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的隐性革命及其农业的未来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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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的农产品数量剧增被称为农业的显性革命，而农业隐性革命在产量上的变化是不明显不突出的，但正是这种没有带来数量剧增的消费结构变化却推动了农业的快速发展。近几年，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趋于多样化，消费水平逐步提高，从而触发了农业种植结构由单一的粮食蔬菜的种植向多种形式的种植模式的转变，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使农业产业发生了隐性的农业革命，中国的农业隐性革命是我国的消费结构和种植结构发生改变所引起的中国农业整体结构发展升级。同时，我国农业生产发展面临着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缓慢、现代科学技术落后以及现代经营主体发育不足的实际情况，针对农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应建立新型经营主体+现代技术+绿色农业模式，从调整农业的结构、生产规模，以及发展现代技术等方面寻求一条适合中国农业未来发展的道路。

［关键词］隐性革命;农业结构;农业发展;农业转型;现代农业

一、农业隐性革命产生的背景

黄宗智、彭玉生在2007—2010年期间针对我国食品消费和农业结构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和估计，中国的食品消费正从传统的8∶1∶1，即八成粮食、一成肉食、一成蔬菜模式快速转化，当前的比例可能约为5∶2∶3，蔬菜的比例快速上升，同时粮食的消费比例在下降。而中、低收入者的消费水平如果能够进一步提高的话，那么消费比例转化的终点可能是4∶3∶3［1］。这个转化的背后动力主要是由经济结构转型所带来的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首先是食物消费需求多样化，主要体现于对肉食和蔬菜水果的需求，其次是非农部门收入提高。市场上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动导致农业生产结构的改变，表现为农业生产从传统的大规模的以粮食为主的种植转向以品种丰富的果蔬种植为主、从单一的种植业转化为种养加结合的多样式种植业。中国的隐性革命其实是由消费结构变化所推动的农业革命，传统的农业革命主要见于产量的变化，之所以说“隐性”革命是因为一般观察不到有突出的食品消费和农业结构的变化。1985年以来的30多年中，中国的种植业尤其是粮食种植面积，虽然略有增长，但并不显著。与非农部门的快速发展相比，农业部门发展的速度相对滞后。但就在这一相对滞后的情况下，中国农业发生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与传统的农业革命不同，传统的农业革命主要表现为粮食产量的数量变化，动力来源是农业本身发展。例如，英国的农业革命中的牲畜放牧与使用、现代西方农业革命中的机械和化肥使用，以及二十世纪后半期发展中国家“绿色革命”中的科学选种与化肥使用［2］。而中国隐性革命的动力则来自非农业自身的发展，即农业之外的因素所导致，因为大部分粮食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是停滞或变化不那么显著的，以及因消费需求转化所导致的农业结构转化以及其所附带的产值变化，而后导致农业本身的一系列变化，这与传统的农业产业革命很不一样，因此很容易被忽视。

二、中国农业隐性革命的本质:农业结构的转型发展

(一)消费结构和种植结构的转变

促进了农业隐性革命社会需求结构变化刺激了产业的结构调整，消费者的需求偏好决定产业结构调整进程，因此，消费需求结构变化决定了产业结构调整方向。需求偏好相似定律认为，如果两国(地区)的平均收入水平相近，则它们的需求结构也相似。近年来，我国整体消费需求逐步与中高收入经济体趋近，消费需求升级、生活质量提高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拉动力，从而带动农业产业的升级［3］。由于人们的饮食结构发生很大调整，从而改变了以种植水稻为主要粮食消费的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另外，收入水平的逐渐提高带动了人民对高质量、高品质的食品的消费。1978—2005年，国内居民消费以粮食作物为主要消费品，在2011—2015年的五年时间里，粮食类的消费价格指数逐年减少(见表1)，人们热衷于对蔬菜水果以及高品质的大米的消费，对肉、蛋、奶基本消费需求变化不大，更加关注食品的营养成分和品质，大部分消费者提高了有机蔬菜、肉类的消费，减少了油脂类食品的消费。饮食消费结构的改变是促进农业产业结构改革的直接动力。

(二)工业部门发展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转型发展

目前，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过渡阶段，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客观条件［4］。在工业化快速发展的时代，我国农村走出了一条特色道路———“农村工业化”，即以村庄和城镇为基础的乡镇企业的广泛发展，它最初始于一种废品旧货工业和对城市货物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工业化发展不仅促进了农业部门发展，而且推动了新型农村工业和服务业的转型和升级［5］。工业化思路可以有效地破除传统农业的观念，将工业产业中的管理模式、组织方式等引入农业生产中，从而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益。如表3所示，工业部门吸收了一部分农业转移的劳动力，使得一部分农民从农业中解放出来，实现工农要素之间的流动。随着工业的增加值逐年增长，工业化发展有利于改造传统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促进农业像工业产业一样集中化、规模化发展;有利于农业部门科学布局生产种植基地，改善农业生产结构的不足;有利于农业产业化的继续深化发展，工业化创造的财富能够推动传统农业部门的产业发展，进一步转向更高效的农业服务业，农业部门从而得到快速发展。

