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网络与创业企业成长关系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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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杂志》2015年第九期

随着改革深入和中国经济科学发展，借着改革创新的东风，“大众创业”已成为助推我国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因创业企业具有资源有限、身份具有流动性、生存率低等独特性，使得基于成熟企业发展而来的企业成长理论难以充分解释创业企业的快速成长现象。创业企业如何生存及成长已成为业界和学界亟待研究的问题。创业企业成长作为创业研究的一个核心主题，受到创业学者的广泛关注。研究视角从早期的创业者特质论，逐渐转变为创业者、产业结构与战略的匹配，以及包括资源、组织结构、过程的系统观点。学者形成的研究共识是不能再孤立看待影响创业企业成长的作用因素[5]。进而，学者开始从网络视角探讨创业企业成长现象。Christensen等人的系列研究发现，创业企业能够快速成长甚至颠覆传统企业巨头的原因在于，它们更容易构建区别于传统企业的价值网络。目前，众多学者从网络视角探究了创业企业的网络规模、密度、多样性、中心性等结构因素对其成长绩效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创业网络的结构因素正向影响创业企业的成长绩效，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创业网络的结构是动态变化的，创业企业的成长绩效更多取决于网络的构建过程而非网络结构。这种分歧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先前学者更多强调了网络的结构因素，忽视了网络成员间行为的研究。依据社会学的主流观点“结构决定行为”，学者们主要考虑了创业网络结构对创业企业资源获取、信息传递所产生的作用，却忽略了创业是一项极具创造性的活动，创业者具有很强的行为能动性；二是先前研究可能缺乏对于创业企业所处情境的分类。有的创业企业所处的行业较为成熟，环境不确定性较低，而有的企业所处的行业则处于形成阶段，环境的不确定性较高，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创业网络的作用以及创业企业的行为选择。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为能够弥合现有的研究分歧并恰当补充先前知识的理论边界，本文运用社会网络理论，探讨在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下，创业网络结构和创业网络行为与创业企业成长之间的作用关系。通过实证研究，揭示创业网络结构和行为对创业企业成长的影响关系及其适用情境，一方面深化了创业网络与创业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弥补了先前研究重视网络结构而忽视网络行为的不足；另一方面在理论层面上拓展了先前研究的适用范围，促进了不同研究结论的统一和研究共识的形成。

1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创业网络创业网络早期被定义为创业者个体与外界构建的连带[9]，并未引起学者的足够重视。随着创业研究由特质论逐渐转向关于创业过程的研究，创业网络的概念才真正焕发活力。在创业过程研究中，Birley（1986）较早运用了创业网络这一概念，认为创业网络是新建企业创业时创业者与外部环境之间的联系[10]。随着创业网络研究的兴起，一些经典文章逐渐诞生，其中广为引用的是Larson（1992，1993）的系列研究，他们从社会网络的视角剖析了创业网络的基础构成要素，将创业网络定义为创业者个人或者创业企业与其他个人和组织间的关系集合，并且认为创业网络包含行动主体、关系、联络或连接3个要素[11-12]。后来的一些学者认为，创业网络是创业者为了新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而构建的网络连接关系。这些研究为创业网络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Hoang和Antoncic（2003）对1984—2001年间有关创业网络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将创业网络研究分为内容、治理和结构三个方面，深化了Larson和Starr（1993）所提出的创业网络的内容、方向和强度3个属性。到目前为止，多数学者认同Hoang和Antoncic（2003）的研究分类，并在此基础上沿着不同的方向开展研究，但通过进一步的文献梳理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网络结构、网络内容和网络治理等因素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从单一方面难以说明创业网络对创业企业成长的影响。如在创业网络结构研究方面，一些学者认为，间断网络能够为核心企业提供多样化信息，同时间断网络中的结构洞有利于企业的知识创造，因此间断网络更具有创造性和创新性；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密集网络结构能够产生信任、互惠规范，有利于企业间的合作和知识共享，增加企业间的知识转移和创新。对此，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大部分学者检验了网络结构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却忽视了网络行为的作用。对创业网络行为的研究有助于解决网络结构研究的结论不一致问题，能更好地理解创业网络对创业企业成长的影响。最新研究表明，机会主义、声誉和信任等网络成员的行为会显著影响整体网络的价值创造和获取[21]。而先前学者的多项研究也表明，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行为会影响整体网络的演化和绩效，当网络成员之间具有更高的信任、合作、沟通和协调时，他们更容易从中获益并进行创新。简而言之，企业与伙伴成员进行互动和知识分享的网络行为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组织能力，有利于创业企业的成长和创新。因此，本文沿用多数学者对创业网络的定义，认为创业网络是创业者为了新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而构建的网络连接关系，但不同于Hoang和Antoncic（2003）对创业网络的分类，本研究在研究设计上聚焦于网络结构和网络行为两个关键因素，目的在于探索创业网络对创业企业成长的影响。其理由在于，一方面，网络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创业企业的位势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创业企业可能摄取的信息和资源优势，这构成了创业企业成长的基础[23]；另一方面，网络行为则是创业企业对网络中资源的利用与撬动，是将位势资源转变为现实优势的关键途径，这是实现创业企业成长的重要途径[24]。

