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开发与社会发展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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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工业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摘要:

本文以晋南一个村庄的煤矿开发为例，通过分析煤矿开发对村民和国家的不同意义，探讨资源开发中国家与村民的关系及其对资源开发和环境问题的影响。研究发现，对村民而言，煤矿开发具有解决温饱和改善村民生活状况的意义，这使人们进一步寄予它奔向“小康”的美好愿望。对国家而言，煤矿开发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国家治理目标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开发的深入和持续伴随着区域发展差异拉大、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矛盾加剧以及生产安全等问题，给国家治理带来了困难。研究认为，国家和村民的共生关系使资源得以开发实施，并使环境问题被忽视;竞争关系使资源开发受到影响，并使环境问题凸显。研究提出，从国家层面整合和规范资源开发，以缓和资源开发中出现的人口、资源、环境矛盾，解决区域发展失衡等问题;处理好相关社会群体在资源的占有、开发中的关系，解决好资源分配与环境负担之间存在的矛盾。

关键词:

资源开发;国家治理;社会发展;环境问题;环境与社会

引言

日常生活中，山西省的煤矿资源开发常为人们津津乐道，但由此引发的环境问题为何延续数十年，却并未得到相应的研究。2006年，笔者曾在晋南市西庄乡刘村、王村开展相关调研。刘村是山西省“省级文明村”，曾获得晋南市“文明和谐村标兵”“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称号。村内有一座煤矿，一排排整齐的欧式别墅，漂亮的学校，高大的村舞台。村民一提起煤矿，就夸奖村里的老书记，并对本村煤矿开发充满自豪感———尽管煤矿开发使许多房屋成为危房，还使许多农田废弃……与刘村相比，王村并没有煤矿，2006年，村内几块洼地被新任党支部书记出租给附近某个煤矿企业投放煤矸石，租金为10万元/年，受运送煤矸石的载重卡车挤压，村内的道路已被破坏，晴天浮尘漫天、雨天泥泞。但是许多村民认为:村内洼地太多，并不平坦;废矿石填平了低洼地，又让村集体获得了资金;此外，还有不少含有煤炭的煤矸石可以在市场上出售，能增加农民收入。

从这两个村的情况我们发现:第一，受煤矿开发的影响，水位下降(包括地表水完全消失，地下水位下降)、地质沉降(许多地处煤炭开采区的住房因此成为危房)、粉尘污染(晴天浮尘漫天，雨天泥泞不堪)、道路交通隐患等问题突出，但许多村民似乎宁愿接受生活环境被污染的代价。第二，煤矿开发拉大了村与村之间的发展差距和村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但开发活动依然持续了很长时间，且以煤炭开发为主导产业的村集体还获得了“省级文明村”“文明和谐村标兵”“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称号。对于这一现象，笔者不禁要问:环境恶化的原因究竟在于资源占有者的开发行为，还是因为国家对资源开采行为缺乏有效监管?笔者认为，这一问题需要从资源开发的作用入手，通过分析资源利用过程中不同群体的关系，才能全面回答。

目前，国外环境社会学如美国环境社会学的相关理论虽然产生了生态学解释和政治经济学解释，但前者侧重功能分析，后者偏于宏观视角，导致其解释力受到相当的限制。日本环境社会学的研究中致害论、受害论的视角，尤其是受害圈与受益圈的理论［1］，虽然在相当程度上阐释了环境危害中的受益方和受害方，有助于我们辨明资源开发中的不同社会群体，但微观的视角和它所遭遇的水土不服问题，限制了它在本文案例中的运用。国内环境社会学的现有研究显示，因为“政经一体化开发机制”的影响［2］，或者因为政绩的原因［3］，或者因为制度变迁的原因，国家与农民之间存在着利益分化。这种情况下，农民的环境抗争不仅难以取得成效，而且抗争者常常落入受害枷锁之中。即便有个别成功的例子，也只是表明了权力的界限，而且它往往预示着污染被转移到农村［4］。也有研究从经济政治制度变迁的角度来寻找国家与农民利益分化的原因［5］，还有研究关注了村庄工厂中利益主体复杂化的现象［6］以及农民环境抗争运动中熟人关系网络和新闻媒体、环保组织等关键性支持资源的运动［7］。总体来看，国内对资源开发过程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研究并不多，特别是对山西煤矿开发中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情况，我们依然知之甚少。

