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卡业务|高利率现象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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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目前，信用卡业务在我国方兴未艾。据中国银联的统计，截止到2005年底，我国信用卡发卡量累计已达4000万张，国内信用卡透支余额将近150亿元人民币，发卡量和透支余额均快速增长。

信用卡业务在我国快速发展是与该业务潜在的高利润性分不开的。国际上，信用卡年利率维持在18－23％的水平上，且相当稳定，不随基准利率的变动而变动，表现出了相当的粘性1。目前，我国信用卡贷款日利率为万分之五，换算成年利率则高达18.25%，远高于同时期存款利率，也远高于银行其他贷款利率。

可见，信用卡业务的潜在收益是非常高的，这也是我国商业银行大力推广该业务的原动力。但这里存在两个问题：一是银行为什么对信用卡贷款收取如此之高的利率？二是消费者又为何愿意承担较高的信用卡透支成本？对于第一个问题，一个直观的解释是信用卡业务属于无担保的循环信用，因此面临较高的信用风险。此外，信用卡业务还面临黑中介、欺诈、恶意透支等风险。近些年来，韩国、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信用卡危机，似乎也佐证了信用卡业务的高风险性。但这种高风险性是否就足以解释信用卡贷款的高利率现象？事实上，在违约风险比较低的时期，信用卡贷款依然索取了较高的利率。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对信用卡持卡人进行分类。信用卡持卡人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交易用户（transactionuser），该类用户主要将信用卡作为一种交易媒介，在宽限期满之前就足额偿付信用卡透支金额，因此不支付利息；第二类客户为便利用户（convenienceuser），该类客户的透支行为具有周期性，一般只在度假或者消费开支比较大时才透支消费，并支付利息；第三类客户是循环用户（revolver），该类客户一期一期地在信用额度内获取短期贷款透支消费，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利息和其他费用。目前，我国信用卡客户主要是交易用户，这类客户不为银行带来利息收入。交易客户的行为似乎是理性的，他们不愿承担高额利息。但就循环用户和便利用户而言，二者则愿为其透支行为支付利息，这似乎与理性行为相悖。此外，银行能否通过降息吸引便利用户透支消费？对上述问题，本文将作较为深入的理论探讨。

二、搜索成本、转换成本与信用卡利率

一种解释信用卡高利率现象的理论是搜索成本与转换成本理论。Ausubel（1991）认为，信用卡市场上的搜索成本和转换成本主要包括：（a）寻找低利率发卡商所带来的信息成本；（b）申办新卡所花费的时间、精力以及情绪（有可能被拒绝）等方面的成本；（c）较长时间地持有某家银行的信用卡可以获得较高的信用评级（creditrating）和较高的信用额度（creditlimit），放弃这些收益而导致的成本；（d）申办新卡与取到新卡存在时滞。转换成本的存在导致了垄断租(monopolyrent)的存在（Klemperer，1987）。因此，持卡人在面临转换成本时，即使银行对信用卡收取较高的价格，也可以将客户锁定。

搜索成本与转换成本的存在能否解释信用卡高利率现象，对这一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

Ausubel（1991）认为，信用卡市场存在搜索成本和转换成本，但二者是否足以解释信用卡市场持续的高利率现象依然令人怀疑。Berlin和Mester（2004）利用Wilde和Schwartz（1979）的关于消费者搜索的垄断竞争模型对信用卡利率与搜索成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即使美国80年代的消费者面临比现在高得多的搜索成本，但依然不能确定当时较高的搜索成本就是信用卡利率较高的主要原因。

Calem和Mester（1995）指出，维持较高信用卡余额的消费者往往也面临较高的搜索成本和转换成本，因为这类消费者在申请新卡时，银行很难辨别他们的换卡动机，因而可能性大大增加。此外，信誉较高的持卡人在转而投向其他信用卡公司时，将不得不放弃目前所获得的较高信用评级和累积起来的较高的信用额度，在利率差别不大的情况下，持卡人不愿意放弃这种“奖励”。Stango（2002）所做的实证研究也表明，信用卡市场上存在转换成本，转换成本是影响信用卡价格的主要因素。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信用卡持卡人面临搜索成本和转换成本，进而导致垄断租的存在，因而可以部分地解释信用卡高利率问题。但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人类已经步入信息社会，搜索成本也随之下降，但信用卡利率依然维持高位，因而消费者搜索理论不足以解释信用卡利率行为。

