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情报失误实证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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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杂志》2015年第九期

1情报认知与社会文化

情报失误是永恒的情报研究主题。情报界对情报失误的研究从最初的情报系统本身转到对情报接受者和使用者的研究，经历了从情报外部认知到情报分析人员自身认知的变化。从情报认知的视角来看，情报失误既可以是因为客观认知对象的虚假属性而引发，也可能因分析人员主观认知偏差而导致。在现实环境中，通常出现的情况是“A”式欺骗和“M”式欺骗的“隐真示假”(欺骗有两种形式，即“A”式欺骗与“M”式欺骗。“A”式欺骗旨在通过增加信息的模糊度使敌方难以分辨真假信息，即“隐真”。“M”式欺骗旨在尽力减少模糊度，使其中某一种假情况具有非常的吸引力，即“示假”。从历史实践来看，这两种欺骗常常是共存的，或随着欺骗的开展相互转化。其最终的结果是真假信息混合在一起，形成“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的局面，从而扰乱敌方的判断)，最终使得真假信息混合在一起，导致对方难以辨明认知对象的真实属性，从而造成对方的情报失误。情报分析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信息加工与处理的过程，是分析人员对客体信息进行认知和理解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解码和编码的过程。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认知能力在无形中决定了情报分析产品的质量。美国著名情报分析专家理查兹•休尔在其《情报分析心理学》一书中早已阐述了认知心理对情报分析的影响。然而，情报分析人员使用的概念和意义绝非单纯个体的，而是共同文化的产物，是一种社会建构下的意义解构和信息解码。“文化作为影响主体的重要环境因素，它影响着用户的情报认知活动。文化构成情报认知的模式，情报认知的实践过程始终受文化的深刻影响。”因此，情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现象，既具有普遍文化的共性，也具有多元文化的差异。

情报分析的主客体从来都不仅仅是个体行为，而是以个体为代表的群体行为，反映着群体的认知与心理。无论是代表群体的个体，还是做出决策的群体，都是某一社会文化环境下的产物，反映特定的社会文化价值。情报分析是发生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即一个社会群体的人对另一个社会群体的信息/行为进行分析，因此，情报认知也具有文化属性(见图1)，情报分析具有跨文化交际的特征，只是这个跨文化交际发生在特定的背景下，即两个社会群体(国家)处于对抗的状态下。然而，“社会维度的缺失恰恰是情报学认知观的一个重大缺陷。”［3］笔者以“文化”和“情报”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文献检索，只有一篇相关文章，对近代日本对华的文化情报搜集活动进行了总体分析，提出了诸多创新性的见解。此外，庞超伟等在最新一期《情报杂志》中从美军人文地形系统的角度介绍了美军在非常规作战中的文化情报工作。相比而言，国外学术界却早已认识到，从跨文化角度提升情报分析人员的情报感知能力是极其重要的。舒尔斯基曾论述镜像思维对情报分析的影响，认为镜像思维是“分析人员使用类比的方法，设想自己或本国政府在类似的情景中会采取何种措施，来评估或预测外国政府的行为。”这种类比必然印刻着本国社会文化特色。此外，随着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所遭遇的“文化困境”，美军提出了“文化情报”(美军将“文化情报”定义为:“为理解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体制、心理、信仰(如宗教)和行为方式而对其社会、政治、经济及其他人口统计信息所进行的分析。它有助于理解一个民族行事的原因及其思维轨迹，是规划与外国民族(盟友、中立方、被占领国的民族、敌人)交往战略时的底线。”)的概念，并将其纳入联合作战情报支援流程，向战场指挥官提供后方信息支援。决策层和学术界越来越意识到，社会文化感知能力将成为新型作战环境下的“战斗力倍增器”。基于上述研究现状，深入探讨社会文化不同维度对情报认知的影响将大有裨益。而纵观情报分析史，因社会文化认知所带来的情报分析失误不乏其例，如科伊战争中因高、低情境文化差异导致情报信息误解等。本文便以朝鲜战争中美国情报失误为例，通过阅读大量解密档案，从中剥离出因社会文化因素而导致的美方情报分析与决策失误，探讨情报分析过程中可能影响分析质量的文化维度，以帮助情报分析人员进一步认识到“文化噪音”对情报分析质量的影响以及“文化情商”的重要性。