基于以上原因，笔者以2006年在山西省晋南市所搜集的材料为基础，从煤矿开发对村民和国家所发挥的功能入手，通过分析煤矿开发过程中村民与国家由共生向竞争的关系转变，探讨资源开发下的环境问题发生的机制及其解决办法。本文中的“共生”概念与“合作”概念有所差别:前者指出了所有个体、群体和社会组织在环境中的区位状态和对特定资源的共同依赖，其目标不尽一致，资源获取方式也不完全相同;后者仅仅表明了它们之间的共同的行为和共同的目标。因为这种差别，本文倾向于使用“共生”这一概念。本文首先论述村办煤矿开发对村民的意义，阐述煤矿开发解决温饱的功能和村民对煤矿奔向“小康”的寄望;其次论述村办煤矿开发对国家的意义，阐述煤矿开发在实现国家治理目标和偏离国家治理目标上的转变;最后总结资源开发中村民与国家关系由共生状态向竞争状态的转变，并开展相关讨论。

一、煤矿开发对村民的意义:从解决温饱到奔向“小康”

刘村隶属于西庄乡，坐落在晋南市北郊，紧邻晋南市最大的国有煤矿企业矿井矿①。由于距离接近，在改革开放前，刘村村民就与煤矿发生了联系:从笔者所掌握的材料来看，村民虽然一再提及过去缺衣少食的情况，却唯独没有提到缺少取暖、炊饮燃料，这反过来说明村民能够得到矿井提供煤炭的关照。与此同时，因为地处城郊和煤矿企业周边，刘村相对更容易受到城市发展和煤矿企业建设占用耕地的影响。这首先可以从晋南市耕地面积减少的大环境中体现出来。1984年晋南市总耕地面积比1949年减少近2万亩，比1956年减少近10万亩。与此同时，1984年晋南市年末农业总人口比1949年增加近22万人。受这两种因素的影响，1984年晋南市人均耕地面积比1949年人均耕地面积减少近1．5亩(见表1)。而刘村人均耕地面积一直维持在1亩左右，远低于晋南市的人均耕地面积(约1．42亩)。在人均耕地面积较少的情况下，以粮食作物为主的种植模式依然没有改变。这种情况使地处城郊和紧邻国有大型煤矿企业周边的刘村，特别需要通过劳动力转移或村庄经济转型的方式来改善村民生活和实现村庄的持续发展①。而在煤炭工业、冶金工业挂帅的区域经济结构下，刘村选择相对容易进入的煤矿资源开发行业，就成为了最简易可行的选择。

村办煤矿给刘村村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直接的影响。在生产方面，村办煤矿影响了村庄经济布局。村办煤矿开发运营后，刘村村集体把村内过去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的小块土地集中起来，一部分土地改造为玫瑰园、果树园，以向旅游农业转型;另一部分改造为蔬菜种植园，用于发展大棚蔬菜供给城区蔬菜市场和满足本村村民需求;还有一部分用于生产粮食作物，供给村民生活。通过这种方式，刘村逐步推动村庄经济结构转型。

