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经济论文范文

一、湘西州民族文化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民族文化旅游产品：浅表开发，缺乏特色在湘西目前的旅游中，旅游产品开发缺乏地方特色主要表现在：首先，旅游产品缺乏创新的开发能力，形式上比较老化僵硬。直到现阶段，凤凰依然以其既有的传统魅力吸引着游客们，在产品上并没有做到及时的创新，导致难以吸引回头客。其次，湘西州文化资源开发力度不大，并没有探寻出富有价值的文化资源，当前的文化资源无法满足时展的需要，造成产品民族文化特色不够鲜明，个性不够突出。凤凰极具民族特色的土家族西兰卡普织锦是非常有名的手工作品，富有名气，然而近年来手工制作者越来越少，创新的势头并不明显。第三，旅游的形式还是以观光旅游为主题，缺乏游客对民族文化的体验和参与旅游项目，更缺乏针对不同游客为目标的专项旅游项目，旅游产品层次不高，产品构成十分单一。

（二）民族文化旅游协作：整体不力，各自为政针对这一存在的问题，可以从局部和整体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从局部方面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湘西州的村寨相对独立，旅游区中民族村寨群的整合力度不强，没有得到完全实现，景区和景区之间重复项目太多，没有新意，不能吸引回头顾客、带来流连忘返的美好感觉。第二，整体而言，张家界可以说是湖南省旅游业的重点地域，其独有的地域优势使其成为湖南旅游业的核心。随着近几年的飞速发展，其也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相关的基础设施也在日趋完善。除此之外，世界闻名的湖南凤凰古城更是有着独特的客源市场，相关的地理位置也是其他旅游景点所无法比拟的。由于其经营模式、旅游项目、市场开发以及营销都与张家界的有所不同，使得张家界和凤凰古城的旅游业互不干扰，互不影响，各自为主。正因为如此，从外界看来，湘西内部的旅游行业显得比较零散，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集合体，人力资源、交通、旅游服务等各方面的综合力不强，整合力度不集中，县与县之间合作开发意识缺乏。

（三）民族文化旅游内容：形式单一，缺乏参与旅游内容上，形式单一，主要是以观光旅游为主，听导游讲解，毫无新意，而且民族文化旅游开发多停留在浅显的层次，多是以模仿为主，无法激发游客参与到其中，比如土家族的结婚习俗哭嫁，哭嫁这一习俗本身有很强的参与性，在表演过程中，可以让游客参与进来当新娘或者新郎，与当地知晓哭嫁流程的人们一起表演，让他们全身心地感受哭嫁的趣味和特色，哭嫁歌也可以现学现唱或是即兴改编。通过这样的活动，不仅能激发游客的兴趣，也能让旅游者充分感受到土家族特有的民族民间文化的独特魅力。

（四）民族文化旅游促销：魄力不足，运作乏力为什么同是小镇，湘西凤凰相较于云南丽江的名气却小很多，难于具备国际知名度，也不能吸引大多数的回头客源，最大的原因还是旅游推销力度不够，这主要表现在：首先，湘西州内的民族旅游区还未形成完整统一的标识系统，在部分已经开放的旅游景区缺乏基本的信息资料，这让游客来到此地感觉是一头雾水，走马观花式的游览。其次，湘西旅游缺乏有效的营销策略和手段，进行高水平的策划和包装难度高，保守的营销方式和有限的营销资源使得湘西州部分民族文化旅游资源至今还无人知晓，有“久在深闺人未知”的韵味。第三，湘西的民族文化旅游尚未形成统一品牌，品牌的定位、塑造、提升以及推广等方面还应加大工作量，如何使湘西能够被世人皆知，将“神秘湘西”的品牌做大，保证游客来源，也是当前应该解决的问题。

二、促进湘西旅游文化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旅游文化资源已经成为湘西州最具特色的资源，但是在旅游经济发展中，弘扬民族文化的过程中，更应该注重的是文化和经济的协调发展，促进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建立好民族旅游的生态环境，不仅实现湘西州的经济发展，更要实现湘西州的社会发展，两者达到统一。

（一）实施整体规划，健全民族文化旅游发展的创新体制要想发展湘西的旅游行业，就必须建立一个适合民族发展的旅游文化经济产业的宏观管理体制。一方面，建议政府成立民族特色服务站和委员会，经过对工作人员的特殊培训，实现对本区域旅游经济产业的统一领导、组织和协调。并且在各县、市下设立民族文化旅游经济产业管理分会，广泛调研、征集，提出有关旅游业发展的决策建议，为州旅游经济产业发展指导小组的研究决策提供基础性资料和意见。另一方面，逐步完善旅游行业组织和旅游中介机构，成立湘西州旅游协会，并且设立旅行社、景区景点、旅游交通、旅游餐饮等分会，协会和分会的相关章程、职能、活动方式和经费来源要真正体现民间、协调、自律的特征。同时尽快从旅游局的主管业务中分离出来，实现事业化和企业化，逐步建立和健全以法治为基础的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企业自主经营的以及与国际标准接轨的湘西州旅游经济产业宏观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其次，建立民族文化旅游经济产业的科学决策机制。一方面，应该以位于湘西州政府所在地的吉首大学为依托，整理联合湘西州内各相关科研机构，建立湘西州民族文化学科重点科研基地和民族文化信息库，为湘西州民族文化旅游经济产业的发展提供科学决策服务。另一方面，针对湘西州民族文化旅游队伍缺乏民族文化底蕴的现象，应该加强与相关大专院校的沟通联系，着力吸引高校旅游专业毕业生，加强对民族文化旅游等相关从业人员的培训，尽快建立一支适应湘西州民族文化旅游经济产业发展所需要的优秀人才队伍。

一、指标体系构建与研究方法

（一）旅游资源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依据科学性、全面性和可获取性等原则，结合安徽省实际，选取具有国际和国内可比较性的20种高等级旅游资源作为评价旅游资源优势度的主要指标（见表1）。表中，旅游资源数量的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旅游局官网、中国旅游网、国土资源部官网、安徽旅游政务网、安徽林业信息网和安徽省环境保护厅官网等网站；各类旅游资源的赋权得分通过专家打分法获得。

（二）旅游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选取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和旅游经济增长速度作为研究旅游经济的2个一级指标，在此基础上，选取4个二级指标和12个三级指标作为研究安徽16个市旅游经济的主要指标（表2）。考虑到研究数据的可获取性和可比较性，表中指标数据主要为2012年的截面数据，其中，国内旅游收入和国内旅游人次的数据直接来源于2013年《安徽统计年鉴》；旅游总收入和旅游总人次、外汇旅游收入和入境旅游人次等数据直接来源于2012年安徽16个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下文简称《公报》）；在计算旅游收入和旅游人次相对值时，所采用的户籍人口数据主要来源于《公报》，《公报》未给出的数据则参照《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所采用的面积数据主要来源于安徽16个市的政府网站。