1.2创业网络结构与创业企业成长网络结构是指网络成员的数量、相关关系以及关系的异质性等特征[25]。在该构念中，网络规模、网络多样性、网络密度、中心性、结构洞等是最重要的几个变量[7]。在创业网络结构的相关研究中，学者考察的多数是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的自我中心网络，难以从整体网络的视角来研究中心性、结构洞等指标，相对而言，网络规模和网络多样性则是研究变量的最优选择。网络规模是最常用的结构性变量。先前一些学者强调了网络规模和产品创新之间的关系，认为商业连带的数量越多，企业的创新绩效越高[26]。还有一些学者强调了网络规模对信息获取、资源获取和创业机会识别的影响，认为网络规模越大，创业者越有可能通过网络获取更多的稀缺信息和资源，进而识别和开发创业机会[27]。创业企业成长是一种基于机会开发、资源整合的成长行为，而网络规模的大小意味着资源、信息、机会获取途径的多寡，网络规模是影响创业企业成长的重要变量。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1a：创业企业的网络规模越大，创业企业的成长性越高。网络多样性影响知识创造的来源，是网络结构的重要指标。在创业网络研究中，网络多样性是指网络参与者或主体的异质性。Baum等（2000）用网络伙伴类型数量来测度网络多样性，比较正式的网络伙伴类型一般包括技术提供商、零部件供应商、客户、科研机构、行业协会、金融机构、政府机构等[7]。边燕杰等（2012）则用网络成员的体制属性来测量网络的多样性，将网络成员分为体制内、体制外和跨体制3种，他们的研究表明，具有体制多样性的网络更能够为体制跨越者带来经济收益[28]。创业企业的网络多样性还意味着创业企业可以接触到更多的异质性信息，从而有利于企业通过对信息资源的整合来识别并开发更多的商业机会，进而实现创业企业的成长。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1b：创业企业的网络多样性程度越高，创业企业的成长性越高。

1.3创业网络行为与创业企业成长对于创业网络成员行为的研究，学者们一直强调的是信任与承诺、机会主义等行为[29]。创业网络中成员行为中的信任、声誉效应等对整体网络的价值创造和获取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机会主义行为则相反[21]。然而网络成员并不是仅仅依靠信任和投资来协调彼此之间的关系，更确切地说，关系型治理依靠彼此之间的合作，而合作表现为双方以联合制定规划和联合解决问题为中心的联合行动[30]。庄贵军等（2010）也认为，关系型治理的秘密在于信任和承诺，而企业之间的默契、互信和承诺水平很大程度体现在联合制定规划和联合解决问题上[31]。因此，本文运用联合制定规划、联合解决问题识别出创业网络行为具有理论效度。创业网络是创业者作为应对环境不确定性的重要手段，但创业网络起源于创业者先前的关系连带，具有一定的结构局限性。Ozcan和Eisnenhardt（2009）的相关研究表明，在创业网络一定的条件下，创业企业倾向于倡导独特的行业架构以激发多种类型的合作伙伴与之建立关系，从而形成高绩效的联盟组合[32]。这种关系建立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联合制定规划。联合制定规划是指提前预期未来的经营关系状况以及明确在关系中相应的权责分配方式的合作行为，反映了特定经营关系中未来的合作在多大程度上被关注、协调与管控[30]。相关研究表明，联合制定规划可以使双方在关系建立初期就建立起良好的相互预期，并努力进行良好合作，这可以强化双方关系，并进一步强化双方的联合规划行为[33]。联合制定规划行为反映了一种超越既定二元关系的行业网络认知观，它拓展了创业企业的战略选择，从这些战略选择中创业者能够选择并充实战略可能性，进而实现创业企业成长。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2a：创业企业采用联合制定规划行为越多，创业企业的成长性越高。联合解决问题是指谋求解决经营关系中新出现的不和与争执的合作行为，反映了经营关系中的冲突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有效解决[30]。在创业企业与网络成员进行合作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关键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如果对问题置之不理或者相互埋怨，就会逐渐增加彼此之间的误会和分歧。如果能够相互协商，共同解决所出现的问题，那么就会逐渐增加双方的理解和信任，从而更加有利于关系的稳定。联合解决问题本身就是一种基于信任的行动，在对问题进行解决的过程中，创业企业与网络成员会形成共同的实践经历，有助于双方建立共同的认知基础，从而加深信任。如果问题得到圆满解决，则创业企业与网络成员双方都比较满意，有利于进一步开展深入合作，进而为共同开发并推广新产品、试验新的市场和交易方式奠定良好基础，能够推动创业企业成长。同时，联合解决问题本身也是一种创新和知识创造的过程。在联合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创业企业与交易伙伴通常面临的是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意外情况。对于如何处理这样的情况，创业企业缺乏惯例可循，因此，一方面是创业企业进行产品改进和市场验证的良好学习机会，另一方面也是发挥创业者创造性的具体场景。在每一次联合解决问题之后，创业企业通常能够对产品、市场形成新的认识，并积累问题处理的知识，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实现创业企业的成长。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2b：创业企业采用联合解决问题行为越多，创业企业的成长性越高。