村办煤矿还带动了家庭劳动力分工。在村办煤矿较为兴旺的时期，刘村每个家庭几乎都有劳动力参与其中。以笔者调研期间借宿的一家为例，在村庄煤矿开发前，其家庭男女主人一直从事农业生产。村办煤矿兴起之初，家中的男主人就到矿上从事安全检查工作。2006年时，他每月工资两千余元。女主人起初从事农业生产，待两个孩子念中学后，就到村办煤矿做炊事员，负责矿工伙食。邻居一家男主人同样在村办煤矿工作;女主人因为孩子尚小，早晚照顾孩子，待孩子上学后就送蔬菜供给城郊居民。调研期间，笔者看到她骑着自行车驮着满满两框西红柿到城里出售，有时候一天往返菜地和城区几趟。少部分老年村民———通常是女性还捡拾煤矸石，堆积在院子里以待出售。与刘村不同，王村捡拾煤矸石的人员多为中年妇女，她们人数较多，许多时候还未等运送废矿石的车辆卸货完毕，就一哄而上抢拾煤矸石，置自身安全与漫天的灰尘于不顾。

村办煤矿对村民的生活影响首先反映在生活水平方面。据《晋南县志》记载和笔者搜集的相关材料，改革开放前晋南县城乡村民生活极为困难。村民饮食主要以面食、糊饭为主，只有在“过大年”及接待贵客时才食用饺子，在农忙或重体力活时才吃小米干饭或捞饭等。吃饭时，因为饮食简单，人们都端着碗在门外聚餐，或蹲或坐，边吃边聊［8］570。在刘村，人们记忆中三顿饭里“两顿糊糊浆水菜(指腌制酸菜)”。日常衣着服饰、居住条件都非常简朴，被戏称为“衣裳缺栓(纽扣)、房屋缺梁”。此外，刘村地处太行山麓，出行难和缺少交通工具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村民。从改革开放村办煤矿兴建到20世纪90年代，刘村村民的生活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许多村民盖起了二层楼房。调研期间笔者借住的二层楼房的主人已搬迁到村集体修建的别墅，他家已经有了小汽车，家中除了四大家电外，还有一台十余万元的钢琴。已经搬迁进入别墅的村民中，半数以上的家庭中有小汽车，几乎每家都有其他车辆如农用车等。与此同时，收入增加使村民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在刘村举办的第二届农民演唱会上，一首农民自编歌曲形象地反映了煤矿开发前后的生活变化。

《四个大娘话今昔》

［合］太阳出来暖洋洋，四个大娘坐街上，不说短来不说长，说说刘村变了样。

［合］刘村现在变了样，千万不把过去忘，想来过去那个样，不由心里就发慌。

［甲］俺家过去没有房，住了三间土圪廊，天一下雨里边漏，还有一根拆大梁。

［乙］过去种地真正伤，俺家土地在江江，赶车路过跌驴沟，不见小鬼见阎王。

［丙］过去一天三顿饭，每人端个大缸碗，十字路口你去看，不是糊糊是菜饭。

［丁］那时我才二十三，有襟衣裳盘着转，遇见生人不知情，还说俺有五十三。

［甲］如今咱住啥新房，洋式结构前后窗，瓷板脚地光又光，一不小心叉了裆。

［乙］现在种地去江江，大路修的平荡荡，小地田地变大块，跌驴沟不知道啥地方。

［丙］如今一日三顿饭，人人端是小瓷碗，中午炒上四个菜，如同老外吃西餐。

［丁］如今咱已六十三，胭脂口红眉毛弯，再有生人不知情，还说咱有三十三。

［合］刘村如今变了样，村民各个喜洋洋，三个代表指航向，内心感谢共产党。

［合］太阳出来喜洋洋，四个大娘坐街上，夸咱刘村变了样，团结一心奔小康。

村办煤矿对村民的生活影响也反映在其择偶交往方面。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刘村年轻村民在择偶方面较其父辈更加容易。据年长村民回忆，过去的刘村年轻人经常“愁眉不展，好闺女不肯嫁来”，婚姻圈局限于本乡周边村庄。村办煤矿开发后，村民收入增加和村集体经济繁荣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许多刘村和周边村村民都说:这里(指刘村)的年轻人好找媳妇，许多闺女都愿意嫁来。

