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农业现状及危机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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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农村人口的老龄化

近年，日本的总人口为12815万人（2009年），预计今后有逐步减少的趋势。根据不同的计算方式，到2050年日本人口最低为9203万人，最高为10825万人。这个数字与1950年的8200万人比较接近。再者，到了2050年绝大部分人口将会居住于城市，而农村、山村将会出现人烟稀少的现象。日本的民俗学者、福岛县立博物馆馆长赤坂宪雄先生预言：如果只剩下老人，那么，目前已经岌岌可危的自治村落将会维持不下去。“如果村落解体，那么，比如在海岸周边的杂木林就会杂草丛生、蔓延，与深山老林的界限就会消失。因降雨而引起的泥石流冲击城市的风险也会增大。这些征兆已经开始出现”。“从山里跑出来的猴子、熊、野猪等野生动物出没在街道上。在东北地区，我听说过像‘大山来进攻我们了’等之类的话，作为‘缓冲地带’的城市周边的山地，一直以来保护着城市，使之免遭来自野山的侵袭。长期以来保护这些山地的就是村落”。“无论是在海边，还是在山里，如果村庄衰退，那么，大自然就会毫不留情地攻击人类，即使是城市居民也在所难免”。“在经济高度成长的同时，年青人们丢下农村、山村进到了城市。被丢下的故乡，大兴土木，积极推进公共事业，以一时的现金收入和就业作为交换条件，区域内的具有传统性的生活方式和赖以生存的农业衰退了。“”由此谋到利益的是总公司设在东京的巨大建筑企业。公共事业的推进只起到了侵蚀地方的作用。就像一样。像这样的‘殖民地结构图’不仅限于东北地区。它的最具有代表性的项目就是原子能发电站”。1针对原子能发电站的危险性，曾经有很多日本的专家和学者发出过警告。他们认为，日本地处多个地震带，如果在靠近原子能发电站的地区发生大地震的话，那个损失将无法计算。但是，对于这些专家、学者，电力公司不但没有提供科研费，相反，对那些宣传核发电是安全的学者却予以优待。同时，那些想利用核发电来创造就业机会的势力，在当时是非常强大的。在农家子弟中，为了得到比务农更高的收入，希望去城市就业的人数不断增加，即使在农业县，那里的学校教育的内容也偏重于如何有利于在城市里就职。比如，在全国小学校的学习实力测验中，作为农业县的秋田县的小学生的成绩名列前茅。就这样，在交通不便的农山村出现了人烟稀少，只剩下老年人的现象。当然，即使在这样的地区也有非常健康向上的老年人。比如，在海拔1000米的长野县东南部的野边山地区，这里在过去是栽培落叶松树苗的基地。落叶松的枝干细长挺拔，非常结实不易折断。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特点，在北海道被用作于煤矿坑道的坑木。这种树苗，在野边山大量培育繁殖之后被移植到北海道南部，就是现在的千岁机场附近的原野里。至今为止，当飞机即将着陆千岁机场时，还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落叶松树林。在煤矿已经消失了的北海道，落叶松便成了无处可用的废材。而曾经是培育落叶松树苗基地的野边山地区，如今变成了高原生菜产地。它的中心地带是日本最大的生菜生产王国川上村，全村农户607户，平均每户一年所生产的高原生菜的总收入为2500万日元（约208.3万元，2007年），全村的销售总额约为155亿日元（约13亿元）。即使在这样的村庄里，从事农业的人口的年龄也明显提高，比如，30~39岁的人口占14.1%（全国是3.3%），40~49岁的人口占22.6%（全国是6.1%）,老龄化问题非常突出。那么，究竟是谁在支撑着这个地区的生产呢？他们是从中国来的名为“研修生”的劳动力。长野县八岳农业协同组合从2002年开始每年招收600多人的“研修生”，提供给其所管辖的5个町村。在这之前，农协招收的都是日本国内的打工人员。但是，由于蔬菜收割劳动需要从半夜一两点钟开始做起，因此，像这样的重劳动现在已经很难在日本国内寻找了。农协和町村政府不得不找中国人来从事这类工作。但是，雇佣外国人需要办理劳动签证。签发签证需要时间。而且“研修生”的签证期限只有1年，研修生们每年春季入境，劳动6至7个月之后回国。他们的劳动报酬为每月平均8万至8.5万日元，吃住由农户提供。研修生们对村里的老人们无比体贴，所以，老人们都非常喜欢他们。但是，这样的状态能够维持多久呢？像这样富裕的村子，在日本是罕见的，山里大部分村庄的人口已经开始稀少，所谓的“限界村落”正逐步形成。正如赤坂宪雄先生所说，到2050年，日本的农村社会消亡的可能性极高。1

