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祚明的古诗观与批评方法范文

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陈祚明的古诗观与批评方法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中北大学学报》2015年第六期

摘要：

清初文人陈祚明编《采菽堂古诗评选》，在举世师法盛唐的风气中独标汉魏古诗的典范意义。他以为与近体格律诗相比，古诗的长处在于情感真挚，朴实无华，因而重视对古诗的玩味可纠正明中叶以来虚浮矫饰之弊。由他的《古诗十九首》的评语可以看出，他对于古诗艺术魅力的关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日常化的情感类型，即探究“人同有之情”，强调失意与离别；二是“善藏”与“不出正意”的抒情方式，强调“人情本曲”，达情需含蓄委婉。

关键词：

陈祚明；古诗；情感类型；抒情方式

清初学者陈祚明（1623年～1674年）有《采菽堂古诗选》四十卷及补遗四卷，选录唐以前的四言、五言古诗两千余首，各诗之后还有详略不等的点评，属于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为数不多的古诗评选，但由于作者布衣终生，诗文创作水平一般，在文学史上知名度不高，他的批评思想及成就较少被关注。本文根据今人李金松先生点校本《采菽堂古诗评选》，对陈祚明古诗批评思想与批评方法略作论述，以引起学者进一步的研究。

1情感与诗歌艺术之关系

陈祚明原籍浙江钱塘（今杭州），顺治乙未年（1655年）应好友严沆之邀前往北京，开始了他在京城的游馆生涯。周荣《春酒堂诗话》载：“陈胤倩（祚明字）诗，主风神而次气骨，主婉畅而次宏壮。尝指摘少陵诗，目为枵句，如‘乾坤’、‘万里’诸语。余笑曰：君奈何又有‘乾坤一布鞵’之句耶？相与大笑。忆此在己亥（1659年）春慈仁寺雪松下，今成畴昔矣。录及为之潸然。”［1］108主“风神”、“婉畅”大概是当时京城的诗歌风气，到康熙年间，进一步演化为以王士祯为代表的“神韵”风尚，而王氏“神韵”说主要是一种近体诗的创作原则。当时文人们竞相研摹近体格律诗的句法，应酬唱和亦主要采用近体。陈祚明的《稽留山人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33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所收自己的诗作也以五七言律诗居多。那他对诗歌评选却指向古诗的用意何在呢？在《采菽堂古诗选》凡例中，陈祚明表述了自己孜孜于古诗评选的用意：“古诗自汉迄隋代远矣，大抵多五言，齐、梁稍趋之律。学者盖目为古诗，与近体判然，是近体之源也。今为近体，如不读古诗，见不高，取材也狭隘。坐下俚。初盛唐密迩六朝，人各有所宗法，如陶、谢、庾、鲍、阴、何，自太白、少陵亹亹（勤勉不倦）于兹，故所诣卓。中、晚之衰也，即奉唐人为典型，故调益靡。”［2］9可见，作者选择古诗加以评选不是出于个人趣味，而是基于他对中国诗歌发展史的理解。审视汉唐近千年的诗歌历史，古诗不仅仅是唐人诗体与律诗相对的一种，而且存在于自汉代到隋代的八百余年，代表着先唐国人的性情和思想。自严羽主张师法盛唐，后人主要尊奉唐体，汉魏古诗渐被遗忘。但唐诗并非空穴来风，律体孕育于齐梁时代，但齐梁诗也是从汉魏五言诗中孕育出来的。李、杜为代表的盛唐诗人的杰出成就，就是在取法六朝的基础上取得的。而后人只知道学盛唐诗，却淡忘了盛唐诗的来源出处，必然导致见解低下，取材褊狭，思路僵化。中晚唐及宋人诗歌不及盛唐的原因即在其仅奉唐人为典范，而遗忘了先唐八百年的古诗传统。乾隆时代的大学士沈德潜编《古诗源》，也有感于明代中叶以来学诗者“守乎唐而不能上穷其源”，强调“唐诗者宋元之上流。而古诗又唐人之发源也”［3］《古诗源序》一，与陈祚明的观点如出一辙。