（三）研究方法1．旅游资源优势度对区际旅游资源的评价，本研究借鉴王凯［9］、黄成林［10］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消除人口、面积等因素带来误差的基础上，结合资源的数量、游览价值及资源间的匹配度来确定各地市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度（表3）。2．旅游经济贡献率为保证旅游经济各项指标数据可与旅游资源优势度进行有效比较，本研究采用旅游经济贡献率来衡量安徽16个市旅游收入和旅游人次等各项旅游经济指标，指标数值同样选择剔除了人口和面积等因素影响的相对值。3．旅游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率也称经济增长速度，它是反映一定时期经济发展水平变化程度的动态指标，也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是否具有活力的基本指标。计算公式。4．相关性分析相关性分析是研究现象之间是否存在某种依存关系，并对具体有依存关系的现象探讨其相关方向及相关程度的一种统计方法。本研究考察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之间的相关关系，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进行分析，根据相关系数值分级如下：0＜r＜0．3为微弱相关；0．3≤r＜0．5为低度相关；0．5≤r＜0．7为中等相关；0．7≤r＜0．85为显著相关；0．85≤r＜1为高度相关［11］。空间错位理论最早用来分析城市快速空间重构的背景下，弱势群体居住和就业空间机会错位的情况，本文借用重心模型与聚类和二维组合矩阵方法来分析旅游资源和旅游经济的空间错位情况。基本思路如下：首先借用重心模型公式计算出各次级区域（市）在总区域空间范围内的重心地理坐标。式中，xi是指某一区域的第i个次级区域（市）所在地的经度坐标；yi是指某一区域的第i个次级区域（市）所在地的纬度坐标；Mi是指某一区域的第i个次级区域（市）的属性量值（资源、收入、人次等）。然后借用聚类和二维组合矩阵方法判断各次级区域（市）旅游资源和旅游经济的空间错位情况，具体做法是，以旅游资源为横轴、旅游经济各指标为纵轴构建坐标系；同时，分别将横轴、纵轴划分为m、n个等级，形成纵横交错的二维数表（本文均划分为5个等级），将安徽16个市归入相应的交叉网格内，从而判断其空间错位情况。

二、数据处理与结果分析

（一）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相关性测定与分析首先根据公式（1）—公式（7），分别计算出安徽16个市旅游资源优势度，然后根据公式（10）和公式（11）分别计算出旅游收入和旅游人次的相对值、旅游收入和旅游人次的增长率等旅游经济各项指标数值（表3）；基于以上结果，运用SPSS19．0软件的相关性分析工具，对2012年安徽16市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的各项指标的相关性进行统计检验分析（见表4、表5）。根据表4，就旅游资源优势度与旅游收入相对值的相关性统计分析结果来看，2012年旅游资源优势度与旅游总收入相对值间的相关系数为0．591，相关系数值0．5≤r＜0．7，为中等相关；与国内旅游收入相对值间的相关系数为0．656，相关系数值0．5≤r＜0．7为中等相关；与旅游外汇收入相对值间的相关系数为0．902，相关系数值0．85≤r＜1为高度相关。就旅游资源优势度与旅游人次相对值的相关性分析来看，2012年旅游资源优势度与旅游总人次相对值间的相关系数为0．616，处为中等相关；与国内旅游人次相对值间的相关系数为0．709，为显著相关；与入境旅游人次相对值间的相关系数为0．927，为高度相关。根据表5，从旅游资源优势度与旅游经济增长速度的相关性统计分析结果来看，相关系数值均为负数；且除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与旅游资源优势度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在0．3≤r＜0．5的低度相关的范围内，其他相关系数绝对值均小于0．3，处于0＜r＜0．3的区间范围内，为微弱负相关。究其原因，现阶段旅游资源所构成的吸引力仍然对旅游收入及旅游人次总量有着重要的影响，旅游收入、旅游人次与旅游资源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性。然而，旅游经济的增长不再单纯依赖于旅游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制度环境演变和区位条件等因素均对其有重要的影响，旅游经济增长速度与旅游资源之间微弱负相关的关系亟待改善。

（二）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空间错位性分析首先，根据表3数据，通过公式（12）和公式（13），计算得出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各项指标间的重心分布情况（图1）；然后，通过聚类和二维组合矩阵方法描绘出旅游资源与旅游总收入的空间错位分布情况（图2）。从图1中可以看出，旅游资源与旅游外汇收入、入境旅游人次的重心较为接近，而与旅游总收入、旅游总人次、国内旅游收入、国内旅游人次存在明显的空间错位。以旅游收入为例，旅游资源与旅游总收入的重心相差0．216个经度、0．576个纬度，与国内旅游收入相差0．209个经度、0．555个纬度，与旅游外汇收入相差0．148个经度、0．028个纬度；根据各指标重心的经纬度数值，查询得出，旅游资源、旅游总收入、国内旅游收入、旅游外汇收入的重心分别处于池州市青阳县、合肥市巢湖市、合肥市巢湖市、芜湖市南陵县，结合地图可知，青阳县与南陵县地理距离最小，而与巢湖市距离较大。与此同时，通过图2可以进一步地看出，旅游资源和旅游总收入等级均高的市为黄山，旅游资源和旅游总收入等级均较低的市为马鞍山、铜陵、蚌埠、阜阳、淮北和宿州；安庆、宣城、六安、淮南、滁州和亳州等市的旅游资源等级较高而旅游总收入等级却较低，呈现出与旅游经济反向偏离的特征；合肥、池州等市的旅游资源等级较低而旅游总收入等级却较高，呈现出与旅游经济正向偏离的特征。同理，可得出旅游资源与国内旅游收入、旅游外汇收入、国内旅游人次、入境旅游人次之间的二维组合矩阵图，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做赘述。究其原因，旅游资源仍然是入境旅游者旅游目的地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旅游资源等级越高，入境旅游人次和旅游外汇收入越多；受到闲暇时间及经济成本等因素的制约，相当一部分国内旅游者选择就近旅游，一定程度上造成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重心出现偏离。合肥、宣城和安庆等市的空间错位表现最为明显，就合肥而言，其旅游资源优势度较低，但作为省会城市，可以依托全省便捷的交通枢纽和旅游集散中心的区位和经济优势为新业态旅游的发展提供条件，使得旅游收入和旅游人次指标均较高，旅游业发展已突破原有的依赖旅游资源发展的单一模式；安庆和宣城等市的旅游资源优势度较高，但旅游收入和旅游人次指标则较低，说明上述两市的旅游资源优势还未得到充分发挥，借助优势旅游资源推动旅游经济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

三、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旅游经济发展中的云协作模式

为解决好传统旅游经济的产业发展存在的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笔者提出利用建立旅游产业资源集中整合的云平台，通过云协作机制来促进旅游经济的产业发展，以此提高我国旅游经济的发展水平和速度。根据我国旅游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云协作的应用需要经历两个发展阶段，即初级应用阶段和高级应用阶段。

