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财政农业发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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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财政框架下的农业发展问题的实质

农业发展的总体落后有其独特的经济学原因。SmithAdam（亚当·斯密，1776）认为，〔1〕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工业与农业的生产率差别原因是工业中分工的好处大于交易费用，而农业中的协调费用高于好处。农业在国民经济收入的比重下降，不是因为人们的偏好或生产条件的外生变化，而是农业必须靠从工业进口机器来间接进行分工。进行分工的同时，也使整个市场打破了原来的均衡点，并开始寻找新的均衡点。

SmithAdam的观点有一个前提，即工业和农业在市场环境中拥有相同的权力资源。对于我国的农业而言，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解放后，都是权力资源配置格局下的弱势产业。康芒斯的观点〔2〕虽然有些极端，但市场功能的发挥及资源配置的过程肯定是以一定的权力结构为前提的。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公共财政框架的构建和真正运行，但公共财政框架除了对农业收支的规范化和科学化进行界定外，最核心、最重要的功能是调整和重组全社会的权力资源配置格局。

“三农问题，本质上是一个道德问题”（杨小凯）。〔3〕当全社会在某个时刻都认识到农业的艰难处境时，一时的言论很是动听感人。由于现行的权力资源的格局，制定者和执行者都是原先既定利益的受惠者，他们会逐渐遗忘以前的言论，遗忘权力资源初期取得的不公平性。“当不平等成为社会的一般规律时，最大的不平等是不会引起注意的。”〔4〕在农业和农业发展问题上，这种“遗忘效应”也同样存在。据现在农业方面的政策和农业领域的研究来看，公共财政框架只是开始了最基础的试探性的构建。我国的农业发展缺乏足够的保障，公共产品的城市化倾向和农村地方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滞后，成为农民增收、城乡差别拉大、二元结构更趋突出的根本原因（王国华、）。人口占总数最多的产业，在财政的二次分配中，竟然只有不到500亿元，远低于其他的产业，而且国家的行政管理费用在2004年就已经达到了3000多亿元。各种源自社会等级制度的限制，极大的破坏了农业的发展，而在此种权力资源配置格局下的国家财政对农业和农业发展的支持（很多时候这种照顾是看得见、摸不着的），又进一步扭曲了真正的农村市场。再加上农业原先交易效率的低下，农业本身分工结构有向自给自足的全部均衡倾斜的趋势，以及政绩化的政策和个别地区农业边际改革的成果，使这种变化显得异常的模糊。到2002年，地方政府有45%的财权，但行使着69.3%的事权，使得财政框架下的农业乡镇政府只能通过制度外的收费用以弥补巨额的负债。

一些学者在研究农业问题时，总是从既定的假设出发，他们单纯的认为公共财政框架正在顺利和谐地构建中或已经基本构建完毕，并且能为农业发展提供应有的支持和公开、公平、合理的引导。这显然是没有真正理解农业和公共财政框架的核心关系问题，他们错误地估计了既得利益者及其代表的权力和抵制、误导农业改革的能力。现行权力资源配置格局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大都是原先的受惠者，从马克思哲学理论分析，他们对这种格局持天生的唯心主义认同。那么，那些学者根据前面的前提而做的一系列研究的实用价值也就值得质疑。

“一个阶层的民主，也要依靠其经济力量。”〔5〕因此，我们要打破原来的老套路，正如CoaseR.（科斯，1937）提出企业为什么会出现一样（而不是从规模经济旧的角度），〔6〕当时人们也是忽略了这个问题，只知道企业的存在或企业研究方向就是一个前提，但当科斯及其弟子张五常对企业理论作出了突破性的研究之后，人们对于企业和企业的管理理论的视野及解释力就更高明了。公共财政框架也是一样。

二、公共财政框架下的农业发展思路及模型

农业问题是一个社会等级问题，由此而引出的权力资源配置格局的严重倾斜，其实农业始终处在社会权力资源循环的外围。〔7〕构建公共财政框架，首先就要突破这道顽固的防线，然后重新科学地重组权力资源配置格局，引导我国由分配型财政、生产型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最大程度上削减和缓冲农业分配过程中的协调费用负担，从根本上杜绝农业发展的桎梏。

