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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管理学专家米都斯,曾与其同伴一起对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几个方面进行考察,并在其著作《增长的极限》中得出以下结论:“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粮食生产、自然资源消耗等方面按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的一百年中发生。最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双方有相当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而只有地球上每个人的基本物质需要得到满足,而且每个人都有实现他个人潜力的平等机会”,全球才能被称为“均衡状态”。在这里,米都斯特别强调“每个人都得到满足”、“个人潜力”、“机会平等”,这些正是人与人之间对于资源分配一种理想状态的设想,生态环境的社会性在他这一论述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当代领军人物:奥康纳,在系统地考察了环境和生态问题的本质后,出版了其代表作《自然的理由》,其中包含了其对改进环境教育的理念的一些观点。他从“自然”的概念开始考察,批判传统的观念中总是把自然的概念机械化、二元化、碎片化,缺少对其社会性的考察,并片面地将“自然”与“文化”隔离。他认为,自然,包括外在自然和人化自然,即马克思所说的“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二者都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不管是“自在自然”,还是“人化自然”,都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奥康纳指出:“在总体性的物质生活和具体的劳动关系中,自然与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具有极强的交互性。”他始终坚持从自然、文化一体的角度对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进行探究,他强调,“文化实践可以理解为在工具理性、控制自然、利用自然、人类中心主义等理念的指导下,忽视自然规律和自然界的运作性,盲目地扩张自然科学的应用范围。这种文化实践的结果会导致物理和化学规律失去控制。”文化的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社会性,奥康纳所说的文化实践导致的结果,正是由于社会性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若再具体一些,文化维度的一个重要的内涵正是环境教育。因此,环境教育的社会性在奥康纳这里也得到了间接的体现。奥康纳的“自然文化”一体论直接的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的人化自然观,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实践,提示了人与自然、文化与自然的本质特征,即著名的“人化自然观”,在这一观念中首先就指明,“社会性”正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重要属性,若放到当今时代背景下,则首先体现在环境教育事业中。
其次,本人曾在“柯尔伯格道德发展论对高师学生德育的启示”一文中,依据柯尔伯格的道德判断理论对高师生的道德阶段进行过划分,即高师学生的道德水平大多数处于“习俗水平”,他们会以受到别人的称赞和表扬为荣,并且认为能够得到他人支持的即是对的,在这一阶段的后期,他们会特别关注,与他人的团结,避免破坏制度和规则,使良心符合规则和义务,并履行自己承诺的义务、严格守法,对他人、社会、团体做出贡献;在社会交际中往往会采纳社会制度观点,强调社会角色和规则。
由此可见,社会性在高校师生的德育工作中应该体现得非常明显。而环境教育恰恰就是一种社会性非常强的教育,只有当个体的道德判断水平至少达到“习俗水平”这一阶段时,才有能力真正地去理解,并内化为自己的思想和品德,从而指导个体的言行。若单纯地对所有个体施以教育,而不去考虑其年龄特征、道德水平、道德判断能力、学习能力等,那么收到的成效微乎其微,学生也只能机械地去模仿,无法将其本质内化。
再次,从高师德育内容来看,政治、思想、道德和心理素质几个方面是高师德育的主要内容。其中,道德方面不仅要求高师生养成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文明行为习惯等良好的教师职业道德,还要求他们要形成现代文明意识,而环境保护意识、生态意识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环境教育在高师德育工作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二、三位一体的环境教育理念