（一）云协作在旅游经济发展中的初级应用阶段模式云协作在旅游经济发展中的初级应用阶段，最需要做好以下两点：首先，建立开放式的云协作机制。在云协作机制中，各种参与实体之间可以顺畅地沟通信息，使用对方可共享的社会、经济、信息等资源，以此达到降低自我经营投入成本，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多赢和谐局面，促进整个旅游经济的产业发展，最终提高我国旅游经济的发展水平。这样可以使得旅游产业中各方之间存在的固有的和非固有的关系巩固化和规范化。其次，引入社会中第N方参与到旅游经济的产业发展中来。第N方可以是银行、担保等金融机构，也可以是通讯、快递等信息物流机构，可以是除旅游行业管理部门以外的其他行政职能政府部门，也可以是其他各种对旅游经济的产业发展有促进作用的社会任何实体、任何产业。这样能使得旅游产业的发展从封闭半封闭状态，一跃成为开放式产业。这种第N方加入越多，整合的社会资源越丰富，旅游经济的产业发展实力也就越强大。因此，开放式对云协作机制作用的发挥，至关重要。

（二）云协作在旅游经济发展中的高级应用阶段模式在云协作初级应用阶段的基础上，建立类似IT行业中云计算的云平台。这一云平台是参与旅游经济发展的各类社会实体的信息加工处理和资源整合的中心。所有的社会、经济、信息等资源都将在这一平台进行处理和交换。以旅游专业学校为例：旅游行业管理部门将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和行业法律法规设置到云平台；旅行社将切实需要的各种专业人才要求设置到云平台；旅游从业人员将工作中遇到的市场情况和问题设置到云平台；旅游者将对旅游服务人员的素质要求设置到云平台；第N方将自身参与旅游产业的目的和存在的各种需求设置到云平台。旅游专业学校就可以通过这个云协作平台所提供的相关信息，及时了解和掌握旅游行业管理部门的宏观旅游产业政策、旅游企业对旅游人才的需求情况、旅游从业人员所面临的新的市场问题和素质要求、旅游者对旅游从业人员的直接要求以及第N方所带来的旅游经济发展变化的新要求，依此来进行适合旅游市场需求的旅游专业人才培养和适合旅游市场发展的理论研究等工作。旅游专业学校则不必扮演这些实体在经济中的角色，不必增加相应的参与成本，就可以得到这些有益的资源，这也是云协作的最大效用。

二、云协作机制在旅游经济中应用可能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办法

云协作机制在我国旅游经济发展中的实际应用可能存在的问题，最突出的既不是经济风险，也不是产业市场风险，而是如何建立健全这种云协作机制，并把这个机制落到实处。另外，要调动社会经济中其他对旅游经济发展有益的实体资源，除要有开放式的进入和退出机制，更重要的是要使参与的实体有很强的积极主动性。为了应对上述可能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运用以下基本手段解决：首先，通过行政机制建立云协作平台。云协作平台的建立，需要通过政府各级相关部门的主导才能实现。目前旅游经济产业中的各个参与实体，均第一注重切身利益和直接利益，各方之间的往来关系既不透明也不直接。这就导致各方即便面临难以处理的问题，也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更不会在市场经济中自觉地联合产生一个可以相互沟通和利用的平台。而单靠旅游行业管理部门一方，很难协调各个参与实体以及建立协作机制，更难利用旅游产业以外的各种社会资源。这就需要政府各级相关部门主导，共同促成旅游经济云协作机制的建立。其次，商业化运作云协作平台。在政府主导建立云协作机制平台的基础上，将该协作平台推向市场，商业化运作，使云协作平台本身也纳入到市场经济运行当中。这也是保证云协作机制开放式特点的基础。云协作平台所具有的强大资源集中整合、信息处理功能，本身就蕴含着资源配置、信息经济等实现市场化的基础，因此，该平台的运营管理完全具备市场化运作的条件。最后，调动市场各类实体的积极性，吸引第N方参与支撑云协作平台。在市场经济运营中，各类参与方均把经济效益列为首位，因此经济效益也就是第一驱动力。而这一驱动力的来源，一是要有健全的参与机制与退出机制，二是要有盈利效益，二者缺一不可。在云协作机制的平台建立初期，政府可以出资一部分，社会筹集一部分，形成云协作机制平台引导基金，有了这个资金保障，各类参与到旅游经济产业的实体就有了一定的安全保障，加之参与后会以较小的使用成本获得同质同量的社会资源，会直接降低运营成本和提高市场竞争力，实体企业就有了一定的主动性，从而促进云协作机制运作的良性循环。

三、云协作机制在旅游经济中应用的现实意义

通过以上对云协作机制在旅游经济产业中的应用分析，笔者认为该机制比较突出重要的意义有三点：第一，实现旅游产业资源共享，加快旅游现代化进程。云协作能够优化畅通信息流通渠道，有效整合旅游经济产业各方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做到资源共享，降低产业发展成本，改变信息技术和人力资本结构，增强旅游产业的创新能力，形成覆盖全行业的多层面信息渠道，以旅游信息化带动旅游现代化，实现由传统旅游向现代旅游的转型，促进旅游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第二，提升小旅游企业市场竞争力，壮大旅游产业建设参与实体队伍。在各类资源整合的基础上，旅游经济产业中处在求生存、非优势地位的小实体经济可以通过云协作平台，充分利用旅游产业中的各种有效共享资源，参与到市场竞争中来，在不必进行较长时间的积累发展和巨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取得和大的实体同等的竞争位置，进而较好地生存发展下去，大大降低旅游产业中这一部分被市场淘汰缺失的机率，使得旅游产业建设更加完整并能保持蓬勃的发展生机。第三，延展旅游产业链条，实现多产业合作共赢。云协作的应用既可以整合旅游产业内部各实体的资源，又可以对旅游经济发展有益的社会其他产业实体资源吸纳进来并进行有效整合，极大地充实旅游经济的发展实力。在开放式的云协作机制平台中，其他产业实体的积极参与，可以使旅游经济的发展实力无限放大，参与的第N方越多，旅游经济的发展力量就越强大。同时，它能带动其他产业更快更好地纵深发展，不但能实现参与旅游经济发展的实体多方共赢，甚至可以实现多产业共赢。云协作机制平台的建立和运用，将是我国旅游经济建设切实发挥市场经济资源配置作用的大趋势和必然结果。通过该机制的运行，旅游产业必将巩固其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地位，成为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

1乡村旅游的内涵及现状

1．1内涵伴随着乡村旅游在世界范围内的蓬勃发展，对其概念的阐释也不尽相同。在布拉维尔和雷恩的相关研究中，乡村旅游不仅仅是农场旅游，而是指在乡村里所进行的包括农场农庄、自然风光、户外探险、体育运动、康体疗养、教育培养、艺术熏陶、遗产欣赏等诸多方面的多层次、多对象的旅游活动［12］。1996年，佩德福特进一步扩展了乡村旅游的概念，将诸如风土人情、家族传统、价值信仰以及人类共同遗产等一系列源自乡村的鲜活历史也囊括其中［13］。目前，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乡村旅游是以乡村地区独特的自然景观、人文遗迹、农业生产、民俗风情、乡土生活及整体的乡村环境作为旅游吸引物，将广大城市居民纳为服务对象，满足旅游者多种需求的旅游活动。

