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论文范文

1休闲农业旅游消费行为特征分析

根据消费决策的五阶段学说，广东省省内客源休闲农业旅游决策过程具有如下的特点。

1.1问题识别阶段问题识别阶段是消费者感知到实际状态和理想状态之间存在差距，意识到自己的某些欲望需要满足。根据数据分析(见表1，下同)，在问题识别阶段，选择休闲农业旅行的动机主要有体验农家生活，回归大自然，占整个有效样本的42.4%，其次有31.2%的旅游者选择休闲农庄游是为了放松身心，缓解城市工作生活的压力之感，还有10.8%的消费者，选择动机是通过休闲农业游教育下一代，让孩子们懂得农业生产、农村生活和乡村文化之美。另有少部分消费者应工作接待需要或了解各地岭南文化而选择休闲游。

1.2信息收集阶段旅游产品的消费选择必定要经过信息收集阶段，在这阶段，需明确消费者信息来源的渠道。当今消费者最主要的信息渠道是网络，这说明在商业信息渠道选择中，网络已经取代电视、报纸杂志等传统的信息渠道成为旅游者获取休闲农业旅游信息的主要来源。在非商业渠道选择上，亲朋好友的信息来源因为具有较强的可信度，有近三成的被调查者选择。

1.3评价方案阶段广东省各地都在如火如荼地发展休闲农业，已发展相当数量具有一定规模、兼顾当地农业特色、有较强市场吸引力的休闲农庄，如顺德长鹿农庄、番禺的祈福山庄和万亩葵园、深圳光明农场、珠海农科奇观等。各地休闲农业经营者展开浑身解数，抢占省内客源市场。然而，旅游者对休闲农业目的地的选择有自己的评选标准，根据本项调查，消费者在休闲农业旅游中，影响他们评价和选择具体的旅游目的地的因素按重要性程度排序依次是：旅游设施、景点位置、旅游时间、旅游产品价格。

1.4购买决策阶段在购买决策阶段，本研究主要在出游时间、出游频率、休闲农业旅游花费、出游方式等方面予以调查。数据统计结果显示，消费者喜欢利用短时期的闲暇时间进行休闲农业旅游，主要包括周末和国家法定短假期；在出游频率上，有六成以上的被调查者每年休闲农业旅游的次数在四次以上，这说明对大多数50岁以下的城镇居民而言，休闲农业旅游是最主要的旅游方式；出游方式上，有近四成的消费者选择公共交通近距离旅游消费，自驾游的比例也很高，占了32.3%，这说明休闲农业旅游目的地要完善公共交通方面的建设，在目的地建立公共交通站以及大型停车场，满足越来越多的游客对旅游交通便利的要求；在休闲农业旅游花费上，有七成以上的被调查者所有的花费低于500元，由此可看出，在旅游市场，相对于出境游、名胜游等档次高的旅游项目，农业休闲旅游及相关的产品在消费者眼中档次较低。

1.5购后行为阶段游客到休闲农业旅游目的地游览结束后，会对整个旅游活动有一个主观的评价，从而形成对该次旅游的满意度。顾客是否满意会用相关的态度和行为进行表示，三成左右的被调查者对刚旅游过的农业休闲目的地有重游意愿，只有四成的被调查者有正口碑，会对周围的亲朋好友介绍休闲农业旅游的好处。由此可看出，广东省内客源对本省的休闲农业旅游项目满意度不高。这说明广东省的休闲农业旅游的发展不符合大多数消费者的期望，消费者认为不满意的方面主要包括：采摘的农产品质量没有想象的品质好，位置偏、交通不便利，目的地旅游设施较少、配套不齐全，相关的服务落后，价格偏高等。

2结论和发展休闲农业旅游的对策建议

一、国外农业保险的研究现状

1.农业保险的外部性。由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许多研究人员认为农业保险具有外部性，单纯的市场不能解决农业保险的问题，政府应该给予充分重视。一些研究人员如Wrigt和Hewitt(1990)在研究中发现，以个人或者商业性质来经营的农业保险在历史上难以生存，即使存在也只是昙花一现，历史上大部分的农业保险基本上都是靠政府直接经营或间接经营的。农业保险的公共产品属性得到理论界普遍赞，从而农业保险的补贴必须由政府来负担成为了一种不容置疑的常识。但也有反对的观点，Siamwalla、Valde（s2003）认为，农业保险就是普通商品，政府不应该对其补贴，他们利用消费者盈余和生产者盈余的概念进行分析得到补贴可能使供给曲线向下偏移，补贴成本大于福利总产出。