除了生产、生活方面的影响，长期与煤矿接触还使人们改变了对煤炭和煤矿的看法。刘村和王村常有村民说:我们这里的煤是“香煤”，你们那里的煤是“臭煤”。笔者了解到，王村农民但凡有亲戚在煤矿工作，因得到亲戚的照顾，就会储存不少好炭和冬季取暖用煤。而刘村每家每户都有村集体供应优质燃煤。而所谓“香煤”是指煤炭中不含硫等杂质，而碳含量很高，燃烧中生成无色无味的二氧化碳，没有呛人的味道。从这一简单分类，可以看到煤矿对村民观念的影响。这种观念在刘村更为直观。该村某村委委员在笔者进入该村的第一天，就与其子开车接送笔者和同学到矿的职工剧院观看职工演出。他与演出管理人员都非常熟悉，简单地打过招呼后，就带领我们进入了演唱厅聆听红歌合唱。据该村委委员之子介绍，矿出土的煤炭中有一种名叫“兰花”的煤炭，它可以用火柴直接点燃;燃烧时不仅没有烟尘，而且有兰花的香味;燃尽后只有细细的白灰，没有煤渣。“兰花”常用纸张包裹，由海路运往英国，专供皇室壁橱、餐厅使用。笔者虽未有幸目睹“兰花”，但相关资料印证了这种煤炭确实存在。然而如此优雅的名称和出路，表达了和煤矿长期接触的村民的崇敬、荣誉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总之，村民对煤矿开发所寄予的期望已经远远超出生产、生活的物质层面:在村办煤矿开发改善了村民生产、生活等状况后，他们进一步期望村办煤矿能够带给他们“小康”生活。尽管学界对“小康”的研究成果丰硕、指标体系完整规范，但村民对什么是“小康”并没有准确的概念。在他们的心目中，“小康”生活一定会比今天的生活更加美好。也就是说，煤矿开发改善生活状况、解决温饱的功能催生了人们的依赖，使人们认为它是追求更加美好生活的必要条件。

二、煤矿开发对国家的意义:治理目标的实现与偏离

对于国家而言，煤矿开发的意义表现在对国家治理的作用变化上，具体而言，煤矿开发首先发挥了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和发展地方经济的优势，继而因为人口与资源环境失衡、区域发展失衡以及国家治理困境而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阻碍。尽管20世纪90年代政治学中的治理概念兴起后，“治道”说与“善治”说使治理的概念复杂化，但在社会学中，治理的定义相对稳定和统一。1942年吴文藻提出的边政学中提及了治理这一概念，它探索采用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方法来研究边疆政治，包括边疆民族政治思想、事实、制度及行政等内容［9］。虽然吴文藻并未明确指出其内涵，但却隐含了作为目标的治理和作为手段的治理两个方面。这表明，治理是指国家通过各种措施实现良好秩序的过程，是与“乱”相对应的社会状态，是和平的状态、稳定的状态、有序的状态。作为手段时，治理指与传统专制、集权、人治和无限政府所不同的、属于现代模式的措施。作为目标时，治理是与“乱”相对应的状态。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煤矿开发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改变地区经济落后状况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煤矿开发改善了当地人民生活状况，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这已在前文中有所论述。不仅如此，煤矿开发具有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以晋南市为例，其煤炭资源储量为47亿吨，虽然仅占山西省煤炭储量的1%①，但因煤层厚、煤炭优等特点，使其在很长时间保持着山西省经济强市的地位。其次，煤矿开发具有示范性作用，对于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可以反映在晋南市改革开放初期村办煤矿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壮大上。1956年，晋南市有煤矿17座，到1984年增加270座，其中乡村办煤矿就猛增到265座［8］256。这些拥有村办煤矿的村庄往往同刘村一样获得了“文明村”等荣誉称号。再次，煤矿开发具有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维持良好秩序的意义，这可以从以各种形式表达对党和国家、地方政府的感激之情等内容的演唱会中反映出来。演唱会中的感激虽不同于人类学意义上能够呈现社会地位、社会荣耀的物，但同样具有“总体性呈现”的意义［10］。如同宝力格所述，方物或者特定的地区物品在中国的世界观中具有经济和政治双重性质。朝贡的方物不仅具有象征性，还代表了主权运气。也就是说，朝贡者贡献主权运气，主权者馈赠以物质［11］。在社会交换中，物质、金钱、尊敬、依从所具有的价值逐渐增高。这表明，最高价值的礼物被奉献给了国家，可见煤矿开发作为一种治理手段，在改革开放后起到了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的作用。