1.4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Duncan（1972）将环境不确定性定义为决策需要考虑的环境构成要素的数量和变化，认为在考察外部环境对组织状态的影响时应将重点放在总体或任务环境的不确定性水平上，并将环境不确定性划分为复杂性和动态性两个维度[34]。借鉴Duncan等人的研究，本研究从环境复杂性和环境动态性两个维度来分析环境不确定性对创业网络与创业企业成长之间作用关系的调节效应。环境复杂性是组织活动范围的变化和异质性，反映了外部环境组成要素的差异和竞争激烈程度[35]。根据信息不确定性理论，环境作为信息源泉，如果其中存在的组织形式和类型越多，那么这些组织对单个企业所提供的信息越多，企业将会面临复杂信息的处理过程。随着创业企业的成长，创业企业的业务范围不断扩大、产品质量不断升级，竞争程度也会越来越激烈，环境复杂性越来越高。在这种环境中，创业企业快速有效的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有利于企业做出精准的判断，从而做出正确决策实现良好成长。对于创业企业而言，创业网络是其获得信息的重要渠道。创业网络的规模越大，企业获得信息的数量越多，越有利于创业企业应对复杂环境，进而实现成长。而创业网络多样性程度越高，创业企业所能获得的异质性信息越多，有利于企业全面掌握复杂环境的信息，进而采取相应对策实现成长。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3a：环境复杂性越高，创业企业网络规模与创业企业成长之间的正向关系越显著。H3b：环境复杂性越高，创业企业网络多样性与创业企业成长之间的正向关系越显著。所谓环境动态性，是指环境变化的速度[36]。环境变化可能表现在技术、顾客需求、产品需求或者原料供应的变化上，这些领域中的变化越大，环境动态性越高[37]。处于动态性较高的环境中，创业企业对未来的准确预测变得困难，产品或服务能否被顾客认可和接受具有很大的风险性。在不可预见的动态环境之中，一些基于错误信息或决策前提做出的决定，可能对创业企业的生存形成威胁。同时，在动态环境中，创业企业的技术和产品很容易失去市场，行业整体会面临环境动态性所带来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共同实现产品、技术的改进逐渐成为企业之间的共识。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中，创业企业要实现成长，一则需要建立共同的规划，实现企业与供应商、合作伙伴、竞争对手之间的联盟，从而建立应对环境变化的整体抗风险性；二则需要发挥企业的能动性，当在向着既定目标前进的过程中遇到困难时，应共同解决问题，突破行业发展的整体瓶颈，创造更多的战略成长选择。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在环境动态性越高的环境中，创业企业的能动行为越重要[38]。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4a：环境动态性越高，创业企业联合制定规划行为与创业企业成长之间的正向关系越显著。H4b：环境动态性越高，创业企业联合解决问题行为与创业企业成长之间的正向关系越显著。总体而言，本文的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2研究设计

