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草原早期医病的考察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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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元代域外史料可知，萨满在蒙古草原承担了一定的医疗工作，在政治事件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蒙古人尚饮，而饮酒过度对蒙古人的健康造成了一定的伤害，但马奶酒也可作保健之用。蒙古人捕捉土拨鼠使得鼠疫成为潜在的威胁。此外，我们也可看到若干关于麻风病的记载。而在医药方面，蒙古人制作了一些治疗寒疾的特殊药剂。

关键词：蒙古；医疗；疾病

蒙医药源远流长，在蒙元时期的域外史料中已有所体现，如《史集》《世界征服者史》《多桑蒙古史》《出使蒙古记》《马可•波罗行纪》《鲁不鲁克东行纪》等书均载有蒙古草原早期的若干疾病与医药，笔者不揣谫陋，试对其进行考察，不足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1萨满与医疗

关于蒙古部落早期的医疗，可从一些案例中窥得一二。合不勒汗为蒙古部落的早期首领，《史集》第一卷记载：“合不勒汗的妻子弘吉剌惕部人合剌-里忽［q（a）rā-l（i）qū］的兄弟赛因-的斤［sāīn-t（i）kīn］患了病。为了治疗（赛因-的斤），请塔塔儿人（派来）一个名叫察儿乞勒-讷都亦［c（a）rq（i）l-nūdūī］的珊蛮。他来施行了一次巫术，赛因-的斤却死了。珊蛮被痛打了一顿，才被打发回了家。后来赛因-的斤的兄弟们又去杀死了这个珊蛮（qām）察儿乞勒。因此，塔塔尔人同蒙古人成了仇敌……。”[1]珊蛮即萨满，“其幼稚宗教之教师也。兼幻人、解梦人、卜人、星者、医师于一身，此辈自以各有其亲狎之神灵，告彼以过去、现在、未来之秘密”。[2]萨满当时身兼多职，集数种技艺于一身，医疗也是其专长之一，这一特点与中国古代的巫医颇为相似，不过蒙古草原时期的萨满主要身份仍是巫者，医术居于次位。合不勒汗妻的兄弟赛因-的斤因萨满施巫术不治身亡，赛因-的斤的族人反杀萨满，此事直接导致了塔塔尔人与蒙古人结仇。在这一事件中，萨满扮演着关键角色，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医疗工作由巫医来承担。萨满作为蒙古贵族的座上宾，在政治事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此点在拖雷之死一事中进一步凸显。窝阔台是成吉思汗的继承人，拖雷成为当时汗国的中坚力量，两人的关系由于政治因素变得扑朔迷离，加之乃马真后脱列哥那的插手，这一时期的蒙古政治成为后人讨论的热点之一。拖雷之死更因其难以厘清，据记载拖雷之死是这样的：“在此之前，合罕病了几天并开始有了好转；拖雷汗来到了他的床头，珊蛮便按他们的习俗施行了巫术，在一木钵水中洗涤他的病身。”拖雷祷告并“喝掉那洗病的水。窝阔台合罕痊愈了，（拖雷汗）便在得到允许之后动身了。过了几天，他就得病去世”。[3]《蒙古秘史》则记载窝阔台生病后，巫师们需要替身来为大汗受病，拖雷正好就在身边，并且说道：“让我来代替我可汗哥哥吧。”[4]窝阔台得病应是其长期酗酒及私生活不良导致的，“窝阔台饮酒无节，因常致病”[5]，窝阔台得病后，曾尝试以行善来改善，发现自己的健康情况不佳后，“就想到，如果我对一切动物放生，长神就会使我痊愈”[6]，不过，世事无常，窝阔台“由于饮酒过（多）去世了”[7]。萨满在窝阔台疾病的治疗过程中是否使用了医术已不可知，不过拖雷之死似乎是窝阔台与拖雷笃信萨满的后果。一些学者认为拖雷所饮的咒水中必定给放进了毒药，投毒者正是他的兄长窝阔台，甄金[8]、罗贤佑[9]、陆峻岭及何高济[10]等人持此说。亦有学者认为此说不足为训，缺乏说服力，如叶高娃持此说[11]。窃以为拖雷之死，并非窝阔台一人之责，脱列哥那也难逃干系。拖雷家族具备竞争汗位的实力，若要汗位继续留在窝阔台家族，拖雷家族必然会遭到打击。在窝阔台死后，时正宫皇后孛剌合真已故，六皇后乃马真脱列哥那通过巧妙手段获得察合台等宗亲赞同，摄掌国政[12]。如果拖雷之死出于脱列哥那的计划，那么萨满就是脱列哥那的工具，而拖雷也难以拒绝萨满的治病之法，此事更加凸显了萨满在蒙古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由此来看，萨满受蒙古宗王贵族的青睐，不论政治活动还是私人生活，萨满持有绝对的话语权，当时“蒙古人尚无知识文化的时候，他们自古以来就相信这些萨满的话；即使如今，蒙古宗王依然听从他们的嘱咐和祝祷，倘若他们要干某件事，非得这些法师表示同意，否则他们不作出决定。他们用同样的方法治病”。[13]当然，萨满并非蒙古族群独有，畏吾儿人中行巫术者，也被称为“珊蛮”[14]。其职能与蒙古之萨满相同，“凡有大事，非经其珊蛮与星者意见一致者，不行。此辈术士兼治疾病”。[15]随着蒙古人视野的开阔与见识的增长，萨满的作用日渐削弱，符拉基米尔佐夫认为：萨满在（11～13世纪）这个时期，“并没有在蒙古人的社会生活中起过重大的作用”。