1．2现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农村地域内的旅游活动在全世界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呈现出显著的增长趋势，客观上对社会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的迅速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一领域，尽管中国相对来说还是一个后起者，但中国政府出于促进农业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以及摆脱农村贫困的迫切需要，其发展热情和推进速度堪称后来居上。中国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曾指出［14］: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一共建立了20000多处旅游景区，其一半以上均位于我国农村的广大地区，在全国31个省与自治区中，共计有359处国家旅游局认定的乡村旅游示范景区，涵盖众多农业业态。全国乡村旅游景区每年共接待游客3亿人次，合计创造旅游收入高达400亿元人民币。每年“五一”(2008年前)、“十一”和“春节”黄金周期间，全国大约有70%的城市居民将乡村旅游列为出行方案，其市场规模高达6000万人次。《全国乡村旅游发展纲要(2009—2015年)》提出“到2015年力争实现乡村旅游接待人数7．71亿人次，收入1145亿元，直接就业989万人，间接就业3680万人，旅游从业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增长5%”。自1998年以来，中国国家旅游局相继推出了“华夏城乡游”(1998年)、“生态环境游”(1999年)、“百姓生活游”(2004年)等一系列旨在宣传推广乡村旅游的主题年活动，这类活动既体现了经济激励和政策扶持，又便于开展以旅游业为导向的农业多元化经营。上述数字充分说明乡村旅游在中国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究其原因，是因为以农业人口而言，中国无疑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社会，而中国经济现代化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成败，可以说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一向是中国各届政府首当其冲亟待解决的紧要问题。而乡村旅游恰恰在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改善农村经济状况、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就业、完善城乡一体化中的农民生计替代以及加快农村社区建设等诸多方面作用突出。不难理解，无论从政府、农民还是旅游者的角度来说，乡村旅游都不失为一个上佳之选，因此其蓬勃的发展态势也可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了。

2低碳理念与乡村旅游融通并存的理论依据

2．1乡村旅游的低碳化是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同时强调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是一项基本国策。而对低碳理念的广泛认可和贯彻实施恰恰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保障。旅游业虽曾一度被视为“无烟工业”，然而随着其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旅游业也会对环境和资源的保护利用产生负面效应，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郭乃文等运用生命周期评价(LCA)理论，通过对出入澎湖岛的旅游者进行长期跟踪调研，从资源损耗及环境污染方面，对于旅游者给目的地造成的不良影响做出了量化分析。从上表不难看出，若从低碳理念的角度来审视旅游业，其对环境的负面效应显而易见，改善空间颇为巨大。同样，从当前的发展状况来看，我国的乡村旅游在项目开发、资源利用、环境保护、设施建设、产品设计等方面也呈现出明显的“高碳化”倾向。综上所述，目前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在生态文明层面尚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党中央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宏观背景下，将低碳旅游的理念贯彻到乡村旅游发展的每一个环节，真正体现乡村旅游的“绿色”本质，努力坚持乡村旅游低碳化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最终实现乡村旅游的生态文明。

2．2乡村旅游的低碳化具备固有的构建优势

2．2．1区位环境优势乡村旅游的开发本意在于让广大旅游者远离喧嚣嘈杂的城市环境，回归自然，返璞归真，感受别具一格的乡野意趣。其主要吸引力体现在清新怡人、不加雕饰的自然风光以及简单质朴、恬淡安逸的乡间生活之中。正因为如此，乡村旅游景区多处农村或城郊，往往空气质量很高，而且由于远离城市工业带，鲜有环境污染，生态环境未遭人为破坏，多以自然原貌呈现。显然，这种独特的区位条件和绿色的自然环境为低碳旅游的发展奠定了无出其右的环境优势。

2．2．2产品开发优势乡村旅游的核心产品都是与乡村生活密切相关的，常见的乡村旅游项目包括水上漂流、鱼塘垂钓、中药疗养、民俗表演、水果采摘、美食品尝等。显而易见，围绕在这些项目背后的产品载体，其本身就是不失为低碳的化身，而且其开发过程中在资源投入、温室气体排放、土地替代使用、生态环境负荷以及碳汇机制推行等低碳经济指标方面，相较于城市旅游资源开发更具优势。

一、实证分析

（一）研究数据的来源由于我国的区域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省市区之间在经济上彼此相对独立，所以我国有关区域经济的调查，都是基于省级行政以上的单位采取的数据。这样做也有弊端，因为省市区利益冲突不明显，弱于省级层次。由此，本文采用区域经济差异的成果，用空间分析尺度的方法，为我国的各地省域的数据对我国省域旅游经济的空间格局进行研究。因为时间的关系，原始的数据很可能会存在误差，所以为了确保原始数据的属性依旧，则要对原始数据做对数处理。

（二）分析结果1、总体空间存在的差异性。利用软件得出我国省域旅游经济Moean’sI的估值是0.31，并且在6%的水平下显著。这表示我国省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在相似的空间上聚集。2、局域空间差异性分析。计算所得歌省域旅游经济的数值和显著性，用软件制图后，将我国31个省域划分成四种类型区域，具体如下：一是扩散效应区。这种区域差异较小，和周边的旅游经济水平发展比较高；（以北京、山东、江苏、天津、上海等十一个省域为代表）。二是极化效应区。这种区域差异较大，其周边的旅游经济水平发展比较高；（以四川、重庆、云南和辽宁四个省域为代表）。三是过渡区。此者和极化效应区类似，都是和周边差异性大，但周边发展水平较高；（以山西、河南、湖北、湖南等八个省域为代表）。四是低速增长区。这种区域差异较小，但自身和周围的经济发展水平都比较低。（以新疆、西藏、内蒙、青海、甘肃等八个省域为代表）3、旅游经济增长与旅游资源空间的匹配。旅游资源禀赋空间的差异性对旅游的经济发展能造成重要影响，地区旅游资源集聚类型和旅游资源空间不匹配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就能证明旅游资源禀赋仅仅是一个地区发展旅游业的先天优势，更多情况下，一个地方具体的旅游发展能力时靠周边的基础设施和开放程度以及空间效应。

二、结论

在一个健康的旅游市场中，某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不会仅依靠本地资源、产业结构等因素，目前更多的是靠周边地区的影响。区域间的相互影响能导致彼此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传统的度量方法忽视了相关地理位置的因素，反映不了真正的旅游经济省域差异性的空间特征。利用ESDA技术做了相关分析后，得出一些结论：

（一）总体上显示的省域表现出相似的特征和空间集聚，比较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特性表明我国省域旅游经济之间存在有差异性。

（二）通过LISA集聚图将中国划分成四个区域类型，反应了我国省域旅游经济的空间存在关联模式。

（三）将省域的旅游经济数据以及本地域资源禀赋在空间上聚集的特点相互匹配后，从匹配结果中可以明显看出，某一地域的旅游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和旅游资源禀赋是正相关的。需要注意的是，旅游资源禀赋虽然重要，但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它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一、评价体系与研究方法