那么先唐八百年的古诗与唐以后诗相比究竟有哪些优长？能够给后世作者提供哪些滋养？陈祚明并没有明确说明，只能从他的只言片语中推测。在凡例中，陈祚明以为“诗之大旨惟情与辞”，情、辞二者，他又尤其重视情之“真”。他说：“诗者，思也，惟其情之是已。”［2］1如果无实情而繁称多辞、枝枝蔓蔓，必然会堕入靡丽之弊。他还说：“古诗真者体自高，言其情必能切至，与附会者不同。”［2］卷三王昭君《怨诗》评语：由于古诗并不以属对工稳、练字恰切取胜，那么它对于近体的优势就惟有“情之真”了。明代公安派追摹真情的诗歌，只注意到民间歌谣，而并没有想到古诗。到近代，王国维以为“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4］1。而他衡量境界的尺度则是“真感情、真景物”，这显然与陈祚明古诗评价的尺度相应。陈祚明注意到情感之深挚与诗歌艺术魅力的关系，他评西晋诗人潘岳与陆机云：“安仁情深之子，每一涉笔，淋漓倾注，宛转侧折，旁写曲诉，剌剌不能自休。夫诗以道情，未有情深而语不佳者。所嫌弊端繁冗，不能裁节，有逊乐府、古诗含蓄不尽之妙耳。安仁过情，士衡不及情。安仁任天真，士衡准古法。夫诗以道情，天真既优，而以古法绳之，曰未尽善可也。盖古人之能用古法者，中亦以天真为本也。情则不及，而曰吾能用古法，无实而袭其形，何益乎？安仁有诗，士衡无诗，钟嵘惟用声格论诗，曾未窥见诗旨。其所云‘陆深而芜，潘浅而尽’，互易评之，恰似不谬矣！不知所见何以颠倒至此！”《世说新语•文学》载孙绰语云：“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5］《文学》第四，第89条可见，所谓“陆深而芜，潘浅而尽”实为东晋诗人孙绰所言，由于《世说新语》在士林中的流行，这个评语已成千古定论。陈祚明从二人诗歌文本实际出发，以为潘岳深情淋漓，旁写曲诉，宛转不休，而缺陷在于繁复冗长，有失古诗含蓄不尽之妙，此所谓“过情”之失。至于陆机的五言诗，也不乏宛转言情者，如《拟古八首》、《赴洛道中作二首》、《赠弟士龙》等作，钟嵘《诗品》置于上品。与潘岳相比，陆机更注重对仗及用典，诗句深奥难解，这一点大概是陆氏的欠缺之处。陈祚明对二人的对比总体上以“情感”为尺度，“未有情深而语不佳者”一语可简化为“情深语佳”，与韩愈之“气盛言宜”含义相同，以为只要情感深挚，其艺术魅力自然超迈。

2唯“情”妙在“言人同有之情”

陈祚明大概从周荣所记慈仁寺雪松下说诗之年（1659年）就已开始编辑《采菽堂古诗评选》，直到康熙十三年作者去世为止，历时十五年之久，倾注了编者大量心血。这本评选比王夫之《古诗评选》要系统全面，又比《古诗源》的评语详尽深刻。就古诗批评之周详深刻而言，《采菽堂古诗评选》应该列于清代第一，为了说明其批评成就，本文仅引述其对《古诗十九首》评语为例加以阐述。《古诗十九首》是梁代昭明太子萧统收录在《文选》卷二十九中的十九首五言古诗，从钟嵘《诗品》开始，即被视为汉诗典范，陈祚明对《古诗十九首》点评较其他诗篇更为详尽，足以代表其批评的总体成就。其总评云：《古诗十九首》所以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人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者有几？虽处富贵，慊慊犹有不足，况贫贱乎？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谁不感慨？人情于所爱，莫不欲终生相守，然谁不有别离？以我之怀，思猜彼之见弃，亦其常也。夫终生相守者，不知有愁，亦复不知其乐，乍一别离，则此愁难已。逐臣弃妻与朋友阔绝，皆同此旨。故《十九首》唯此二意，而低回反覆，人人读之，皆若伤我心者。此诗所以为性情之物。而同有之情，人人各具，则人人本自有诗也。但人人有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言不能尽，故特推《十九首》以为至极。［2］80－81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称《古诗十九首》“婉转附物，怊怅切情”［6］卷二66。陈祚明进一步分析所“切”之情。他首先从《古诗十九首》见出一种人所共有的“普通情感”，即“人同有之情”。他以为诗歌中的“辞”可能一代一代有所变化，产生新的诗体，而“情”则千秋未有改易。这样，前代人悲欢得失、感时命物、离合怨慕的诗篇就有可能与后世读者产生共感共鸣，诗歌因为写同有之情而具有动人的力量。对此金圣叹亦云：“作诗……说心中之所同然，故能使读者应声滴泪。”［7］卷四《古诗十九首》道出了人类所共有的生命体验，展现了人类情感的基型和共相，所以惊心动魄，感人至深。其次，他还考察了人类普通情感的两种类型：一为失意。人人都有理想和愿望，都因实现理想而欣慰，也都为无法获得而感伤。试想一个胸怀大志、背井离乡追寻仕途的游子，带着满腔热血，却仕途艰难，壮志难酬。“人情莫不思得志”，生命的轨迹伴随着的是无尽的志向和追求，可“得志者有几”，有人虽已享高官厚禄，却也终不满足，更何况是贫贱之人？而更加悲哀的是“志不可得”却忽觉光阴逝去，感慨忧愁。二为别离。人人都愿与爱的人相守，但难免会经历离别，或生离或死别，而往往相聚之时无法体会久别重逢的难得和可贵。游子在异乡眷念爱妻，思念故乡都是人人所同有的感受。再加上漂泊不得志，昔日旧友渐渐离己而去，甚觉人生灰暗，忧愁万分。

