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跨国并购探索及启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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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带来的更加广阔的市场环境和更加迅速的全球性资源的再分配，使得国际竞争的广度和深度空前扩展。一方面，面向全球的管理创新和国际化经营正日益成为企业提高效率和增加利润的普遍手段，大公司正掀起合并为更大的公司和向全球化发展的浪潮；另一方面，激烈的竞争抑制了企业的利润空间，各国为了在竞争中获得更多的收益，纷纷实施更加自由化的公共政策。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世界发生的并购总数（包括跨国并购和国内并购）以平均每年42％的速度增长；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国直接投资中的70％以上是通过跨国并购完成的，跨国并购成为了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纵观近二十年来的全球跨国并购市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些新特点和新趋势。

（一）在经历了一轮低谷之后，跨国并购重新复苏

全球并购自2000年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之后进入了一个调整期，跨国并购总额出现了显著下滑，2003年更是跌入谷底。在此之后，随着全球经济增长高峰的到来，跨国并购再次进入加速期。据数据供应商Dealogic提供的资料显示：2006年全球并购交易额首次超过2000年，达到3.9万亿美元。发达国家成为这次新浪潮的主导，并购目标位于欧洲的交易额达到1.53万亿美元，而美国的并购交易额总计1.44万亿美元，这两大发达地区的并购额就占到全球总额的76%。进入2007年，全球并购交易额继续创出新高，达到4.35万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20%。而据毕马威公司2007年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新兴市场国家表现出色，新兴市场国家在发达国家的并购交易额与发达国家在新兴市场国家的并购交易额之比已经从四年前的1∶4提高到了1∶2。跨国并购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齐头并进，成就了跨国并购的新高峰。

（二）银行跨国并购在全球并购市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全球跨国并购的浪潮中，金融业的跨国并购尤其是银行的跨国并购扮演了重要角色。图1显示了1985—2006年间宣称的5748起跨国银行并购活动（至少并购一方是商业银行）。从并购数量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银行跨国并购数量稳步上升。虽然在2000年达到顶峰后出现了回落，但在2003年开始又重新进入上行通道。从银行跨国并购占比来看，虽然其总体的百分比并不是很高，但上升趋势十分明显。在20世纪90年代初，该百分比在15％左右徘徊；但自从90年代中期开始，该百分比迅速增长，在2006年更是达到了35％以上。十年间翻了一番，足显银行跨国并购的重要地位。

（三）发达国家仍是银行跨国并购市场的主导

尽管近十年来世界各地银行跨国并购数量基本上都较上一个十年翻了一番，特别是亚非澳等地区银行跨国并购占银行并购的总量均达到或超过50％，但欧美等发达地区仍是银行跨国并购的主导。如表1所示，1985—2006年间，亚非澳等地区发生的银行跨国并购共1270起，而同期欧美发生的银行跨国并购数达到4478起，几乎占全球银行跨国并购总量的78％，特别是近十年，该比例已高达80%。中国在这轮银行跨国并购浪潮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特别是2007年以来中资银行对外扩张步伐明显加快。比如，继收购了印尼的HALIM银行后，2007年中国工商银行出资54.6亿美元收购南非标准银行20%的股权；中国民生银行3.2亿美元参股美国联合银行，并承诺将不断扩大持股比例；中国银行通过在香港的子公司整体收购了新加坡飞机租赁公司作为参与国际金融租赁业务的平台；国家开发银行也成功入股巴克莱银行；招商银行整体收购了香港永隆银行。可以说，中资银行的跨国并购，已经成为国际金融舞台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毋庸置疑，跨国并购已经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银行主要的境外市场进入方式。并且，伴随着金融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银行跨国并购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和发展空间。但是，跨国并购始终伴随着较高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成功率总体上还比较低。究其原因，跨国并购需要综合考虑和全面权衡母国和东道国各类因素的影响，而往往一些因素的忽略或低估，导致出现了“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的局面。为此，本文立足以往的研究文献，并以近二十年来全球发生的银行跨国并购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力图从众多的因素中找出影响银行跨国并购实施的主要因素，并分析这些因素是如何发生作用的，以为中资银行跨国并购的成功实施提供借鉴和参考。