2.农业保险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20世纪80年代，西方理论界对农业保险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保险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而且理论界把多重险或者一切险的市场失灵归咎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理论界普遍认为，逆向选择普遍存在于农业保险中，一些农户购买农作物保险是因为农业保险的逾期赔偿超过保费成本，而与此相反的，一些农户不可能购买保险是因为农业保险逾期成本超过保险赔偿。在农业保险的逆向选择问题上，国外许多学者从实证和计量经济学方面进行研究，成果颇丰。Calvin与Quiggin(1999)研究发现，风险规避在决定农民参与联邦农业保险项目中所起作用有限，部分农民参与农业保险主要是为了得到补贴。有研究者从计量经济学方面分析得出，一些农户倾向于购买保险是因为他们期望能够从农作物保险中获得较高收益。也研究发现，农业保险的参与率与农场规模成反比例，农场规模越大越倾向于不买保险，主要原因在于大农场在各种作物和牲畜的管理上分散风险的能力强。Serra和Goodwin（2003）等在实证研究中发现，美国一些农民财富达到一定程度后，购买农业保险的动机从而降低，原因在于其自身承担风险能力增强。

3.农业保险的经营技术。进入21世纪后，尽管理论界对农业保险供给机制升温，但并没有取得什么研究突破，反而在农业保险的经营技术研究方面有了突破性进展。为消除农作物多种风险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XiaohuiDeng等（2006）研究了农作物的指数保险产品，这项研究评价了各种指数保险产品在减少农作物产出损失方面的效率。BarryK.Goodwin等（2004）展示了指数保险的制定过程，包括保险计划和保险费率的制定。他们利用统计和计量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回顾了风险模型概念，为农作物指数保险提供了技术支持，展示了这些风险模型技术怎样消除价格风险从而发展了农作物收入保险。

二、国内农业保险研究的现状

我国的农业保险在20世纪30年代就出现尝试，但起初的规模小，1934年全国仅有5个村61户农户参加了农业保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试率先试办了农业保险，主要险种为牲畜棉花保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政策的鼓励下农业保险一度加速发展，但好景不长，1992年至2003年，农业保险陷入停滞萎缩。2004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加快发展农业保险后，农业保险又获得生机。2007年中央1号文件要求中央财政对主要粮食农作物保险保费补贴试点，因此，从2007年开始农业保险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央财政开始对农业保险进行补贴。2008年财政部颁布《中央财政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和《中央财政养殖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由于财政的大力支持我国农业保险又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在实践过程中，我国逐步形成了以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制度模式来运营农业保险，该模式最主要的特点是公私合作。这种模式的优势是促使政策性农业保险快速发展，公私合作既实现了政府责任的回归，又充分利用了保险公司现有的组织资源。然而，该制度模式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也面临很多问题。比如，财政补贴政策不健全，保险公司供给效率不高，面临风险相关性、信息不对称、客户对其缺乏信任以及交易成本过高等难题。总而言之，国内农业保险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保险理赔的复杂性、农业保险费率高与农民收入低下的矛盾等，基本上顺延了国外的研究路线。尽管如此，国内农业保险研究范围主要是农业保险性质、农业保险需求、农业保险制度等方面。

1.农业保险的性质。怎样对农业保险性质进行界定是国内农业保险研究的一个热点。李军（1996）认为农业保险属于准社会公共产品，因为农业保险具有明显的社会公益性，而且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因此农业保险不是私人物品。冯文丽、林保清（2003）也认为，农业保险的正外部性表现在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的生产和农民对农业保险的消费两方面，农业保险是一种具有正外部性的准公共产品。农业保险能够保证农业生产顺利进行，由可使全体社会成员享受农业保险带来的农业稳定、农产品价格低廉的福利。在国内关于农业保险的福利分析中，比较多地研究认为农业保险具有外部性，属于公共产品。