二、日本农村社会原型（自治村落）的形成到其消亡的500年素描

在使京都化为平地的1467年的“应仁之乱”之后，1582年丰臣秀吉打败了明智光秀统一了全国，这段时期在日本史上称为“战国时代”。当时，豪族割据各占一方，各地方之间互抢粮食，抓捕民众。农民为了自卫，拿起了长枪、竹枪和刀剑，后来又备置了火药枪进行反抗，或是逃亡他乡。农民们在“名主”（里正）或是“庄屋”（村长）的领导下，团结起来，进行抵抗（这就形成了作为自治组织的自治村落）。豪族们在兴建自己的城墙的同时，趁敌方不注意乘虚而入消灭之，然后，将其领地和居民（自治村落），还有粮食据为己有。农民出身的丰臣秀吉由于辅佐织田信长而出人头地，他因为害怕农民造反，实施了解除农民武装的所谓的“刀狩”。为了割断负有军事保卫义务的武士和负有纳税义务的农民之间的密切联系，安排武士移居到街道里，实现了“兵农分离”。这个政策，将居住在“村落”里的农民与当时已经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进行了隔离，把农民们赶回到了现物交换阶段。还有一个丰臣秀吉实施的重要的政策，那就是“太阁检地”，这个政策主要是为了测出稻谷的产量，即税务的负担能力。其内容，第一是确定“村落”的界限和区域。第二是明确每一个区域里的每一块区划的水田、旱田、建筑物等的区别和所在地，测量它们的面积，根据土地的贫沃程度，决定稻谷的等级和糙米的产量。第三是明确土地所有者，将赋税人和课税标准额明确地记录在被称为“检地帐”的帐本里。在这个帐本里，还记录着实际上没有种植稻谷的旱田、建筑物、池沼、鱼塘等，针对这些地块也标明了以一定的标准换算为糙米生产量的课税标准额。第四，将这些数据合算之后，在最后一页记录每一个村落的总面积和稻谷总生产量（法定课税标准量）。据1598年统计，全国糙米总生产量（总课税标准量）为1850万9043石（278万吨）。实际上的课税为这个课税标准量的40%至50%等，在各“大名”领内或是幕府领内规定了一定程度的税率。以稻谷纳税，必须要制作个人的纳税账本。这个账本被称为“名寄账”，庄屋（名主）针对账本所有者的变动情况，每年都要进行详细记录，如果出现短缺，就要将全体纳税人的纳税数目重新作以调整（因此，要求农民要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在灾荒年，还要制作要求年贡减免的奏折。到了明治时期，地租变为现金支付，在这270年里，庄屋的业务量是非常庞大的。1853年美国的海军准将佩里率领的太平洋舰队来到日本，要求门户开放，之后至明治维新，由于政治、经济混乱，幕府或是藩对于农村的统治几乎失去了效力。1867年幕府失去了作为主权者的正当性，放弃了政权。

（一）地租改革事业———土地私有的法律承认

1867年明治新政府代替了德川幕府之后，其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既可以避免测量土地，免遭农民的反对，又可以依公平原则制定课税标准，以此来简单地确保财源和必要的税收。当时，著名的荷兰语专家神田孝平提出：将江户时代的严禁土地买卖制归于自由，由政府发行一种名叫“地券”的卡，上面印有政府证明买卖的印章。卡上面标有土地的所在地、种类、所有者和价格，这个价格是由买卖双方申报，如果申报价格低于实际买卖价格，那么，第三者便可以通过竞价方式取得土地。国家通过这种方式，既不用调查纳税土地，也不用调查稻谷产量，便可确保税收。1873年7月，新政府采用了以上提案的大部分内容，了“地租改革布告”。其主要内容为：（1）废止原来的旧课税制度，（2）对于接受地价调查的土地所有者发行“地券”，（3）作为国税的地租为地价的3%，作为地方税的地租附加税为基本税额的1/3以内。这次的地租改革完成于1881年6月。即用了8年的时间。其间，每一个地块都发行了地券，共发行了1.2亿张地券。土地测量由自治村落实施，政府也就因此而节省了测量经费。对于政府而言，需要的只是掌握民有地的地价，为了计算出地价，需要掌握各县的“平均收获量”“、米价”和“利息率”。这些数值由政府确认之后生效。除了耕地以外的宅基地、山林、原野、池沼等，只要是民有地，就会被规定其地价。山林被认定为民有的条件极为严格，在一般的情况下，即使自治村落的村民在习惯上在某个山林里采草、砍伐作为燃料和建筑材料的树木等，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明，为了确保其权利而支付了货币，那么，这块山林就不会被认定为民有地，而划分为官有地（被称为“官民有区分”）。当时的地租改革的结果，以全国范围来看，耕地、宅基地、盐田的合计为458万公顷，稻谷的产量为4367万石（665万吨），总地价为1亿6024万4000日元，总地租收入为4872万日元。此外还有山林和原野的地租为74万日元。实收地租合计为4946万日元。地租改革期间的平均标准米价为1石（150公斤）4.185日元，当初政府预测的地租为5222万日元，而实际收入少了3%左右(276万日元)，其差额只有一点点。因此，可以说新政府基本上实现了目标。这意味着幕府体制下的农民的负担总额原封不动地被新政府以地租形式而收取。但是，也不可否认，在幕府体制下的课税的不均衡现象，在这个时期有所纠正。在1884年实施的地租条例中规定“：地价是指地券上所标示的价格”，并把这个地价作为课税标准固定下来。这个地价被称为“法定地价”，一直维持到1931年。地租占中央政府税收的比重为，1885年82.7％，1890年60.6％，1910年24.0％，1920年10.0％，逐步减少。而纳税人从自治村落变成了土地所有者个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因为，通过这一做法，作为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条件的土地私有制度被确立起来了。土地私有制的确立是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前提，日本的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受到先进国家的排挤而有长足的发展，是因为在它的社会底层存在着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的来源，就是农村过剩人口，尤其是农村杂业层。