﹙一﹚旅游经济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脆弱性作为全球变化和可持续性研究的焦点问题，已广泛地应用到多个学科领域，如生态环境领域，熊文、吴玉鸣﹙2006﹚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环境脆弱性进行测度，运用格兰杰因果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和环境脆弱性之间的关系［15］。卢亚灵、颜磊、许学工﹙2010﹚基于生态敏感性—生态恢复力—生态压力度概念框架，对环渤海地区生态系统脆弱性进行评价［16］。旅游业是敏感性行业，易受外部环境﹙社会环境、区域经济环境﹚和突发事件的冲击［17］。沿海地区对海洋资源的依赖性相对于内陆比较大，由于海洋资源环境与空间承载状况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和脆弱性，因此，沿海地区旅游经济系统本质上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系统，其脆弱性是指在一定的区域范围与时段内，沿海地区旅游经济在外力扰动﹙海洋环境、区域经济发展、沿海城市旅游市场结构变化等﹚的驱动下，影响和制约着沿海城市旅游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表现出一种敏感性、易变性特征。沿海地区旅游经济系统的脆弱性是系统缺乏应对不利扰动的能力而使该系统容易受到损害的一种本质属性，主要包括敏感性和应对性两层含义，其中敏感性是指其对外界环境变化的响应程度，应对性是指沿海城市旅游经济系统对外界环境变化的抵抗能力。沿海城市旅游经济系统对外界环境的依赖性越小，敏感性越差，应对能力越强则其脆弱性越低，反之，沿海地区旅游经济系统对外界环境的依赖性越大，敏感性越大，应对能力越弱则其脆弱性越高，总之，沿海地区旅游经济系统的敏感性和应对性的共同作用决定了其系统的脆弱性。其中影响并决定沿海地区旅游经济系统敏感性的主要因素如下：旅游依存于区域经济而存在，具有很高的敏感性，城市经济发展环境对城市旅游业的影响，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受到区域经济的影响［18］，旅游收入占GDP的比重较大时，表明区域经济对旅游业的依赖性越强，则其敏感性越强；此外，旅游外汇收入占旅游总收入的比重、入境旅游人数所占比重越高说明旅游业对入境旅游依存性越高，根据旅游距离知觉和游客行为空间规律，即旅游者与自己居住地距离越远，其在旅游活动中感受的压力就越大；同时沿海地区入境旅游市场更容易受到目的地环境和突发事件的影响，故其敏感性越强。第三产业从业人数所占的比重反映沿海地区经济的发达程度和经济结构合理程度。影响沿海地区旅游经济系统应对性的主要因素如下：人均GDP、人均可自由支配收入反映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其值越高说明区域旅游经济系统的应对能力越强；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表明区域经济结构发展的合理程度，产业趋向多元化，分散地区经济风险，表明单一产业对其影响较小，旅游经济系统的应对能力越强；旅游总收入增长率与旅游人数增长率分别反映了旅游经济增长能力和旅游吸引力，都与应对能力呈正相关；旅游资源规模反映可供开发的旅游资源的丰富程度，可以采用国家A级以上景区的数量进行表征；旅游资源品味度反映了旅游资源的历史、科学、文化价值等，可采用国家4A级以上的景区数量加以表征，旅游资源规模越大，品味度越高，旅游价值越高，应对能力越强。基于旅游经济发展脆弱性的特征分析，结合沿海地区旅游资源与环境特色、区域经济发展条件等因素，遵循指标选取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可行性原则，并借鉴众多学者对旅游经济系统脆弱性指标体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别从滨海地区旅游经济系统的敏感性﹙S﹚和应对能力﹙R﹚两个方面，构建旅游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其中，采用正负来表示指标对上一层的作用，对于敏感性而言，“+”表示指标值越大，沿海地区旅游经济系统越脆弱；对于应对性而言，“—”表示指标越小，沿海地区旅游经济系统的脆弱性越大。

﹙二﹚旅游经济脆弱性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在综合评价中，应用信息熵评价所获系统信息的有序程度和信息的效用值是比较客观的，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主观因素带来的偏差。故采用熵值法确定沿海地区旅游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价各个指标的权重。具体步骤如下：﹙1﹚数据标准化处理。由于各个数据的单位及指标正负取向存在差异，因此需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使各个指标值的范围都在﹙0，1﹚之间。指标值越大对上一级指标越支持时，采用正向指标，其公式如下。

﹙三﹚旅游经济脆弱性评价模型旅游业属于综合性产业，除包括旅游景区、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交通、旅游娱乐等核心产业以外还涉及邮政通讯、传媒广告等诸多旅游相关产业，因此旅游经济系统与其他产业具有极强的关联性，其构成也具有一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鉴于此，采用集对分析方法对山东省沿海地区旅游经济的脆弱性分别进行测度和评价。﹙1﹚集对分析方法﹙SPA﹚是在一定背景下对所论的两个集合所具有的特性作同异反分析并加以度量刻画，得出这两个集合在所论问题背景下的同异反联系度的表达式［19］。其核心思想是把具有某种联系的集合E和集合U看成一个集对H，在某个具体问题Q背景下按照集对的某一特性，将其分为同一、对立、差异三个方面，并建立联系度表达式以分析事物，因此对集对H的特性进行分析，进而得到N个特性，其中有S个集合E和集合U所共有，有P个特性相对立，其余F=N−S−P个关系不确定，则两个集合的联系度。在沿海地区旅游经济系统中，rk越大表示沿海地区旅游经济系统脆弱性越大，反之则表示其脆弱性越小。

二、山东省沿海地区旅游经济脆弱性测度与评价

﹙一﹚沿海地区旅游经济脆弱性的时序特征及演变趋势根据沿海地区旅游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对山东省沿海地区旅游经济系统敏感性、应对性和脆弱性指数进行测度，并绘制出相应的敏感性、应对性、脆弱性曲线图﹙见图1﹚，相关指标数据源于2001−2012年《山东统计年鉴》、《山东旅游统计便览》。如图1所示，山东省沿海地区旅游经济系统的整体运转状况呈现良性发展态势，从敏感性指数来看，2002年−2011年山东省沿海地区旅游经济系统的敏感性波动较小且呈下降趋势，敏感性指数由0.563下降到0.427，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沿海地区旅游发展的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均有较大的提高，如GDP增长率、污水集中处理率、城区绿化覆盖率都逐年增加，这为山东沿海地区旅游的良性发展提供了条件保障；二是由于沿海地区旅游在山东省旅游业中的地位逐年升高，政府加大了沿海地区旅游投入，旅游基础设施逐渐完善，且伴随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内人们的出游意识不断增强，国内旅游收入占旅游总收入的比重逐渐增大，使得山东省沿海地区旅游业对入境旅游的依赖性减小，使得沿海地区旅游应对系统内外各种扰动的敏感性下降。从应对性指数来看，山东省沿海地区旅游经济系统的应对性整体上呈现增强的态势，应对性指数至由2002年的0.458上升到2011年的0.823，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随着地区经济的发展，山东省沿海地区人均GDP和城镇居民可自由支配收入呈上升的趋势，这为沿海地区旅游发展提高了良好的客观条件，同时，沿海地区交通、通讯、服务等日益完善，为沿海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产业环境。其次，以海上观光、游艇旅游、休闲垂钓为代表的沿海地区旅游开发逐渐深入，沿海地区旅游资源品味度不断提高，沿海地区旅游市场规模日益扩大，旅游总收入增长率和旅游人数增长率呈现逐年增加的态势，同时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有所调整，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逐渐优化。另外，山东省各级政府日益重视沿海地区旅游发展，积极贯彻并实施《国家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纲要》、《国家海洋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等规划政策，并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保证沿海地区旅游的持续健康发展，2011年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国家战略更为全省沿海地区旅游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以海洋经济为主导的蓝色经济成为带动全省发展的强大引擎，而沿海地区旅游最有条件和优势培育成为海洋优势产业，应对不利扰动的能力不断增强。但是沿海地区旅游经济系统是相对脆弱和敏感的复合系统，应对突发事件等不利扰动的能力仍有待提高。总体来说，2002−2011年山东省沿海地区旅游经济系统的脆弱性整体上逐年下降且幅度较大，脆弱性指数由0.554下降到0.298，下降幅度为46%。旅游经济系统的敏感性和应对性的共同作用决定了其脆弱性大小，虽然10年来沿海地区旅游经济系统的敏感性虽然略微上升，但波动不大，敏感性弹性系数较小，而沿海地区旅游经济系统的应对性有较大的提高，尤其是在旅游危机发生之后，其应对性迅速提高且提高幅度较大，由于应对性对脆弱性的拉动幅度大于敏感性的拉动幅度，所以应对性与敏感性的共同作用使得全省沿海地区旅游经济系统的脆弱性呈现下降态势。

