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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卫伟单位:山西省植物保护植物检疫总站
《管子•度地》更将水、旱、风雾雹霜、厉、虫并列为“五害”,指出“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人乃终身无患害而孝慈焉”,治虫被列入治国的高度。
把耕作栽培技术和害虫防治结合起来,是战国时代治虫上的一大创造,《吕氏春秋•任地》说:“五耕五耨,必审以尽。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这样就能取得“大草不生,又无螟蜮”,既能消灭杂草,又能防治虫害的效果。此外,他们还认为,在栽培上如采用适时种植,就能使大麻不被蝗虫为害,大豆不被虫害侵扰,从而避免虫害的发生,也反映了中国的治虫技术从“治”向“防”方向的发展。
东汉时王充在《论衡•商虫》篇中指出,虫害发生同温湿度等环境条件有密切关系,“虫以温湿生才”,“谷干燥者,虫不生;温湿人壹人曷,虫生不禁”,这种从环境条件来考虑和认识虫害发生的原因,在防治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汉代对病虫害的防治已从农作物扩大到桑树,从大田发展到仓库,并已有虫子虫方(黏虫)、蝎(桑天牛)等病虫的记载。防治方法也有了进步,创造了“堑道作坎、榜驱内于堑坎”的掘沟捕蝗法,用马粪或附子汁渍种的播前种子处理法,这也是最早用药物防治害虫的记载。
北魏时期,病虫害的防治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据《齐民要术》记载,防治病虫的技术有劁麦法藏麦种,用牛羊骨诱杀瓜类蚁类,选用抗虫品种,用水沤、火河区的措施防止木材生虫等。唐开元四年(716年),山东发生大蝗灾,姚崇在治蝗中倡导,根据“蝗既解飞,夜必赴火”的生活习性,创造了“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的开沟诱杀捕蝗法,为中国古代治蝗史写下了光辉的史迹。
宋代,中国开始制订治蝗法,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八月颁布的熙宁诏书和宋孝宗淳熙时(1174年—1189年)颁布的淳熙放,是中国历史上最早颁布的两个治蝗法规。这两个法规分别对治蝗的要求和奖励办法作了具体规定,后者还规定了惩罚办法,从而将治虫工作用法的形式规定下来,表明到宋代,中国在治蝗工作上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对于蔬菜、花卉害虫的防治,油剂、硫磺、石灰等已用于治虫。中国种桑养蚕的历史悠久,元代对桑树害虫已总结出了一套防治方法。
明清代是中国精耕细作技术深入发展时期,与其相适应的,中国古代的治虫技术也获得了全面发展。在农业防治上,大田生产开始采用清除杂草防虫法,同时还出现了轮作换茬防虫法;徐光启提出了消灭蝗虫滋生地以根治蝗灾的设想;在药物防治上,发明了砒霜除虫,《农桑经》内有世界上使用砒霜除虫的最早记载;同时还创造了烟茎除螟,并创造了一些治虫的器械,如专治稻苞虫的虫梳、专治黏虫的滑车等。可以说,中国传统的治虫技术至明清代已较为完善。我国是世界上发现和应用害虫天敌最早的国家。
早在3000年前,《诗经》中就曾记载“螟蛉有子,蜾赢负子”,记述了胡蜂类捕捉蛾类幼虫的现象,这是对天敌记述最早的文献。人类利用生物防治害虫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公元304年左右,晋代的《南方草木状》一书曾记载了在柑橘园中利用赤黄色蚁类(黄狗京蚁)防治柑橘害虫,此蚁连巢放于柑桔树上,可以捕食多种害虫。
明代李时珍在《本草钢目》一书中记述了蜘蛛的捕食性,他在书中写到:“此虫设网一面,物触而诛之,知乎诛其不义者,取曰蜘蛛”;2400年前,我国劳动人民发现了家蚕僵病,其后又有微粒子病的记载;太湖沿岸桑蟥盛发区,群众早有利用死蚕死茧浸汁喷杀桑蟥的方法;明清代,劳动人民还创造了养鸭治虫技术。保护害虫天敌也受到了人民的重视,《新五代史》中已有隐帝乾佑年间(949年—950年)因鸲鹆能食蝗虫,下令禁捕鸲鹆的记载。此外还有“保护田禾,禁捕青蛙”的禁令,还有招引家燕在室内筑巢的习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