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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普列汉诺夫把马克思的地理环境具体化为地理环境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人类起作用,这被认为是对马克思的,但他们的思想在四个方面存在差异:一是人与环境的相关点,马克思认为是生产-劳动,普氏认为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二是人与环境关系如何变动,马克思用“相互作用”论,普氏用“可变的量”;三是向人的逻辑过渡,马克思指出自然与人的本质统一,普氏说明地理环境对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四是人与自然矛盾的解决,马克思导向了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普氏却在原地兜圈,其上的保守性窒息了理论上的革命性。
一
在马克思主义的众多继承者中,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理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在许多著作中反复探讨了地理环境在人类中的作用,并在把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理论系统化的同时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首先提出了地理环境的作用随生产力的增长和性质变化而变化的原理,社会和地理环境相互作用的基础是生产力,正是发展着的生产力制约着地理环境诸属性对社会的可能性、范围、性质、水平和形式,并通过生产力、社会关系等环节间接地影响社会意识;再是充分利用地家、人种学家和社会学家大量具体材料探讨了地理环境的结构,阐明了它的这些或那些组成要素对早期人类的影响;还指出马克思与黑格尔理论的巨大差别在于,尽管黑格尔在历史中看到了“世界通史的地理背景”,但把一切发展的原因归结为观念,马克思的伟大功绩在于,他完全从相反的方面去接近,把人的天性看做是历史运动的永远地改变着的结果,而历史运动的原因在人之外。为了生存,人应该维持自己的机体,从他的周围的外间自然中摄取他所必需的物质。这种摄取需要人对这个外间自然的一定的作用。可是“在作用于外间自然时,人改变了自己本身的天性”。普列汉诺夫认为这几句话中包括着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全部本质,但它并不能给予关于这个理论的应有的概念,而是需要加以说明的。普列汉诺夫从他的理解出发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说明:
地理环境的属性决定生产力的性质、发展速度并对社会制度生产影响。
地理环境的性质决定生产力性质。“人是从周围的自然环境中取得材料,来制造用来与自然斗争的人工器官。周围自然环境的性质,决定着人的生产活动、生产资料的性质。”[1]在人类活动中,自然环境中的某些因素逐渐转化为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成为生产要素的一部分,由此,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表现为生产力内部诸要素的相互作用,这正是生产力发展的内部源泉。地理环境的属性制约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周围的自然环境、地理环境的贫乏或丰富,曾经给予的发展以无可争辩的影响。”[2]地理环境的差别是社会分工自然基础,分工带来了交换,交换促进了生产,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刺激了人们各种各样的需求和能力,刺激人们采用各种来提高生产技术。地理环境通过生产力的状态对社会制度的影响。“社会人的属性在每一个特定的时间是为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决定的,因为,整个社会联合的制度是取决于这些力量发展的程度。这样,归根结底,这个制度是由地理环境的属性决定的,它给予人们以发展他们的生产力的或大或小的可能。”[3]森林里乱窜的野蛮人只知道暂时的偶然的男女结合,而定居的农业民族才采取了不可分离的婚姻制度;预测尼罗河泛期的必要,产生了埃及的天文学,跟着产生了作为农业指导者的僧侣阶级的统治。由生产力发展程度决定的人的生活状况与其社会制度是一致的,正如一个军队的武装决定它的整个编制和它的组成人员的相互关系一样,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则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决定着整个社会结构。
2.地理环境是一个“可变的量”。
“社会人和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出乎寻常地变化多端的。人的生产力在它的发展中每进一步,这个关系就变化一次。”[1]“地理环境对于社会人类的影响,是一种可变的量。被地理环境的特性所决定的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人类控制自然的权力,因而使人类对周围的地理环境发生了一种新的关系。”[4]地理环境对社会发生作用的性质、方面、范围、速度、程度等都是由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制约的。如黑格尔曾说过海洋和河流使人们接近,山岳使人们分开,普列汉诺夫认为对此要具体,海洋使人们接近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到较高的阶段上的恩赐,在生产力较低的阶段上,海洋却大大地阻碍了被它隔离开来的各个部落间的关系。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海洋才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生产最初在地中海沿岸的城市中发展起来。
3.地理环境对社会意识的影响根据社会意识的性质有所分别。
普列汉诺夫认为,初看起来好像自然环境影响民族气质,更通过民族气质而影响民族的心智与审美观念的发展,而意大利人的自然环境,就是古罗马人所处的那个自然环境,我们现代的梅涅里克的那些纳贡者与迦太基的严酷的征服者在气质上是不同的。在地球各个区域中,彼此之间的情形不管怎样不同,发展阶段还是与原始人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相应的,我们知道有石器或铁器时代的艺术,可并不知道有白种人、黄种人等不同种族的艺术。“而生产力的状况倒是被反映了出来。例如在陶器的装饰中,我们最初只遇见直线和折线:正方形、十字纹、锯齿纹等。……在铜器时代,出现了金属加工制造的技术,而金属是可以按各种各样的几何图形加工制造的,于是就出现了曲线装饰;最后,有了动物的驯养,于是就出现了动物的图形,首先是马的图形。”[1]不同的人类社会所达到的不同的文化结果,其原因正在于周围条件不允许不同的人的种族在同等程度上使用自己的“发明”能力。习惯、风俗、观点、意图和理想必然地应该适应于人们的生活式样,适应于他们获得食料的方式,合目的的东西胜利着,不合目的的东西由于自己的性质而命定要趋于死亡,原因很简单,不适合于的、与生存条件矛盾的习惯和观点会妨碍这个生存的维护。