《古诗十九首》由于对失意、离别这样人类共有情感反复低回，唱叹不已，所以“意悲而远”，具有感人的力量。人类情感当然不止上述两种类型，只是这两种情感最适合诗歌表现。诗人结合各种人生情态将它们形诸语言，反复唱叹，形成感人的艺术力量。对《古诗十九首》情感的认识，可与陈祚明形成对比的是元末明初的诗论家刘履。他在《风雅翼》卷一《选诗补注》中，以朱熹《诗集传》的宗旨解释《古诗十九首》，以为“行行重行行”一诗为“贤者不得于君，退处遐远，思而不忍忘，故作是诗”，具体而言：“初离君侧之时，已有生别之悲矣，至于万里道阻，会面无期，比之物生异方，各随所处，又安得不思慕者乎！夫以相去日远，相思愈瘦，而游子所以不复顾念还返者，第以阴邪之君上蔽于君，使贤路不通，犹浮云之蔽白日也。然我之思君不置，甚底于老宜如何哉？惟自遣释，努力加餐而已。盖《卷耳》‘酌金罍’、‘不永怀’之意。观其见弃如此，而但归咎于谗佞，曾无一语怨及其君，忠厚之至也。”通过系统解释，刘履将诗意完全附会到“君臣之义”上去，而情感特征则是“哀而不伤”，忠厚之至。又说“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一诗：“贤者既出仕久而未见亲用，自伤不得及时行道以扬名后世，将与碌碌庸人俱老死而无闻，是以不忍斥其君，乃托新婚夫妇为喻而作是诗”［8］卷一。这种源自汉代经学解释方式的牵强附会之处不言而喻，但还是不断有人附和。比陈祚明稍后的吴淇，在其《六朝选诗定论》中评《古诗十九首》云：“《古诗十九首》不出于一手，作于一时，要皆臣不得于君则托之于夫妇朋友，深合风人之旨，后世作者，皆不出其范围。”［9］77相比之下，陈祚明对古诗情感类型的分析，已经摆脱了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儒家经学模式，而回归到日常生命体验中，他对于诗歌魅力的揭示，也因此真切不隔。诗人将情感形诸语言，见诸诗篇，批评家又如何以其独具的慧眼将情感从诗篇中揭示出来？下面看陈祚明对具体诗篇的解读。其十二：“东城高且长，逶迤自相属。回风动地起，秋草萋已绿。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音响一何悲，弦急知柱促。驰情整中带，沉吟聊踯躅。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这首诗隐含的作者或抒情主人公是一位燕赵佳人，她东城远眺，感到四时迁流，将近岁暮（亦隐含主人公青春流逝），心中充满迟暮怀人之感。①

