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城镇化发展类型思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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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城郊村、经济发达远郊村和经济欠发达远郊村城镇化发展类型大相径庭。通过对浙江省15个村落的问卷调查，发现城市扩张带动的城郊村城镇化推动了农民与城市文明的频繁接触，促进了公民意识、参与意识和维权意识的发展；经济发达远郊村的内生城镇化提升了农民参与公共生活积极性，增强了政治效能感，但公共性的缺失，使其公共责任意识和民主权利意识显著低于其他村落；经济欠发达远郊村城镇化水平低，农民缺乏参与公共生活和接触现代传媒文化的经历，参与意识和政治效能感最低，但受传统集体主义文化的滋养，公共责任意识显著高于其他村落。

[关键词]

农村城镇化；发展类型；农民；公民意识

一、引言

城镇化是城市文明向乡村传播，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和聚集，城镇空间不断向农村扩张，乡村生活方式转变为城市生活方式，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综合社会变迁过程。毋庸置疑，城镇化进程有利于农民人格的公民化。[1]向城镇的流动、就业使农民既受到社会化大生产秩序的制约，又受到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熏陶，使得农民的权利意识、法律意识等强于传统农民。[2]然而，由于城镇本身现代性不足，使农民工政治参与意识功利化，传统臣民意识较浓。[3]而城乡二元体制结构的留存也限制了农民公民意识的发展。[4]一项基于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城镇化进程对农民政治意识的影响是复杂的，既有正向的影响因素，如外出打工、房屋拆迁、有序政治参与等，又有负向的影响因素，如土地征用、社会参与、个人利益表达等。[5]可见，学界关于城镇化影响农民公民意识发展已取得较为丰富成果，但以下方面还待深化：（1）已有研究未看到农村城镇化发展类型的多样性，[6]未探讨不同城镇化模式下农民公民意识发展是否存在差异；（2）农村城镇化发展类型的差异是否会影响农民的政治参与、社会参与、媒介接触状况，进而影响了农民公民意识的发展。为此，本文试图在浙江省金华和宁波地区选择代表不同农村城镇化发展类型的15个村落，运用问卷调查收集农民公民意识数据，依据定量分析回答以上问题，以完善城镇化对农民公民意识发展的影响机制理论，并为推动农民向现代公民转型提供理论指导。

二、研究方法

1.农村城镇化发展类型与村落样本选择。徐勇依据城镇化发展动力将农村城镇化分为企业带动型、政府主导型、市场拉动型。邓大才依据农民进城的程度划分为身体城镇化（农民工式的城镇化）、身份城镇化（征地与社区建设式城镇化）、生活城镇化（非迁移式的城镇化）。[7]李培林从农村城镇化视角，将村落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处于繁华市区、已经完全没有农用地的村落；二是处于市区周边、还有少量农用地的村落；三是处于远郊、还有较多农用地的村落。[8]可见，不同村落因地理位置和非农化程度体现为不同的城镇化模式。然而，李培林的分类未考虑地区商品经济发达程度，而区域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引发农村城镇化的重要原因。[9]本文依据商品经济发达程度、地理位置与农民进城程度，将农村城镇化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由政府主导，城市空间扩张带动的城镇化，主要在城郊村；二是由农村工业化启动的农村城镇化，主要在浙江、广东、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的远郊村；三是外出打工推动的农村城镇化，主要在经济欠发达的远郊村。本文选择了宁波、金华的三个村落作为城郊村样本；余姚市、慈溪市的四个村落作为经济发达的远郊村样本；金华市、余姚市的八个村落作为经济欠发达的远郊村样本。