（二）日本产业革命：日本的资本主义和雇佣劳动的特点

工业革命源于18世纪后期在英国开始的棉纱纺织业。日本作为后发资本主义国家，以棉纱纺织业为中心掀起了工业革命，这一点与英国相似。英国依靠发明和普及机器提高了生产力，挤垮了本国和他国的手工业，确立起了资本主义。与此相比，日本从欧洲不但进口了机器，同时，也引进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由于首先要模仿和学习，所以，最初的机械生产力很难与发达国家抗衡。尽管如此，日本的棉纱纺织业不仅快速地占领了国内市场，而且逐步成为了棉纱和棉布的出口国。原因何在？笔者认为有以下四个原因。

第一，值得庆幸的是，由于国际上金银比价变动（银价低落）的长期持续，使得包括日本在内的银本位国的商品更加趋向于低廉，对欧洲金本位国家的商品进口起到了防御作用。

第二，作为传统产业的缫丝及其他出口商品的生产发展顺利，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在创汇方面的困难。

第三，通过国内棉纺织业的结构调整，迅速克服了因外国棉布进口所带来的冲击。其过程是，首先从使用进口棉纱开始，逐步转变为使用国产纺织线，或通过引进法国研制的飞梭装置来推动国产织机的改良。最终使国产棉布成功地占领了国内市场。第四，纺织业界的企业成功兴起，对进口棉纱形成了早期抗衡（比如大阪纺织厂的规模为15000锭，最初的走锭精纺也开始过渡为环锭型纺织机等）。日本工业革命的另一个支柱是蚕丝纺织业。当时，由于欧洲蚕疫蔓延，对于亚洲的蚕丝和蚕种需求不断扩大。受到蚕丝顺利出口的影响，日本缫丝业的发展呈现为原来的手工缫丝和进口机械改良后的机器缫丝并重的状态。如上所述，日本的产业资本对生产过程能够起到控制作用的，只有那些利用低工资作为有力竞争武器的产业部门（纺织织布业、采矿、煤炭、造船业等）。比如，根据推算，1892年的纺织业工资水平，日本男工仅为英国的十三分之一，女工仅为二十六分之一。从劳动力市场来看，虽然所谓的近代雇佣劳动力迅速增加，但是，从实际数量来看，1902年约为50万人（职工在10人以上的工厂），1909年也只有90万人（职工在5人以上的民营、国营工厂），而且以纺纱业和织布业为中心的手工业工厂、小规模工厂的劳动者占多数。1909年民营工厂劳动力中有62%是女工，而纺纱和织布业中85%是女工（大多数在12-20岁）。由于劳动条件恶劣，加上厂方对女工采取轻视人权的做法，导致了女工因生病（尤其是结核）和受伤而迅速消耗，为此需要不断地补充大量的劳动力。其候补劳动力，则来源于庞大的农村潜在过剩人口，以及存在于农村和城市中的“杂业层”。“杂业层”是指雇佣劳动以外，处于不安定就业状态的最下层劳动人口，例如，零星企业的劳动者、家庭劳力、零售商贩、服务业从业人员、手艺人的学徒、土木建筑业的帮工、临时工等。中村隆英先生推算的“原有非农业雇佣人口”基本属于此类。据推算，1909年在总从业人口2542万人中，“农林业从业者”为1603万人（63%），“近代性雇佣人口”为164万人（6.5%），而“原有非农业雇佣人口”达到了776万人（30.5%）。超小规模的贫困佃农和农村杂业层作为劳动力的供给源从农村大量流出。流出形态有“出外打工型”和“离村定居型”两种，而这一时期的主要形态为前者。典型的出外打工型通常是被招聘人或是中介人花言巧语说服来的“女工”，她们大都来自偏远地区。由于很多女工的工资的大部分，在她们离家时已预支给了她们的父母，所以，即使本人不愿意也只能被束缚在工厂里，直到将所有的预支款偿还完了。那时的工资水平，如上所介绍的那样，由于很多过剩人口寻求就业机会，因此，仅够维持贫困的生活水平。比如，农业或劳工雇佣一天的工资标准，仅能购买3公升（4.5公斤）大米的金额（含伙食费）。就劳动条件而言，比如纺织业，由于资本家急于折旧机器，因此工人被迫昼夜交替，长时间从事高强度劳动，其条件非常残酷、恶劣。这个时期的日本的劳动者阶层总体上属于“下层社会”的贫民的一部分。

（三）自治村落的职能和构成

当时在这样的后发资本主义体制下，日本的农业和农村的再生产是如何进行的呢？首先，简单地介绍一下维持了大约400年左右的作为日本农业基本单位的农户和支撑它的自治村落的职能和构成。与众多国家一样，日本的农户是农业的基本单位，但是，农业生产并不只限于1家1户。由农户作为成员而构成的村落，需要对一定领域内的土地、水、草地、森林等进行自治管理和维持，农户在其中也进行着自身的再生产。这里所说的“村落”并非政府规定的行政组织，也不仅仅是生产共同体或地区生活集团，而是对外具有实质性的自治功能，对内具有自我约束力的自治体（自治村落）。尽管作为村落成员的农户，因为拥有土地面积的差异而存在着经济上的不均衡，但是，自治村落却给予各农户同等的权利、义务，它是具有地缘性很强的各农户的“家的联合”。正因为存在一定领域内的自治和共同体规定，各私有土地的所有权才有保障，耕作才得以保全。村落拥有自治管理组织，对其领域内的人和土地加以相当于行政权和司法权的限制，对土地和水等的维持和共同使用，编制必要的劳务来进行管理，调整和解决利用权和耕作权等错综复杂的关系。针对像“入会权”和水利权，与邻近的自治村落相交错的权利，每个自治村落都会派代表就其保全和利用问题进行协商，以便限制和维持。近代（江户时代）“幕藩体制”下的“自治村落”被法定成为行政单位，但明治维新导致幕藩体制崩溃后，它们中的大多数丧失了行政单位的职能，被称为“大字”、“村庄”、“部落”或“集落”等，但是自治体的本质却一直被延续到二战后经济高速成长期为止。但在此后，随着农村人口的大量外流、兼业化、汽车的普及以及与“村庄”外人群的混住化“，自治村落”的自治能力急速衰退。例外的是，在藩制下没有形成自治村落的萨摩藩领（九州南部和冲绳）以及欠缺近代封建制度的北海道大部分地区，在明治维新后没有形成自治村落式的“村庄”。