(三)土地流转促进农业结构的转型发展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被视为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需要各种生产资料投入要素联动配套共同作用。农村土地流转是促进要素流动的重要途径［4］［6］，农地流转的主要是土地的经营权。农村土地流转以确权为基础，以放活经营权流转为目的，从而提升土地要素的流动性。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有利于实现农业效益的最大化，为企业扩大经营规模提供政策保证，有助于改善农业的生产结构。另外，土地流转有效地减少了耕地撂荒现象，促进土地资源有效配置。通过土地流转，增加了农业投资机会。各种社会发展要素参与到农业经营中，为农业生产效益的提高和城乡统筹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社会资金对现代农业的投入不断增多。土地经营权流转为农业生产向高效农业、特色农业、规模农业的发展提供土地保障。

三、农业隐性革命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阻碍因素

(一)农业基础设施落后难以有效支撑

我国农业结构的转型农业基础设施是农业生产不可或缺的公共基础条件，同时也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先行资本、农业稳定发展的产业基础、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支撑［7］。在发展中国家，完善的基础设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农产品的生产成本。由于长期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户籍制度的影响，我国依然呈现出城乡分离的二元公共产品供给格局［8］。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相差较远，我国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国民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比重偏低，平均维持在3%左右。截止到2016年，国家加大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投入，比重达11．5%左右，固定资产投资中基础设施投资约140005亿元，较上年增长19．0%，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农业生产具有很强的内在风险性，农业基础设施具有减小农业生产风险的作用。当前我国的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现有农田水利设施对调节、改善农田水分状况和地区水利条件作用不明显，大型水利设施项目较少。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集中在城市，对农村的建设较少，农业基础设施结构不合理、配套不完善、质量低的情况较为突出，标准化农田建立缓慢，农田的规整度不一，产量低、综合效益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滞后于农村的经济发展，农村的教育和文化没有得到更多的发展，致使农业的后发力不足。

(二)农业金融体系建设缓慢难以有效拉动农业结构转型

国家没有制定一个长期的适合农村农业金融发展的目标;农业金融机构管理分散，农业发展过程中农户信贷需求旺盛，但农业金融机构的农业发展资金欠缺，农业资本投入到农业范围的资金有限［9］。截至2016年年末，农村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人民币贷款余额14．98万亿元，占总支出的9%，城乡金融机构发展不均衡。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存在体制建设不健全、资源配置不合理、农村金融的发展与农村经济发展不相适应、村网点覆盖率低等问题。政策性金融和合作金融农村信贷发放规模有限，主要针对农村企业组织集体。为了控制风险，金融机构的农村业务大多局限于有担保或质押品(一般金融机构界定农村自住房不能作为抵押品)的农民个体。而资产低的农户，难以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10］。农村资金获取渠道少，农业资本投资率低，农业收益少。农业资金投入短期内没有效益，资金回笼速度慢，利润不高。农村金融发展速度慢，金融企业入驻农村数量少，不能满足农村经济主体的正常金融需求，农村的期货市场和保险市场的建设相对城市滞后，农业是高风险弱质产业，农业面临的自然灾害较多，具有收益不确定性，农村经济前后期投入较多，农村资金的流动性较差，资金链容易断裂，同时农村的金融监督体系建立慢，对农业的保障体系建设不完善，投入农业的专项扶贫资金缺位。农业建设的二次运输和研发成本较高，难以实现农业的快速发展。

(三)现代农业技术发展难以有效促进农业结构转型发展

技术进步在促进经济增长、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产品供给方面有巨大的作用［11］。现代科技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支撑，粮食产量提高的根本原因在于科技的进步。以现代农业技术为核心的农业生产是提高我国粮食产业竞争力的保证［12］。农民一旦认识到可以运用新技术得利，便会推进农业的发展和现代化。从农业技术的效率角度看，农业技术效率对改善传统农业的弱质性、提升农业的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改造传统农业，农业技术的实施面临着成本问题，农业的发展需要依靠先进的技术。受成本“地板”和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农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为此需要依靠农业技术创新。现实情况是我国的农业机械设备造价成本高，并且使用开发力度不高，没有达到使用效率最大化的原则。现代农业技术对于农户(特别是地区偏远且知识匮乏的农户)来说很陌生，无法实现向全国各地区农户推广农业技术的可能条件以及预期的合理判断。加上高投入高消耗方式造成的资源浪费，过量生产使得产能过剩，资源无法合理配置，效率不高使得农业转型发展困难。

(四)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发育不足难以有效推进农业结构转型发展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农业经济实力和竞争力的决定因素，是农业发展的支撑力量和微观基础［13］。我国农村现在仍以传统的一家一户“小农生产方式”模式为主，绝大多数农户还只是自然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体”，没有成规模化的农业产业越来越难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当前我国农业生产经营面临严峻的形势，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就业;经营主体老龄化、兼业化、低质化倾向明显，今后“谁来种地”等问题日益严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成为当务之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指在保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前提下，有一定经营规模、集约化程度高、市场竞争力强的农业经营组织和有知识、懂技术、会管理的职业农民。当前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刚起步，农户对现代农业技术装备和农业技术方法适应性周期较长，农业收益短期不大;农户组织化程度低，难以运用现代农业组织来改造传统农业。经营主体发育不足造成后期的生产经营遇到瓶颈，难以有效推进农业结构转型发展。有限的新型经营主体的技术水平、市场意识和管理能力都相对不足，与市场机制对应的激励机制、利益分配机制、现代财务机制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位，小生产与大市场，分散经营与适度规模，发展环境与农业发展等方面的矛盾依然突出。