二、理论假设与指标选取

根据以往研究文献，我们可将影响银行跨国并购的宏观环境因素分成三个方面：宏观经济、产业结构和制度环境。这三个方面基本上构成了银行跨国并购实施的环境平台，并且能够很好地解释银行跨国并购发生的外部动因。

（一）宏观经济影响因素

经济环境的构成比较复杂，但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一体化程度和经济运行风险是学者关注的三个主要方面。

1.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银行跨国并购的主要因素之一。经济发展的影响往往可以通过两个途径进行：首先是经济增长潜力；其次是经济规模。经济增长潜力反映了该国经济增长的后劲和经济活力，如果增长潜力巨大，则会给投资者带来乐观的预期，带动实体经济部门的进入，并在投资回报上给予满意的答复。其次是经济规模。经济规模大，意味着银行在该国的市场规模也会较大，因此银行将考虑对该国市场给予更大的投入。通常，经济规模巨大的国家往往是银行跨国并购的目标国，外资银行可以在这里获得规模巨大的企业客户和零售客户，从而获得业务和市场的扩张；但是经济规模巨大的国家也可以是银行跨国并购的来源国，因为这些国家往往也拥有许多规模巨大、实力超群的超级银行，这些银行通常制订了国际化战略，并具有跨国经营的实力和意愿。本文用两个指标描述经济的发展水平，一是GDP的年均增长率，用来衡量经济增长潜力；二是人均GDP，用来衡量经济规模。其中对于GDP的年均增长率，我们选用了1992—2002年近十年的真实GDP的平均增长率（GDP数据均以美元计价）。假设1：经济发展水平影响银行跨国并购的发生。经济发达的国家往往是银行跨国并购的发起地；而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往往是银行跨国并购的目标地。

2.经济一体化水平经济一体化也是影响银行跨国并购的重要因素之一。经济上的频繁交往，使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获得了增强，这种增强往往导致母国和东道国市场的同一化或者互补化，这意味着两国之间的贸易壁垒极大降低，经济依赖性日渐增强，企业大规模的国际化将在“客户追随”效应影响下，提升银行跨国并购的动力和盈利预期。为了表征并购双方所在国的经济一体化程度，本文分别选用各国FD（I对外直接投资）流入存量占世界FDI流入存量的比重和出口总量占GDP的比重这两个指标来进行表征。假设2：经济一体化程度影响银行跨国并购的发生。母国和东道国经济往来越频繁，银行跨国并购发生的频率越高。

3.经济运行风险如果一国发生战争、政变、经济危机等事件，将导致政局动荡、经济衰退，企业运营得不到有效保障，这会导致企业对经济增长的预期下降，对自身发展空间的估计趋于审慎和悲观，企业对资源的投入将极大降低，并出于风险规避的考虑，进行资产转移或资金外逃，从而进一步导致该国企业倒闭和经济衰退。除此之外，一些消极经济政策也会提高外资进入的成本和风险，比如目标国政策规定不鼓励对外经济交往，或者对外资银行进入方式、持股比例、业务范围、区位选择等进行了限制，或者经济政策缺乏一贯性，或者民族保护意识过强，也都会形成进入壁垒，阻碍银行间的并购。为表征这些综合性风险因素，本文选用UNCTAD（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对国家综合风险评级指数进行衡量。该指标介于0～100之间，数值越高，则表示国家综合风险越低；反之则国家综合风险越高。假设3：国家风险影响银行跨国并购的发生。一国政治经济越稳定，银行跨国并购发生越频繁；反之，银行跨国并购将很少发生。

（二）银行产业环境影响因素

银行作为金融中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实体经济部门的支持非常巨大。因此，银行的产业环境，包括银行的产业发达水平、产业结构和金融稳定程度，常常受到并购银行决策者的高度关注。