（四）劳动市场和农村生活

村落内外的劳动力市场与农户的再生产方式密切相关，对地主和佃农的关系也产生了各种影响。在日本产业革命开始时期，农村的雇佣形态一般有三种，年雇佣、季雇佣和日雇佣。大农户（规模在2-5公顷）将土地租给没有土地的农民，一边向他们收取实物地租，一边将这些农民作为年、季、日雇佣的劳动力加以利用。此外，从事各种零星经营的杂业层也包括在上述的供给源里。对于农村的潜在剩余劳动力来说，农村的家庭作坊、纺织代加工和小商贩等曾是重要的就业方向。与出口纤维工业和其他工业相关联的各种家庭作坊，对扩大国内市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随着铁道、公路、船舶等交通工具的改良和发展，零杂业内的结构也迅速变化，拉车、马车夫、人力车夫、船夫等急速增加。在县政府所在地、地方的重要产品集散地等地，地方城市人口开始猛增，小商贩、餐饮店等其他服务业的营业人员迅速增加，城市与周边农村的人口流动性大有提高（表1）。这样，从劳动力市场不发达的地方流动出大量的农民工。男性主要向北海道的水产业或是九州的煤矿或是临县的农业或是酿酒业流动。到了20世纪10年代，流向大城市，从事零杂工的农民工激增。女性主要流向缫丝业、棉纺织业、编织业等工业部门，城市的服务业、家政业等也是重要的就业部门。离村后再不回来的“离村定居型”和“出外打工型”，在流出的时期方面存在着地区差异，比如，在长野县諏访，在幕府时代末期前者已超过后者，而东北地区到1910年左右为止，原籍人口和现在人口呈相似的增加趋势，此后，呈现出剪刀状延伸现象。而昭和危机以后“，离村定居型”流出成为主流。那么，笔者为什么用如此多的笔墨来说明非农户身份的农村和城市的杂业层呢？那是因为在探讨农业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位置的问题时，如果不研究杂业层所起的作用，那么在理论上是行不通的。如上所述，与欧美先进工业国家相比，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其独特的一面，即在引进机械化大工业之前，随着幕府末期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阶级、阶层的分化，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就已形成，并且随着土地的商品化，即通过地租改革使土地私有制合法化，使得日本资本主义具备了必要而且充分的前提条件。还有，农村以及城市的“杂业层”，即大量的贫民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劳动力和生活必需品，其中特别是对服装原料及半成品的国内商品市场的大量需求，使得商人和高利贷资本，不断地向产业资本转化，使日本的纺织工业得到了自主的发展。正因为如此，日本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有着向金融资本发展的趋向。这样即使不把大量的旧中间阶层的小生产者化为无产者，也可以使他们在经济上隶属于商人资本或是地主土地所有制之下，从而可以不断地向他们榨取利益。像三井、三菱、住友那样的日本金融资本，既没有形成像德国那样的重工业垄断体，也未能避开联合企业关税的壁垒，但是依靠矿山、煤炭部门和运输部门的高度资本积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在远东地区虽然有些勉强，但最终还是确立了他们的生存基础。之所以可以这样，就是因为在当时的日本，广泛地存在着作为被榨取对象的旧中间阶层，金融资本正是利用了这个阶层的商品经济上的特点。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不景气期，上述的农村中的旧中间阶层，特别是那些下层被转化为大量的劳动力而流入城市。资本家正是依靠他们，而确保了优质、廉价的劳动力（表1）。在过去，农业经济学者只关注农业劳动人口和农林业雇佣人口问题，而工商业经济学者只关注现代雇佣问题。与这些研究不同，劳动市场论的研究者隅谷三喜男先生和兵藤钊先生，着眼于劳动力供给来源问题来弥补这些研究的漏洞。而中村隆英先生又从人口论的角度，继承和完善了这二位先生的研究。中村先生主张的“原有非农林业雇佣人口”在20世纪初，曾是资本主义制造业劳动人口的5倍多，此后，直至第二次大战，其数量继续增加。在这里将中村先生统计的详尽的数据，进行加工后制成的表1和图1附上。隅谷先生在他的论文里说，“这个杂业层-虽然在农村也存在,不过为了便于理解，将问题简单化，在这里，我们只针对城市杂业层进行考察”。被他“简单化”了的“农村杂业层”，实际上不仅仅在日本，在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也是极为重要的规定要素。在日本的农村逗留着大量的农村杂业层，他们为了在本村内外寻求工作机会，而不断地保持机动性流动。不断膨胀的城市杂业层，在城市内部进行相当数量的劳动力再生产是上世纪30年代以后的事,在那之前“，城市杂业层”人口的增加，专门来源于农村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的人口大致区分为两种：一是农村的“非回流流入人口”（从农村角度看，是永久性离村人口），二是来自农村的出外打工的流入人口。后者与农村杂业层之间存在着流入与流出的很粗的流动渠道。