然而，持续的煤矿开发也带来了人口、资源、环境矛盾及区域发展失衡的问题，给国家治理带来了极大的困境。一方面，煤矿开发原本用于改善人民生活状况、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意义发生了偏离，拉大了村与村之间的发展差距。在村办煤矿开发持续20余年时，那些经营煤矿的村庄在集体经济状况、村民收入水平方面已经远远超出那些没有煤矿的村庄;那些资源条件好、开采早的村庄经济状况也远远好于资源条件差、开采晚的村庄。这种情况下，村集体以大型农民演唱会的形式表达对党和国家的感激之情，其意义是寻求继续开发煤矿的机会，以此维持整村搬迁、村庄经济转型、提高村民收入等目的。从一首《老两口话今昔》的话剧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诉求。

《老两口话今昔》

……

老头:……看咱们村地覆天翻，村容新环境美道路平坦……路两旁花草树争奇斗艳，教学楼新舞台设施齐全，这一切还全靠集体企业。村领导一班人想方设法，将咱村带进幸福乐园。……

老头:……比起好的地方，咱还差着远了。比人家1村、2村①，咱算啥?咱不但要富而思源，还要富而思进。在村领导的带领下，咱还要再努一把力，再鼓一把劲，使咱们村再过三年五载，全村实现了园艺化，过进了富裕型小康村，那时候才要让你生活得更幸福呢。

老伴:还是老头想得远。

老头:(唱)想过去看现在眼光放远，好前景美如画就在眼前，到那时咱们村还要大变，实现了园林化幸福无边，山是山水是水还有农田，路是路、河是河如同花园，村民们定能够福寿双全，咱老俩也欢度晚年，前段美好光景要想实现，咱还得听党话致富思源，团结一致发奋图强大干几年，定能够变成一个山花烂漫、幸福美满的崭新农村。

另一方面，煤矿开发这一治理手段日益偏离治理目标，使国家治理陷入困境。以刘村的煤矿开发为例，地方政府得到了村集体的赞誉、肯定等高价值的“礼物”，获得了形式上的治理意义和地方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随后，地方政府授予村庄继续实施煤矿开发的权利和各种荣誉称号，实际上延续和加剧了村庄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使地区内部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持续加大，整体上不利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不仅如此，煤矿开发过程中生产安全事故频繁发生，既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巨大损失，又加大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使国家治理难度变大，如频繁发生的矿难事件，曾一度导致地区领导和山西省领导频繁更替。基于这一原因，国家不得不考虑煤矿资源整合的问题。可以说，煤矿开发由发展手段转变为地方层面单纯的发展目标，偏离了国家治理的长期目标和总体目标，导致国家治理困境。这一双重偏离和功能转变是影响国家治理路径的重要原因。

三、结论与讨论

从本文的材料和分析来看，煤矿开发对村民和国家具有不同的意义。对刘村村民而言，煤矿开发首先满足了其燃料需求，其次因为造成人均耕地面积减少而成为满足人们生存需求的最简易可行的生计方式。而村办煤矿改变了村民的生产分工和家庭劳动力分工，并且带给村民巨大的影响:它不仅解决了村民的温饱问题，而且逐渐使村民对煤矿开发寄予奔向“小康”美好生活的意愿。这使村民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开发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对国家而言，煤矿开发只是实现国家治理的手段。在改革开放初期，煤矿开发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地区经济发展和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国家治理的目标。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煤矿开发不断加大村庄之间发展差距并使区域发展失衡;加之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加剧，资源开发过程中的生产安全等问题突出，使国家陷入治理困境。

