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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但与此同时,我国的环境问题尤其是农村的环境问题也已经发展到不容忽视的地步。我国是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农村是我国重要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农村生态环境的好坏,直接作用于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也直接影响着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我国目前的农村环境问题可以总结为以下几方面:一是农村总体环境状况趋于恶化。20世纪中期,由于当时人们普遍缺乏环境保护意识,国家也没有相应的环境保护政策,我国很多农村地区开始出现环境问题。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农村的经济增长和生产方式变革、城市污染向农村的转嫁、农村管理方式变迁等诸多原因,导致农村环境被损害的程度更加严重。土壤污染、水土流失、草场退化、水资源萎缩、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越发凸显。①二是农用化学品带来的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我国是世界上使用化肥、农药数量最大的国家,化肥使用量达每平方千米40吨,是发达国家为防止化肥对土壤和水体造成危害所设置每平方千米22.5吨的安全上限的近2倍。这不仅造成了土壤污染,也加重了水体有机污染和富营养化污染,还通过农产品污染直接威胁到人群健康。三是农村居民生活区的环境污染。近年来我国农村居民生活区规模在逐渐扩大,但是规划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未能跟上。居民生活污染物没有相应的处理设施和处理方法,往往直接排入周边自然环境中。加上乡镇企业、畜禽养殖场的污染物处理率也较低,造成很多农村居民生活区的“脏乱差”现象甚为严重。
一、社会资本———农村环境治理模式创新的重要因素
2005年国务院的《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指出,我国目前存在“环境治理机制不完善、公众参与水平有待提高”等弊病,倡导从传统环境治理模式向现代模式跨越。如果说传统环境治理是政府直控下的政府加市场的二元治理,那么现代环境治理则将是市场、政府、社会等的多元治理模式。对于农村环境治理来说,如何使农村社会中各环境利益相关者成为环境治理参与者,形成多元主体共治的农村环境治理模式,这就需要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提出社会资本概念。他认为作为一种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具有相同属性的“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这些资源与对某种持久性的关系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这一关系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一种体制化的……集体的每一个成员拥有这些资源”。②而这些非经济的社会关系同物质和人力资本一样能产生社会价值。社会资本从根本上说是从人与人之间和社会结构中衍生出来的一种价值资源,信任、规范和关系网络是社会资本的三个组成要素。社会资本理论提出至今,已经成为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研究领域广泛采纳并用来解释和说明各自研究领域问题的综合性概念和研究方法。这一理论之所以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原因在于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软资本”,能够促进社会组织网络之中的良好共生关系,提高政府的综合治理绩效,提高社会运转效率,激发社会持续的发展活力。在社会、人群、组织之中如果缺少了这种黏合剂,则社会合作就会出现障碍,制度效能就会出现问题。在农村环境治理过程中引入社会资本机制,可以弥补政府单向管理的不足,有效地解决人们在环境资源利用中的利益冲突,减少摩擦,增进协调合作和参与,促使人们遵守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则,是更有效率、更人性化、更有灵活性的有效的环境治理手段。而相对于城市来说,我国农村的特殊社会状况也决定了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社会资本将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
其一,我国农村社会“村民自治”管理模式使政府难以在环境治理中直接发挥效力。我国自1983年实行乡镇体制以来,农村的治理方式演变为“乡政村治”模式。乡以下的村落不设政权建制,而代之以选举产生的村民委员会,村委会根据村民意见实行社会事务的自治管理,这种管理不具备国家强制力,而是以村规民约、村民舆论、村民集体意志为基础,具有高度的自治色彩。而另一方面,环境保护并不是村民自治组织必尽的义务,农村环境保护任务对村民来说具有一定的选择性。农村环境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很容易发生“公用地悲剧”现象。
其二,我国农村社会蕴藏着大量的社会资本。虽然在现代化过程中,农村社会人口流动性加大,人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变得疏远淡薄,但是我国大部分的农村仍然延续着传统的“熟人社会”的基本状况。费孝通曾经描述过中国传统的农村社会的社会结构特点:“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以血缘关系、熟人关系为基础构成了基本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城市化进程中这种社会结构特点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农村社会仍然以家庭、家族、亲属、熟人等关系为纽带,而所谓“熟人社会”中蕴涵的信任、互惠、合作和关系网络等社会资本要素仍然在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些丰富的社会资本要素稍加利用,就能够在环境治理中发挥出良性作用。
二、社会资本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功能
社会资本包含信任、规范和关系网络三个组成要素。在农村环境治理过程中,三者之和可以带来广泛的社会参与和社会合作,弥补传统“政府直控型”治理模式的不足,提升农村环境治理绩效。
1.规范机制
规范是对人类相互行为的约束,是人与人之间长期博弈的结果。环境治理中的规范要素,即使是没有强制力为后盾的非正式规范,对人的行为都有一种软约束的作用或凝聚的作用。而一个社会如果缺乏足够的规范作为制约力量的话,则会导致社会的管理与监督成本增加。农村环境治理目标在于农村环境的最佳治理效果,这意味着每一个农村环境利益相关者在各个方面都能够有章可循,有规则可依,使每个个体在追寻自己的环境利益时不会损害他人和国家的环境利益,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规范这种社会资本的建设。目前我国农村环境的正式规范并不健全,没有专门的农村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同时非正式规范对于农村社会的约束力也不强,“个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的观念很普遍。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农村环境治理效果。
