地生产收益和农地租金既定条件下，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户越倾向于转出土地，从而成为土地流转市场中的供给方。图1中的坐标系横轴表示农民的受教育水平，纵轴表示农户的收益水平。农户拥有的农地面积一定，单位面积农地收益不变，则农户的农业生产收益既定，在图中表现为一条水平线。而非农收益随着农户受教育水平而增加，因而在图中表现为向右上方倾斜的斜线（即非农收益1），非农收益线1与农业生产收益线相交于E1点，E1点对应农民的受教育水平C1，即对拥有既定面积农地的农民而言，其所受教育水平超过C1，他的非农收益将大于农业生产收益，那么他将选择外出务工，从而转出农地。根据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理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城市将需要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相同教育水平的农民工资水平会越来越高，从而外出务工收益开始增加，如图1，非农收益线1将以农地租金收益点为圆点发生逆时针旋转至非农收益线2，即在农民受教育水平和农地面积不变的前提下，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向城市转移，更多的农民成为农地的供给者，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逐渐减少。非农收益线2与农业生产收益线相交于E2点，即做出外出务工的农民的受教育水平由原来的C1降低至C2，也即农村中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农村，从事非农生产，成为农地的供给者。考虑到随着经济发展，农业生产产量增加，农产品价格上涨，从而农业生产收益增加；另外，随着农地供给者转出其农地，农业生产者将会耕种更多农地，如此都将会导致农业生产收益线平行向上移动，只要农业生产收益增加的幅度低于C1与非农收益线2相交的点E3，农户仍然会转出其承包农地，从事非农生产。所以，随着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农户转出农地，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数量将会减少。

1.1.2农业技术进步与农地流转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农村实行化的集体主义，以全体社员（农民）共同劳动、共同分享劳动成果为特征，社员劳动没有激励，加之当时集体对农业资本投入较少，所以在很长的时期内我国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和资本投入均严重不足，农业生产都处于极低的水平上。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村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按人分地，责任到人，在“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的政策指引下，广大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极大提高。鉴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业技术水平非常低，同时受户籍政策所限，农民只能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此时农民的劳动相对于稀缺的农业技术投入来说，价格更为低廉。为增加农业生产收益，农户在生产中减少对农业技术投入（或不投入），代之以大量的劳动投入。单位面积农地上劳动投入量的迅速增加，使得农户的农业生产收益迅速增加。故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很快解决温饱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农民收入水平的平均增速是快于城市的。但是进入90年代，随着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城市发展开始增速，城乡收入差距开始扩大，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弃农从商、弃农从工，以获取更高收益；而对于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来说，则希望通过耕种更多农地来增加收益，同时由于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也为农民能够耕种更多土地提供保障。于是，该部分农民对农地的租入需求开始变得越来越强烈。可见，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劳动力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如图2（农业技术水平与农地面积、劳动力的关系）所示，在农户耕种土地面积给定的情况下，为保证农业生产收益不变，在农业技术水平较低时，农业技术的价格相比农业劳动力的价格是高的，在农民耕种的土地面积既定时，农民会投入较多的劳动（N1），而投入较少的农业技术（T1）；但是，随着农业劳动力向城市持续转移，农业劳动力数量减少，同时农业技术水平的发展以及国家对农业技术改革的投入力度加大，农业技术的价格相对农业劳动力价格变的相对便宜，农民为获得相同收益，投入的劳动量相对减少至N2，取而代之的是增加农业机械投入至T2，即以农业技术替代劳动，增加的农业技术投入量△T（△T=T2－T1）替代的劳动投入量为△N（△N=N2－N1）。农户如不进行非农就业转移，家庭将出现△N的剩余劳动。农户为进一步增加农业生产收益，在农业技术投入量既定为T2时，他们将增加农地耕种面积（农地面积L2曲线），其中△L=L2－L1即为农业技术进步以后，农民对农地的需求增加量。综合，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政府对农业扶持力度的增大以及农业技术水平不断进步，农村中更多具有相对较低受教育水平的农民选择进入城市从事非农生产同时转出农地；而越来越多受教育水平更低的农民则留在了农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并耕种更多的农地。

1.2研究假设为进一步分析，我们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如下假设。假设1：农民的非农就业收益与其所受教育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农民受教育水平越高，其非农就业收益也越高，其更倾向于转出农地。假设2：农业技术与农业劳动力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农业技术越发展，农户可以耕种更多农地，也更可能在农地流转中成为农地转入者。

2农业资源禀赋对农地流转影响的实证分析

2.1数据来源本文的数据来自课题组2014年对河南省永城市3镇15个自然村的随机调研所获，调研对象为河南省永城市的顺和镇（轩村、赵营村、朱庄村、西街村、朱庄村），芒山乡（郑楼村、山城村、刘厂村、柿园村、后尧村），演集乡（时庄村、李楼村、柒坊村、武庄村、陈楼村）；通过在农地随机选取调研对象，每村发放问卷40份，共发放调查问卷600份，收回有效问卷515份。在这515户中，有448户参与土地流转，其中，转出土地农户335户、转入土地农户113户；没有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有67户。从参与流转的土地面积看，转出土地面积为1787.9hm2，转入土地面积为810.5hm2，参与土地流转总面积为2598.4hm2，占样本农户土地面积的62.65%，在所有受访农户中，有203户农民参与农民合作组织。

