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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安徽省城镇化与内需的发展概况,厘清城镇化发展对内需影响的微观机理,并运用VAR模型等探究了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综合分析得出:安徽省城镇化发展促进了内需(即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增加,但对二者的促进程度不同,城镇化对投资需求的拉动要强于对消费需求的带动,继而导致内需结构发展不协调。因此要加强城镇化发展对内需结构影响的人为干预,推进安徽省城镇化发展转型升级。
[关键词]
城镇化;内需;投资;消费;安徽
近年来,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均把城镇化和扩大内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2009年和2012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2013年6月《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同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也强调城镇化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2014年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再次指出,城镇化是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的强大引擎,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于城镇化。因此,城镇化能否扩大内需以及如何扩大内需成了学者关注的焦点。在二者关系的研究中,罗富政通过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城镇化与内需之间存在U型关系[1],宗翮则指出2013-2020年我国人口城镇化进程将带来百万亿的内需规模,成为7%~8%中速增长的重要支撑[2]。至于这种关系是如何产生的,曾令华认为城镇化对需求的创造源于人口城镇化创造出来的消费城镇化,且消费城镇化使市场获得倍数的扩张能力[3]。方辉振则多角度地分析城镇化与内需的关系,城镇化推动城镇建设从而创造投资需求、引发消费升级从而创造消费需求、推动产业升级从而扩充市场需求、促进郊区转型从而形成新的市场需求、促进新农村建设从而扩大农村需求[4]。目前关于城镇化对内需影响的研究偏向于宏观层面的定性分析,很少触及其内在的微观机理。另外,研究多把内需作为单独的变量进行分析,忽视了内需结构的变化。本文先从微观的角度对城镇化创造内需的机理进行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证探究二者之间的量化关系。
一、安徽省城镇化与内需的发展概况
(一)安徽省城镇化发展现状分析2014年安徽省城镇化率(CR)为49.2%,比1990年提高了31.3%,平均每年增长约4.3%。总体而言,安徽省城镇化率呈上升趋势,根据其增长幅度大小,具体可划分为3个阶段:(1)缓慢增长阶段(1990-1995年)。该阶段城镇化率波动幅度较小,同比增长低于1%,最小仅为0.02%。(2)跳跃转折阶段(1996-1998年)。1996年安徽省城镇化率实现了第一次跳跃,首次突破20%,达到21.7%,提高2.6%。之后则趋于稳定,增长幅度较小。(3)迅速增长阶段(1999年至今)。一方面,随着安徽省市区规划的调整,城镇化体系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小城镇的发展也已走向成熟,且安徽省政府把城镇化的发展摆上了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5]。因此,城镇化率上升的趋势明显且稳定,近似一条斜率为正的直线,由1999年的22.3%增加到2014年的49.2%,年均增长约1.2%,有望突破50%,实现2015年安徽省城镇化的发展目标。
(二)安徽省内需发展现状分析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分别是消费、投资、净出口,而消费和投资的对象是国内群体,故称为内需。本文分别以固定资产投资总额(TI)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SC)来衡量,选取1990-2013年数据,且以1990年为基期,剔除价格因素影响(图1)。安徽省消费需求总体呈上升趋势,2013年为2881.28亿元,约为1990年的12倍,平均每年增长12%。在1997年之前,消费需求不足500亿元,增长趋势缓慢;1998-2005年,消费需求超过500亿元,但低于1000亿元,增长速度较之前有所提高;2005年后,消费需求超过1000亿元,且增长趋势明显、劲头十足。同理,安徽省投资需求总体也呈上升趋势,2013年为5504.42亿元,比1990年增加5272.82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8%。在2005年之前,投资需求小于1000亿元,其增长速度缓慢;2005年之后,投资需求突破1000亿元,且增长速度加快,呈指数式爆炸增长。尤其是在2008年之后,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我国国内消费疲软,消费需求增长缓慢。为了刺激消费、带动经济增长,我国采取了4万亿的投资政策,直接促进了投资需求的增加。综上可知,安徽省内需在不断增加,由1990年的354.6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8385.7亿元,且增长趋势稳定,但内需结构在不断变化。1990-2004年,消费与投资的比值大于1,最大为2(1991年)。由于投资需求的增长速度(18%)大于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12%),2004年后,二者比值关系发生逆转,投资大于消费,消费占内需的比重不断下降,2013年二者比值仅为0.52。最终投资取代消费,成为拉动内需的中坚力量,且消费与投资之间的差距仍在不断扩大。
二、安徽省城镇化发展对内需影响的微观机理分析
(一)安徽省城镇化发展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分析一方面,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城市人口数量迅速增加,城市社会消费基数的增大必然带来消费需求的扩张,这是一种自发的消费需求,是随着消费基数的增加而增加的(图2);另一方面,农民向城市转移后,农村人均资本存量将增加,继而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因此,城镇化的推进也会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收入的增加能够实现人们由需要到需求的转变,提高人们的消费需求能力,从而促进消费需求的增加,这是一种引致的消费需求,是由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带动的。自发和引致的两种力量共同拉动消费需求的增加。劳动力流动还会通过影响居民消费习惯、收入预期等对当期消费产生作用[6],促进社会总体消费水平的提高。