﹙二﹚沿海地区旅游经济脆弱性的空间差异与演化特征以山东省七个沿海城市为研究对象，对2002−2011年各城市沿海地区旅游经济的敏感性、应对性和脆弱性指数进行量化测度，并采用组距分组法将各城市脆弱性指数的平均值分为三个等级，其中脆弱性指数在0−0.416之间属于低脆弱性，0.416−0.504之间属于中脆弱性，0.504−1之间属于高脆弱性。如表2所示，从时序变化上看，总体来说，10年来各城市旅游经济系统敏感性指数和脆弱性指数均呈现下降状态，应对性指数总体上呈现上升状态。青岛敏感性指数由0.544下降到0.434，但2006、2007年青岛的敏感性有所波动，应对性指数由0.313上升到0.923，敏感性与应对性的相互作用导致青岛的脆弱性由0.618下降到0.248，青岛由高脆弱性进入低脆弱性，这与青岛经济发展速度以及青岛市政府对旅游的重视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烟台脆弱性指数除2003年“非典”的影响略有上升外，一直处于下降状态，2006年进入低脆弱性状态，旅游业已经成为烟台第三产业的龙头产业。威海虽然具有发展旅游的得天独厚条件但其敏感性指数基本保持不变且有上升的趋势，脆弱性指数由0.619下降到0.605，仍处于高脆弱性状态，主要是因为威海对旅游业的依赖性较强，旅游业本身的敏感性使得威海旅游经济系统的脆弱性较高。日照脆弱性指数一直维持较低的状态，日照市政府利用旅游资源积极发展渔家乐等旅游项目，提高旅游产品质量，加大旅游业的投资和宣传力度，完善基础设施设备，从而使得旅游经济系统脆弱性指数由0.382下降到0.249。矿产资源型城市东营的敏感性指数虽然有所波动但处于较高状态，而东营雄厚的经济基础拉动其应对性指数由0.406上升到0.949，应对性的强拉动效应，使得东营的脆弱性指数由0.585下降到0.308。滨州、潍坊由于旅游业起步晚，旅游业发展相关的配套设施不够完善，加之宣传力度不够，使得滨州进入低脆弱性较晚，而潍坊虽然进入低脆弱性但脆弱性指数仍较高，如2011年潍坊脆弱性指数为0.409。如图2所示，2002年，日照属于低脆弱性，潍坊、滨州属于中脆弱性，青岛、烟台、威海、东营属于高脆弱性，主要原因是青岛、烟台、威海是山东省沿海地区旅游发展的核心城市，沿海地区旅游经济发展起步较早，旅游经济规模及游客数量、对外开放程度等相对高于其他四市，旅游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因此青岛、烟台、威海旅游经济系统的敏感性较高，但应对能力不强，总体上导致其沿海地区旅游经济系统的脆弱性较高。日照旅游相对于青岛虽然起步较晚，但日照市政府积极发展旅游业，加大宣传力度，并转变旅游发展方式，对旅游产品进行正确的定位，因此日照市旅游业远行状态较好，敏感性较小，应对能力提升，使得其旅游经济系统具有低脆弱性。潍坊、滨州旅游经济地位相对较低，旅游经济系统的敏感性较低，应对能力相对不强，从而导致两城市的旅游经济系统脆弱性较差。2005年各城市旅游经济的脆弱性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其中日照、潍坊、东营为低脆弱性，青岛、烟台为中脆弱性，威海、滨州为高脆弱性。青岛、烟台旅游经济系统由高脆弱性演化为中脆弱性。东营较另外六个滨海城市而言，敏感性呈现出较大的上升趋势，这主要是由于东营旅游虽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但其旅游产业发展较晚，随着黄河三角洲生态经济区的开发，东营市逐步将旅游业列为重要发展产业，通过打造黄河口湿地自然景观和石油工业景观，旅游业得到快速发展，旅游人数快速增加，同时由于东营人均GDP和城镇居民可自由支配收入较高，旅游经济系统的应对性不断增强，东营由高脆弱性演化到低脆弱性。滨州旅游业起步较晚，旅游开发基础较薄弱，2002年滨州市开始认识到旅游业的后发优势，把大力发展旅游业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切入点，2003年以后滨州结合打造现代滨州的目标编制全市《旅游产业发展总体规划》，加快推进旅游业发展，旅游总收入和旅游人数有所增长，旅游经济的贡献率增大，敏感性有所增强，但由于旅游经济系统应对能力提升不足，导致滨州旅游经济系统呈现高脆弱性。随着山东省沿海地区旅游的快速发展，核心城市发挥的集聚辐射和带动能力不断增长，应对外界扰动的能力增强，2008年青岛、烟台为低脆弱性城市，滨州的脆弱性变为中等，威海仍为高脆弱性。2008年青岛成功举办奥帆赛，加快了作为沿海地区旅游发达城市的步伐，随着旅游竞争力的提升，旅游产品的综合开发、国内旅游需求的不断增加等，青岛旅游经济系统敏感性于2008年开始逐年下降，呈现出良好的旅游发展态势。烟台拥有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十一五”期间，烟台市政府把旅游业定位为战略性支柱产业，旅游产业形象明显提升，旅游产品体系不断创新，使得烟台旅游经济系统敏感性降低，应对外界扰动能力不断提高，旅游经济系统呈现低脆弱性状态。滨州市旅游业由于政府的重视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从而使得滨州市旅游经济系统进入中脆弱性阶段。潍坊注重第二产业的发展，服务业比重偏低，即使潍坊拥有最早的国际展会———潍坊国际展会，但到2006年潍坊的旅游收入只有62亿元，远远低于支柱产业的要求，所以潍坊经济对旅游业的依赖程度较低，故2007年之前潍坊旅游经济系统敏感性和应对性都较低。2007年山东省旅游局为潍坊量身订制，打造“逍遥游”产品，是潍坊旅游产业实现突破、崛起山东中部的最佳切入点，并且潍坊与青岛进行合作推出潍坊﹙青岛﹚周活动，潍坊的旅游业开始蓬勃发展，旅游总收入增加，旅游经济系统的敏感性和应对性升高，由于旅游经济系统敏感性和应对性的拉动作用相当，所以潍坊市旅游经济系统仍然保持低脆弱性。到2011年，除威海旅游经济系统仍具有高脆弱性外，其他几个城市旅游经济系统都演化为低脆弱性。近年来，青岛不断加大投资力度，方特主题公园、港中旅海泉湾旅游度假区等一大批旅游项目得以开发建设，实现了以滨海度假、滨海观光、港口旅游、休闲渔业、运动休闲等为一体的旅游产品综合开发体系，青岛旅游经济系统的应对性不断增强，旅游经济系统应对性和敏感性的共同拉动作用使得青岛市处于低脆弱性状态。近年来烟台旅游服务质量不断提高，旅游项目开发力度逐步加大，截至2011年底烟台旅游在建项目113个，总体上烟台旅游经济系统的敏感性下降，应对性有较大的提高，使得烟台旅游经济系统保持低脆弱性。威海具有发展旅游业得天独厚的条件，旅游业已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柱型产业，旅游总收入在地区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大，表明威海经济发展对旅游业有一定的依赖性，所以其敏感性略有升高，但波动弹性较小，而应对性都有所提高，但威海旅游经济系统的应对性增长幅度较小，2002−2011年仍具有高脆弱性，虽然威海旅游正由观光型向休闲型转变，但仍缺乏旅游知名品牌，旅游企业规模不大，所以旅游经济系统脆弱性波动不大，威海旅游经济系统仍具有高脆弱性。综上所述，山东省沿海地区旅游经济系统的脆弱性呈现较为显著空间差异，并在时间上表现为一定的演化态势，因此，各城市应该在保持自身发展特色的基础上加强合作，降低山东省沿海地区旅游经济系统的整体脆弱性，并制定相应的预警机制，以保证全省沿海地区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三、结论与建议