三、逆向选择与信用卡利率

(一)基于消费者非理性的逆向选择理论

Ausubel（1991）提出，可用基于某种非理性的逆向选择理论（adverseselectiontheory）解释信用卡的高利率现象。设想有这样一类非理性的消费者：他们并不打算用成本很高的信用卡透支消费，但后来发现自己还是不断地这样做。这类用户即为所谓的循环用户（revolver），不妨将其称为第一类持卡人（客户）。从银行的角度看，第一类持卡人是最优质的客户。他们以较高的利率借款，并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够偿还贷款。同时，第一类客户不太可能对利率的下调做出反应，因为他们一开始并不打算借款消费。第二类持卡人则是这样的持卡人：他们有足够的意愿用信用卡透支消费，但信用状况不佳，同时也缺少其他成本更低的借款渠道。从银行的角度看，第二类客户不太理想，因为他们透支的数额不但高，而且还经常违约。但有趣的是，同第一类客户相比，第二类客户却更有可能对不同信用卡的利率进行比较，因为他们原本就打算支付较高的借款费用。第三类客户是便利用户（含交易用户），很少使用信用卡借款并支付利息，因此对利率的变动没有反应，故不在讨论范围之内。Ausubel（1991）称第三类客户是理性的。在对客户作出上述分类以后，银行将不愿意在利率层面上进行竞争，因为通过降低利率所招揽的客户大多属于第二类，因此面临逆向选择问题。既然逆向选择使得银行不愿意降低利率水平，那么银行就只能通过其他方法招揽客户，例如，提供宽限期（graceperiod）、降低年费、提供交易补贴等等。这样，基于非理性的消费者的逆向选择理论就解释了信用卡的高利率现象。

Ausubel（1991）的逆向选择理论成立的关键是存在非理性的第一类持卡人。例如，许多消费者可能对信用卡利率的运作并不太了解，进而低估了透支消费所产生的后果，这类消费者就是非理性的。笔者通过调查发现，信用卡市场上确实存在非理性的持卡人。有相当比例的消费者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在不断地、频繁地透支消费，甚至不承认自己在那样做。此外，根据信用卡推销人员以往的经验，许多消费者似乎对年费的增加更加敏感，尽管事实是他们为透支消费支付了占相当大比重的利息。

Ausubel(1999)通过大规模的随机的市场试验（marketexperiment），再次对信用卡市场上的逆向选择问题进行了研究，进一步证实了信用卡市场上逆向选择问题的存在以及笔者先前做出的低估假设（underestimationhypothesis），即消费者或许对当前以及未来的信用卡借款表现出系统性的低估。

Ausubel的逆向选择理论提供了一种思考问题的视角，但有关消费者非理性的论断却值得商榷。消费者或许在前几次透支消费时，没有意识到高利率问题或者对利率结构不甚了解，从而承担了原本不想承担的高额罚息。但消费者不会总这样错下去。消费者完全可以在以往信息的基础上对以后的透支消费行为做出贝叶斯调整。但Ausubel（1991）设想的非理性消费者更像是在随机游走，没有记忆性。

(二)基于转换成本和搜索成本的逆向选择理论

Calem和Mester（1995）认为，维持较高信用卡账户余额的消费者具有较高的搜索成本，搜索活动具有负效用。由于消费者心理上的原因，那些不愿意把时间耗在搜索活动上的持卡人更偏重于当前消费，即，持卡人在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的选择上表现出强烈的不耐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信用卡公司降低利率，那么吸引过来的客户将是那些维持信用卡余额较低的消费者，这显然会降低信用卡公司的利润水平。因此，存在搜索成本的情况下，银行面临逆向选择问题。