2朝鲜战争中美国情报失误的跨文化视角分析

不同的国家与民族，因其特定的历史、文化沿革与地理条件和生存发展环境等影响，在安全与战略等涉及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上，会有很不相同的反应与行为模式。从历史上看，美国制定的二战后对日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所著的《菊与刀》。该书是作者奉美国政府之命，为分析、研究日本社会及其民族性所做的调查分析报告，是一个作为文化问题的战争军事问题报告，旨在指导美国如何管制战败后的日本。历史事实证明，美国政府战后对日本的政策和日本相应的反应与本书的分析基本一致。然而，与日本同属东方文化的中国，却在朝鲜战争中让美国尝到了“文化苦果”。这场战争是“美国开国以来第一次战而无胜之役，也是中国自鸦片战争百余年来境外战争中首次不败纪录。”在这场战争中，中国表现出了不同于日本的战略文化(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编著的《战略学》(2001)一书对“战略文化”的定义是:“战略文化传统是一个国家在战略行为上所表现出来的持久性的、相对稳定的文化特征。是一个民族与文明的历史经验、民族特性、价值追求以及文化心理在战略领域的集中反映。”)，美国决策层及情报机构在情报价值实现过程中所犯的认知错误充分暴露了中美两种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情报信息编码与解码(认知)的差异。《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显示，解密的55份与朝鲜战争有关的档案文件中有38份涉及美国对中国出兵朝鲜所作的情报评估。通过对这38份情报评估进行分析，笔者发现美国决策层以及中情局情报评估人员在这场战争中的情报评估与决策存在以下几个因跨文化障碍而导致的情报失误。

2．1不同文化价值观念对美国情报分析的影响文化决定了人们的行为标准，不同的价值观念会导致不同的行为方式。当情报分析人员在对外界信息进行判断时，必然依赖文化所提供的判断标准，即价值观念。中美两种不同文化价值观念在朝鲜战争中曾经一度给美国决策层和情报机构带来情报认知的障碍，主要体现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价值观以及社会认同感上的文化区别。

2．1．1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对立心理学家认为价值观念具有4个心理功能:概括、判断、分辨以及文化功能。荷兰学者霍夫斯塔德(GeertHof-stede)对跨文化价值观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有4种价值观念可以分辨不同文化公民的行为差异。其中一项便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价值观取向。“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客观指标，主要反映在行为的中心是个人还是团体。”集体主义文化强调组织(国家或社会阵营)是活动的中心和行为的焦点，强调团体的参与程度和合作精神。因此，决策时更多的考虑是对集体的影响，而不是对个体(或单个国家)的影响。而与之相反，个体主义文化价值观念下的人在对事物或行为作判断时考虑的是其对个体(单一个人或某一政党、国家)的影响。在朝鲜战争中，美国上至国家决策层，下至中情局和战区司令部，在对中国参与战争的意图及能力的评估上都受到了这种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从美国统治阶层的社会认知角度来看，中国出兵朝鲜将是对共产党自身利益的巨大伤害，理由有二:其一，建国伊始的中共面临复杂而严重的国内问题，中国参战将会使政府的统治能力受到削弱。中国根本不具备现代战争的工业基础，“如果中国的干涉失败，则将使北平公开面对中国人的怨恨情绪，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是在为苏联‘火中取栗’，扮演被苏联利用去做冒险事情的角色。”这势必危及到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其二，从军事角度看，共产党进攻台湾的最佳有利时机是1950年9月中旬之前的一段时间。对台突袭的成功将会极大地增加中国在远东地区的军事地位，从而破坏美国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意图。因此，共产党绝不会放弃这一绝佳时期而去帮助一个“外人”(朝鲜)。然而中国决策层却是从集体主义价值观出发，考虑的并非执政党的“个人”利益，而是从国际社会的角度考虑社会主义阵营的“集体”利益，即共产主义的国际地位与势力。从意识形态领域来看，中国领导人认为，“根据国际分工，(中国应当)为社会主义阵营承担国际主义责任和义务。”美国在战略层面的情报评估中严重低估了中国领导层“舍小家，为大家”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对其行为的决定作用。

2．1．2社会认同感问题给美国带来的困扰强烈的社会认同感所产生的一个心理效应便是对外团体成员的刻板成见。这是一种泛化的、对外界团体成员的概括，“是对于某些个人或群体的属性的一套信念。……使得人们不能客观地观察另一种文化，失去应有的敏感。”在朝鲜战争中，美国决策层和中情局情报分析人员对属于外团体成员的中国有着一种刻板成见，即中国现有的国力及军力都决定了“中国不会出兵朝鲜”。根据中情局的评估，美国决策层十分怀疑中国是否具有与美军作战的军事实力，他们普遍认为中国在军事上不具备单独进行干涉的能力，因为中国缺少现代战争所必须具备的工业基础。而美军拥有强大的空中力量，甚至核打击能力。这些力量与能力已经在二战中展现了其强大的作用。中情局对中国参战能力的详细评估处于一种僵化的状态，其基本的逻辑推理是，“虽然具备进攻的能力并不一定意味着敌人将要进攻，但是假若敌人不具备采取攻势的能力，那么无论敌方指挥官多么希望进攻，他实施攻势的现实性必将是很小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这是一种典型的教条化逻辑推理，从社会文化层面来看，就是对认知对象的刻板成见。此外，美国情报机构和远东司令部决策层还存在对中国军事战略战术的刻板成见，即军事教条主义逻辑。在中情局看来，人民解放军过去的战斗经历表明，他们的作战方式无非就是“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没有遭遇“现代化正规军”的经历，且中国空军完全无法为作战军队提供空中掩护。这些因素都限制了它向朝鲜大规模派遣军队的能力。这些刻板成见对美国的情报认知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使其无法对信息作出客观的解码与编码，从而导致情报评估的失误。