2.农业保险需求。到目前为止，农户缺乏农业保险需求成为研究领域的一个共识，但在探讨原因时研究人员解释的角度有所不同。张跃华等（2004）的研究认为，在收入低的时候，农民往往趋于风险中性偏好。庹国柱（2007）进一步认为，政府应该是农业保险的第一需求者，因为农民缺乏需求，从农业与农村发展大局出发，农业保险和政府的政策目标一致。王阿星、张峭（2008）研究发现，农户的家庭农业收入比重、教育、受灾程度、性别、保险购买状况等对农业保险需求存在显著影响。谢家智（2009）认为农业保险市场的完善程度从长远来看决定着农业保险的供给水平，影响农业保险供给因素主要有：政府财政支持力度，农业保险供给的主体及方式、农业保险制度的供给、农业再保险发展水平。也有不少研究人员认为，农业风险的相关性、非独立性、非同质性以及农业保险交易成本高等造成了农业保险市场需求不足。

1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现状

我国有耕地面积12171．53万hm2，人均耕地面积0．09hm2，2011年城镇人口数量首超农村，比重达到51．27%，也就是说，我国还有乡村人口65656万。《经济信息绿皮书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报告(2013)》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流动人口2．3亿，其中农村户籍人口占80%，“80后”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一半，未来农村“谁来种地”的问题日益突出。2013年3月，农业部对全国家庭农场发展情况开展了统计调查，结果表明，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符合此次统计调查条件的家庭农场87．7万个，经营耕地面积达到1173．33万hm2，平均每个家庭农场有劳动力6．01人，其中家庭成员4．33人，长期雇工1．68人。在全部家庭农场中，已被有关部门认定或注册的共有3．32万个，其中农业部门认定1．79万个，工商部门注册1．53万个。

2国外家庭农场在农业推广中的作用

从家庭农场的存在形式来看，分大、中、小型家庭农场，美国、加拿大属于大型农场，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属于中型农场，日本属于小型农场。以这些发达国家的家庭农场为例分析国外家庭农场在农业推广中的作用。

2．1农业人口的数量据

2005年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统计，加拿大为2．3%，美国为2%，法国为2．9%，日本为3．2%，澳大利亚为4．4%，可见发达国家农业的机械化程度相当高。

2．2农场的规模和人数

美国和加拿大的农场的平均面积都在166．67hm2以上，每个农场的平均人口数却只有1．6个;法国农场的平均面积为48．67hm2，每个农场的平均人口数为1．9个;日本的农场面积较小，平均面积为1．80hm2，每个农场的平均人口数却只有1个。以上这些国家的农场大部分属于家庭农场，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经营。

一、棉农购买农业保险的实证调查分析

为了更好地了解新疆棉农购买农业保险的真实情况，笔者于2014年5月对新疆石河子134团和玛纳斯县的棉农进行了农业保险购买意愿的问卷调查，调查对象均为从事棉花种植的农户，调查涉及了134团4连、5连、8连、14连等四个连队及玛纳斯县乐土驿镇、包家店镇、六户地镇、兰州湾镇等四个镇。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84份，总有效率为92%。

（一）被调查农户的基本情况由被调查农户来看，新疆棉农的个体特征基本类似。被调查户主80%以上为男性，对家庭情况有比较详细的了解，这也有助于调查获得较为准确的数据；两地75%以上被调查农户的年龄都集中在31-50岁，棉农以中青年为主；从受教育程度来看，70%以上被调查农户为初中以下水平，高中及以上学历的人数占比较少，农户整体受教育程度不高。

（二）被调查农户棉花种植基本情况被调查农户家庭棉花种植规模相对较为分散，各种植规模占比基本相同，种植规模在30亩以下的占22.83%，30-50亩的占21.74%，50-70亩的占21.20%，70亩以上30.43%；家庭收入3万元以下的占18.48%，3-5万元的占38.58%，近43%的农户家庭收入在5万元以上，棉农家庭收入相对较高；从棉花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来看，57%的被调查农户的家庭90%以上的收入来源于棉花种植，农户多为棉花种植的纯农户，农户兼业化程度较低。

（三）被调查农户对于棉花保险的认知情况从调查中发现，被调查农户对于新疆棉花保险政策的了解不深入，对于棉花保险政策了解的仅占7.65%，54.95%的农户虽然听说过棉花保险，但是对棉花保险具体的政策缺乏充分的了解。尽管新疆农业保险推行30多年，大多数农户对农业保险政策的功能、作用认识不清，有近20%的人完全不清楚，这种状况对于棉花保险业务的开展和棉农分散风险极为不利。