四、农业的未来出路:结构转型到提质增效

经验表明，一国经济进入快速增长轨道后，长期增长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为结构变动促进增长的经济追赶阶段;后期为要素/产出比例趋于稳定的均衡发展阶段。农业转型发展过程中，前期需要结构变动促进农业增长，后期需要稳定要素产出比，在效率和质量上面做文章。因为农业提质增效是牵引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动力［3］。现代农业生产方式表现为分工的深化，通过规模化生产获得农业规模收益，其核心是农业劳动效率持续提升。根据库兹涅兹定律，劳动力从低效率的农业转向高效率的工业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必须立足我国的实际国情，要以改革现代化农业生产关系统领全局，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供给为主线，以优化农业产能和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大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

(一)选择适度经营规模的家庭农场模式中国小农场模式的发展是在现代农业科技进步、政府以及组织集体支持的基础上发展的。要实现小农场发展模式推动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就必须改变农业产业产能低效和农民收入水平不高的现状，让土地真正成为农民生活的保障。近30多年的工业发展以及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农业中的小规模过密情况。面对小农经济仍然长期存在的事实，中国农业的将来仍需依赖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模式，其出路不在大农场而在于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在少量的土地上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劳动生产效率，从而满足人们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新时代要发展小规模劳动密集型农场，发展适度规模、多种经营的现代农业，减少农村隐性失业，提高农民的收入，缓解长期以来农村劳动力过剩和收入低的问题。因此，具有适度规模、能够持续发展的小农式家庭农场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相当关键的一面。

(二)提质增效促进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我国农业发展需要由增产导向向提质增效导向转变，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转型升级。要坚持市场导向，着力调整优化农业生产种植结构，加快推进产业向“三区三园”集聚。“粮改饲”将成为农业结构调整的主流方向，粮食消费数量的减少引导着粮食向饲料的转变，要充分利用我国“粮改饲”的政策发展种养加产业的融合。乡镇企业要顺应市场消费需求变化，减少低端供给，改善农业部门的生产结构，抛弃污染低效的产业，减少产能浪费。通过调整供给和需求，打造农业新生态，实现全环节产业链的升级，从而为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创造出有吸引力的盈利模式。以农业特色和现实生产情况为基础，发展各地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优化农业区域布局和农业产业结构，稳抓粮食生产。融合三次产业发展，要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加强服务业和农业的融合，把产供销、贸工农、科教研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一体化的经营体制。推进土地流转，建立高标准农田，规范化生产体系，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商品化和社会化。推动农村的资本流动速度，形成投入—流转—资本—投入的良性循环系统。加快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能够有效调整土地资源的分布，从而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加快土地制度改革能够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持续提高，农业就会产生盈利的可能和机会。

(三)应用现代技术的新农业将得到发展政府部门需要注重体制改革、机制创新，要强化科技创新，支持农业应用机械研究，促进农业技术创新成果在农村地区广泛应用，加快技术创新步伐，增强农业内生发展动力，加大对农业技术研发的投入，开辟农业科技新领域，提高农业科研资金利用效率。强化农业产业技术初创新和集成创新能力，打造现代农业产业技术创新高地。转型升级种业创新体系、育种机制与模式、种业交易系统，提升种业行业的创新力和竞争力。积极推进产学研的有效结合，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运用和转化。建设一批懂技术、懂农业的职业农民和发展一批新型农业科技型企业、培养造就“爱农村、爱农业”的“三农”工作队伍，提升基层农技推广服务能力，推进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扎实推进制度下乡。同时将“引进来”与“走出去”有机结合，实现我国农业科技的快速发展。

(四)质量+绿色农业助推农业“隐性革命”持续发生国家已经将质量和绿色作为振兴“三农”的动力源和内生力，加快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大力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三农”工作要以推动高质量农业为中心，推进质量兴农、绿色兴农，推进农业标准化产业的建设，切实加强农村执法监管，加强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推进信息化与农业融合发展，实施品牌提升战略，强化现代要素集成运用强产业。保护环境和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提供更多更好的优质农产品及相关服务，促进“三农”向质量提升转变，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适应，通过消费倒逼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要坚持绿色理念导向，促进农业的绿色化生产，持续推进农业投入品减量，加快推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为了减少农业生产不确定性风险，加快建立和完善农村金融体制，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推进农村金融机构多元化格局的形成与发展，促进金融机构积极开展合理、有序的市场竞争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通过质量提升、有效供给，促进农产品消费，实现农业“隐性革命”持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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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匡远配；李姗姗 单位：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