但她还是不想为情所困，欲“荡涤放情志”，振作起来，她穿好衣服，打扮得美丽动人，坐在窗前弹琴，但发出的音响却充满悲伤，最后发现自己整个人还是为思念所困。最后两句表达了主人公的终极愿望。这首表现男女离别相思的诗，陈祚明却说其表现“怀才不遇，而无缘以通”：“其所望必且登之细旃，坐而论道，三沐而升，九宾而礼，方遂本怀。”［2］86这样的解释显然已经暗含了儒家诗学中的比兴之义，即以为实有的男女情感具有象征意义，“美者颜如玉”表征才华卓著，“思为双飞燕”表征一种知遇愿望。之所以会回到儒家比兴之义，是由于今人所谓“爱情”在清初尚未成为一种普遍意识。陈祚明读到这样具有明显“爱情”意味的诗时，他也不会从男女情爱角度理解。而对于“坐而论道”的描述，又似乎与陈祚明个人的身世体验有关。据李金松先生《采菽堂古诗选》前言所述，陈祚明于顺治十二年自杭州流寓北京，经历了十九年的游馆生涯，其间或“拥书买文”，困窘贫苦，直到1674年客死京城。他可能经常参加一些文士聚会，而他永远不是那个坐而论道，赢得满堂喝彩的中心人物，所以他对这样的人物艳羡至极。所谓“本怀”，不就是他个人愿望吗？

又如其一《行行重行行》评语：“生别离者，毕生不复得再见也。”人生最苦痛者，莫过于生离作死别，明知“不更得会，而心未已”者，最为痛楚，满心自欺，满心伤痛。人只有经历了情感或者痛苦的积淀才会有深沉的哀思和咏叹，故曰：“人惟有情而不能语，故咏叹已以传之。”生而为人，便难逃爱恨情仇的纠葛，盖陈祚明也不会例外。远游在外，孤苦无依，离别之苦溢于言表。如《古诗十九首》其三《青青陵上柏》评语：“宛洛固繁华，而驽马来游，心意何可娱也！”满心失意者，目睹京城的繁华，内心并无“游”之乐，更多的是不得志的神伤，何来“娱”，大概都是“睹繁华，伤贫贱”吧。陈祚明远离家乡，赴京游馆，乃生活所迫，身处闹市，盖与诗中游子有一样的悲苦心境，因而深深慨叹“何可娱也”，只有对“贫贱”的无尽感伤吧！其十九写客居思归，似乎更能引发陈祚明的某些感触：“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陈评曰：“客行有何乐？故言乐者，言虽乐，亦不如归，况不乐乎！”［2］88原句明明是“客行虽云乐”，陈祚明却要用一个反问句强调客行之人无乐可言，这显然是从他自己的“客行”体验得出的结论。他在京城有十九年的“客行”经历，其中滋味从这个评语中可以窥见。然后替主人公设想，说诗人的意思是客行即使快乐，也不如回到家里，更何况客行本来就无乐可言。可见陈祚明对所谓“同有之情”的体验，更多地结合了自己的生命体验。王国维评价《古诗十九首》情感特征：“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紈与素；’写情如此，方为不隔。”［4］13“‘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坎坷常苦辛。’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4］19“不隔”就言情的真切水平说，这里所举四例，所言的都是真切不隔的情感，而这种“真切”并不需要某种艺术策略来实现，其本身就是一种真挚的生命情怀毫无遮拦的表达。“生年不满百”说人的现实生命情状，“常怀千岁忧”是说人常会忧及千岁，为子孙打算，“昼短夜长”重申这种现实和思想情态的不和谐，劝人当此生命盛年，“行乐当及时”。“服食求神仙”四句为第十二首末尾四句，本诗也是“及时行乐”主题，开篇以长安东门外郭北墓起兴，讲人生如寄，圣贤也难免一死，服食求仙也难以长命，不如饮美酒，服纨素，及时行乐。②“昔为倡家女”四句为“青青河畔草”一诗最后四句，可视为“倡家女”的心声，所以被指为“淫词”；“何不策高足”四句为强盗语，所以被视为“鄙词”。正因为率真无伪，也便没有了“淫鄙”之感。王国维这种带有近代意识的观点，在清初陈祚明那里早有先例。

3唯“辞”雅于“经营惨淡”

情感体验之外，陈祚明还看到了《古诗十九首》言情方式上的高妙之处。他以为《古诗十九首》“言情为本”。而“人情本曲”，抒情方式也必以含蓄委婉为最佳。《古诗十九首》总评云：“《古诗十九首》善言情，惟是不使情为径直之物，而必取其宛曲者以写之。”［2］81在点评中，他探讨了《古诗十九首》之“宛曲”效果的实现方式。“反言”即正话反说，曲达其意。情到至极处，往往魂牵梦萦，徘徊度量，本来是如此的事实，却要假想种种可能的存在而聊以自慰。如《古诗十九首》其十九《明月何皎皎》第三句云：“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自古有言“乐不思蜀”，“乐而忘归”，而既然“客行”，“云乐”，却为何要“早归”？前后矛盾，与常理背道而驰。陈祚明评曰：“客行有何乐？故言乐者，言虽乐，亦不如归，况不乐乎！”指出诗人言“客行虽云乐”却又渲染出孤独落寞的氛围，是“反言”，明知云游旅居的生活艰难悲苦，却道之以“乐”安慰自己，而“不如归”巧妙地道出了隐含在内心的真意，一个“乐”字反衬诗人内心的苦闷与悲怆，令悲切意更浓。这样一来“反言”远比直抒胸臆来得委婉真切。