一、旅游经济的空间特征

1．方法笔者首先运用ArcGIS软件分析旅游业发展的空间特征，然后运用空间探索性分析方法揭示各省域间旅游经济的空间关系。空间探索性分析(ExploratorySpatialDataAnalysis，ES-DA)是一种分析空间相连关系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基于样本数据驱动的分析，在没有先验的理论假设下，通过作图、制表、方程拟合、计算特征量等手段来了解被观察单元在空间分布、空间结构以及空间相互影响方面的特征;它的优点在于可将具有相同或相异属性值的地区以图像化的形式展示出来，并把空间关系分为空间全局自相关和空间局部相关两个部分，来揭示空间效应中的空间依赖性和异质性。常用测度空间关系的指数有Geary’指数和Morans’I指数，笔者采用Morans’I指数，取值在［－1，1］之间，若Morans’I指数为负，说明相似的地区在空间上呈离散状，若为正则呈集聚状，若为0，则不存在空间相关关系。

2．数据笔者采用旅游总收入作为度量旅游业发展水平的指标。文中数据来自国家旅游局网站、国家统计局网站、四川省旅游局网站、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库各省市统计年鉴(2000～2012年)、《四川省旅游统计便览》、《浙江旅游统计便览》、《湖北省统计便览》。入境旅游收入根据当期年末美元与人民币兑换汇率进行了换算。

3．旅游业空间特征分析(1)旅游经济空间差异显著，发展水平由东部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总体聚集与分散、多中心，局部“中心－外围”特点突出笔者运用ArcGIS软件绘制出2000～2012年间各省旅游总收入均值的5级分布图(如图1所示)，显见，我国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显著。总体上，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分布符合“腾冲－黑河”人口地理分界线，以东为高发展区，以西为低发展区，大致呈由东及西阶梯状分布。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省区市由南到北为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山东、北京;第二级由东到西为辽宁、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四川;第三级由东到西为河北、山西、安徽、陕西、云南;第四级由东到西为黑龙江、吉林、江西、重庆、贵州、广西;发展水平最低的由南到北为海南、西藏、青海、宁夏、甘肃、内蒙古、新疆。就全国而言，旅游经济的空间分布既有集聚、规则的分布，也有随机分布。集聚分布表现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省份聚集在东部沿海，最低的省份则集聚在西北部;发展水平相近的省份在空间上相邻，如第四级发展水平的黑龙江与吉林相邻、重庆与贵州、广西相邻;规则分布表现为东、中、西部虽呈梯度递减、但东部、西部区内仍然存在旅游经济发展高低相间分布;随机分布则表现在“腾冲－黑河”以东地区，多种分布方式共同存在。由此可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多分布在东部，但西部的四川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多分布在西部，东部的海南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从描述性分析可知，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多样性，空间特征显著，聚集与分散同时存在。无论是高发展水平区，还是中、低发展水平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省区皆存在空间相邻的现状;局部既有发展的“中心”也有发展的“凹点”。(2)旅游经济发展存在较强的空间依赖性，空间集群呈增强－降低趋势空间全局自相关揭示的是旅游经济的空间依赖性。根据2000～2012年旅游总收入、以边和点相邻作为空间链接关系(将广西、广东作为海南邻居)，运用GeoDa软件计算出其全局Morans’I指数(见表1)。2000～2012年间，指数值皆为正值，即我国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意味着在此期间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省份在空间上表现为集聚状态;其空间相关水平呈现先急剧增强后又有所下降但呈现出较为平缓的趋势。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聚集程度在2005年达到最高(0.3123)，最低的是2000年(0.2091)。可见，我国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强的空间全局自相关，即存在很强的空间依赖性。(3)相邻省份的空间关系显著与不显著的数量各占1/2笔者根据旅游总收入绘制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局部空间分析(如图2所示)。局部空间分析旨在了解某一省份与其相邻省份之间的关系，揭示的是旅游经济发展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其分布模式分为4类:高－高、低－低、高－低、低－高。高－高、低－低相关模式指的是某一省份的邻省具有同样的特征，为正相关，表示空间集聚;高－低、低－高相关模式指的是某一省份的邻省与其特征相反，为负相关，表示空间离群。图2显示，旅游经济空间关系的空间聚集与“中心－外围”特征同存;同时，我国部分省区市与其相邻省份空间关联性不显著，部分省份的局部空间关系明显。旅游经济发展水平高－高相关的省份有上海、江苏，低－低相关的省区从东到西有甘肃、新疆;这说明高发展水平省集聚在东部，低水平发展省集聚在西北;高－低相关的省区仅有四川;低－高相关的省区有安徽、福建，“中心－外围”特点突出，四川省是西部旅游经济的发达地区，安徽、福建是东部地区的欠发达地区;也就是说，四川是西部旅游经济发展的极点，安徽、福建是东部的塌陷点。

二、旅游经济空间溢出效应计量分析

旅游经济发展的空间特征表明，相邻省份的旅游经济间存在较强的空间依赖性，这从描述性角度说明，2000～2011年旅游经济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其溢出效应的大小则要通过定量分析而得。