2.2变量设定在借鉴现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笔者运用调研数据，从微观农户的角度出发，建立影响农地流转选择行为的多元回归模型，来进一步验证资源禀赋变动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根据理论分析结论，我们重点论证农户的受教育情况与农业技术进步对其农地流转影响，在实证分析中，农户的受教育情况用农户接受教育年限来反映，农业技术进步指标主要用农户的农业机械投入量来反映。具体分析变量选择有：农户基本信息（包括农户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参与合作组织等），农户非农收益信息（是否有非农就业经验、非农收益、自营收益等），农户自有资源禀赋信息（人均土地面积、可否使用农业机械进行生产、农业机械作业面积、农业劳动人数等）以及其他影响因素（区域农地流转价格和农民的农地流转意愿）等四部分共计12个变量信息。表1中详细描述了各变量的赋值及统计情况。

2.3模型选择模型选择农户农地转入行为和农地转出行为为因变量，即2个变量均为虚拟变量，不符合一般线性回归分析对于因变量的连续性要求，故选用BinaryLogistic定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为便于分析，将模型进行对数转换，得到关于因变量的发生概率函数和自变量的线性回归模型：

2.4农户受教育程度对农地转出影响的实证分析

2.4.1模型分析以农户的农地转出与否为因变量，以所选择的上述12个因素为自变量，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本文利用Eviews计量经济软件对其进行回归分析。由于模型结果中的常数项不显著，故将其去掉，建立不含常数项的模型式，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2.4.2模型估计结果分析从结果分析得出，农户基本信息中有2项与因变量具有显著相关性，分别是户主受教育程度（10%显著性水平）和农户是否参与合作组织（5%显著性水平）。农户受教育程度对农户的农地转出影响系数为正，说明农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其越倾向于转出农地，与上述理论分析结论及假设一致。农户是否参与合作组织对农地转出影响系数也为正，说明参加农业合作组织的农户更倾向于转出农地。另外，农户自有资源禀赋中有3项与因变量具有显著相关性，分别是人均土地面积（10%显著性水平）、是否可以进行机械作业（5%显著性水平）和使用农业机械作业面积（5%显著性水平）。人均土地面积对农户的土地转出影响系数为负，说明农户的人均土地面积越多，其转出农地的意愿越低。可能的原因是农地的规模经济效应，在农地单位收益不变的情况下，农户经营农地数量越多，其收益也将越大，其转出农地的机会成本也就越高，故其转出意愿越低。其次，是否可以进行机械作业和使用农业机械作业面积两指标对农户的农地转出行为的系数均呈负，说明农户在农业耕作中机械化程度越高、机械作业面积越多，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越弱。这与我们在实际调研中所获情况基本相符，在实际调研中我们发现对便于机械作业的地块，农户则更多的自己耕作，而不转出土地使用权，即使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也不愿放弃耕种农地，而是选择在农忙时请假回家耕种，以增加自己总收益。

2.5农户机械投入对农地转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2.5.1模型分析我们仍然使用上述12个自变量来分析农户的机械投入量对其农地转入行为的影响。因变量代表农户是否转入农地，2表示转入农地，0表示没有参与农地流转；自变量为影响农户农地流转的12个自变量，通过运用计量经济软件Eviews对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在将回归分析中对不显著的变量和常数项剔除以后，其分析结果如表3.

2.5.2模型估计结果分析从分析结果来看，所有影响因素中仅有1项（农户是否有非农就业经验）在10%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且回归系数为负，即农户是否有非农就业经验与农户的农地转入行为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说明农户的非农就业经验越少，农户越倾向于转入农地，反之，非农就业经验丰富的农户则越不倾向于转入农地。是否可以进行机械作业和使用农业机械作业面积两变量在统计水平上均不显著，但从其回归系数的正负判断，两变量均与农户的农地转入行为成正相关关系，即可以进行机械作业的农户更倾向于转入农地，农业机械作业面积越大的农户也越倾向于转入农地。

3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通过上述对农户转出和转入行为的实证分析，我们得出，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对农地的转出影响比较明显，并呈现出正相关关系，与理论分析部分及假设1保持一致，表明提高农户的受教育水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快农地流转。但是，农户是否可以进行机械作业与农地流转并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关系，也即农业技术进步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不显著，与理论部分的假设不符。其原因可能有二：

（1）农地转入的相关数据量有限，仅有113户；

（2）在实地调研中我们发现我国目前的农业生产对气候的依赖程度还很高，而普通农民个人的抗风险能力又很差，耕种越多风险越大，从规避风险的角度考虑，个人转入农地进行经营者就少，绝大部分农地都转入农业合作组织内，故农户个人的农地流转行为受机械化水平的影响有限。根据以上理论和实证研究，建议从以下方面着手进一步加快农地流转。

（1）继续加大对农村教育投入，特别是九年义务教育投入，不断提高农民受教育程度。农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可以加快农地流转，促进农地流转市场形成；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业产量的增长。

（2）逐步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农业是高风险行业，整个生产过程持续时间长，受到自然、技术和市场等多方面的不确定性因素影响，虽然目前我国出台有《农业保险条例》，但仍然很不完善，需要财政继续加大扶持力度，不断健全相关制度措施，以使农户的耕种风险降低，农户才愿意耕种更多农地。

（3）继续鼓励和扶持农业合作组织建设。农业合作组织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农业合作组织的发展，一方面可以推动农地向合作组织内部流转，实现农业生产规模化，并通过规模化生产规避农业产品销售中的市场风险；另一方面通过农业合作组织可以加快农业先进生产技术推广，有效规避农业技术风险。

（4）增加农业机械补贴，加快农业机械化建设。虽然从分析的结论看，农业机械化提高无助于农地流转，但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从而增加农业产量，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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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峰 单位：商丘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