二
普列汉诺夫的观点一般说是不错的,但与马克思的地理环境理论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有几方面:
1.关于人与环境的相关点:马克思认为是生产-劳动,普列汉诺夫认为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马克思认为生产-劳动是人与自然的相关点,独立于人的自然对人来说有先在性,但自人类产生后,通过人的劳动实践,自然变成为人的自然,这时自然不只在起源上有意义,且在人类生活的任何时候都起作用,“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过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5]生产-劳动实现了自然物向人的需要的转变,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自然的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属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固有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说来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因而对象成了他本身。自然界的性质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性质,它们的自然关系的特殊性规定了生产关系的一些特点,这样环境与人的关系就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人对自然的改变及人在改变自然中对自身的改变及自然对人的改变三个过程是同时进行的。普列汉诺夫曾转述过马克思的思想:“当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影响他以外的自然时,也就使他自己的本性发生了变化。因此人性本身就有一个历史,要辨明这个历史,必须了解人是怎样影响他以外的自然的。”[2]这里的理解应是正确的,可他偏向了另一边,认为地理环境通过生产力、生产关系作用于人类社会的一切方面,并且地理环境仅通过生产力作用于社会。表面上生产-劳动和生产力两个概念有一致性,但两者其实是有区别的,生产-劳动表明的是人如何进行物质变换,生产力表明的则是人的物质变换能力的大小,这样在马克思思想中闪现的人的自由意志、人的主体性的光芒,到普氏思想中消灭了,决定论导致的是有什么样的地理环境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必定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的一一对应。
2.关于人与环境关系如何变动:马克思用“相互作用”论,普列汉诺夫用“可变的量”。
马克思说:“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时环境也创造人。”[6]人的智力是随着对自然的改造能力的提高而提高的,我们要不断面对环境,而这个环境却是我们先人的活动结果,人类世代的延续既通过生命体固有的经验、智慧的社会遗传,也通过对象化了的实物、生产力的上下承接,马克思给我们展开的是人与环境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活生生的过程,让我们看到的是跳动着、有生命的历史,而对任何一方面的估计不足,都会或走进机械唯物主义或走进客观唯心主义。普列汉诺夫由于认为地理环境通过生产力对人类社会起作用,他就只能用变与不变来解释人与环境的关系。他一方面认为在人和其他动物一样受制于生理必然性时,人类历史是一种无意识的发展,到人转化为toolmakinganimals(制造工具的动物)后自由的曙光才点亮。同样,“也只有地理环境的某些特点能够给这个新的‘制造工具’的能力以使用和改造的余裕。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人的‘制造工具’的能力,首先应该看做是不变量,而使用这个能力的周围的外间条件——应该看做是经常变动的量。”[7]人的理性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在使用这个能力时,人可以不断地变动环境,适应人不同的需要;另一方面认为地理环境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原始推动力,是生产力的“函数”,人跟地理环境的关系不是不变的:人的生产力越是增长,社会的人跟自然界的关系也就变化得越快,人也就能更加迅速地使自然界服从自己的控制。生产力越是发展,生产力的进一步前进也就更加迅速和容易。这样每当要说明变化,普列汉诺夫就不得不先设定一个不变量、一个可变量,或用不变量去规定可变量,或用可变量去规定不变量,在文字中进行拗口的游戏。
3.关于自然向人的逻辑过渡:马克思指出自然与人的本质统一,普列汉诺夫则说明地理环境对生产力的决定作用。
马克思在理论上阐明了人是自然的人,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不可分离,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自身”;而自然是人的自然,人通过劳动把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并把自然存在物转变为人可以使用或消费的物品,自然与人在本质上是统一的。普列汉诺夫却把人与环境分开,他的思维方式是前康德的,他没有找到自然向人过渡的桥梁。尽管他也一再强调说明社会发展的原因要在社会内部寻找,不能外求,并特别注意说明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但由于他没达到统一论的高度,往往只能用决定、非决定,作用、反作用来论证两者的关系,举几个例子:第一,“自然环境之成为人类历史运动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并不是由于它对人性的影响,而是由于它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1]这样问题就出现了:地理环境是否不能通过影响人性来影响社会,只能通过影响生产力来影响社会?人性与生产力是不是截然不同的,生产力中是否也应有人性的因素?他确实看到了单纯的、抽象的人性与人的社会性、社会的历史性不尽相同,但社会性又如何能排斥单个人的存在?