(二)安徽省城镇化发展对投资需求的影响分析投资需求也可分为自发投资需求和引致投资需求,根据如下公式。公式中I为总投资,I0为自发投资,α为加速系数,△Y为国民收入变动,△C为消费变动,这里将国民收入的变动近似看成是消费变动引起的。一方面,城市人口的增加会加大对公共基础设施的需求,从而引起自发投资I0的增加;另一方面,收入或消费的增加会倍数加速投资的扩大,这属于引致的投资需求,因此城镇化发展促进了投资需求增加。综上可知,城镇化发展促进了消费和投资的增加,继而带动收入水平的提高。反过来,收入增加又会促进消费和投资的增加,且投资增加又会反作用于消费。根据古典经济学理论可知,供给能够创造自身需求,投资作为一种组合的消费品供给,必然能够创造出更多的消费需求。此外,投资增加也会推进城镇化建设。在城镇化和内需之间形成一个良性互动的循环机制。
三、安徽省城镇化发展对内需影响的实证分析
分别对城镇化率、投资和消费进行实证研究,探究其内在的量化关系,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首先对城镇化率、投资、消费取双对数。另外,鉴于非平稳时间序列在各个时间点上的随机规律不同,回归时可能存在“伪回归”,难以通过序列已知的信息去掌握时间序列整体上的随机性。因此在实证分析前,先对3个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7],本文采用ADF检验法。如表1所示,原序列的ADF统计量均小于1%、5%、10%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绝对值,即3个变量的原序列均不平稳。一阶差分检验表明,城镇化率、投资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消费在10%的显著水平下显著,所以原序列的一阶差分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平稳的,即lnCR~I(1)、lnSC~I(1)、lnTI~I(1)。
(一)双对数模型分析以lnCR为因变量,lnTI、lnSC分别为自变量,运用Eviews5.0进行回归分析。如上回归结果中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通过T检验,且R2值均大于0.9,F值相对应的概率值均为0.000,2个模型整体模拟较好。自变量系数分别为3.354、2.204,表明城镇化率每提高1%引起投资、消费分别增加3.354%和2.204%,再次证明了城镇化发展能够促进内需的增长且对投资的带动作用强于消费。因此安徽省投资需求的增长速度高于消费需求,二者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内需结构不平衡问题日益严重。
(二)脉冲响应分析分别对城镇化和消费、城镇化和投资做脉冲响应分析,在进行脉冲分析前,首先要保证VAR模型是稳定的。运用Eviews5.0软件进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投资-城镇化”VAR模型的4个AR根值均小于1,落在单位圆内,而“消费-城镇化”VAR模型的AR根值中有一个大于1,落在单位圆外,结果表明“投资-城镇化”VAR模型是稳定的,而“消费-城镇化”VAR模型是非稳定性的,因此本文仅对城镇化和投资做脉冲响应分析。如图3所示,给城镇化一个标准差冲击后,在滞后1~2期时,城镇化率变动对投资需求的冲击为负且冲击较小,这表明城镇化发展对投资需求的带动具有时滞性。从滞后3期开始,城镇化对投资需求的冲击为正且随着滞后阶数的增加而逐渐增大;在滞后10期时,投资对城镇化率的响应为0.109,且这种冲击的趋势没有改变,仍有上升的态势,但势头趋于平缓,充分表明安徽省城镇化发展对投资需求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城镇化在长期内对消费需求增长也具有正向作用且作用越来越大,但其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在短期内偏弱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8]。
四、结论及政策启示
(一)结论如上理论和实证分析的结果同时证明:城镇化发展对拉动内需存在正向的积极作用,且投资和消费对城镇化率变化的反应程度不同。回归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投资的自变量系数为3.354,大于消费的自变量系数2.204,即表明城镇化发展对投资的促进作用大于对消费的拉动,表现在投资需求年均增长率高于消费需求6%。虽然城镇化的推进拉动了内需增长,但内需结构变化并不协调,消费作为潜在的内需动力没有被充分激发,投资仍是拉动内需增长的主旋律。另外,城镇化、投资、消费三者之间并不是简单地单向影响关系,而是一个完整的循环传导机制。
(二)政策启示1.推进安徽省城镇化发展转型升级。虽然安徽省城镇化率一直呈上升趋势,但低于同期全国城镇化平均水平5.6%,居全国第23、中部第5位,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不足30%。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建设仍处在初始加速阶段,城镇化水平不高、城镇规模小且辐射带动能力弱[9],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安徽省应以被列入全国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为契机,由粗放型城镇化向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转变,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走内涵、高效、绿色且符合安徽实际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有效带动内需增长。2.加强城镇化对内需结构影响的人为干预。如上分析表明推进城镇化对内需发展存在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对投资和消费的促进程度不同,进而导致内需结构的不稳定、不合理。消费在内需中的作用不断弱化,而过度依赖投资带动经济增长会导致产能过剩以及加速通货膨胀,不利于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在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同时,要人为地干预城镇化对内需结构的影响,充分挖掘消费需求的潜力。
[参考文献]
[1]罗富政.城镇化扩大内需的路径及区域效应研究[J].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3(6):70-78.
[2]宗翮.新型城镇化: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J].江南论坛,2013(7):13-15.
[3]曾令华.我国现阶段扩大内需的根本途径———城镇化[J].经济学动态,2013(3):26-29.
[4]方辉振.城镇化创造国内需求的机理分析[J].现代经济探讨,2010(3):49-53.
[5]赵宏海.安徽省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2013:55.
[6]黄容,毛中根.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J].消费经济,2013(4):3-8.
[7]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应用及实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165.
[8]肖忠意.城镇化、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及即结构的影响[J].统计与决策,2015(6):101-105.
[9]杜江,刘渝,王雅鹏.中西部城镇化发展的阶段划分与比较[J].统计与决策,2005(24):30-32.
作者:李乾 刘鹏凌 单位:安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