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分权农业经济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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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式分权与农业经济增长

绩效动态追踪研究假说由上文可知，在“中国式分权”模式下，虽然“以手投票”和“以足投票”机制所发挥的农村经济调节作用并不充分，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可以有效地防止地方政府的异变行为，并基于激励制度和财政支持，可以使地方政府提高对农业建设的重视程度，从而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因此，基于上述的中国式分权制度框架，提出如下假设（史传林、包国宪，2013）。假设1：面对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政治晋升的动力与绩效考核的压力，地方政府对农业的发展具有激励与压力两方面特性，且通过财政分权可以有效促进农业发展，但具有跨时差和跨区域的差异特证。假设2：虽然处于“中国式分权”的财政模式下，但地方政府仍有可能过度控制农村的金融资源，从而降低农村金融资源的利用率，并影响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二、研究方案与研究模型

（一）模型建立与变量选择

假设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相关生产性要素的投入包括农业机械的总动力、农业从业人员的规模、辖区农作物播种总面积、农业化肥使用量以及农业生产的用电量等。

（二）数据来源与计算方法

本次对农村经济增长方式绩效动态的研究采用了1988年到2010年我国30个省市的具体样本观测值，其中不包括港澳地区，因为重庆市从1997年变为直辖市，因此，将其从样本中剔除。具体的数据来源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编》以及《中国财政年鉴》等。样本的计算方法是用了Arellano（1995）推出的广义系统矩阵法，该方法的特点是可以有效解决模型中变量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从而克服数据的动态版面偏差，进而提高数据模型的可靠性与稳定性。

三、结果分析

（一）全样本与跨时差分析

上述模型的全样本与跨时差分析的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所建立的三个函数中的Arellano与Hansen的检验计量均不显著，这说明了所建立的三个研究模型中并不存在序列相关和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问题。由于模型1为聚焦核心的解释变量，而模型2为农业经济增长函数在加入了其他控制变量后的具体回归结果，因此，就此次研究的全样本而言，在1988-2010年间，我国的农业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滞后积累情况，而对于财政分权的控制变量FDit而言，由于其在全样本区间中具有显著的增长效应，因此，在对模型1加入相关变量后，其仍然具有较为显著的增长统计性。另一方面，对于模型中的虚拟变量DUM而言，其在增长率为1%上的显著水平也说明了面对中央绩效考核的压力与自身政治晋升的动力，地方政府也开始感受到了发展农业的迫切需要，同时，也较好地说明了中国式分权可以有效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最后，根据表1中的宏观经济变量DUM94和DUM95而言，由于其在1988-2010年期间的统计值均具有较强的统计性，所以，这种显著农业生产的跨时差性充分说明了在中国式分权制度的大的经济背景下，分税制改革和建设新农村的战略均为促进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二）区域差异分析

在中国式分权制度框架的背景下，农业生产除了受相关生产性要素和中央宏观调控的影响而具有跨时差性之外，其也应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此次研究，通过对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等具有较大地理差异的三个地区的农业经济增长进行分析，得出农业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与动态面板回归的结果，如表2所示。由于中部地区农业经济增长的回归结果并不具有显著性，因此，本次研究着重对东部和西部的农业经济增长绩效动态回归进行具体解释。通过对影响东部与西部农业经济增长的具体参数进行分析可知，财政分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仅在我国的东部地区较为显著，在西部地区，相关的分权变量则并不显著。即在中国式分权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西部农业并未得到较好的发展，而对于新农村建设与财政分税改革则也在东部地区影响较为显著，虽然对西部地区也具有较为正面的影响，但是却并不显著。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滞后积累效应与政策驱动效应

由表1、表2可知，我国分税改革制与新农村建设对农村的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因此，在今后的中国式分权中，中央政府应该加强对地方政府发展农业的政策激励与制度导向，从而使地方政府建立起科学的财政支农政策。另一方面，财政分权的相关变量也应该根据农业经济增长的具体情况进行相应的变动，从约束并规范地方政府财政支农行为的角度出发，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全面增长。

（二）地方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投入效率较低

在此次研究中发现，地方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并不充足，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地方政府对辖区农业的投资数目较低，从整体上阻碍了我国农业的经济发展；第二，投入资金的使用效率不高是制约财政分权和新农村建设制度对农村经济发展促进作用的根本原因，特别是对西部地区的农业资金的利用效率不高，导致我国西部地区的农业长期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在阻碍了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阻碍了我国西部地区经济的全面发展。本次研究中全样本与跨地区分析均验证了上文所阐述的假设即：金融市场的城乡分割严重失衡，农村金融体系的准入标准过高，且由于受到政府的过度控制，我国农民并不能按其自身的意愿和偏好去从事农业生产，严重阻碍了我国的农业发展。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中国式分权的框架进行阐述，并通过提出中国式分权与农业经济增长绩效动态追踪研究假说，对中国式分权与我国农业动态增长的函数关系进行了具体的研究，未来加强中国式分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力度对于促进我国农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

作者：钟用单位：四川财经职业学院财税金融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