2.样本收集及特征。问卷样本来源于调查所在的15个村落，按照年龄和性别进行分层抽取，共发放问卷1500份，获得有效样本1398份（见表1）：

3.研究变量选择与测量。（1）因变量：公民意识。公民意识是公民对公民身份制度规定的权利、义务的主观认同程度，其测量工具在章秀英等编制的测量问卷[10]基础上针对农民群体加以修订，分别由公共责任意识、参与意识、维权意识、民主权利意识、政治效能感、法治意识六个维度28个项目构成，采用李克特五级计分，分数越高，表明公民意识越成熟。各维度的坠值除法治意识在0.52之外，其余维度均在0.7以上，总量表为0.88。（2）解释变量：政治参与。农民政治参与的测量量表由三个维度11个项目构成：个人接触、参与公共事务、利益表达。个人接触是指农民为了建房、孩子上学、找工作、村庄事务等找领导；而参与公共事务是指参与村庄选举，关心村庄选举事务，参与监督村庄的事务财务；利益表达主要是指通过与他人、媒体、网络等谈论政治，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问卷按五级计分，分数越高，表明政治参与越积极。三个维度的坠值为0.60-0.78，整个量表的值为0.80。（3）解释变量：社会参与。它指农民人际交往与参加各类社会组织的情况，包括与他人看戏、打牌、聊天；参加村里组织的灯会、花会、秧歌队、合唱团等文娱、体育活动；参加宗教组织（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等）的信仰活动；参加老年协会活动；参加养殖协会、养兔协会等合作经济、金融组织等行业组织活动的频率。用李克特量表5个等级测量，5个指标的坠值只有0.548。为此，分别考察各种社会参与方式对农民公民意识发展的影响。（4）解释变量：传媒接触。传媒接触是指接触报纸时事新闻、网络时事新闻和电视时事新闻的频率（“从来没有、偶尔、有时、经常、总是”5个等级）测量，三个指标的坠值为0.53，不太理想。分别考察接触不同传媒对农民公民意识发展的影响。

三、不同农村城镇化发展类型下农民公民意识发展现状比较

统计结果发现，城郊村农民的公民意识显著高于经济发达远郊村农民（P<0.01）和经济欠发达的远郊村（P<0.05），经济发达远郊村和经济欠发达远郊村不存在统计差异（P>0.05）。从公民意识各维度的平均值比较看，除法治意识外（F=0.35，P>0.05）外，其余各维度均存在显著差异。

1.城郊村农民参与意识和维权意识显著高于其他村落的农民。参与意识是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和行为倾向，是现代积极公民的意识表征。平均数差异比较的结果发现，城郊村农民的参与意识显著高于经济发达远郊村农民（P<0.05）和经济欠发达的远郊村农民（P<0.001）。经济发达远郊村农民参与意识显著高于经济欠发达远郊村农民（P<0.001）。维权意识是指当公民权利受到侵犯时，个体主张运用法律维护权利（主要是财产权）的意识。平均数差异检验结果表明，三类村落农民的维权意识存在显著差异（F=10.23.P<0.001），城郊村农民的维权意识显著高于经济发达远郊村（P<0.01）和经济欠发达的远郊村农民（P<0.001），其余没有统计差异（P>0.05）。

2.经济欠发达远郊村农民的公共责任意识显著高于城郊村和经济发达远郊村的农民。公共责任意识是公民对公民身份制度规定的公共领域道德的自愿认同，主要与维护政治社群相关的政治道德，包括团结、忠诚和爱国、宽容、理性、生态意识等。从道德层次看，包括基本的公民道德（法律规定的公民身份应承担的义务和职责）和高层次的公民美德（对他人利益和社会普遍利益的关怀）。平均数差异检验发现，经济欠发达远郊村农民的公共责任意识显著高于经济发达远郊村（P<0.001）、城郊村（P<0.001），城郊村农民的公共责任意识显著高于经济发达的远郊村（P<0.001）。

3.经济发达远郊村农民的民主权利意识显著低于城郊村和经济欠发达远郊村的农民。民主权利意识是公民对现代主权在民理念的自觉认同。平均数差异检验发现，城郊村农民的民主权利意识显著高于经济发达远郊村农民（P<0.001），经济欠发达远郊村农民的民主权利意识显著高于经济发达远郊村农民（P<0.001），其余没有统计差异（P>0.05）。