关于转换成本带来的逆向选择问题，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首先，信誉高的客户面临较高的转换成本，因为如果转投其他公司，将不得不放弃累计起来的较高的信用等级和信用额度。此时，信用卡公司降低利率，招徕的客户很可能是一些信誉较差、风险较高的客户。其次，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条件下，维持较高信用卡余额的客户申请被拒可能性也高于余额较低的客户，因为发卡公司很难了解其转换的动机。尽管维持高余额的客户可能是优质客户，但道德风险的存在使发卡公司趋于保守，结果降低利率招徕的只是维持信用卡余额较低的客户，公司利润水平因此受到了影响。

可见，存在转换成本和搜索成本的情况下，降低信用卡利率会导致逆向选择，因此，发卡公司不愿以降低利率作为竞争的手段。

虽然Ausubel（1991）、Calem和Mester（1995）等学者均用逆向选择理论解释了信用卡利率粘性特征，但二者是有区别的。前者将逆向选择问题归因于消费者的非理性，对搜索成本和转换成本所起的作用则不置可否。后者则更强调搜索成本和转换成本在逆向选择中的作用，认为这两种成本的存在使得信用卡市场处于不完全竞争状态，并导致逆向选择问题，逆向选择反过来又加重了这两种成本对市场竞争性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Ausubel（1991）等学者提出的逆向选择问题是在信用卡利率下跌时出现，这与Stiglitz和Weiss（1981）所设想的逆向选择恰好相反。Stiglitz和Weiss（1981）指出，贷款银行提高利率水平，会招致逆向选择问题。提高利率尽管能够获得较高的收益，但招揽来的借款人的违约风险也比较高。提高利率使客户群整体的可信度下降，最终导致银行平均利润下降，这就是Stiglitz-Weiss效应。Stiglitz和Weiss（1981）就此预言，当成本上升时，利率向上具有粘性（upwardsticky）。Stiglitz提出的逆向选择理论能否应用于信用卡市场还有待实践检验。

四、理性框架下的消费者行为与信用卡利率

前面，本文分别从消费者的角度和银行（发卡人）的角度探讨了信用卡利率问题，指出，消费者面临搜索成本和转化成本并且其行为可能是非理性的。下面，本文在理性框架下，探讨信用卡贷款与消费者行为之间的关系。

Brito和Hartley（1995）认为，不仅持卡人行为是理性的，而且市场处于竞争均衡状态。他们在Baumol（1952）和Tobin（1956）的货币交易需求模型的基础上，首先对信用卡的平滑确定性收入或消费的功能进行了分析。假定信用卡贷款利率为i，资产的收益率为r，假定i>r，消费者的目标是在满足消费开支约束的情况下，通过调整货币余额与信用卡账户余额，使得终期的财富最大化。均衡结果表明，在整个考察期内，消费者在前一段时期使用现金消费，在后一段时期则使用信用卡借款消费。当信用卡利率高于其他资产的利率时，消费者的消费开支一部分用现金满足，但r/i部分的消费开支则通过信用卡贷款解决。如果存在宽限期，则消费者在整个时期内都使用信用卡消费。

其次，将信用卡贷款作为银行贷款的可选项，进而研究信用卡在消费中的作用。假定消费者在支付了固定交易成本K后，可以从银行那里获取贷款（假定贷款利率为r），进而为消费融资。通过比较两种消费融资方式所导致的成本，Brito和Hartley（1995）得出的结论是，即使交易成本K较低，也会导致大量的信用卡贷款。换句话说，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信用卡透支同其他银行贷款相比，更具吸引力。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不同的信用卡如果年利率的差异在3%以内，那么，维持平均透支余额水平的消费者不太可能转向其他信用卡公司。对于那些在整个年度都不打算留有正的透支余额的消费者（这类客户更接近便利用户）来说，较低的交易成本就可以使得他们放弃换卡的念头。交易成本进而导致逆向选择问题，因为具有较高透支余额的消费者对利率的下调会更感兴趣，因此，银行降低利率，吸引过来的客户很可能具有较高的信用风险。可见，Brito和Hartley（1995）也认为信用卡市场上存在逆向选择问题，但与Ausubel（1991）不同的是，前者认为消费者是理性的。