作为当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流派的领军人物,奥康纳通过对自然、文化的深入思考和研究,提出了自然、社会劳动和文化三位一体的辩证观点,这对我国改进环境教育理念有重要的启示。首先,环境教育与自然、社会劳动是三位一体的辩证统一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质上是人与人关系的反映,奥康纳在强调文化与自然、劳动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的前提下,指明了环境教育程度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重要杠杆。隶属文化范畴的环境教育,与自然、社会劳动三者并存,任何一者都无法从这一整体中完全独立出来,正如奥康纳所强调的那样,环境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形式,是一种“公共性”的生产条件,是任何社会得以顺利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包括对:经济稳定发展、社会环境保持健康、生产条件得以满足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力。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1年年鉴》,在审视了国际社会在环境治理方面取得进展的同时,也指出了目前全球仍然存在的生态系统恶化问题;对生态系统和人体有害的物质的排放、气候变化的影响;争夺资源的灾害与冲突不断造成的人员及经济损失;以及地球资源的过度开发等各个方面可能带来的累积影响。另外,还指出了随着时代进步,出现了一些新的生态问题,如:人类对磷的需求量大幅上升,部分原因是对有限的磷矿资源是否即将消耗殆尽这一问题进行的激烈争论;海洋塑料,是一个新的有毒的定时炸弹,指出人类会经常性误食塑料,且生物会被塑料缠裹,从而造成受伤或是死亡等。环境教育是人类重要的文化成果之一,它主要是以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中介,从而达到改善人与人关系的目的。自近代“大写的人”以来,人类控制自然的欲念也得到大大地满足,而这把“技术理性”实质却是一把双刃剑,在促进世界繁华的同时,也把以上所阐述的这些生态环境的问题推向了全球。用安东尼•吉登斯的话说,即生态问题本质上已经成为一个“脱域”国家边界,“再嵌入”各国家生活的全人类的问题。
其次,环境教育对于自然和社会的重要性。处于不同生态环境、地理形态中的地区,在处理环境危机的同时,其生产方式、人群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等方面都在受到其间接影响,如: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合理分配资源,避免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的盲目争夺所带来的危害;从考虑环境的适应能力出发,在创造生产所需条件的同时,探索全新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更为关注对新的生态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完善生态环境相关法律法规,通过教育、宣传等形式提高公民的环境法律观念等等,这些都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体现。但是,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要想充分利用这些手段和方法,必须先培养出具有这种观念、意识和能力的人才,然后由这些人去付诸实践,才能最终达到“通过调节人与自然关系从而达到调节人与人关系”的目的。环境教育对于自然和社会的重要性,是当今时代人类生存和发展无法忽视的。若某地区的环境教育的程度比较高,人们则能更正确认识自然规律,自觉尊重自然规律,形成保护自然和生态均衡的意识;且对生态技术的开发和利用能力、探索和发展循环经济模式的能力、以及保护生产条件的能力等都相较别的地区要更高。那么这一地区的自然资源利用率会比较高、生态问题则相对较少,由于自然资源相对富足,生产条件得到满足,则生产者之间的竞争随之减少,产业结构更为健康,最终达到缓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为人类生存和发展而服务的目标。反之亦然,若某地区的环境教育程度比较低,则资源紧缺,而在生产条件无法满足的情况下,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会是非常激烈,甚至是残酷的,这种激烈的“抢夺战争”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变的紧张,矛盾更容易被激化。且人类的生活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皆会因此而变的很恶劣,生产生活质量下降,进一步导致竞争更加激烈,如此往复,恶性循环,进一步导致人与自然关系恶化,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矛盾不断激化。
再次,环境教育的关键是尊重自然之“最终目的性”和“本真的自主运作性”。根据奥康纳在代表作《自然的理由》中所阐述的,自然界之本真的自主运作性是指:“如森林的持续性、土壤形成的周期、特定种类人口的增长方式以及气候的变化这些自然界的‘弱规律性’,是一种既有助于人类活动的力量,又可以在一定情况下限制人类活动的力量,而是‘有助’还是‘限制’,则取决于人类对待自然的方式。”而自然的这种带有“规律性”的发展发式并不是随意的,而是有一个“最终目的”,这一目的就是自然本身的存在。正如马克思所论证的一样,自然,是客观实在地存在的、存在的方式则是不断地发展,这种发展又是不随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称之为自然界的“绝对的自主性”。同时,奥康纳也继承了马克思的另一观点:即在强调这种自主性之后,提出人们可以充分地利用这些规律,而这正是我们进行环境教育的最终目的。环境教育作为社会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人类对待自然的方式和态度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当今的生态灾难背景下,环境教育必须首先承认自然界的本真运作性,才能真正地促使人们将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等意识内化,最终落实到社会实践中。
作者:朱秋单位:运河高等师范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