2.1样本与数据收集本研究主要关注中国情境下创业网络与创业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依据Bhide（2000）的研究，他们将创业企业定义为具有潜力获得显著规模和利润的相对年轻的组织[39]。具体在成立年限上，Zott等的研究既包括刚成立1年的企业，也包括成立在20年以上的企业[40]。本文主要研究1999年1月1日以后成立的企业，即截至2013年12月31日成立时间在15年以内的企业。由于本研究所关注的是企业层面的网络及成长，需要被调查者必须全面了解企业的整体情况，因此创业者或创业团队成员是本研究最佳的调查对象。本研究正式调研委托专业的市场调研公司来进行问卷发放和收集。在问卷调研的过程中调研公司进行了严格的质量控制，保证了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通过调研公司共回收问卷450份，剔除无效问卷222份，最后回收有效问卷228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50.67%。针对收集到的数据，首先对被调查者特征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1所示。从被调查者的描述性统计信息来看，被调查的创业者分布比较符合正态分布，具有较好的代表性。从样本企业的描述性统计信息可以看出，本研究的样本分布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因此数据的研究结果可以接受，且具有较好的普适性。

2.2变量测量（1）创业网络结构：规模与多样性。创业网络规模反应的是创业企业所嵌入网络的网络成员数量，它是网络结构测量的主要变量之一。一般来讲，在个体网络中，网络规模越大，个体所能动员的社会资本和可获得的有价值信息越多。在企业层面而言，以企业为核心的社会网络规模越大，意味着企业所能获得资源和信息的途径越多，越有利于企业把握机会实现创新。具体在测度方面，个体网络规模可以直接通过个体所接触到的联系人数量来衡量[41]。拓展到创业企业层面，则可以通过直接计算新企业与之建立关系的企业或其他组织的数量来衡量创业网络规模[42]。具体而言，请创业者分别回答企业与下列不同网络成员之间的联系情况，主要包括顾客、供应商、经销商、竞争者、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科研机构、中介机构和行业协会。其中，顾客是指组织客户，并可将终端个体消费者视为1类客户。中介机构主要包括广告公司、会计事务所、调研公司等服务型企业。请创业者在框内填写大体数字，没有该项请填0。最后将不同网络成员的数量相加作为该企业的创业网络规模。创业网络多样性是指网络参与者或主体的异质性，具体可以用网络伙伴类型数量来测度，比较正式的网络伙伴类型一般包括技术提供商、零部件供应商、客户、科研机构、行业协会、金融机构、政府机构等[7]。本研究主要测量创业网络中顾客、供应商、经销商、竞争者、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科研机构、中介机构和行业协会的种类多少，从而比较不同创业网络之间的多样性高低。本文首先将不同网络成员进行重新赋值，原值为0的赋值为0，其他赋值为1，然后将不同的网络成员进行加总，理论上得到从0~9的数字，用来代表网络多样化程度，数字越高说明网络多样化程度越高。（2）创业网络行为：联合制定规划与联合解决问题。对于创业网络成员行为的研究，早期学者们强调的是信任与承诺，交易专项资产等[29]。然而网络成员并不是仅仅依靠信任和投资来协调彼此之间的关系，更确切地说，网络成员依靠彼此之间的合作，而合作表现在双方采取联合行动的程度上。Claro等（2003）认为，两种联合行动是网络行为的中心——联合制定规划和联合解决问题[30]。因此，运用联合制定规划、联合解决问题以及合作性沟通识别出创业网络关系治理行为具有理论效度。具体在测量题项方面，本文主要采用了相对成熟的国外量表，如联合制定规划和联合解决问题主要采用Claro等（2003）的李克特5点测量量表[30]。本文采用了“翻译—反翻译”、与专家访谈、创业者访谈等方式对量表进行了设计。（3）环境不确定性。本文借鉴Ducan（1972）的研究将环境不确定性划分为环境动态性和环境复杂性两个维度[34]。环境动态性的量表来自Jansen等（2006）的研究[36]。在问卷中主要包括4个题项，分别是：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变化程度很剧烈；顾客经常对企业的产品（服务）提出新的需求；外部环境不断发生变化；企业所处市场上的产品（服务）数量和种类不断在变化。在测量的过程中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环境复杂性的量表来自Jansen等（2006）、Ducan（1972）等的研究[34,36]。在问卷中主要包括3个题项，分别是：公司所在的市场，竞争非常激烈；相对而言，公司面临的竞争者都非常强大；公司处在一个高度竞争的市场中。（4）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先前学者从销售增长率、雇员增长率、利润增长率、预期企业规模等多种指标来衡量创业企业的成长绩效，本文借鉴Baum等（2012）的研究，以创业企业的规模、员工人数和销售额来衡量企业成长绩效[43]。其中，本文将企业的资产规模和销售额均划分为100万元及以下、101万元~500万元、501万元~2000万元、2001万元~5000万元、5001万元~2亿元、2亿元以上，并均赋值依次为1~6；将员工人数划分为50人及以下、51~100人、100人以上，赋值分别为1，3，5。（5）控制变量。通过对有关创业企业成长文献的梳理，本研究选择创业者的基本特征（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创业企业的基本情况（成立时间、行业、风险投资等）作为控制变量，其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由于本研究所使用均是较为成熟的量表，因此，本文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来检验该量表的建构效度和信度。运用AMOS6.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运行结果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各条目与构念之间的因子载荷均值在0.01的水平上显著，最小值为0.559，大于0.35的最低载荷标准。另外，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χ2/df=1.231，小于2.0的标准；RMSEA=0.009，小于0.05的标准；NFI=0.917，CFI=0.989，GFI=0.981，AGFI=0.967，均大于0.90的检验标准。由此可知该测量模型的拟合度较好，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建构效度。对于各量表分别进行信度检验，得到的α最小值为0.702，均大于0.70的整体信度检验标准，且条目总和项相关系数最小为0.466，大于0.40的最低标准，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3实证研究