再次，考察消费者渴望获得的消费水平遭到非预期的冲击时信用卡所起到的保险作用。结果表明，未来的消费支出越不稳定，持卡人的平均透支余额就越高。进一步，将代表冲击的随机变量引入消费者的时间可加跨期效用函数中，考察消费者效用最大化问题。结果表明，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将使得现金余额的预期流动性价值（expectedliquidityvalue）与信用卡余额的预期流动性价值的比值为r/i。消费者利用信用卡一方面可使得手中持有的现金较低，另一方面，当渴望得到的消费水平受到冲击时，还可以利用信用卡平滑消费。

最后，对信用卡市场的均衡问题进行了研究。先考察单个客户的利润最大化问题。结论是，资金成本的下降有可能使得每家银行拥有的信用卡客户数量增加了，但违约风险也增加了。资金成本的下降仅使得信用卡利率出现了轻微的下调。将分析推广到市场包括多个信用卡利率以及零利润的情形，并按照风险特征对信用卡客户群体进行分组，假设有K组。假设位于第k组的潜在客户受邀申请利率为ik的信用卡，由于转换成本的存在，对于新推出的信用卡来说，如果利率降得不够低，将不能吸引到客户。假设ik-1是紧邻ik的下一个最高的利率，则推出的利率位于ik-1和ik之间时，没有一家银行会有利可图。信用卡市场均衡的结果是，通过竞争，利率以及潜在客户进行均衡配置以后，没有一家信用卡厂商愿意改变利率水平以招揽新的客户，新的进入者也不能获得正的期望利润。这样，两位作者就证实了信用卡市场可以达到竞争性的均衡状态。

五、小结

目前，国内探讨信用卡高利率现象的文章并不多见，为此，本文结合国外有关的研究成果对信用卡高利率现象进行了理论探讨。一种观点是从市场结构与摩擦的角度探讨高利率问题，认为信用卡市场上的消费者面临搜索成本与转换成本，市场不是完全竞争的，存在垄断租。该观点虽然可以部分解释信用卡高利率现象，但显得有些乏力。另一种观点是应用逆向选择理论讨论信用卡高利率问题，认为降低利率吸引过来的往往是那些信誉不佳、风险较高的客户，因此银行不愿意通过降低利率吸引客户，而往往通过其他竞争手段招徕客户。例如，银行可以通过降低甚至免除年费、提供宽限期或者其他奖励等竞争手段争夺市场。逆向选择理论从发卡商的角度给出了信用卡高利率的一种解释，但有待实践的检验。实际上，提高信用卡利率也有可能招致逆向选择问题。还有一种观点是从消费者理性的角度探讨信用卡利率问题。对消费者而言，信用卡贷款可起到平滑消费的作用。在满足消费开支约束的情况下，消费者可以通过调整货币余额与信用卡余额使其终期财富最大化。当消费者渴望获得的消费水平受到非预期冲击时，信用卡还可以缓解这种冲击，因而具有保险作用。此外，消费者在其他融资渠道匮乏或者交易成本较高的情况下，也会选择信用卡贷款消费。总之，理性的消费者依然可以利用并接受较高利率水平的信用卡，使其终身效用最大化。

目前，我国信用卡业务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各商业银行纷纷大力开展该业务。但由于我国个人征信体系尚未建立，各银行间又缺乏信息共享，因此，信用卡业务的信用风险是比较高的。与国外一样，我国商业银行也面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甚至更严重一些。此时，银行就会索要较高的利息以作为风险补偿。此外，信用卡贷款数目众多，而单笔贷款金额较小，贷款时间又不确定，因此，银行的信用卡业务管理起来也有一定的难度。在规模比较小的情况下，我国信用卡业务缺少成本优势。

就我国消费者而言，其所面临的流动性约束是比较高的。消费者通过信用卡借款，就能够缓解流动性约束。当收入受到冲击时，信用卡还可以起到平滑消费的作用。此外，信用卡所带来的便利收益也是不能忽略的。当消费者发现手边的资金不够时，就可以用信用卡透支消费。总之，我国消费者对信用卡贷款是有需求的。那么，我国消费者是否愿意承担高昂的利息支出呢？实际上，目前我国银行的信用卡业务都提供了宽限期，消费者在宽限期内还款并不需要支付利息。因此，与利率相比，消费者对年费、宽限期等因素更加敏感。银行通过小幅降低利率未必会招揽来客户，因此更愿意采用其他方式进行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