可以说，农村和城市的这种双重的“杂业层”的广泛的存在和连接，使日本资本主义无须以暴力手段来制定劳动力政策。这使资本主义高度积累时期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里，以劳动市场的量性变化为指标，分析一下资本主义劳动市场扩大时期的农业就业人口的动向（图1）。日本资本主义的劳动市场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一次大战期，第二是二次大战期，第三是所谓“经济高速成长期”。在一次大战期间，职工人数5人以上的工厂的从业人员从1914年的94.2万人增加到1919年的171.7万人，五年里增加了77.4万人，年增长率为16.5％。劳动市场在“昭和危机”期呈现绝对缩小以后，从1932年开始再次转向扩大。1932~1937年的年增长率为13％，1937~1942年为9％，第二扩展期的1932~1942年的净增加从业人数为265.4万人，即，每年增加26.5万多人。第三个急剧增长期（“经济高速成长期”）是从1955年左右开始的。工人人数由战败后的劳动市场的缩小而减少之后，恢复到二次大战期的最高水准，是从1950年左右开始的,但是，到1950~1955年为止的工人人数的增长率，据工业统计表计算，制造业年率为5.9％，据劳动力调查计算，制造业为3.7％。而在1955~1960年的五年间，前者为9.6％，后者为6.7％，各自增长了1.6倍和1.8倍。在此后的60年代的十年里，增长率分别为4.3％和4.5％，多少有些减少。但是,年平均增加人数，前者为35.4万人，后者为42.6万人，依然维持着高水准。在以上的三次劳动市场的扩张期里，三次都起到了使“农村过剩人口”急剧减少的作用。第一次（1914~1918年）减少185万人（年率-2.8％），第二次(1932~1944年)减少210万人（年率-1.3％），第三次（1955~1970年）减少840万人（年率-3.3％）。由此可知，因资本主义劳动市场的扩大而吸收的劳动力，对于农业就业人口的动向给予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无论是从图上，或是根据以上论述，都可以知道，资本主义劳动市场的扩大量，与农业就业人口的减少量，绝对不是一致的。那是因为，在两者之间存在着城市和农村双层厚重的“杂业劳动市场”，这个市场本身一边受着资本主义劳动市场的扩大的影响而伸缩，一边起着缓冲作用，影响农林业人口的动向。而且在昭和经济危机以后的重化学工业化迅速发展时期，农村男子作为新就业劳动力，不需要经过城市杂业层作为媒介，就可以直接被以重化学工业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劳动市场吸收。即，在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农村、城市间的劳动市场的直接连结的结构便慢慢形成。为了便于参考，现将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以前）的日本农村、城市间的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的概念图附上（图2）。图2将不断扩展的大城市的劳动市场与农村各阶层（形成了一定的社会阶梯）的劳动力流出的主要通道的代表，即“业主•长子”、“次男三男”和“女子”分别表现了出来。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关于“流程”，（1）“农村杂业层”和“城市杂业层”之间，有着很强的流动性，其连接管道最粗；（2）“佃耕小农”与“自耕兼佃耕中农”的业主•长子的“出外打工”与城市杂业层间的连接管道为中等；（3）次男三男新就业劳动力、社会阶层互相间的关系、需要以教育机会作为媒介条件的关系，这些衔接管道是比较纤细的；（4）女子的“出外打工型”社会阶层；（5）在大城市内部逐步安定下来的男子与女子的劳动力再生产（更新）机构（内部通路）。第二，各个通路根据劳动市场的发展时期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特点。（1）和（2）的“出外打工”劳动力，从资本主义劳动市场的角度来看，他们是以“城市杂业层”作为媒介的边缘劳动力，因此，伴随景气波动的劳动市场的伸缩而反映敏感。出外打工的剧增和锐减，在短期里都是这个伸缩的直接反映。但是，如果以长期的角度看，便不会停留在这个程度上。在经济从危机中恢复的过程中，劳动市场急剧扩大，但是出外打工人数却不会有同等的恢复。这是因为劳动市场的结构发生了变化。这可以从三方面阐述。第一，虽然大战后的经济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劳动市场，暂时缩小和停顿，但是，“原有的非资本主义的”和“城市杂业性”的劳动市场，大体上形成了像前述(5)那样的自立性劳动力再生产机构，不一定必须由“农村杂业层”来不断地补充劳动力了。第二，新就业的青年劳动力的“非回流性流出”（“离村定居”），过去是向城市杂业层流动,而在这个时期便不需要城市杂业作为媒介，直接被以重化学工业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劳动市场所吸收。第三，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急剧发展起来的有关地方军需机器工业，促进了“出外打工型”向“通勤型”转换。