世界历史又如何能排斥单个民族的存在呢?第二,在普列汉诺夫的“五项因素公式”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单向的决定,这里连一般人常说的复合因果关系都找不到了。这在理论上也许保持了“纯洁性”,可这种“纯洁”的因果关系在现实中哪里去寻找呢?怪不得他给人一个误解: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只有在生产力至多在社会经济领域找得到,在其他领域是不存在的,地理环境对人类政治、文化、伦理等各方面的影响被忽视了,被取消了。第三,“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决定着一切社会关系的发展,而决定生产力的发展的则是地理环境的性质。”[4]一个结果的产生是由于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的产生又有一个更原始的原因,这种由于单一因果关系的追溯而引起的理论分析上的无穷倒退,总会导致第一推动力的产生,不过在牛顿那里是“上帝”,在普列汉诺夫那里是“地理环境”。
4.关于人与自然矛盾的解决:马克思导向了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普列汉诺夫却在原地兜圈圈,其政治观点上的保守性终于窒息了其理论体系上的革命性。
马克思认为自然与人的矛盾是永恒存在的,原始自然是原始人类最野蛮的对立面,自从学会了使用火,人的自由历程开始了,以后人不断地积累经验、发展智慧、改进工具、提高生产力,也就不断地向自由王国迈进。马克思的人格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以争取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为己任,马克思的思想之所以不朽,是因为他指出人类解放的道路。而普列汉诺夫恰恰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倒向孟什维克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我国学术界有人曾提到:硬说普列汉诺夫的政治立场是他理论思想出现偏差的原因,是有点牵强,但一个人的襟怀开阔与否、是否能站在人类命运的高度思考,对他的思想肯定起重要的导同作用,并影响他得出结论。在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中我们很少能读到像马克思那样对人的关注,也无法看到这个理论最后的目的,更多的是反来复去的说明和一些矛盾的论证,如:普列汉诺夫一方面强调地理环境对人类起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又强调“气候和土地对人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1]他提到几个论据:第一,原始人对一些动物的如马、牛、羊等役使的前提是在他们生活的环境中有这些动物存在。第二,“行船的技术确乎不是在草原上发生的。”[1]第三,“没有金属的地方,土著部落就不能用他们自己所有的力量越过我们称做石器时代的那个界限。”[2]从这些论据中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地理环境对人的作用是重要的,也是直接的,因为我们无法认定,驯服动物、航海、采铁这些能力不是人的,如果说地理环境是通过影响生产力来影响人,那么这个论断的前提是生产力与人的完全分开,生产力不是人改造环境能力的反映。如果这样,他也无法最后证明地理环境如何通过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作用社会了,他提出的论据恰恰证明了他要论证的相反的观点是正确的。
三
简短的结论:受普列汉诺夫的,有人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地理环境的作用会越来越少。我却认为,只要人类存在,人总是在一定的地理背景中存在,地理环境的影响在任何时候都起作用,它不会因生产力的高低变得更重要或不重要,不过在不同的条件下会显现出不同的作用形式。列宁曾肯定黑格尔关于因果关系运动的思想,认为在一定的因果关系运动中,原因会消失在结果中,结果也会随着消失,但原因消失后在结果中会重新产生,同样地,结果在原因中消失又在原因中重新产生。“这些规定的每一个都在其设定中自行消失,又在其消失中自行设定;这不是从一个基质到另一个基质的因果性的外部转移,而是原因和结果在形成为对方的同时,也设定了自身。因此,因果性是以它自身为前提或条件的。”[8]地理环境对人类的影响由最初的直接变为通过一定社会关系产生的间接,但不可由此推出地理环境对人的作用越来越小,只是由于在某一阶段关系的稳定化,人们会忽视对的关注,或由于社会分工的原因,关注自然的任务交给了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地理环境不是像牛顿说的自己不动却推动世界运动的第一推动者,或创造了人后就让人自由活动的上帝,它时时影响生产力的发展,让人不得不时时重视它。自然只是给了人从自然的统治下解放的可能,给了人发展他的生产力的第一个可能,给了人发展理性和战胜盲目的必然性取得最后胜利的可能,自然本身不为人做这一切,人类的事业是由人自己完成的,人必须时时调节自己同自然的关系,为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不断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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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普列汉诺夫著作选集(第2卷)[M].北京:三联书店,1961.168、170、276、170、171、168.
[2]普列汉诺夫.唯物主义史论丛[M].王太庆译,洪谦校.北京:三联书店,1961.149、144.
[3]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M].北京:三联书店,1959.680.
[4]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M].北京:三联书店,1962.170-171、165、165.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131.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3.
[7]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M].博古译.北京:三联书店,1973.112-113.
[8]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单行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