4.经济发达远郊村农民的政治效能感在三类村落中最高。政治效能感是公民对自己政治影响力的信心和信念，包含对自身能力和政治行为成功概率的评价，并由此而滋生的政治情感体验，高政治效能感的公民政治参与会更积极，且对政治体系更忠诚，是民主政治体系良性运行的公民重要意识品质。平均数差异检验发现，经济发达远郊村农民的政治效能感显著高于城郊村农民（P<0.01），也显著高于经济欠发达远郊村农民（P<0.001），其余没有统计差异（P>0.05）。

四、不同农村城镇化发展类型下农民公民意识发展的影响因素比较

1.政治参与比较及对农民公民意识发展的回归分析。平均数差异检验结果表明，经济发达远郊村农民更热衷于利益表达，其次是城郊村农民，而经济欠发达的远郊村农民利益表达最少，三者差异显著（P<0.001）。同样，经济发达远郊村农民较多进行个人接触，其均值显著高于经济欠发达远郊村农民（P<0.001）和城郊村农民（P<0.004）。在参与公共事务维度上，经济发达远郊村农民显著高于经济欠发达远郊村农民（P<0.05），其余没有统计差异。回归分析发现（见表2），利益表达对农民的参与意识、维权意识、政治效能感、法治意识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公共责任意识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个人接触对农民的维权意识、公共责任意识和法治意识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参与公共事务对农民的公民意识所有维度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社会参与比较及对农民公民意识发展的影响。平均数差异检验发现，三类村落在参与打牌、看戏、聊天等休闲娱乐活动上不存在显著差异（F=0.49，P>0.05)。经济欠发达远郊村农民参加文娱、体育活动的频率显著低于经济发达远郊村（P<0.001）和城郊村农民（P<0.001）。经济欠发达远郊村农民参加宗教信仰活动的频率显著低于经济发达远郊村和城郊村（P<0.001），城郊村农民显著低于经济发达远郊村农民（P<0.001）。经济发达远郊村农民参加老年协会活动频率显著高于经济欠发达远郊村农民（P<0.001）。经济发达远郊村农民参加经济合作组织和行业协会等组织的频率显著高于经济欠发达的远郊村农民（P<0.001）和城郊村农民（P<0.01），经济欠发达远郊村农民显著低于城郊村农民（P<0.001）。可见，经济发达远郊村农民的社会参与在三类村落中最活跃。回归分析发现（见表3），参与传统休闲娱乐活动正向影响参与意识、维权意识和民主权利意识；参与村里组织的文娱体育活动，正向影响参与意识、维权意识和法治意识；参加宗教活动负向影响公共责任意识，参加老年协会负向影响法治意识，参与经济合作组织正向影响参与意识、维权意识，但负向影响公共责任意识。

3.传媒接触比较及对农民公民意识发展的影响。平均数差异检验结果发现，经济欠发达远郊村农民阅读报纸时事新闻的频率显著低于经济发达远郊村（P<0.001）和城郊村（P<0.001），经济欠发达远郊村农民浏览网络新闻的频率显著低于经济发达远郊村和城郊村农民（P<0.001）。经济发达远郊村农民收看电视新闻的频率显著高于经济欠发达远郊村农民（P<0.05），其余不存在统计差异（P>0.05）。从回归分析的结果看（见表4），阅读报纸新闻正向影响农民的参与意识、维权意识、民主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浏览网络新闻正向影响农民的参与意识、维权意识、政治效能感和法治意识，但负向影响公共责任感和民主权利意识。收看电视新闻正向影响参与意识、维权意识和民主权利意识。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城郊村农民的公民意识显著高于经济发达远郊村和经济欠发达远郊村的农民。除了法治意识外，三类村落农民的公民意识各子维度各有优势和弱势。进一步的统计分析发现，这是由于三类村落农民的政治参与、社会参与和媒体接触的差异造成的。