又如其一《行行重行行》写一位思妇对离家远行、久别不归的丈夫的思念和怨情。陈祚明评此诗“用意曲尽”，评“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二句言：“盖道路所不经由，信息所难传达，阻则难行，长则难至，是二意，故曰‘且’。‘安可知’者，可知也。可知不更得会而心未已，故强言‘安可知’。”他评“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四句言：“思君已令人老矣，况岁月易晚，死亡甚速，今生必当永别，弃娟不顾，审矣。然或者幸不即死，冀倖万一，犹有见期，故努力加餐，姑留此未死之身以待之。”［2］81上述评语点出了《古诗十九首》看似直抒情感，却处处留有余地。明明知道会面已遥遥无期，却言“安可知”，设想万一还有再见之日。明知今生已是永别，却还设想万一有生之年还能一睹对方容颜。陈祚明的点评真切地呈现了主人公反复思量，徘徊念想的情感脉动，可谓“一针见血”地将诗歌曲尽处的真意展现得淋漓尽致。又其七《明月皎夜光》写失意之士怨朋友不相援救，前半段着力描绘秋的萧瑟与凄凉带来的“时节忽复易”之感，转入后半段才开始续写新贵弃旧交引起的“虚名复何益”的愁苦。陈祚明评曰：“古诗妙在章法转变。落落然若上下不相属者，其用意善藏也。”［2］83

“用意善藏”点出此诗要害。诗中主旨是“贫贱失志，慨友人之不援”，但“前段止写景”，“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以不言情，故若与下不相属”，但“萧条满目，失志人尤易感之”，此诗描绘的萧条满目之秋，能以此吸引愁苦失志之人来以此感怀融情于景，将情感蕴含在秋的无尽凄凉之中，正可见含蓄不尽之妙。其十三《驱车上东门》写生命短促如“朝露”，不如及时行乐。陈评云：“此诗感慨激切，甚矣。然通篇不露正意一字，盖其意所愿，据要路，树功名，光旂常，颂竹帛，而度不可得，年命甚促，今生已矣！转瞬与泉下人等耳！神仙不可至，不如放意娱乐，勿复念此。其勿复念此者，正不能不念也。夫‘饮酒被纨素’，果遂足乐乎？与‘极宴娱心意，荣名以为宝’同一旨，妙在全不出正意，故佳。愈淋漓，愈含蓄。”［2］86诗人将自己追求功名，登堂入室的真实情谊隐藏起来，故作姿态，以及时行乐的感概巧妙言之，这种“善藏”的手法能达到直抒胸臆所达不到的效果。张健《清代诗学研究》云：“在陈祚明看来，‘言情能尽’的境界，恰恰不是通过‘以言言之’‘言尚其尽’的方式能够达到的，而只是通过‘不以言言之’‘言尚不尽’的方式才能达到，也就是说把情感直说出来、都说出来，恰恰不能把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反倒是不把情感直说出来、不都说出来，才能把情感表现淋的漓尽致。”［10］219陈祚明在《古诗十九首》点评中的“不使情为径直之物”的观点显示他对诗歌的情感表现方式有深刻理解。诗缘情，情感批评无疑是诗歌批评的重要维度，而现代以来社会历史批评占据主流地位，批评家总习惯于将诗歌内容归结到社会历史背景，从中发现某种崇高的历史情怀，这种对诗意进行崇高化诠释的思路与汉儒解经有相似之处。对于作者不明、背景模糊的《古诗十九首》，就只能从普通共有之情的角度去理解了。

参考文献

［1］郭绍虞．清诗话续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3］［清］沈德潜．古诗源［M］．北京：中华书局，1963．

［4］王国维．人间词话［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5］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0．

［6］［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7］［清］金圣叹．金圣叹全集［M］．台北：台北长安出版社，1986．

［8］［元］刘履．风雅翼［M］．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

［9］［清］吴淇．六朝选诗定论［M］．扬州：广陵书社，2009．

［10］张健．清代诗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作者：施丹春 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