3.1描述性统计分析在通过样本有效性分析、信度和效度分析之后，通过对主要变量之间的回归分析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首先，依据因子结构计算各因子条目的平均分作为后续分析的基础。其次，对所有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从而初步判断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最后，采用层级回归分析的方法逐步加入控制变量、自变量、中介变量，形成多个回归模型，通过回归分析结果中的标准化系数和系数显著性水平判断、比较不同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作用。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如表3所示。从自变量与控制变量之间的关系来看，并没有其他太多的显著相关性，说明各自变量之间的自相关性并不严重。同时，本文在进行回归分析时，采用层级回归的方法，有效地将相关性较强的变量放入不同模型进行检验，因此模型中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并不严重。

3.2假设检验本研究共构建了4个模型：模型1主要检验了控制变量对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模型2主要检验了创业网络结构与行为对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模型3主要检验了创业网络结构、行为以及环境不确定性对创业企业成长影响的主效应；模型4主要检验了环境复杂性、环境动态性对创业网络与创业企业成长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各变量与创业企业成长之间的层级回归分析如表4所示。（1）创业网络结构与创业企业成长。通过模型3可以发现，网络规模与创业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不显著（β=0.065，p>0.10），假设H1a被拒绝。而网络多样性与创业企业成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β=0.240，p<0.01），假设H1b得到验证。这与先前的研究不一致，可能的原因是由于在中国网络规模的大小并不能反映网络成员的社会地位，社会阶层的固化阻碍了信息和要素在网络成员间的传递。即使处于同一阶层的网络成员数量众多，企业也难以获得跨阶层的关键信息和资源。因此，在中国对于创业企业而言，创业网络结构的多样性比规模更有利于企业的成长。（2）创业网络行为与创业企业成长。通过模型3还可以发现，联合制定规划与创业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不显著（β=-0.033，p>0.10），假设H2a被拒绝，而联合解决问题与创业企业成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β=0.160，p<0.05），即假设H2b得到验证。这说明在中国市场转型的环境中，人们更倾向于在共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实现成长，而非通过网络成员间的规划来实现发展。这其中深层次的原因可能在于中国社会法制环境尚不健全，守法、用法维护权益的成本较高，人与人之间倾向于能够建立“信任”的交往方式，而相对缺乏契约机制。因此，以“信任”为基础的联合解决问题行为比以“契约”为基础的联合制定规划行为更能够促进创业企业的成长。（3）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了环境复杂性、环境动态性与创业网络结构变量、行为变量中心化之后的交互项。通过模型4可以发现，环境复杂性与网络多样性之间的交互项系数为正且显著（β=0.245，p<0.01），即环境复杂性有助于增强网络多样性与创业企业成长之间的正向关系，假设H3b通过检验。环境动态性与联合制定规划之间的交互项系数为正且显著（β=0.164，p<0.10），即环境动态性会增强联合制定规划与创业企业成长之间的正向关系，假设H4a通过检验。这说明随着行业竞争性程度的增加，通过构建网络多样性来实现成长越来越重要，而随着行业动态性的增加，联合制定规划的网络行为对创业企业成长的影响开始显现。而环境复杂性与网络规模交互项系数（β=-0.049，p>0.10）、环境动态性与联合解决问题的交互项系数（β=-0.098，p>0.10）均不显著，假设H3a与假设H4b被拒绝。这说明网络规模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对于创业企业成长的贡献都不显著，而联合解决问题对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是稳定的且不受环境因素的影响。