1.城市扩张带动的城镇化与城郊村农民公民意识发展。城郊村地处城市周边，其城镇化主要借助地方政府推动，依靠城市空间扩张而推进。城郊村农民的土地被征用后，经济生活主要依靠非农收入，以土地为纽带的经济利益联盟开始淡化，农业经济合作类组织对农民的吸引力不强。而征地补偿、医疗保险、养老服务等社会福利权利使城郊村农民比其余村落农民有更多的经济保障和业余时间享受闲暇生活，与城市的毗邻则方便其享受城市丰富闲暇生活。这不仅使老年协会、秧歌队、舞蹈队等社会组织，宗教信仰活动无法有效吸引城郊村农民，而且电视、网络等传媒娱乐的吸引力也受到了冲击，城郊村农民接触网络新闻和电视新闻接触在三类村落中处于中等。可见，城市扩张推动了城郊村农民生活方式的城镇化，与城市文明和文化的接触提升了参与意识、维权意识和民主权利意识，而负面影响公民意识发展的社会参与（老年协会、宗教信仰组织、农村经济合作社参与）频率不高、网络新闻接触不频繁，致使其公民意识发展水平在三类村落中最高。另一方面，由于城郊村农民公民身份转变和城市融入不彻底，在非农职业体系中处于边缘（保安、保洁等），居住空间带有城郊村农民的标识符号，在城市权利系统中处于边缘化地位，加上基层管理模式未做出实质改变，无法有效吸引农民政治参与，致使政治效能感不高。此外，城郊村在“撤村并居”后，有的变成了城镇社区，有的拆迁后被集中安置，有的进行旧村改造，成为新村小区，传统以儒家文化和宗族观念为根基的乡村共同体日渐解体，原来依赖血缘关系、邻里关系、朋友关系以及公德伦理、公序良俗等构建的乡村道德文化也受到了冲击，孕育于传统村落共同体的集体主义精神日渐侵蚀，基于现代公民共同体的社区参与文化还未成熟。一些城郊村（例如金华的叶店）基层管理组织运用传统的宗祠文化资源和经济激励手段，团结村民和促进参与，以增强其公共责任意识。然而，只能吸引中老年妇女参加，实际成效非常有限。因而，建设一个具有较高价值认同、情感归属的新型社区，促进公益导向的社会参与和有序的政治参与，是城郊村城镇化和农民公民意识培育需要思考的重要内容之一。

2.农村工业化启动的内生城镇化与经济发达远郊村农民公民意识的发展。首先，经济发达远郊村农民生活水平和职业生活已经“城镇化”，伴随着市场经济而发展起来的民间商会组织等非政府组织不断出现，吸引了村民积极参与。同时，由于形式上农民身份的保留，使得村落共同体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联盟并未解体，农村经济合作社、村集体组织的各类文娱活动、老年协会等吸引了农民的参与。村民自治依然受到关注，不管是个人接触、利益表达，还是公共事务参与，都是三类村落中最为活跃。公共生活参与的踊跃孕育了村民较高的政治效能感，并促进了参与意识、维权意识的发展。其次，经济发达远郊村与城市距离较远，无法像城郊村农民那样方便享受城市文化生活设施，但因其生活水平较高，现代通讯技术发达，使其业余文化生活主要依靠网络、电视等传媒消遣，网络新闻接触和电视新闻接触在三类村庄中最为频繁。对网络的频繁接触虽有利于其政治效能感、法治意识、维权意识和参与意识的养成，却不利于其公共责任感和民主权利意识的生成。最后，由于催生经济发达远郊村城镇化的内生力量主要是私营企业或集体企业。此类企业依靠能人运用传统血缘宗法关系进行融资、组织生产和开拓市场，带动村民致富，其文化色彩和行为习惯依然遵循传统乡土人情社会的人际交往规则，血缘宗法关系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并未弱化，虽然因经济发达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但主要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农民”，基于契约交往的陌生人社会并未形成。因而，经济发达远郊村的老年协会、农村经济合作社、宗教信仰组织的社会参与具有浓厚的血缘性，农民热衷于个人接触，利益表达等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不仅如此，商品经济的发展侵蚀了传统“重义轻利”的价值观，追名逐利的市场逻辑破坏了传统集体主义价值观对公共责任意识的正面影响，以血缘性为纽带的社会参与和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越积极，反而越不利于其公共责任意识和民主权利意识的形成。