二、棉农购买农业保险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模型及变量选取以往对于保险购买意愿的研究多采用二元选择模型，由于新疆兵团与地方农村在农业保险制度上差异的存在，以是否购买农业保险作为二元选择模型的因变量无法正确地反映棉农的真实购买意愿。因此，本文考察新疆棉农购买农业保险意愿，运用Binary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对新疆棉农是否愿意购买农业保险影响的因素。以棉农是否愿意购买保险作为因变量，将愿意购买定义为y=1，将不愿意购买定义为y=0。根据理论模型假设，影响新疆农户购买农业保险意愿的解释变量可能包括农户个人特征，农户家庭特征，保险认知及保险供给制度特征。具体包括：年龄（X1）、受教育程度（X2）、棉花种植面积（X3）、家庭收入（X4）、棉花收入比重（X5）、灾害损失比重（X6）、保险供给制度（X7）等变量。

（二）回归结果分析运用SPSS21.0软件，对新疆棉农购买农业保险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得到回归方程为。在上式中，由回归系数判断，对新疆棉农购买农业保险产生正向影响的因素有：家庭收入（X4）、棉花收入比重（X5）、灾害损失比重（X6）；负向的影响因素有：年龄（X1）、受教育程度（X2）、棉花种植面积（X3）、保险供给制度（X7）。其中，X3、X4在1%的水平下显著，X2、X7在5%的水平下显著，X1在10%的水平下显著。对棉农购买意愿的影响最大的是保险供给制度（X7），系数为-2.097，其次是棉花收入比重（X5）、家庭收入（X4）。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棉花种植面积（X3）对棉农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产生负向影响，与预期结果相反。这表明，规模越大的农户遭受自然灾害的损失越严重，随着新疆棉花种植面积的增大，棉农进行农业生产的经验可能相对比较丰富，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和经济实力也越强，即使遭受一定的灾害对其整体经济实力影响不会太大。因此，种植规模越大的棉农越不愿支付更多的成本用于购买农业保险，当然，X3的系数仅为-0.045，进一步说明，种植规模的大小并不是购买农业保险与否的较大影响因素。家庭收入(X4)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户对农业保险的支付能力的高低。由于农业保险的价格（保险费率）相对较高，是一般财产保险费率的十几倍，较低收入水平的农户缺乏支付农业保险费用的意愿，但随着家庭收入的不断增加，对农业保险的支付意愿将越强。但X4的系数仅为0.62，这表明，家庭收入对农户购买意愿的影响相对有限。一般而言，棉农对风险及保险的认知会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加，即受教育程度对棉农指保险的意愿为正向影响。然而调查结果恰恰相反，受教育程度（X2）越低的棉农，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反而会更强烈。这可能是随着农户受教育的提高，对政府相关政策的认知提高，尽管国家对新疆农业保险的补贴力度不断加大，但近年来较低的贴付比例和不断增加的棉花收入相比，会使受教育较高的棉农选择放弃购买农业保险。相反，受教育较低的农户更倾向于接受政府对农业保险的补贴政策，更容易选择购买棉花保险，与预期方向相反。只是X2的系数仅为-0.569，影响作用相对较小，由此显示，受教育程度并不能完全决定购买意愿的大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保险供给制度（X7）对棉农购买农业保险意愿的影响是负向的，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新疆兵团与地方农村不同的生产经营方式和不同的经营制度下，兵团主要的植棉团场实行统一的棉花保险，玛纳斯县棉农则是自主选择、决定是否购买棉花保险，因而，面对强制性的农业保险，兵团棉农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抵触情绪，尤其是近年来，兵团棉农的经营规模相对扩大，投入较高的保费与有限的保险赔偿相比，兵团棉农更不愿购买农业保险。因此，一定的保险供给制度对于农户参与农业保险意愿的强烈与否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随着棉农年龄（X1）的增大，所积累的棉花生产经验和掌握的田间管理技能越丰富，应对灾害风险的能力相对越强，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可能相对减弱；相反，年轻的棉农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较强，风险意识也更强，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可能会更强烈，这与一般性研究结论基本一致，但X1系数仅为-0.052，所能产生的影响作用较小。尽管棉花收入比重（X5）并不显著，但较大的回归系数1.679也间接表明，棉花收入占家庭收入较高比重的棉农有较强的保费支付能力，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可能相对较强，这与预期方向是相同的。