2．2不同文化思维方式对美国情报分析的影响广义上来讲，思维指人们处理信息的过程。思维尽管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如基本的感知过程、归类的思维过程、归因方式以及记忆的心理过程等都是不受文化差异影响的，但现实生活中思维的文化差异还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对不同文化中的人处理信息的过程有着深刻的影响。以归类判断为例，人类的判断分为两种，即分析的判断和相关关系的判断。从文化对归类判断的影响来看，中西方文化对归类判断有不同的倾向性，东方文化倾向于综合的判断，关注两个概念之间的相关联系，西方文化倾向于从属判断，关注两个判断之间的逻辑隶属性。从归类判断来看，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情报失误主要体现在对中国、苏联、朝鲜三者之间的关系判断上。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决策层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认为朝鲜发生的事件是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向“自由世界”的挑战。［14］依据前苏联在国际上的所作所为，美国决策层采用分析思维做出的判断是苏联在朝鲜问题上将实行“不干涉政策”。而中国是否出兵朝鲜完全取决于前苏联的全球战略，因为前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头号大国，是中国的“老大哥”，中国从意识形态上从属于前苏联。美国决策层的这种逻辑推理就是典型的西方式“从属判断”。作为倾向于综合判断的东方国家，中国却更关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相互联系以及中国为社会主义阵营承担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中国政府展现了一种综合判断的大国思维。这是一种典型的东方式思维。美国以逻辑分析判断的西方式思维来判断东方式的综合判断，自然会落入“以己度人”的思维误区。

2．3不同文化沟通风格对美国情报分析的影响著名社会学家爱德华•霍尔认为，跨文化沟通中有一种非言语的语言障碍，差异最大的便是高情境文化与低情境文化的沟通差异。高情境文化中意义的传递在很大程度上是间接的，需要信息接收者对信息的背景和内容有所了解。而低情境文化中的人对所接收到的信息会做表面较浅的理解。因此，对信息/信号进行分析时必须研究信息/信号的内容、背景、时机和来源。如图2所示，美国是典型的低情境文化国家，强调直接的评论和详细的解读，强调表达的内容而不是表达的方式。而中国文化是典型的高情境文化，信息传递的形式往往暗含着更能体现意图的深层次内容。在朝鲜战争中，处于低情境文化中的美国便对高情境文化的中国所发出的信号作了错误的解读。当美国和联合国军向“38线”以北推进时，中国判定北朝鲜战败是不可接受的。中国政府不断通过各种途径向美国人传递严厉的警告信息，外交照会、新闻会和公开的部队调动均被用来作为信号传递的手段，但美国决策层和军队领导人仍然从低情境文化的角度对这些信号加以处理，既没有认真地考虑这些信号传递的背景和时机，也没有理解这些信号想要表达的真实内容，判定这些信号是中国政府有目的的恐吓，最终被中国的介入弄得措手不及。

3对跨文化背景下情报分析的思考

美军从近年来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的作战行动中进一步深刻地体会到，作战人员和情报人员的文化感知能力已经成为新型作战环境下的“战斗力倍增器”，并在新版《联合情报》中强调社会文化分析在作战环境联合情报准备流程中的重要性。在迷雾蒙蒙的情报世界，情报分析人员面临的是不确定的理性和非理性对手，所做出的分析与判断同样可能是理性的或非理性的。非理性的判断容易让人陷入先入之见的智力失灵状态，而理性的思考也同样容易使情报分析人员落入以己度人、镜像思维的认知误区。但情报分析人员应关注到，敌我双方的这种理性与非理性都是被置于特定的社会文化之中，打上了深深的社会文化烙印。对手所做出的每一行为(无论是否具有欺骗性)都不过是“文化冰山”的一角，情报分析人员的职责就是深入到“文化冰山”之下，以文化“主位”视角对信息/信号进行解码，深入理解对方社会文化环境下的价值观念、思维与行为方式。因此，情报分析人员必须着力提高自身的文化感知能力，即“文化情商”。这将有效地帮助情报分析人员跨越社会文化所带来的情报认知障碍，从而减少因社会文化认知所带来的情报分析失误。然而，情报分析人员如何提高文化感知能力又是另一更高层次的实践问题，将有待笔者作进一步探究。

作者：蒋飞 郭继荣 单位：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空军工程大学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