（五）战败和使自治村落活性化

在二次大战期间，因为要确保兵源和从事重化工业的劳动力，造成劳动力大转移，致使农业劳动力严重缺乏，甚至出现了放弃农耕的现象。为了保证战时粮食的自给自足和完成交公粮任务，政府制定了大米价格双轨制，统一了地租，强化了“自耕农的新建、维持事业”，对那些亲自耕种土地的地主，采取了保护措施。就这一系列措施的施行，政府主要是通过自治村落，以定额定量、村落为单位的交纳公粮的方式，进行政策性渗透，并且利用村落共同体的抵制不在村地主、渴望生活稳定的愿望，使自治村落为战争服务。由于当时的农业一方面还没有受到资本的直接支配，另一方面，日本国内的农业不同于像朝鲜、台湾那样的殖民地农业，政府不能为所欲为地榨取，因此，要有计划地支配本国农业，尽管很无理勉强，还是采取了统治经济，而其结果却为战后的日本农村社会改革提供了条件。战后，日本实行了。这个改革是战败后的日本在面临体制性危机的关键时刻，动用了非常时期的、超宪法的权力，实行的为了解决以土地问题为中心的农业问题的改革。这个改革，首先将多年以来的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围绕地租的对立关系，编入到自治村落共同体的诸关系中，使之含糊不清，一边缓和这些矛盾，一边慢慢地掌握自耕农。可以认为，这实际上是一次大战后实行的的延长线而已。不过在排斥不在村地主，鼓励村内的自耕农，克服史无前例的以粮食危机为代表的体制性危机方面来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政府将因土地的好坏和位置不等而发生的地租差异问题，通过价格政策逐步进行调整，利用农民的小土地所有者意识，使其自发地、主动地提高其生产力，通过粮食供给达到了缓和危机的目的。这正是日本的“”。再具体一点讲就是，政府廉价地购买自治村落里的不在村地主的土地，将其廉价提供给农民，使其成为自耕农，以此克服了体制性危机。当时，随着战败，大量的失业者、复员军人、海外回国者、城市受灾者等涌向农村。农村成了避难所，为缓和尖锐的社会问题，做出了贡献。但是，也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对于零散的小面积土地，未能通过对调和整理耕地的方式进行调整。对于农户的纯收入的苛稅比率，反而比战前提高了不少。在交纳公粮时，时常要出动警察等来执行。这次是在美国的指导下进行的,作为私有制和资本主义体制下进行的改革，在废除地主制度和建立自耕农体制方面，可以说具有史无前例的急进性和彻底性。但是，在东西冷战体制下，美国在日本的政策的侧重点，很快转向了反共和经济复兴，在价格政策和财政领域开始实行低米价和强权性的大米公粮政策，也就是牺牲农业的政策。在农户的诸负担中租税达到了98～99％。到了1949年通过Shoup税制改革，大幅度减轻了农民的赋税。

（六）经济高速成长所带来的城市化、兼业化、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和农村的混住化问题———出外打工减少，自治村落的衰退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给日本提供了所谓的“特需”机会。日本被编入了美国的世界战略中，在反垄断法的大幅缓和原则上废止了财阀解体关连法规等形势下，随着重新重视重工业化的发展，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转向了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1955年以后日本进入了经济高速成长期。首先，根据1950~1995年的产业就业人口的变化（表2）可知，第一产业特别是农业人口的急速减少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特别是后者的激增。农业就业人口，从1955年的1489万人，10年间减少到1086万人，减少了27％，第一产业就业人口的比例，从41％锐减到25％。表3所示的是，1958年以后农民是如何流向其他产业的。1965年的农外就业为最高值85万人，但是在这些人当中，大体有11万~12万人在其他产业就职之后退休，而后又回到了农村务农（“退休务农者”），尽管如此，从农业流出的人口还是占多数的，是日本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关于流出的形态，开始时绝大多数是离村就职，后来随着农村周边的劳动市场的形成，从家通勤的数量增加。1965年以前，外出打工的基本上是次男三男，之后长子农外就职的现象增加，到了1985年，其数量占男子流出人口的一半。此外，老龄化和兼业化的进展，使得自治村落的原有的职能逐步减弱。

三、21世纪日本农村危机的现状和展望

（一）农户锐减与放弃耕地现象的激增

日本全国的农户数（农产品销售农户，以下为销售农户）从1995年的265.1万户减少到2000年的233.7万户，2009年的169.9万户，2010年的163.1万户，共减少了102万户(38％)。农业就业人口，在二次大战后的1947年为1662万人（最高值）,而后随着经济高速增长锐减，1975年为667万人，之后持续减少，2002年减少到260万人（销售农户）。其主要原因，首先是因老龄化而引起的。2009年销售农户的总户数为698万人，其中65岁以上的老龄农户为238万人，占34%。1这个趋势将会持续，根据农水省的推算，2035年的山地农业地区的人口将会减少，为2005年的70％，而山地农业地区的老龄化率将会提高，为2005年的40％，农村地区的“生产年龄人口”不断减少，为2005年的67.9％。这个倾向最为明显的是北海道，其次是四国和东北地区。2放弃耕地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2000年为34.3万公顷，而2010年增加到40万公顷，增加幅度为17%。其中54%的耕地位于山区。这可能是由于在过去养蚕业发达的地区，未能找到可以替代的产品，譬如像果树或畜产业等的缘故吧。即使在山地以外的，拥有大量优良农田的农业地区，也有15万公顷的被废弃掉的农地，其原因被认为是，村落与那些外出并定居外地的土地所有者之间未能充分地进行沟通的缘故。社会学者大野晃先生称以下的村落为“限界村落”，即“65岁以上的老年人超过村落人口的50％，独居老人家庭增加，由于这些缘故，难以维持村落的社会性共同生活”。据国土交通省的调查，像这样的村落在2007年日本全国有7878个，并预测其中的423村落会在十年内消失。这是因为，到城市近郊去寻求就业的年青人，如果不再回到村里，再加上老人们不断过世，那么村落消亡在所难免。阪南大学的曾根英二教授访问了很多这样的村落，并写下了详细的报道。他写道那里的老人们并不是勉勉强强地活着，而是富有朝气，发掘各自的生活的意义。但是，一旦得了病，或是受了伤，因为远离医院，得不到周边的帮助，不得已只能离开村落，远走他乡。农田也好，周围的山林也好，至今为止，由于村民精心呵护，才会从它们那里得到各种各样的恩惠（收获物）。人们离开村庄，村落就会消失，人口过疏化便会发生。有的人会主张：即使农户减少，只要有企业代替农民从事农业，不就解决问题了吗？但是法人企业从事农业的情况，目前还非常少。