1.产业发达程度

由于发展起点与发展进程各不相同，各国金融产业的发展水平也必然存在差异。正是这个差异，决定了银行产业的比较优势和发展战略。银行产业发达的国家，通常拥有规模相对较大的银行，而且银行服务相对比较完善，金融产品也比较丰富和先进；当然这也意味着银行业中巨人林立，国内的竞争比较激烈。在生存和发展的压力下，国际化必然成为其中一些具有实力的银行的战略选择：一方面，国际化可以开拓新的市场以缓解因国内激烈的竞争而摊薄的收益；另一方面，国际化也具有信号效应，证明该银行实力雄厚，比较优势明显。为表征银行产业发展状况，本文将使用三个指标予以描述：银行资产占GDP的比重以及银行总体数量，这两个指标分别从资产份额和机构数量角度表征银行业在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每10万人拥有银行的数量，用以表征银行密度，反映了该国银行服务提供的完善程度。假设4：银行产业发达程度影响银行跨国并购的发生。银行产业发达的国家往往是银行跨国并购的来源国。而且，银行产业竞争程度影响银行跨国并购的发生。银行产业竞争程度越高，银行越倾向于进行跨国并购。

2.产业结构

产业的集中度反映了银行业的竞争程度。产业集中度越高，说明国内银行业可能为几个巨型银行所垄断，银行的市场份额主要为这几个银行所瓜分；而如果产业集中度越低，则说明银行之间的市场份额差距不大，这往往意味着银行业的竞争比较激烈，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往往会通过境外扩张寻求新的市场。而外资银行的进入，给东道国的经济带来了巨大影响。如果外资银行比例较大，通常表明该国金融比较开放，经济比较发达，经营环境比较优越，制度比较完善，这往往会带动更多的外资银行进入；而如果外资银行比例较小，则说明该国对金融开放比较谨慎，但同时也意味着未来预期的发展空间较大，这往往对一些实力超群、国际化经验丰富的大银行吸引力较强。对于银行产业结构，本文用两个指标予以衡量：银行产业集中度和外资控股银行资产比重。其中银行产业集中度为该国最大的5家银行所占的总存款的比率，外资控股银行资产比重指外资股份占50％以上的银行的资产比重。假设5：银行产业结构影响银行跨国并购的发生。银行产业集中度越低、外资银行比例越高，银行跨国并购发生的频率越高。

3.金融稳定

银行业能否稳定经营，将影响社会经济能否健康运行。因此，保持金融稳定，是各国政府经济工作的重点。稳定的金融环境，有助于本国银行稳步开展各项业务，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增强“走出去”的实力和意愿；同时也可以吸引更多的外资银行进入，进一步完善本国金融制度的建设，优化金融结构，促进金融深化，建立成为区域性金融中心。相反，如果该国金融不稳定，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较大，则其国内银行资本结构也很可能处于不合理水平，境外扩张的意愿必将极大降低；而外资银行则会“用脚投票”，选择部分撤离或者完全撤离该国市场，这将进一步降低该国金融稳定程度。可见，金融稳定对一国的金融发展和金融深化非常重要。为了度量金融稳定状况，本文使用惠誉评级公司的银行系统指数（BSI）和宏观审慎指数（MPI）两个指标。银行系统指数是衡量银行系统内在风险，指标分为1～5共5个等级，1为高质量，5为低质量。宏观审慎指数强调潜在系统压力造成的脆弱性，这个压力往往发生在由于资产价格泡沫或货币升值造成的快速信贷增长时期之后，而这个时期能导致直接的危机。指标从1～3共分为3个等级，1为低脆弱性，3为高脆弱性。假设6：金融稳定状况影响银行跨国并购的发生。金融稳定国家的银行，往往是银行跨国并购行为的实施者；而金融不稳定的国家，银行跨国并购发生的频率较低。