4研究结论与启示

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首先本研究证实了创业网络结构和行为对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网络多样性和联合解决问题均对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基于结构和行为双重视角的检验，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创业网络与创业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弥补了先前研究重视网络结构而忽视网络行为的不足，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创业网络结构约束性和创业者行为能动性共同促进创业企业成长之间的互动关系。其次，本研究进一步细化了有关创业网络结构与创业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网络规模对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并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只有网络多样性才能起到正向促进作用；同时，随着环境复杂性的增加，网络规模对创业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仍然不显著，而网络多样性对创业企业成长的正向促进作用则得到了加强。创业网络结构变量不同影响以及环境复杂性调节效应的检验，在理论层面上拓展了先前理论研究的适用范围，形成了网络结构影响成长绩效的可靠证据，促进了不同研究结论的统一和研究共识的达成。最后，本研究挖掘了网络层面企业行为与创业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环境动态性较低的情况下，联合制定规划行为与创业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在环境动态性较高的情况下，联合制定规划行为与创业企业成长绩效之间的关系显著；而无论环境动态性是否发生变化，联合解决问题行为与创业企业成长绩效之间的关系一直保持显著。对创业网络行为在不同环境下对创业企业成长的检验，丰富了有关创业网络如何促进企业成长的讨论，突出了创业者及创业企业在创业过程中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为创业者带来以下管理启示。第一，创业企业在构建网络的过程中，应该更加注重网络结构的多样化，而不应该片面追求网络规模的大小。对于新创企业而言，创业网络是应对资源短缺、合法性低等新进入缺陷的有效途径，然而创业网络结构对企业的影响机制不仅是信息的流动性，更重要的可能是知识的多元化和异质性，这种多样化的知识基础有利于促进企业在技术和商业模式方面的创新，进而促进创业企业的成长。因此，创业企业在创业网络构建上应更具策略性。第二，创业企业要想实现企业的快速成长，不仅需要依赖创业网络结构中所蕴含的资源和知识，还需要创业企业积极发挥网络层面行为的主动性，尤其是发挥联合解决问题的重要作用。在创业企业谋求成长的过程中，多样化的网络结构奠定了企业成长的基础，而创业企业积极与网络成员应对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一方面有利于网络成员间建立更高程度的信任，另一方面有利于隐性信息在企业间的传递，为网络资源基础的发挥提供了保障。因此，创业企业应同等程度重视网络成员行为在企业成长中的作用。第三，创业企业在成长策略选择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环境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当创业企业的竞争者越来越多的时候，网络多样化对于创业企业成长的影响则越来越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应更多运用创业网络的多样化结构，试图从多样化网络结构中获得不同于竞争对手的异质性信息和资源，从而超越竞争对手实现成长。而当整体行业面临更大动态变化的时候，联合制定规划对创业企业成长影响的作用开始显现，同时联合解决问题对创业企业成长的影响依然不变，因此，创业企业应侧重网络行为所发挥的作用，从而在动荡的环境中保持持续成长。最后，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创业网络对创业企业成长的影响作用机制较为复杂，本研究虽然探讨了创业网络结构和行为对企业成长的不同影响及适用情境，但并没有讨论创业网络在不同情境下对创业企业成长的作用机理，有待后续进一步研究。二是，创业网络结构和行为的测量变量较多，本文仅对较为广泛使用的变量进行了研究，后续研究有待进一步探讨不同网络结构和行为对创业企业成长的影响。三是，本研究在已有资源的条件下进行了最佳的样本选择和数据收集工作，但样本有限，后续可通过更大样本和跨地区的数据收集开展比较研究工作。

作者：陈熹 范雅楠 云乐鑫 单位：南开大学 商学院 南开大学 创业管理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