2.信任机制
环境治理是在一定区域内发生的,并且通常是以一个行政区域为单位。生活在这一区域中的人必然与这个“共同体”发生联系。在同一空间中长期共同生活是人群不仅仅在物质生活上会发生长久而紧密的联系,在其他的方面,如价值观念、组织结构、人际互动等各个方面都会形成一定的密集的联系,从而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而这些因素恰恰是构成社会资本的基本要件。在农村环境治理过程中,所涉及的利益相关主体主要有政府、环保部门、企业、村民等几方面,形成或强或弱的关系网络。其中政府和村民之间是否构筑起良好的关系网络资本,对于农村环境治理效果有重要的影响。二者良好的关系网络同时意味着沟通机制的畅通、多方参与、伙伴关系和高信任水平。政府(包括环保部门和具有准政府职能的村委会)是环境治理的主要责任承担者和治理行为的决策者、组织者和主要作为的实施者。政府在村民中的口碑与受信任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社会资本状况和信任环境。政府和村民之间是否建立了良好的环境利益协调机制、环境信息沟通网络对于农村环境质量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网络关系的质量与分布状况,决定了人们达成一致行动的可能性和效率。关系紧密、沟通顺畅,各主体之间信任度较高,则社会治理的效果就会较好;反之,各主体之间彼此不信任甚至敌对抵触,则环境治理的目标就很难实现。
3.关系网络机制
一个共同体中关系网络的维持、规范约束作用的发挥需要以社会信任来保证。“没有互相之间普遍的信任,社会本身将瓦解,几乎没有一种关系是建立在对他人的不确切了解之上的。如果信任不能像理性证据或亲自观察一样,或更为强有力,几乎一切关系都不能持久。”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程序化和制度化的社会,社会成员之间的彼此信任对于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至关重要。社会信任的缺失会直接导致社会危机的出现。良好的社会信任是一种风险规避机制。信任机制作为社会资本的内在机制之一,在农村环境治理中是一种比行政和市场手段更为灵活和人性化的治理手段,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治理效果。环境利益相关者彼此间信任的存在能使双方对未来有一个明确预期,并由此达成互惠合作,从而减少交易成本。规范和关系网络的构筑使社会产生良好的信任机制,三者之和等于良好的社会资本。良好的社会资本在农村环境治理中发挥着重要功能。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和正式与非正式规范的凝聚,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信任,从而将农村社会各个分散的环境利益相关者的环境利益诉求、环境权益等凝聚在一起,有效地解决人们在农村环境资源利用中的利益冲突和摩擦,有效地弥补政府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不足。反之,忽视社会资本因素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也会直接影响农村环境治理绩效。
三、发挥社会资本效应,支持农村环境治理模式创新
社会资本对农村环境治理的作用与功能表明,良好的农村环境治理依赖于农村社会丰富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存量丰富且分布均衡,村民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就强,对环境治理的参与合作就更容易,环境治理的效果就更好。而社会资本的缺失必然会制约环境治理的效果。因此,培育和利用农村社会资本是提高环境治理绩效的关键因素。
第一,培育运用农村社会丰富的社会资本,组织农村社会成员广泛参与环境治理。我国农村社会成员基本上处于分散、无组织的状态,他们在环境利益的竞争中实际上处于弱势地位,这对农村环境治理来说是巨大的挑战。农民作为中国最大的一个阶层,也应当有自己的环境利益组织,并能在中央和地方各级环境决策过程中反映自己的环境利益和诉求。将村民组织起来形成环境利益方面的协会来提高农民参与环境治理能力尤为必要。
第二,健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制度与规范。应建立健全法规政策制度体系,认真修订完善现有与农村环境治理相关的法律法规与政策,增进其具体性。农村环境治理规范的健全也不仅是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对农村环境的各项规定的健全,更重要的是政府还要投入充足的资金和人力资源。
第三,提高农民的环保意识也在社会资本培育的范围之中。农民的环保意识缺失是农村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提高村民的环境保护意识,使他们树立保护环境就是保护农村、保护后代子孙的意识;在村规民约中加入环境保护的内容,发挥非正式规范的内在约束力,都是利用社会资本促进环保绩效的手段。
第四,培育各环境主体之间,尤其是政府与村民之间的联系与沟通网络。虽然在农村环境治理中,应强调由行政化手段向社会手段转变,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政府职能。政府在现代环境治理中仍然要承担确定目标和政策、动员和组织各方参与、协商和合作等领导作用。本文所倡导的农村环境治理的模式是多元主体共治的模式,这就要求各环境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赖的,靠单方面的努力将难以完成对环境的管理,它们之间需要通过谈判、协商甚至必要的交易,形成一种关系密切、沟通渠道畅通的网络。这种关系网络系统不应是传统的政府直控式的治理体系,也不是单纯的市场机制,而是各环境主体,尤其是政府与村民依靠自己的优势和资源,通过对话以增进理解,树立共同目标并相互信任,建立合作,共同承担环境保护责任。这就需要建立起横向联系平台,培育政府在农村社会中的信任环境。构建良好的农村环境治理机制关键不是在于弱化政府权威,而应在于明确其优势领域和作用空间。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中,农村的环境问题已经是关系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大问题。而从我国农村社会实际出发,建立怎样的农村环境治理模式,采用什么样手段、方式和机制来提升农村环境治理绩效,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项艰巨的课题和任务。挖掘社会资本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积极效应,使政府、市场和农村社会成员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多方合作的机制是环境治理未来的未来发展方向。为此,我们一方面要保护好现有的农村社会的社会资本,发挥好社会资本在环境治理中的功能;另一方面也要注重构筑起新的社会资本,使社会资本支持农村环境治理,实现由传统环境治理模式向新型治理模式的转变和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