（三）制度环境影响因素

任何经济实体要取得较高的经营效率和运行绩效，都需要一个完备的制度体系作保障和支撑。良好的商业环境和制度框架，能有效激发企业经营的潜能并提升经营绩效，促进企业的经营实力的增强和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从而进一步促进银行机构的良性发展，保障金融体系的平稳运行。同时，随着近年来对金融危机和银行风险认识的不断深入，加强银行监管的重要性已成为国际上的共识，各国监管当局都在积极致力于建立更加合理完善的监管制度。不管是商业制度建设，还是银行监管制度完善，其目的都是在创造一种稳定、和谐、有序的社会和经济秩序，而这种秩序有利于人们之间以及经营主体之间的往来，有利于构建一个诚信为本、竞争有序、和谐统一的市场环境。制度健全的国家往往将对外资银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而与此同时，在良好的制度下也容易形成公平的竞争平台，培养出具有国际化实力的大银行。对于制度环境，本文分成两个方面进行衡量：一是商业制度保障，使用法律结构和财产权的保障进行表征，该指标介于0～10间的数值，而且数值越高，表示商业制度越完善。二是银行行为的监管，我们使用两个指标：银行多元化经营限制指数和是否有显性存款保险制度。银行多元化经营限制指数在1～4之间变动，1说明限制最少，4说明限制最多，该指标表征了政府对银行业务多元化的限制程度。指标是否有显性存款保险制度，本文将其设定为虚拟变量，1表示该国有显性的存款保险制度，0表示没有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假设7：制度健全程度影响银行跨国并购的发生。制度越健全、管制越少的国家，银行跨国并购发生的频率越高。

三、实证结果的解释

为验证上述假设，本文选择了Thomson数据库记载的从1980—2001年间发生的2300多起银行跨国并购为被解释变量样本，该样本涉及132个国家和地区，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完备性。同时本文选取了三大类共15个指标作为因变量进行模型甄选，（如表2所示）这些指标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实证采用方法为截面数据的OLS分析，本文先考察单类环境变量对并购双方的影响，然后综合考察三类环境变量对并购双方的共同影响。从实证结果来看，影响因素指标作用力显著，模型的解释力较强，并获得了许多富有启发意义的结论。由于银行跨国并购是个双向过程，既涉及母国的经济状况和母国银行的经营状况，又涉及东道国的经济发展以及银行产业的发达程度。为此，下面我们将银行跨国并购分为并购方和被并购方两个维度，分别考察经济环境因素、产业环境因素和制度环境因素对银行跨国并购参与方的影响程度。（一）并购方维度的实证结果及相关解释将经济环境变量、银行产业变量和制度变量分别与并购方数量进行多元回归，我们发现甄选的变量基本都比较显著，并通过了相关检验，而且R2都比较高，说明模型拟合程度较高，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如表3所示）。

1.经济环境变量

从实证结果来看，我们遴选的变量对跨国并购的并购方具有显著影响。GDP年均增长率与并购数量呈反向变化，这说明跨国并购实施方的经济增长率越低，则并购数量越多。这主要是由于银行跨国并购的主要实施国是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普遍经济总量较大、经济增长率均值较低，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时期。因此，该反向关系客观上反映了银行跨国并购是发达国家主导的事实。同样，人均GDP与并购数量呈正向变化，说明了人均收入越高，对应的跨国并购的数量越多。这也反映了高收入国家是银行跨国并购主导国的事实。从经济一体化对银行跨国并购的影响上来看，FDI和出口都对并购数量有显著影响。其中FDI与并购数量正向变化，说明FDI越大，并购数量越多，这说明并购方国家经济越开放，银行部门的国际化动机越强烈。出口占GDP的比重与并购数量呈反向变化，究其原因，从样本中我们看到，发达国家的出口占GDP的比重普遍较低，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比重较高，因此该反向关系也反映了银行跨国并购是发达国家主导的事实。从经济运营风险对银行跨国并购的影响来看，国家综合风险与并购数量正向变化。从前面我们对国家综合风险指标的定义可知，该指标越高，说明国家整体状况良好，风险越低。因此，该指标反映了一国整体风险评价对并购有显著影响，只有经济稳定、安居乐业、投资前景较高的国家，才能推动更多的跨国并购发生。结论1：经济环境对银行跨国并购具有显著影响，而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经济规模越大、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经济运营风险越小的国家，其银行对外并购越多。