对比煤矿开发对村民和国家的意义可以发现，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煤矿开发在改革开放初期满足了村民解决温饱、改善生活状况的需求，推动了地区经济发展，因而也满足了国家治理需求。由于煤矿资源开发的实施过程中国家与村民处于不同的位置、采取了不同的行为、具有不完全相同的目标，我们称国家与村民的这种关系为共生关系。煤矿开发的持续使村民产生了依赖，使其成为村民心目中奔向“小康”、实现美好生活的重要手段。不仅如此，煤矿开发也成为满足地方经济发展需求的主要手段。这种情况下，作为治理手段的煤矿资源开发日益偏离国家治理目标，它所带来的相关问题给国家治理带来了困境。由于煤矿资源开发对国家与村民所具有的意义有差异，而且国家与村民所寄予的期望也不尽相同，因而我们称国家与村民的这种关系为竞争关系。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在国家与村民处于共生关系时，煤矿资源开发中客观存在的环境问题处于被忽视的状态。在国家与村民处于竞争关系时，煤矿资源开发中的环境问题则处于凸显的状态。

共生与竞争关系也存在于刘村和周边村落之间。就共生关系而言，我们可以从煤矿开发带来的资源分配与劳动力的就业等情况来发现。作为资源中心，刘村的煤矿开发推动了村庄劳动分工，影响着村庄产业结构与发展转型，刘村的村民被安排在就业层次的上层，获得了较多报酬;作为资源边陲，王村通过提供废弃矿石场地获得资源，抑制了农业发展及其转型，王村的村民处于就业层次的下层，以捡拾煤矸石等废弃矿石维持较少的报酬。可以看到，不同的群体和社会组织共同依赖于资源，但受制于资源环境中的区位等关系，他们在资源的利用方式、分配和收益、依赖程度上互不相同。就竞争关系而言，它表现在资源边陲内部的发展道路选择上。对于王村而言，它选择出租低洼地，获取了煤矸石和废弃矿石带来的收入，实际上使其沦为废弃物掩埋地。它获得的部分报酬无法弥补其承受的巨大损失，使其在近年遭遇整村拆迁的命运。然而，在王村村民和与笔者同行的山西籍同学看来，出租低洼地可谓“一举三得”，主导该事件的新任党支部书记是“有头脑”的人。如果我们将这一事件与前任党支部书记不出租洼地的情况对比，就会发现客观存在着是否出租低洼地以及向谁出租的抉择。笔者无法获知与王村一类村庄的数量，但我们可以推测，在一个对煤矿产生依赖的区域，与王村类似的村庄可能产生的“资源”竞争也将令人惊讶。这表明，村落之间的共生关系使村民乃至社会默认和接受了其中的环境问题，而竞争关系则使环境问题恶化。由此可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的过程，也是共生关系向竞争关系的转变过程。

从短期的发展过程来看，煤炭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资源中心的财富，即资源开发可以在短时间内改善局部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从长期的发展过程看，资源中心和周边区域的收入差距与发展差距逐渐拉大，不仅带来了区域间发展失衡的代价，而且因为共生关系造成发展依赖，由此导致恶性竞争等一系列问题。因此，从短期和局部的角度看，资源对于周边人群是一种福祉;从长期和整体的角度来看，资源对于周边人群是一种祸患。由此我们可以理解身处资源周边的人们的无奈以及有识之士对无序资源开发的痛心。因而，如何处理好相关群体在资源的占有、开发中的关系，解决好资源分配与环境负担之间存在的矛盾，将是维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关键，也是考验国家治理能力的重大问题。这也提示我们，只有从国家层面上整合和规范煤矿资源开发，才可能缓和人口、资源、环境矛盾，解决区域发展失衡等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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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宝力格．一个世界性的友邻共同体正在形成［M］∥包智明．社会学名家讲坛:第四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1－15．

作者：曾祥明 单位：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