2蒙古人的尚饮习性与医药

2.1尚饮的习性

生活习惯是与健康关系最为密切的因素，而饮酒在蒙古人的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如上所述，窝阔台汗因酗酒成习伤及身体，终因其结束了生命。据说，拖雷“从早到晚耽溺于杯中物，于是他害了病，两三天尚未过去他就一命呜呼”。[17]其文注释中有：“这无疑地是事情的真相，因为蒙古人都是酗酒者。”[18]此说又为拖雷之死蒙上了一层阴影，乍看之下，似乎合情合理———拖雷因酗酒而得病，进而如窝阔台一般不治身亡，但并无更多的材料能够佐证，这样的解释难以服人。尽管过度饮酒伤及身体，但蒙古人似乎不以为然，“喝得酩酊大醉被他们认为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即使任何人由于喝酒太多而因此致病，也不能阻止他以后再一次喝酒”。[19]贵由汗继承了其父窝阔台汗好饮的作风，并有过之而无不及，“贵由汗生来体质虚弱，他大部分时间患有某种疾病。但是，他大部分日子里昼夜纵情酒色，由于纵情酒色成习，致使他的疾病加重，但他不能戒绝这一恶习”。[20]《多桑蒙古史》则记其患有关节炎[21]。在伊利汗国，旭烈兀之子阿八哈汗死于饮酒过度[22]，合赞汗也“由于经常饮酒”得了病[23]。其汗位继承者完者都汗“为人仁厚，不信谗言。然其嗜酒，尤爱色，与诸蒙古汗同也”。[24]由此看来，蒙古贵族饮酒的风习并未因地域与时间而发生改变。蒙古人惯饮马奶酒，当年出使蒙古的南宋大臣赵珙曾记：“鞑人地饶水草，宜羊马。其为生涯止是饮马乳以塞饥渴。凡叫一牝马之乳，可饱三人。出入止饮马乳，或宰羊为粮。”[25]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则记：“他们的酒是马奶。”[26]而这种马奶酒，一般称其为“忽迷思”，《马可•波罗行纪》记载：“鞑靼人饮马乳，其色类白葡萄酒，而其味佳，其名曰忽迷思（Koumiss）。”[27]马奶酒含有丰富的营养和芳香性物质，酸甜可口，酒精含量低，既能解饥止渴，又有滋阴强体、驱寒散风等养生功能，所以深受时人的喜爱。[28]《鲁不鲁克东行纪》记载：“喝时它像葡萄酒一样有辣味，喝完后在舌头上有杏乳的味道，使腹内舒畅，也使人有些醉，很利尿。他们还生产哈剌忽迷思，也就是‘黑色忽迷思’，供大贵人使用。”[29]尽管饮酒过度有害健康，但马奶酒具有强身健体的功效，蒙古人将其作为疗治疾病的良药，如蒙哥率军南下，由于水土不服，“他得起赤痢来了，在蒙古军中也出现了霍乱，他们中间死了很多人。世界的君主用酒来对付霍乱，并坚持饮酒”。