2.银行产业变量

从实证结果看，银行产业状况与并购数量密切相关。其中，每10万人拥有的银行数量与并购数量呈反向变化，这说明银行密度越小，银行并购数量越多。而银行总数则与并购数量呈正向变化，说明银行数量越多，银行的对外并购越多。表面上看，这两个指标有些矛盾，但是从样本中我们看到，发达国家的银行密度普遍较低，而银行绝对数量又相对较大，这又再次佐证发达国家是银行跨国并购的主导国。银行产业结构对并购数量也有显著影响。银行产业集中度与并购数量呈反向变化，说明集中度越低，并购数量越多，而集中度越高，并购数量越少。发达国家的银行产业集中度普遍较低，因此，该指标的系数为负。金融风险对银行的跨国并购也有一定影响。我们知道，BSI表示银行的内在风险，而且该指标越小，说明银行风险越小。而从实证结果来看，BSI与并购数量呈反向变化，说明BSI越小，并购数量越多，这与我们的判断相一致。结论2：银行产业环境对银行的跨国并购具有显著影响，而且银行产业越发达、银行产业集中度越低、金融风险越小的国家，其银行对外并购越多。

3.制度变量

从实证结果来看，其中表征法律结构和财产权保障的指标和表征存款保险制度的指标都与并购数量呈正相关，说明对财产权的法律保障越完善，以及存款保险制度越健全，对外跨国数量越多。而表征银行多元化经营限制的指标与并购数量呈反向变化，说明对银行多元化经营的限制越少，并购数量越多。这些指标都反映了制度对银行经营行为监管和配套的完善程度，说明制度越完善，对银行经营的管制越少，则银行越有可能参与跨国并购。结论3：无论是商业制度还是银行管制制度都对银行跨国并购具有显著影响，而且商业制度越完善、对银行经营的管制越少的国家，其银行对外并购越多。

4.决定性综合因素

从实证结果来看，我们遴选的三类环境变量对跨国并购都具有显著影响，并且都分别验证了我们提出的理论假设。但是如果我们将三类环境变量放在一起综合考察对跨国并购的影响，发现之前具有显著影响的多数指标却由于未能通过检验而被剔除出去，这充分说明单方面考察宏观环境对跨国并购的影响，往往会夸大影响因素的作用力。经过筛选，只有五个指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分别是人均GDP、FDI规模、银行密度、银行产业集中度和银行多元化经营限制。而且人均GDP、FDI规模与并购数量呈正向关系，而银行密度、银行产业集中度和银行多元化经营限制与并购数量呈反向关系，这与前面的实证结果相一致。结论4：经济规模、FDI规模、银行密度、银行集中度和银行多元化经营限制等五项指标是影响银行跨国并购的并购方的决定性综合因素群。而且经济规模越大、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银行密度越小、银行产业集中度越低、对银行经营的管制越少的国家，其银行对外并购越多。

（二）被并购方维度的实证结果及相关解释

1.经济环境变量

从实证结果来看（如表4），除人均GDP指标由于未能通过检验而被剔除出去外，GDP年均增长率、FDI、出口占GDP的比重以及国家综合风险等指标都显著影响跨国并购。而且GDP年均增长率和出口占GDP的比重这两个指标与跨国并购数量呈反向关系，这说明跨国并购目标国的经济增长率和出口占GDP的比重越低，则并购数量越多。与并购方的实证结论类似，该反向关系客观上也反映了银行跨国并购是发达国家主导的事实。FDI和国家综合风险这两个指标则与跨国并购数量呈正向关系，说明FDI流入量越大，国家综合风险越低，则跨国并购数量越多。结论5：经济环境对银行跨国并购的被并购方具有显著影响，而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经济运营风险越小的国家，越有可能成为跨国并购中目标银行所在国。

2.银行产业变量

从实证结果看，我们遴选的表征银行产业环境指标都与被并购数量密切相关。与并购方的实证结论类似，每10万人拥有的银行数量、银行产业集中度和BSI与控股并购数量呈反向变化，说明银行密度和产业集中度越低，BSI越小，则银行被并购数量越多。而银行总数和外资控股银行的比例则与并购数量呈正向变化，说明银行数量越多，外资控股银行比例越高，则银行被并购数量越多。但是与并购方实证结论相比，表征金融脆弱性的指标MPI在这里十分显著，且与被并购数量呈正向变化，说明MPI越大，被并购数量越多。我们知道，MPI越大，说明金融系统的内在脆弱程度越大。从样本中可以看到，发展中国家的MPI指数普遍较高，而发展中国家也是跨国并购的主要发生地，特别是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外资银行进入力度不断加大，故该指标显著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兴市场国家日益开放的银行业对发达国家的吸引力。结论6：银行产业环境对银行跨国并购的被并购方具有显著影响，而且银行产业越发达、银行产业集中度越低、金融风险越小的国家，以及金融系统内在脆弱程度越大的国家，越有可能成为跨国并购中目标银行所在国。