（二）进入农业领域的法人经营

从前的日本农业经营体的绝大多数是农户。农户分为销售农户和自给自足农户,在1990年以前，只将前者作为主要的统计对象。而现在，农业经营体除了农户以外，还有法人经营体,不过其比率仅为1％，其中一半的经营体采用了公司形态。2005年的法人经营体为19136个，其中农协为4508个，农事合作社法人2610个，有限公司9559个，股份公司1344个，合股•合资公司79个，森林合作社17个，其他各种团体528个，其他法人491个。除此以外，地方公共团体、财产区有505个。像后述的那样，除了农户经营以外还有“村落营农”形式，其数目从2000年的9961逐步发展为2005年的10063，2006年的10481，2007年的12095，2008年的13062，2909年的13436。以2009年的组织形态为例，法人有1802个（其中农事合作社法人1518，股份公司276，合股•合资•联合公司8），非法人11634个。另外，所谓“农业生产法人”是指基于农协法而设立的农事合作社法人中，符合土地法第二条7项各号的所有必要条件，并被获准取得农地等所有权及使用收益权的法人。作为公司组织的农业生产法人，在2009年虽然还只不过11064个（其中有限公司6878个，合股公司12，合资公司43，联合公司76，农事合作社法人2855，股份公司1200）,但是如果和1975年的689个法人作比较，约增加了17倍。所谓“认定农业者”是指，依照“农业经营基础强化促进法”向市町村提交农业经营改善计划并得到认定的农户，以及作为特定农业法人而被认定为“认定农业者”的法人。“认定农业者”的农户的数量从2004年的182345人增加到2009年的246114人，增加了35％；而认定法人数则从7132法人增加到13307法人，增加了87％。法人占“认定农业者”总数的比率从2004年的4.0％上升到5.9％。这个倾向在今后也会持续，应当给予关注。那么，什么是农业生产法人呢？为了便于理解，在这里以有限公司木之内农园为例来说明。该公司的创始人木之内均（1961年川崎市出生），因幼儿时患小儿哮喘，移居东京都町田市，1980年进入新成立的九州东海大学（熊本县长阳村即现南阿苏村）农学部，作为第一期学生就读。在就读期间，他每天早晨4点起来，帮助农户从事农活。1983年他去南美进修农业一年，1985年在毕业的同时，他便在南阳村租地从事农业。他应町政府和农协的要求种植甜瓜，从而得到“农业现代化资金”的贷款建了大型塑料棚。但是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收益，因此在1989年1月，他开始建了草莓观光农园。这个农园使他成功，两年后在县里举办的农业比赛中，他获得农林大臣奖新人奖。同年又获得了《每日新闻》的农业纪录奖。现在他的农园的经营面积为14公顷，拥有生产、加工、销售3个部门，公司职员12名。1995年不幸患上下巴癌做了手术，当时医生说他只能活5年。他不顾这一切，与伙伴们努力扩大了公司规模。2003年建立了“NPO法人阿苏环保农户中心”，当时有6个农户加入，现在变成15人。他们帮助并指导农业就业新人，将其中暂时独立一至两年的43个新人农户送到全国各地正式就农。他对到他这里的新人提出了以下五个条件：如果在路上遇到人，无论认识与否，都要打招呼；村里的宴席，必须出席，而且要留到最后；即使自己不便，只要是村里的职务，不能推托；不要绝对依赖合同，如果有求你返还土地，即使合同未到期，也不要拒绝；不要被政党选举而纠缠，但是，村里的选举必须要去投票。1

（三）农业协同组合的合并及其弱体化

那么，如果由农协来经营农业会如何呢？答案是：很难。日本的农协是依照1900年颁布的“产业组合法”建立起来的，当时称为产业组合，根据1942年颁布的“粮食管理法”的规定，产业组合变更其名称为“农业会”，并转变其职能，协助国家统治、管理粮食，成为国家粮食政策的实际执行者。战后，在联合国执政期间，对“农业会”进行了改革，改名为“农业协同组合”，其职能仍旧是作为政府的代行机关，代替政府对稻米进行直接管理，而稻米管理政策是当时日本政府的最重要的农业政策。农协也因此异常地得到政府的器重。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稻米开始过剩，农协与政府的关系也因此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此以前，由于大米供应不足，农协要求政府提高大米价格屡获成功。因此，在经济高速成长时期和粮食统管体制下，农协被称为日本最大的“施加压力团体”。但是，在7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的农业总产值处于停滞状态，80年代中期以后，处于减少趋势。农协的销售额以1985年为最高值，之后不断减少，进入21世纪锐减。在大米流通自由化之后，市场上流通的自由流通米超过了政府统购米，米价的浮动变得异常频繁，农协的存款也变为负增长，作为农协的赢利部门的金融、保险部门，也不得不进行组织改革。作为农协金融部门的中央机构的农林中央金库，将农民的存款通过各县级农协金融联合会集中到一起，投资到国外的金融机构，企图谋取高利润，但是随着泡沫经济的解体而付之东流。2002年1月“JA银行体制”（“防患于未然体制”和“推进农协、金融联合会、农林中央金库一体化业务”＝削减了4000个店铺）正式启动。在政治方面，随着21世纪的到来，小泉内阁便打着所谓的“打破圣域的结构改革”的幌子，进行了以财界为主导的农政改革。为了应对这一改革而保全组织，农协也进行了组织改革。日本的农协（包括股份合作社、综合农协、基层农协）的数量以1954年的18659为最高值，之后一路减少。1975年为7568,2004年为952,到了2009年减少为779。以2009年为例，在各都道府县中，农协数最多的是北海道122,其次是茨城县27,第三位是千叶县24，第四位是长野县和福冈县，各为23。在各县联合会中，所有的保险联合会、36个县的经济联合会和9个金融联合会，被合并到了全国联合会。其结果，各道府县的农协数为，京都府5个，佐贺县4个，鸟取县3个，香川县2个，奈良县和冲绳县各为1个。随着日本农业的衰退，农协组织也急速衰弱。