一、土地流转的现状及特点

（一）流转方向聚焦特色农业，加快了农业产业化进程目前，灵宝市农村土地流转的方向更多地围绕果品、食用菌、烟叶、蔬菜、畜牧养殖等农业支柱产业和特色农业。随着经营规模和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一些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模式、经营模式得以推广应用，农业生产的技术和物质装备水平显著提升，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阳平镇沟南村张哲民，通过潜心研究，成功引进10个樱桃新品种，并进行了无毒组培繁育，吸引沟南、九营2个村300多户群众流转土地20hm2，注册成立了鼎元樱桃专业合作社，建成了20hm2的樱桃基地。天地科技公司在建成亚洲最大杜仲基地的基础上，进行杜仲产品研发，开发出杜仲雄花茶、杜仲胶囊、杜仲胶等系列产品，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随着土地流转工作的推进，灵宝市农业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农业信息化、标准化、产业化发展水平越来越高。

（二）社会效果逐步显现，破解了制约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的“瓶颈”问题首先，通过土地流转，解决了一家一户想办而不能办的事情，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明显改善。故县镇冯家塬村连片流转土地109.7hm2发展烟叶生产，以项目建设为抓手，建设高标准育苗工厂，极大地降低了农民的劳动生产强度，提高了土地产出率。其次，通过土地流转，解放了农村劳动力，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苏村乡东里村民刘项臻流转土地后，返包合作社建成的16个大棚，2014年收入达25万元，同时家里还能腾出1个人外出打工。最后，通过土地流转，有利于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加快了农业科技进步。灵宝市通过租赁形式流转尹庄镇尹庄村、东车村10hm2土地，建成了集农业科技培训、新品种和新技术引进与示范、科技研发、基地带动于一体的高科技农业示范园，其两大功能区、十大特色农业示范基地发挥了重要的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

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一）受小农思想束缚，多数群众对土地流转积极性不高灵宝市大多数农民的恋土情结依然很重，认为只要有土地在手，生活就有了保证，所以宁可粗放经营，甚至不惜撂荒弃耕，也不愿土地长期流转。另外，由于近年来土地征用频繁等原因，一些农民等待土地征用补偿而不愿流转土地，另一些农民对土地流转价格的期望值在不断提高，加大了土地流转的难度。

（二）缺乏必要的服务引导，土地流转的组织化程度依然较低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对土地流转的重要意义缺乏应有的认识，对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认识不足，普遍认为土地流转是农户自己的事情，与乡镇、村组关系不大，不愿参与管理。加之土地问题涉及千家万户，耕种情况又不尽相同，连片流转往往因为一户原因造成工作被动。因此，乡镇政府和村组对土地流转的支持、引导和服务工作普遍偏少。

（三）土地流转的服务管理机制不健全，流转行为有待规范在管理层面上，普遍没有建立专门的土地流转管理工作机构，没有专门的管理人员以及规范的土地流转管理制度，土地流转灵宝市土地流转现状与对策灵宝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王改丽工作还存在着程序不完善、行为不规范等问题。在服务层面上，还没有形成市场化运作的土地流转机制，缺乏土地流转价格评估和纠纷调解机制，缺少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

（四）土地流转缺乏政策扶持在促进土地流转方面没有出台相关配套政策，具体表现在：推进土地流转、加快规模经营没有相应的激励政策；农村金融服务不足，农业企业融资难、贷款难还普遍存在；农业保险发展滞后，农业生产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农村社保体系不健全，失地农民生活缺乏后续保障。

1农业土地资源危机的根源

1.1农业耕地面积减少的原因首先，经济发展导致城市建筑面积扩大。近年来我国城市化步伐加快，大量人口向城镇转移必将直接带动城镇住宅用地和各类公共基础设施用地需求迅猛增加，而城镇扩张又在很大程度上通过侵占耕地来实现。随着我国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而有些地方政府也对出让土地带来的收入依赖度越来越大。数据显示，土地财政依赖度在80.0%以上的城市就包括宁波、温州、佛山等12座城市。目前，我国农药使用量已达130万t，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受农药污染的耕地土壤面积达到了906万hm2。