1.先分离。即先把公共财政框架的构建和农业本身首期分离，对整个社会特别是公共财政框架，可以避免现行的社会等级制度下的“迷雾政治”。在“迷雾政治”的环境中，就是有某些阶层借原来的弱势产业和人群的政策导向掩盖其真正的目的，使政策和政策的可行性与连续性大打折扣。如农村的金融信贷，国家有意搞活农村金融市场，但真正受益的却是房地产行业。在分离中，我们要根据宪法真正地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给予农业以公平。公共财政框架的首期构建也要与农民在国民中应有的权力相匹配，更重要的是框架的推行和实施更要符合这一标准。要打破权力中的黄宗羲定理，框架的实施也是针对实施者的，否则，由于政府和上层等级的既得利益，边际利益的调整也会达到极限。如自1978年的农业边际利益调整，到上世纪90年代时达到了极限，造成了延续至今的农业发展长期停滞不前。如果不打破原来的权力资源分配的格局，农业本身结构又将更远离帕累托最佳，而现行农业内部畸形的市场均衡又在破坏其发展。所以，要依靠公共财政框架对行政机构和各级政府作出大幅度的压缩，这是关系农业发展命运的根本性措施，况且国家政权和公共财政也能够承受这种变革及其经济负担。

我们借助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一个简化的模型来进行初浅的量化，以便更好地理解权力资源在政治和经济两个领域以及在城市和农村的配置所产生的长期社会发展绩效。

Y=εAaBb（A=c1+d1，b=c2+d2）

A和B分别表示权力资源在政治和经济两个领域的配置，具体转化为财政间接控制市场配置（财政间接控制）两部分；a和b则相应的表示社会经济发展绩效对该领域权力资源的弹性参数，且a+b=1；ε表示综合绩效系数；Y表示总体社会经济发展绩效；c和d表示农村和城市的权力资源配置。

由于我国总体分工演进和专业化已到了一定的阶段，完全保险的行业部门改革也取得了有效的成绩，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已经证明：市场配置效率高于财政直接配置效率，即a.

在这一模型下，现行的财政体制为：A>B，d2>c2，d1>d2.即权力资源只要由财政直接控制，且主要配置在城市，但B的比重在逐步的增大。公共财政框架在这个模型下应该是：Ad1，d2>c2，即工商基础型公共财政体制，权力资源总体向市场倾斜，工业反哺农业，带动农业的商业化和产业化，逐步消减城乡对立的二元经济结构，因而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发展问题。这是公共财政框架构建和运行的总的思路。

2.再融合、创造。在融合和创造过程中，农业发展问题就会变得比先前明朗，最重要的是做好权力的衔接和农村社会结构的改革。笔者认为其它问题（如农村金融市场、农业增长线的改变以及保障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是水到渠成的。公共财政框架应全面科学地规范收支，给农业以公平的财政诱导。表面上看，公共财政应该支援农村，若只是无发展性地进行支援，靠公共财政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财政支援要遵循发展性支援原则。

公共财政只是对市场经济的一种补充，市场经济的前提就是市场参与主体——社会各成员之间权力都是平等的。如果没有一个平等的社会前提，是不可能达到社会经济的良性协调发展。由于城乡权力分配的不平衡，形成了中国城乡二元经济形态，严重阻碍了农村的发展，同时也将影响城市的远景发展。如今的一个现实矛盾是：作为中国主要成员的农民，因其分散于全国各地，又严重缺乏组织性，其不能得到与其它社会集团的平起平坐的对话资格在权力资源配置过程中始终处于不利的地位。市场本身是无法改变这一历史的权力资源格局的。正如杨小凯分析：只要权力平等，由于原来市场交易效率的不同，农村的投资者及其它的资源会涌到城市导致城市竞争的加剧。但随着农村的制度环境的改善，增值空间更大，各种费用下降，反而会给人们许多机会，由此，两者会逐步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8〕因此，公共财政应该消除或降低因制度扭曲导致的农村发展的内生交易成本和城乡权力资源分配上的不平衡。

只有当农业以外的产业所得到的权力资源趋于合理时，农业才能真正的放手发展，才能在一个公开、公平的市场和社会中参与竞争。

三、结语

尽管以上的分析显得很激进，那只是从战略上来俯视整个社会和公共财政框架以及农业的发展问题，公共财政框架能够被提上席面，没有人会承认那是因为农业的困境，而是通过这个框架的建立，其他的产业和各种利益集团都可以在其中获得好处，这是我们必须要理解的前提。我们正是要从这个基点出发，把农业发展融到这个机会中。在改革中，我们始终要有自己的核心的系统的具体措施和指导思想，尽可能地利用现有的已掌握的权力资源，使自己的改革措施得到切实的实行和相当人数的支持，避免从泛道德的角度下结论认为两种或多种利益群体是“水火不相容”。即使我们的变革的动机与意图是纯正的，但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特别是应承担农业改革陷入困境甚至失败的责任。更多的从改革的策略上动脑筋，构建公共财政框架和真正发展农业，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做的还太少了，研究也是太肤浅了。严格的说，我们的研究和策略要求是相对内部的挖掘，尽量控制在变革者之间的切磋，然后再渗透到正在变革中的公共财政框架及农业。

农业的发展需要权力资源的均衡分配，公共财政框架必须促进权力分配机制的优化，由市场之手来促产业化革命，激发农业挖掘内部潜力，巩固权力资源公平合理配置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