（四）为了日本农业的光明的未来，必须要转变思想

在这里介绍一下东京大学农学研究院铃木宣弘教授撰写的《向着食品的未来》（筑波书房小册子47，2010年）一书里的观点，仅供参考。他提议要彻底改变日本的食品战略。铃木教授认为“，从2001年开始WTO交涉在不断地进行中，日本被认为是高关税国家，过渡保护农业，封闭性强等，这样的指责是错误的”。他具体出示下图（图3），对平均关税率进行了说明。他还曾经质询美国农务省负责人，美国政府是否对农户进行过大额的价格补贴?对方承认了其事实。作为“削减对象的国内保护总额”，日本为6418亿元，美国为17516亿元，欧盟为40428亿元，按照各国的农业生产总值比例来说，日本和美国各为7％，欧盟为12％，因此，不能说日本的保护额度过高。铃木教授还指出，以2003年的国际农业保护指标（PSE）的构成比例为例，关税部分为56.2％，“国产premium”部分为39.7％，财政部分为4.1％，如果控除实质部分，即“国产premium”部分，日本的关税（不包括大米和乳制品）为56.2％，而欧盟为56％，可知几乎是同等水准。他还指出，这个国内保护总额6418亿元，并不是用来保护农民的，而是用来保护消费者的。变换一下角度，就会发现这样非常重要的事实。强调转变思想必要性的学者还有佐久间智子女士，她在《围绕谷物的大矛盾》1一书中指出，“日本从国外大量地进口饲料和油脂，这意味着日本为了本国的这些需求，使用了国外的广阔的土地和大量的农业用水”。“据农水省的计算，为了生产出口到日本的农畜产品，出口国使用了相当于日本农地总面积2.5倍的1200万公顷的土地”。我们有必要用这样的全球化的视角和重视“地产地消”的观点，去思考如何重建日本的农业和农村这个问题。日本作为世界上少有的富有丰富水源（雨水、地下水、森林）的国家，应该深深地进行反省。如果再补充一句的话，在全宇宙中特别是在太阳系中，对于拥有宝贵水源的行星“地球”，我们人类应该好好保护它，坚决抵制使用原子核能源（不仅仅是武器，还有核电站）。

四、结语：21世纪的日本国民的课题

晖峻众三先生提出，日本国民在确保食品安全、保障和维持农业的多元化功能方面，要做到以下几点。“日本应该在国内生产品质优良、安全、放心的农产品，并以相应的稳定的价格，持续地供给国民。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应该纠正‘偏重于大米生产，极度地减少小麦、大豆、饲料等作物的国内生产，而依赖于进口’的这种日本农业的扭曲结构。改变极度加工化了的畜产业的现状，使其不断向土地利用型靠近。为此，应当积极推进水田基本建设，使土地条件适合水旱田轮作和复合经营，增加小麦、大豆、饲料作物（没有包括饲料米）、蔬菜等生产，提高这些作物的自给率。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强化加工、销售工作，增加附加价值，以丰富国民的饮食生活。将以上的这些要件编入WTO规则里的同时，还应该在国内政策中规定农产品以及农业经营的最低保护价，或是所得补偿政策等这种支持政策。与此同时，政府应该就作为公共财和农业生产基础的农地的转用问题，予以严格限制，确保农地面积，强化土地利用。至今为止，日本国民长期承担了高额税金，作为改良农地的财政资金。”“为了使有活力的年轻一代，能够自立、自觉地加入到农业经营行列当中，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力，有必要调整农业经营体的条件。其经营形态，不仅限于个体家庭经营，还可以是它们的联合体(生产合作社等)和村落营农，也可以是法人经营(农事合作社法人、有限公司、有一定限定条件的股份公司)等多种形式的经营形态。由于农业是依靠土地和自然来培育生物体的，在从事农作业时，需要随机应变且倍加细心，因此即便是法人经营，也需要家庭劳动力作为其基础。无论是哪一种的经营形态，对专业农户来说，应该赋予他们与周边的上班族大体上同等的劳动时间、假日、所得、社会保障。为了培育这样的农业接班人(劳动力和经营体)，国家和地方政府等应该予以极其细致的支援和支持”。1如果没有日本全国人民的努力和全世界友好国家的理解和支持，日本农业将失去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