1.2农业土地资源荒漠化原因主要有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而其中后者是荒漠化的主要原因，比如过度放牧、乱采乱伐、河流改道、退湖还田等。人为因素也能造成气候变化，引起气候干燥。再就是，过度捕猎行为，也能引起动物生物链的中断，造成动物影响植物。

1.3农业土地水土流失的原因我国是世界上黄土分布最广的国家，黄土或松散的风化壳在缺乏植被保护情况下极易发生侵蚀。同时，我国大部分地区属于季风气候，降水量集中且多暴雨。我国人口多，粮食、民用燃料需求等压力大，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的情况下，片面强调粮食产量，对土地实行掠夺性开垦，滥砍滥伐森林，破坏生态系统等，这些都加重了水土流失。

2关于农业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几点建议

2.1必须确保耕地红线，加强土地管理，统筹安排补充耕地耕地占补平衡，是严格耕地保护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制度，事关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的实现和能否守住1.2亿hm2耕地红线。用于占补平衡的补充耕地，要严格按照土地整理复垦开发项目要求规范管理，做好立项、设计、实施及验收等工作。

2.2加大农业土地资源执法力度，制定管护制度主管部门必须严厉打击破坏水土保持工作的行为，真正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抓紧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房地产市场，加强化肥、农药的规范使用，加大资金投入，加强监督保护。同时，广泛开展水土保持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教育，提高人们对水土保持重要性的认识。

2.3有效利用农业土地资源，努力提高经济效益，发展农业经济水平我国农业土地长期以来走粗放型的利用模式，这种模式土地利用率低，对农业土地破坏性极大，影响了农业土地的可持续性发展。因此，必须提高农业科技水平，把我国传统农业中的精华与现代农业技术相结合，提高土地的利用率。

1农业生产相对比较分散

我国的农业属于小农经济，主要是以农户作为单位，因此生产相对比较分散，农业经营的规模也比较小。此外，土地的流转程度也较低，这种情况不但不利于机械化耕作的推广以及规模效益的形成，同样不利于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正常开展，还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加大农业技术推广的成本，使技术和产业之间出现割裂的现象。村委会的功能也出现了弱化的趋势，推广人员也难以找到行之有效的渠道来进行农业技术的推广工作。

2加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的建议

2.1建立完善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相关的农业推广部门要想提升基层农业技术的推广水平，就需要建立起完善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将政府的带头作用充分地发挥出来。由于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因此政府应该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农业技术推广队伍，转变传统的推广理念，不断地推动机制的创新和改革，从而促进农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与优化。各级的政府要完善农业技术推广的基础设施，广泛地吸引高素质的推广人才，促进推广队伍的稳定，从而全面地提升科技服务的水平和能力。相关的部门还要加强对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监督与管理，做好考核的工作，将责任落实到个人，完善人事管理机制。可以采用公开招聘以及择优录取等方式来选拔高素质的推广人才，组建一支充满活力的农业技术推广队伍。此外，政府还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到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中来，例如，农民协会以及养殖大户等，鼓励他们积极、主动地向农民推广新的农业技术。农业技术推广人员还要将各种社会力量以及推广队伍的优势结合起来，使它们能够充分地发挥自身的职能，从而促进多层次和多渠道的农业推广网络的建立。

2.2加强政府的资金投入力度政府要加大对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资金投入，要为推广人员的办公经费提供保障，根据现有的实际条件来将人力和物力集中起来，加强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的建设，保障推广队伍的稳定和不断发展。农业技术推广人员还要建立起专项的推广资金，不断地加大对公益性推广工作的支持力度，还可以充分地利用融资的手段来对资金的结构进行调整。

2.3加强对农民的培训农民是进行农业经营的主体，同时也是农业技术的需求者和市场主体，因此推广人员还要将农民素质的因素考虑在内。要加强对农民的技术培训，使他们能够适应新形势的农业发展需要，提升他们所掌握技术的实用性。可以采用开班办学以及电视讲座等形式来对农民开展培训，对于那些文化水平比较低的农民，则可以采取现场示范的方式来进行培训。这样可以极大地增强农民的科技意识，提升他们的自我服务能力以及对新技术的应用能力。