3.外出打工推动的低水平城镇化与经济落后远郊村农民公民意识的发展。首先，农村工业不发达，地理位置偏僻的经济欠发达远郊村既没有经历城市扩张带来的城镇化，也难以发生内生城镇化，人口外迁导致“基层民主空心化”。外出务工人员就业在城市，政治参与权利在户籍所在地农村，职业与政治权利的分离使其既无法参与打工所在地的政治生活，也因缺乏时间和精力参与户籍所在地的公共政治生活。同时，村委会成员因缺乏农村精英参与，其素质结构不尽如人意，村落的村民自治组织运作不正常，村级的民主监督流于形式，即使留在村落的村民也无法有效地参与政治生活。政治参与的缺乏导致经济欠发达的远郊村农民政治效能感、维权意识和参与意识在三类村落中最低。其次，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新农村建设成效低，公共基础设施差，电视、网络等现代通信技术普及率低，信息传播方式落后使其媒介接触在三类村落中最低。传媒作为现代城市文化和政治文明的有效传播载体，无法有效地提升其维权意识、参与意识和政治效能感，但也避免了因较少受网络新闻接触面影响其公共责任意识。最后，外出打工农民虽然工作在城市，但大多数局限于受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人际交往圈子主要局限于农民工，维持着农民的人情交往原则，家族和宗族的力量相对较强。同时，由于缺乏资金和人力，村集体很少组织灯会、花会、秧歌队等文娱体育活动，有的村落并未成立老年协会、经济合作社等社会组织，有的即使成立也未能有效发挥作用。村民的娱乐往往是打牌、聊天、看戏，或者是聚众赌博，社会参与的缺乏使得参与意识和维权意识落后。当然也避免了参加宗教信仰活动和老年协会活动对公共责任意识的负面影响。此外，不管是外出打工的农民工，还是留守的农民，都把村落当成“精神家园”，对村落的归属感很强，传统的集体主义精神依然滋养着经济欠发达的远郊村农民，使得其公共责任意识在三类村落中最强。综上所述，在不同农村城镇化发展类型下，公益导向的社会参与、有序政治参与和现代传媒文化接触各有缺失，导致了农民公民意识发展的差异，而法治环境的缺失则是共同点。因而，加强法治社会建设，推动公民参与，不仅是新型农村城镇化建设的着力点，也是推动农民向现代公民转变不可缺乏的重要环节。

[参考文献]

[1]李兰芬：《城镇化中的农民人格公民化趋向》，《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年第11期。

[2]何晓红：《村民自治背景下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缺失和强化》，《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1期。

[3]赵文正：《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政治意识考察———以孝感市1000个案的调查为例》，《湖北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4]陈方南：《影响农民公民意识形成的障碍及其解决途径》，《山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9期。

[5]章秀英：《城镇化对农民政治意识的影响研究》，《政治学研究》2013年第3期。

[6]孙胤社、林雅贞：《农村城镇化的过程及其类型》，《经济地理》1988年第1期。

[7]邓大才：《新型农村城镇化的发展类型与发展趋势》，《中州学刊》2013年第2期。

[8]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9]孙涛：《我国农村城镇化影响因素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04年第6期。

[10]章秀英、戴春林：《公民意识结构研究》，《心理科学》2009年第3期。

作者：章秀英 章剑锋 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