2.2疾病与医药

蒙古人在生病后，除了请萨满，也会尝试采取类似的方式来尝试疗治或进行防疫。当小孩生病时，他们会做一个偶像，“并把它捆在他的床上面”。[31]这是一种典型的厌胜之术，属于巫术。蒙古人在得了疑难杂症时，也会采取一些类似隔离的手段，如“当任何人得了病而医治不好时，他们就在他的帐幕前面树立一枝矛，并以黑毡缠绕在矛上，从这时起，任何外人不敢进入其帐幕的界线以内”。[32]这里的病或为瘟疫一类的恶性传染病，考虑到草原的特殊环境，此病有可能是鼠疫。蒙古人对瘟疫之类的传染病似乎并无有效的对策，如蒙古军队中流行疫病，全靠耶律楚材以大黄治愈。[33]蒙古人在当时已经通过外来者知晓了大黄的用处，蒙古部落中有贵妇合答病危，濒于死亡。蒙哥派人去问那位外来的修士有何办法，这位修士将大黄切碎，“把这些碎粉和他的一个小十字架一起放进水里，这个小十字架上的救世主的像已经被拿掉了。他宣布说，他用这种水可以预言一个病人是可获痊愈还是将要病死”。[34]蒙古人捕捉土拨鼠的习俗在《史集》[35]《出使蒙古记》[36]中有所记载，《马可•波罗行纪》记蒙古人：“凡肉皆食，马、犬、鼠、田鼠（pharaons）之肉，皆所不弃，盖其平原窟中有鼠甚众也。”[37]随着草原与汉地制度的交流以及东西文化的融合，“在新时期里，蒙古人的狩猎业到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随着市场需要的变化，“目前只有一种捕捉土拨鼠（Cypк-Tаpбaraн）的狩猎”。[38]捕捉土拨鼠作为草原狩猎活动的一部分，经久不衰。而捕鼠或者捕獭的行为直接造成了疫鼠或疫獭与人类的接触，可能引起人间鼠疫的流行。[39]随着蒙古人活动范围的扩展，草原鼠疫也有可能波及陌生人群，美国学者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H.McNeill）就认为随着蒙古草原与西方之间商队、士兵、驿者的活动，大草原上的野生啮齿类动物接触到了新疾病的携带者，其中极有可能包含鼠疫。[40]这是一个大胆的论断，然而作为麦克尼尔的一家之言，仍缺乏一定的说服力。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蒙古人将黑毡作为警示标志这一行为与欧洲将鼠疫视为“黑死病”（BlackDeath）具有相似之处，若非蒙古人随意挑选黑毡而用之，那么黑色就体现了东西方对于鼠疫认识中的某些相同之处。遍览史料，可以发现蒙古内部曾出现麻风病，但仅能看到若干零星的记载，如察合台第七个儿子合答黑之子不花-帖木儿，“他当了一段时间的君主后就生起疮来，须发全部脱落。他死于这个病”。[41]生疮、须发脱落皆为典型的麻风病症状。麻风病[42]存在历史悠久，严重者可致死。中国古代医书中多有关于麻风病的描述，《黄帝内经》中有：“病大风，骨节重，须眉堕，名曰大风。”

宋人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有“大风总论”：“《经》所载疠风者，即方论中所谓大风恶疾癞是也。虽名曰风，未必皆因风，大率多是嗜欲劳动气血，热发，汗泄，不避邪风冷湿，使淫气与卫气相干，致肌肉贲月真，气有所凝，则肌肉不仁，荣气泣浊，则胕热不利，故色败，皮肤疡溃。”[44]若非染得，那么蒙古人患麻风病应与蒙古草原的自然环境以及蒙古人的生活习性相关，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中有：“大风病，鬓眉堕落者，皆从风湿冷得之。或因汗出入水得之，或冷水入肌体得之；或饮酒卧湿地得之；或当风冲坐卧树下及湿草上得之；或体痒搔之，渐渐生疮，经年不瘥，即成风疾。”[45]此说虽不能作为蒙古人得麻风病的确证，但可说明环境与生活方式能够促成疾病的发生。尽管萨满在蒙古人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蒙古人对于疾病与药物也有所认识，疾病的医治仍需要医药来疗治，但限于种种条件，所制药物品性较为单一。蒙医用药以生药为主[46]，其中“有一些蒙古药剂，现今称做‘合只儿’，古时候（却称为）‘合迪儿’，即峻烈药剂”。[47]至于其具体成分，已不可考。不过在中国古代的医书中有“匈奴露宿丹（丸）”一药，“露宿丸”专指北方游牧人治寒性内疾的方剂[48]，蒙古人的居住环境与汉地不同，其人在寒冷的环境条件下，因多食生食，得寒症较多。[49]“露宿丸”最早见于葛洪《肘后备急方》，其中卷四“治心腹寒冷食饮积聚结癖方第二十七方”中有“露宿丸，治大寒冷积聚方”。[50]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第十六中有“匈奴露宿丸：治寒冷积聚方。礜石、桂心、附子、干姜（各二两）。右（上）四味末之，蜜丸如梧子。一服十丸，日三服，稍加之”。[51]一些学者经过考察，认为这是“蒙医内科学寒热两大病症理论产生的萌芽时期”。[52]至宋代，陆游在其《老学庵笔记》中也提到了这一丸药：“《千金》有一方，用矾石辅以干姜、乌头之类，名匈奴露宿丹，其酷烈可想见也。”[53]陆游认为“匈奴露宿丹”药性猛烈，此说与《史集》所记“合只儿”峻烈的特点相同，从中可以窥得蒙药早期的特点。蒙药的历史可追溯至7世纪以前，但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曾受到印度、藏族和汉族传统医药学的影响。[54]随着蒙古族医学理论的发展与实践，“蒙医将病症分为寒热两大类，并把药剂、疗术、饮膳等也分为寒热两大类，形成了以寒治热，以热治寒的理论体系”。[55]以上所述仅为关于蒙古草原早期医药的若干考察，当下蒙医药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亦有必要考镜源流，这样既能体现蒙医药之源远流长，也有助于考察蒙古草原早期医病的整体情况。

作者：刘岳超 单位：中央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