3结语

基层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同样也是促进我国农业不断发展与进步的一项十分必要的工作。要想切实有效地提高农业技术的推广水平，则需要政府、推广部门以及农民的共同努力。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地提升我国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1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

1）美国。美国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的主要特点表现为农业教育体制、推广体制和农业科研体制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一体化发展。农业科研人才培养和推广服务通过州立大学农学院这一中间环节有机结合，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业科研、推广和教学工作不能很好衔接的问题，消除了三大系统之间的壁垒，极大地促进了科研成果的转化[7]。农业部是农业推广的最高管理机构，负责全国性农业推广工作。就各州而言，主要在各州立大学设立农业推广中心或推广站，主要工作是：帮助各县培养优秀科研推广人员；及时向县级推广站传播本大学及其他大学、国家最新的研究成果。目前，美国共有51个州立农业推广服务中心和3100个县级推广站，拥有一个完整且比较完善的农业科技推广系统[8]。2）日本。日本的农业科技推广实行的是政府与农业协会协同推广模式。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提出要把建立健全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成立了专项推广基金，1995年，投入推广经费达352亿日元，占农业预算的1.2%；加强了对推广人员的培养，1994年，经地方考试、全国通用的改良普及员数量已达到1万多人。除以上举措外，日本政府还通过各种新闻媒介进行农业科技服务的推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3）荷兰。荷兰政府在农业科技推广中采取了政府与地方或农民合作的模式。就其各方职责而言，农渔部主要负责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工作，重点是发送与传递农业信息；私人推广机构主要是一些生产资料公司的技术服务部门或专业化的咨询公司。农民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付费方式获得所需的专业技术指导和服务。这种政府、地方、农民三者相结合的方式，对新研究成果的推广、农业科研成果的应用及农业生产中出现的实际问题的解决起到了助推作用。

2国外农业科技投入体系的基本特征

2.1农业科技投入主体呈现多元化随着农业市场开放化程度的提高，农业科技中介组织及农业大企业等的发展和壮大，农业科技投入的结构有所变化，私人对农业科研的投入无论从绝对额还是相对额来看都出现了明显的增长。与之相适应的农业科技投入主体也由最早的政府包办转变为以政府为主、私人为辅的多元化模式。这种投入模式的转变主要基于各国农业科技市场政策的完善、大型农业企业的发展以及有效农民组织的建立等。

2.2政府与私人对农业科技投入的界限日益明显农业的弱质性决定了政府投入仍是农业科技投入的主体，但近年来，政府投入的重点主要转向基础研究，这主要由于基础研究的正外部效应较大，且由于与产出挂钩并不直接，因此，需要政府增加投入。此外，政府投入在应用研究领域主要支持那些知识产权不易得到保护的、技术难以物化的、社会效益较高的项目；而私人投资则重点放在产品市场开放程度较高、市场需求较大、经济效益较好的领域。

2.3农业科技推广投入由政府主导在科技推广投入领域，政府仍占绝对的主导地位，这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表现得更加明显。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一些发达国家，其农业科技推广主要面向的是农业企业等机构，而一部分能够物化的农业科技推广活动则主要是由私人企业来承担的。市场化的机构和私人企业同样承担了一定的农业科技市场推广活动，而并不完全是由政府经营。

2.4农业科技投入重点并非一成不变农业科技投入的结构，一般并不是固定的，都要随着农业科技发展的趋势、各国实际和市场需求的变化而加以调整。例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就有所不同，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发展较快，而且私人参与较多，政府的投入主要面向基础性研究，而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则反之，以我国为例，我国农业科研经费分配充分体现了农业研究以实验、推广和应用为主的这一特点，2010年以来，基础研究投入仅占约6%，应用研究约占20%～30%，农业科研成果的实验和推广约占60%～70%[9]。

2.5改革农业科研运行机制及管理体制科研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的改革是近年来许多国家关注的重点，改革的主要方向大致有三个：一是在资金管理上逐渐向基金化管理方向发展；二是在科研人才和队伍建设方面，实行聘任制管理模式；三是在投资领域引入社会资本，推进农业科研成果的产业化步伐，如法国在1982年成立了风险投资保险公司，主要由政府出资，为中小企业的技术开发提供风险担保。总之，开放、竞争、协作成为国外科研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