1．计量模型构建本文旨在分析政府主导模式下旅游经济发展是否可以持续的问题，且从旅游经济系统本身入手。旅游经济系统包含了旅游需求、旅游供给两个方面，具体而言，需求主要指的是可支配收入以及闲暇时间，而2000年以来，闲暇时间并未大量增加。因此，此处的旅游需求主要是指可支配收入;供给主要指旅游资源、旅游接待设施。相关研究结果认为，旅游资源禀赋、交通可达性、区位、基础设施、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等均可对旅游业发展产生影响。产业发展环境反映了政府主导模式的具体内涵，其间主要是制度环境。因此，笔者构建空间面板回归模型考察旅游需求、旅游供给与产业发展环境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其中，Y是各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D是各省的旅游消费需求，S是各省的旅游供给，P是各省的旅游发展环境，ρ表示空间溢出效应，ω表示空间相关关系，Xi，t为一组控制变量，μi为空间随机项。

2．变量说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用各省区的国内旅游收入表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原因在于入境旅游收入受区位和开放程度的影响(广东、上海、北京作为我国重要入境口岸，入境旅游收入远高于内陆地区)，为了剔除由于入境旅游与国内旅游的结构差异所导致的不一致，笔者未将各省的旅游总收入作为衡量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度量指标。旅游产业发展环境:由两个方面构成，(1)旅游交通:交通被誉为旅游业三大支柱，对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旅游经济的特点之一是旅游消费者(即旅游者)的空间转移，便捷的交通为旅游者空间转移提供良好的服务，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由本地交通密度即铁路、公路的营业里程除以国土面积表示。(2)税收:用税收占旅游企业营业收入的比例代表政府对旅游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变量。税收比例越低说明政府支持力度越大，反之则反。旅游需求:旅游者出游主要受闲暇时间和可自由支配收入的约束，因休假制度的限制，大部分旅游者的闲暇时间是确定的，受可自由支配收入的约束更强。由于可自由支配收入的数据获取存在困难，本文将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衡量旅游消费的指标。旅游供给:由旅游景区点表示，旅游景区点是旅游业的发展基础，是吸引旅游者出游的主要因素。我国存在多种旅游资源评价体系，分别由国务院不同部门进行评价。为了保持评价体系的一致性和避免重复，笔者选择4A级景区和5A级景区作为旅游资源的变量，未将遗产类景区纳入分析，原因在于遗产类景区包含在5A级景区内。由于A级景区体系始于2001年，2000年旅游资源的数据则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世界遗产、优秀旅游城市加总而得。旅游接待设施为旅游者提供服务的，它依托旅游景区点的吸引力而存在，因此，未采用旅游接待设施作为旅游供给的变量。控制变量:对外开放水平，由外资酒店固定资产投入与酒店固定资产投入的比例表示，表示政府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对产业的管制状态;由于对外开放水平部分省份部分年度的值为0，参照刘卫东等的做法，将其赋予一个很小的值10－8;各省区人口总数，用于人口规模对旅游出游率的影响。为了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笔者利用各个省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旅游收入进行了折算。

1研究数据来源与方法

1.1研究范围与数据来源鉴于浙江旅游数据以市为单位进行统计,文中以浙江11个地级市为研究单元,分析2000~2012年间的旅游经济总体差异和市际差异及其演进.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和可比性,文中主要采用旅游总收入作为衡量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同时考虑国际、国内旅游发展水平指数的数据可获性.据中国人民银行汇率计算:旅游总收入=旅游外汇收入×当年平均汇率+国内旅游收入.文中数据源自《浙江省统计年鉴》、《浙江省统计公报》、《浙江旅游统计便览》、《浙江省旅游业发展报告》和各市2000~2012年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

1.2研究方法区域旅游经济差异测度方法,主要借鉴发展经济学中收入分配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方法测度.绝对差异是不同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实际差异,相对差异是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平均水平的分异程度.本研究采用标准差反映区域绝对差异,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反映区域相对差异.

2浙江省旅游经济时空差异演进

2.1浙江省旅游经济总体差异

计算2000~2012年浙江省各市旅游总收入的标准差、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表1)发现:(1)浙江各市旅游总收入的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总体上都呈下降趋势,只在某些年份偶有波动;而标准差却呈逐年上升趋势.2000~2012年变异系数从1.11下降到0.72,下降了54.17%,仅在2002~2003年期间呈现略微上升趋势,但对总体下降趋势影响不大.而标准差从2000年的61.08上升到2012年的353.06,上升了478.03%,上升趋势明显.(2)按照国际标准,以0.4作为基尼系数表征收入差距悬殊与否的警戒线,将其应用到旅游经济总体差异的测度,浙江各市旅游总收入的基尼系数从2000年的0.54下降到2012年的0.39,下降了38.46%,从0.4以上逐渐下降到0.4以下.这表明浙江旅游经济发展相对差异渐趋合理.整体而言,浙江旅游经济近13年呈现相对差异逐渐缩小,绝对差异不断扩大的趋势,并且该趋势仍将继续.

2.2浙江省旅游经济市际差异

2.2.1市际国际、国内旅游发展水平空间分异构建国际旅游发展水平指数和国内旅游发展水平指数衡量一个地区国际、国内旅游在全省所处的地位,以此来探讨各市国际、国内旅游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年际变化规律.其中国内旅游发展水平指数=各市国内旅游收入/全省国内旅游收入平均水平;国际旅游发展水平指数=各市国际旅游收入/全省国际旅游收入平均水平,计算结果见表2和表3.对比2006年和2012年浙江省各市国际、国内旅游发展水平指数可知:(1)2006年在国际旅游方面,仅有杭州和宁波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杭州发展水平指数高达4.69,是全省平均水平的4倍多;嘉兴、金华分别为0.83、0.99,接近全省平均水平;湖州、绍兴、台州等水平较低,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一半.(2)2006年在国内旅游方面,杭州、宁波、温州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杭州依然遥遥领先,发展水平指数高达3.13;宁波、温州分别为1.92、1.06;绍兴、台州在0.9以上,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嘉兴、金华两市都在0.8以上;丽水、衢州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1/3.综合国内、国际旅游发展水平指数发现嘉兴、丽水、金华、舟山4市在全省范围内的国际旅游地位高于其国内旅游地位.(3)2012年在国际旅游方面,除杭州、宁波外,丽水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指数为1.0021;杭州依然位于领先地位,发展水平指数高达4.70;金华仍保持在0.9以上.(4)2012年在国内旅游方面,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除杭州、宁波、温州外,又增加了绍兴;嘉兴、台州、金华在0.8以上.同时,2012年全省范围内国际旅游地位高于其国内旅游地位的市由2006年的4个减少到3个,分别是杭州、丽水、金华.2000~2012年浙江国际旅游方面,湖州、绍兴、丽水、衢州等4个市的国际旅游发展水平总体上不断提高,在全省地位不断上升;杭州在2000~2007年国际旅游发展水平呈下降趋势,2007~2012年呈缓慢上升趋势;宁波与杭州正相反.而2000~2012年浙江国内旅游方面,湖州、嘉兴、丽水、衢州、舟山等5市的国内旅游发展水平总体呈不断提高趋势,而杭州、宁波总体呈下降趋势.总体上,浙江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市际空间分异(图1):杭州、宁波的国内、国际旅游发展在全省都处于优势地位,是带动浙江省旅游发展的龙头;但其旅游发展水平指数相比其他市上升缓慢,甚至呈逐年下降趋势,尤其是国内旅游方面,两市都呈下降趋势,表明杭州、宁波国内旅游业的发展速度在放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