3.制度变量

从实证结果来看，无论是商业制度还是银行制度都对银行跨国并购的并购方数量具有显著影响。其中表征法律结构和财产权保障的指标和表征存款保险制度的指标都与并购数量呈正相关，说明对财产权的法律保障越完善，以及存款保险制度越健全，并购数量越多。但是银行经营多元化限制指标并不显著，这说明对银行综合化经营的限制并不是影响银行跨国并购的主要因素。结论7：无论是商业制度还是银行管制制度都对银行跨国并购具有显著影响，而且商业制度比较完善、具有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越有可能成为跨国并购中目标银行所在国。

4.决定性综合因素

通过对三类环境变量进行整体回归，我们发现7个指标综合影响银行的跨国并购，分别是经济一体化程度、国家综合风险、银行密度、银行集中度、金融脆弱性、外资控股银行比例等指标；而经济增长和经济规模、商业保障制度和银行管制制度等指标均不显著。这说明经济发展程度和制度完善程度并不是影响银行跨国并购的决定性因素，跨国并购的目标银行的选择主要与经济一体化程度和银行产业的发展情况有关。结论8：经济一体化、国家风险、银行密度、银行产业集中度、金融脆弱性、银行市场结构等因素，是影响银行跨国并购中被并购方的决定性因素群。这些决定性因素反映了跨国并购中目标银行的选择主要考虑的是东道国经济一体化程度和银行产业的发展情况，而与东道国经济发展程度和制度完善程度无关。

四、总结和启示

通过利用20多年间132个国家和地区发生的2300多起银行跨国并购案例，本文对影响银行跨国并购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我们发现经济环境、产业环境和制度环境，无论对银行跨国并购中的并购方还是被购方都具有显著影响，这充分证实了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值得一提的是，在综合考察三类环境变量对并购双方的共同影响时，多数在单类环境考察中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被剔除出去，这有力证明了我们的推断：环境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具有多元性和综合性，如果仅仅考量一个或几个单方面的变量，得出的结论往往可能夸大了该因素对跨国并购的影响程度；而只有综合考察多元环境的共同作用力，才能真正挖掘出主导性的影响因素，得出相对比较客观的结论。同时，实证结果还显示，母国的经济规模、银行产业发达程度、银行制度完善程度，以及母国与东道国经济一体化程度，是影响银行跨国并购的并购方的决定性综合因素。而影响银行跨国并购中目标银行的决定性综合因素则有所不同，其更多考虑的是东道国与母国经济一体化程度以及东道国银行产业的发展情况，而与东道国经济发展程度和制度完善程度无关。当前，中资银行海外扩张的步伐正在不断加快。《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一五”规划》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中资金融机构“走出去”开展国际竞争。随着我国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取得阶段性进展，现代化公司治理结构基本建成，资本实力得到加强，经营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为进一步发展境外机构和业务、进一步“走出去”提供了有利条件。在监管部门的鼓励以及国内企业境外扩张所衍生出巨大的跨境金融服务需求下，通过跨国并购方式“走出去”，已经成为许多中资银行的战略目标和实际行动。应该看到，国际金融市场的兼并重组在带来机遇的同时，其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给中资银行带来了挑战。

目前，人民币升值以及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外国一些金融机构的市盈率降到了一个非常理想的程度，给中资银行带来了通过跨国并购进行海外拓展的良好机遇。但国际金融市场高度的波动性、联动性要求海外投资经验并不丰富的中资银行必须通盘考虑各种风险，不能不计代价，盲目投资，否则“一招不慎，满盘皆输”。因此，参与跨国并购的中资银行要高度关注母国和东道国的经济环境、产业环境和制度环境，特别是影响跨国并购的决定性因素，做到心中有数，运筹帷幄，如此才能有效提高跨国并购的成功率，确保我国“银行航母”在金融海洋的成功航行。